金代民族文化关系与金诗的特殊风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风貌论文,关系论文,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诗学研究中，金诗的地位一向是不太为人所注重的。它有着与宋诗各异的风貌，它的发展之所以形成这种“独特轨迹”，其深层原因是什么？本文试图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北方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汉文化的互渗，是产生金诗风貌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文化心理的形成，又是受政治、经济、环境等多方面条件制约的。女真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北方汉族士人文化心理的互相渗透，直接影响着诗歌创作的风格。
一、互渗与排拒：从民族文化的辩证运动看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
笔者认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学“风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从该时代、该社会的文化心理中找到它的存在与生长的依据的。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以种族、环境、时代为决定艺术品的根本原因，并把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看作一种精神的“气候”，成为艺术品的基本条件，其实，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说到底，要内化到文化心理之中。
像辽金这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很有一点特殊性。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这个民族固有的文化心理、思想意识系统，必然要在社会文化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但如契丹、女真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与高度发达的汉文化相比，其落后与原始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些少数民族对于当时先进的汉族文化都非常羡慕，很快地加以接受，因此，使本民族社会很快由奴隶社会跃迁到封建社会。在辽金这样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本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民族文化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凝结物，不是一个封闭性系统，而是一个开放性系统。但历史性地来看民族文化，是一个动态性流程。一方面，它有着该民族文化之所以为该文化的自身传承性，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不间断的变革性。民族文化传统从来都是历史性的流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又力求保有它的自身基质。这种流迁，其总体趋势，是对先进的文化元素的吸收、融合，对固有的、较为落后的文化元素的否定、扬弃。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传统自身的不断运动，才使之不停地更新“血液”，从低级形态进到高级形态。
从共时性来看民族文化，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形态，总是处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汇之中。那么，两种彼此交汇、碰撞的文化形态之间的输入与接受，是不是等位的呢？这与相关的两种文化的层位密切联系。如果二者的层位相等或相近，那么，彼此间的交流可能是等位的，此一文化对彼一文化的吸收，大抵是局部的，某一种或几种文化元素，因另一文化系统相对缺乏这些元素而“流入”；如果两种文化层位高下悬殊，“落差”很大，则一般呈现为“水往低处流”态势。先进的文化形态较为全面、迅速地渗透进相对落后的文化形态。在金代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中，鲜明地呈现出这种态势。汉文化作为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在当时的确是处在世界各民族前列的，而女真文化在其尚未大量吸收汉文化元素之前，基本上是处于原始文化形态。一旦历史为女真民族提供了全面接受汉文化的契机，汉文化的诸多元素，便十分迅速地“流入”女真文化的土层之中。高层文化对于低层文化的这种贯注力在这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民族文化关系在彼此的吸收、融合的同时，还有着一种易于为研究者所忽略的逆反倾向，就是在某些文化元素上的彼此排拒。作为一个大系统的特定的民族文化，有着此一系统特有的结构、功能与系统质，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更受到这些因素的选择。在外来文化大量涌入、以至于使原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受到被覆盖的威胁时，它必然会在某些文化元素上，起而排拒外来文化的大量渗透，以维护该文化的基本特质，使之不至于失却自己的本来面目。一种民族文化对于其他民族文化元素的吸收决非无条件的，而必然有一个度的限制，即是：一方面最大程度地提高本民族的文化层位，另一方面，必须维护、保有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民族文化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超越了度的限定，必然会受到自本民族文化传统内部的抵制与排拒。如果客观形势不能，也就是说无力排拒大量外来文化元素的饱合渗透，该民族文化的民族特征就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在能够自行调节、控制文化内部机制的前提条件下，民族文化正是以这种既融合又排拒的动态过程不断演进的。一方面，不断地充填进来自其他民族文化系统的富有生命力的新的文化因子，淘汰那些不能适应时代需求的衰朽文化因子；另一方面，则又努力维护某些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因子，以保持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求变——吸收外来文化；固本——维系民族特征，这两种倾向所形成的张力，可以从金代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印证。
二、金源文化诸元素对汉文化的接受
金王朝建立以前，女真人（包括其前身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先以氏族部落的形式存在，到献祖绥可时期发展为部落制，至金太祖阿骨打时期，方始统一了女真部族，有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主要的，是具有了作为一个民族凝聚力的共同心理素质，形成了民族共同体。金王朝的创立，是离不开这样一个坚实基础的。
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行程中，女真文化的发展演进是极为缓慢的，与汉民族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相比，是颇为原始的。灭辽侵宋，入据中原，是女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肇始，也是女真文化全面吸收汉文化元素的开端。在军事上，女真人成为不可一世的征服者，而在文化上，他们非但没有强迫有高度文明的汉民族“俯就”较为原始的女真文化，反而心悦诚服地拜倒在汉文化脚下，有意识地、大量地吸收汉文化元素进入女真文化系统。在这样一个异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文化构成，迅速提高了民族文化的层位。从另一面讲，由于女真人大量濡染汉文化，逐渐趋向于文弱儒雅，愈来愈丧失了女真人原有的那种纯朴、勇悍的民族性格。女真统治者有鉴于此，不断采取措施，抵制与排拒某些汉文化元素，竭力保存女真原有的某些文化基础，以免使女真民族精神渐致澌泯。这两方面的动势离合纠葛，形成了金代社会文化的独特形态。
了解这样一个动态的文化演进过程，对我们认识金诗的特征是深有裨益的。这种动态过程的起点，当是女真民族的原始文化形态。
金王朝建立以前，女真人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有明显的原始性，如服饰与发饰，典型地显示出原始民族的特征。“金俗好衣白栎，发垂肩……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大金国志·男女冠服》）。“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别部”（《新唐书·北狄传》）。这与澳洲、非洲一些原始民族用狩猎得来和兽角、骨、牙等作为装饰人体之物，处于同等文化层位。
女真人的原始艺术也是很粗糙的，譬如音乐，大抵只是摹仿一些大自然的的音响：“其乐惟鼓笛，其歌惟鹧鸪曲，第高下如鹧鸪声而已”（《大金国志·初兴风土》）。女真舞蹈主要是直接摹仿战斗或狩猎的场面。隋文帝时，勿吉使者朝拜，就宴前为文帝起舞：“使者与其徒皆起舞，曲折有战斗容”（《北史·勿吉传》）。这种艺术是原始而粗糙的。
女真文字的创造，也是很晚的事情。在灭辽战争期间，尚无女真文字。史载：“太祖伐辽，是时未有文字”（《金史》卷八十四）。《大金国志》记载女真人没有文字时的情形：“与契丹言语不通，而无文字。赋敛科发射箭为号，事急者三射之。”不过是处在类似于“结绳纪事”的阶段。女真文字的创造，据载是太祖时期的完颜希尹完成的。“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用因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9)八月，命颁行之”（《金史》卷七十三）。可见直至十二世纪初叶，女真民族才有了自己的文字，而且是参照汉、契丹文的产物。
在未走上封建化道路之前，女真人君臣、君民之间，没有明确的尊卑观念，没有森严的等级秩序，也谈不到什么典章礼仪。宋人洪皓记述女真人质朴淳厚的君民关系：“胡俗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而食，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荠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吴乞买（太宗）称帝，亦循故态，今主（指熙宗）方革之”（《松漠纪闻》）。这种朴野随易、尊卑不分的君臣、君民关系，与女真文化的其他因素一致，都表现出作为原始文化形态的表征。这种文化形态距离封建文化尚远，而与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贫乏的物质生活相适应。
正因为女真文化处于较为原始的形态，才有较强的接受性。在诸多少数民族中，女真人接受汉文化的速度、幅度、深度，都是令人惊讶的。女真民族之所以很快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对汉文化的吸收与融合是其首要条件。
科举与教育。金代科举一开始便是参酌汉制、再结合本朝特点创设的，无论是科目设置还是考试内容，都充满了汉文化精神。金代科举设科，始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等科。大定十一年(1171)又创设了女真进士科。明昌初，又设宏词科。这些科目除女真进士外，都是仿效辽宋科举而设立的。而“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金史·选举志》）。“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金史·选举志》）。
金代科举的考试内容，与唐宋科举基本一致，都是汉文化中的经史典籍，词赋诗文，如正隆元年(1156)的科举考试，即“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金史·选举志》）。女真进士与其他科目的不同，仅在于是以女真大、小字应试，内容则无甚差异，仍是“五经三史”等汉文化中的经典。
女真统治者对于教育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了上下一体、遍及全国的教育网络。中央——府——州，都有官办学校，而且规定统一的教学内容，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完全是汉文化的经典，各级学校的规定教材——经学，《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则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传》用杜预注……这些的典籍的注疏本，都是经学中的权威之作。
典章礼乐。在女真民族的原始形态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典章礼乐。侵宋以后，女真统治者才从汉文化中汲取了许多典章礼乐，以建立、完备本朝制度。史载“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既而，即会宁建宗社，庶事草创，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金史·礼志》）。世宗则参的唐宋，制定本朝礼制，以理论形态固定下来。“世宗既兴，复收向所遇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至明昌初书成，凡四百余卷，名曰《金纂修杂录》”（《金史·乐志》）。从文献上看，金源礼制愈加繁缛，如郊祀、宗庙等都是如此，而其基本参照系是唐宋礼制。
乐制情形大致相同。女真在侵辽战争中获得了汉乐，为其所用，“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虚，契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新用宋乐。到章宗时代，开始注意参照唐宋乐制，从理记上规定本朝乐制：“明昌五年(1194)，诏用唐宋故事，讲议礼乐”（《金史·乐志》）。在音乐观念上，女真人接受了儒家“中和之美”的思想。章宗曾论乐道：“尝观宋人论乐，以为律主于人事，不当泯于其器，要之在于声和而已。”和求和谐，乃是汉文化系统中“中和”美学思想的濡染。
三、女真人为保有本民族精神对汉化倾向的排拒
女真人对于汉文化的吸收、融合是一种主导倾向，高有对大量汉文化元素的吸收、融合，女真的迅速封建化是不可设想的。但女真人的汉化带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后果，就是使这些勇武剽悍的的“猛安谋克”，逐渐变得文弱儒雅起来，女真人赖以起家的“法宝”——勇悍刚强的民族精神，正在逐步沦丧。女真统治者愈来愈看到，汉文化元素的大量涌进、渗透，在使女真民族文明起来的同时，给女真民族精神带来的威胁。因此，在吸收一些根本性文化元素，如政治制度、伦理思想、经史故典等的同时，对一些他们认为会侵蚀女真人纯朴的民族性格的元素不断地进行排拒。
在这方面，金世宗主张最力。他吸收汉文化是有甄别、有选择的，对于儒家政治思想、伦理观念等，他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力图使之成为女真民族的精神支柱，然而，他又一贯提倡保存和弘扬一些女真旧俗，视如家珍，而对与之对应的汉文化因素进行排拒。他认为：“女真旧风最为纯直，虽不如书，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来”。女真民族淳朴自然的旧风，不但不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背谬，反而十分契合，因此要加以弘扬，用这种“女真旧风”，来实践儒家的伦理思想。世宗还力图通过艺术途径，给“女真旧风”打“强心剂”。大定二十五年(1185)四月，在一次宗室宴会上，世宗感慨于多日未闻有人唱“本曲”（即本朝乐曲，指与外来乐曲相区别的女真乐曲），亲自歌之。“上曰：‘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上，听上自歌，其词道王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到‘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声，歌毕泣下”（《金史·乐志》）。世宗还屡次诏令女真人“毋得译为汉姓”，“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金史·世宗纪》）。以法律的形式抵御排拒这类汉文化元素的侵蚀，说明了当时女真人的汉化倾向之严重，同时也表明，在需要对某些汉文化元素进行排拒时，女真统治者是不遗余力的。
女真统治者十分珍视那种淳朴刚健的民族精神，唯恐失去这些东西，会使女真民族堕于萎靡。于是，一面吸收汉文化的深层元素，一面又力图保持女真淳朴刚健的旧俗，意在得二者之长而兼之，使女真民族既如以往的勇武骠悍，又如汉人的高度文明，尤其是仁义忠孝的伦理观念，君君臣臣的封建秩序，繁礼缛节的宫廷排场……他们是必欲得之的。实际上，这种“鱼与熊掌得兼”的想法，只是一种理想化而已。
金代社会文化的这种动态演进，对于金代诗词的发展以及具有独特的风貌，有着深刻的作用。由这种社会文化的动态结构，我们可以进窥女真作家与汉族士人的文化心理，从而体察金代诗词之不同唐宋诗词的特征。
四、金诗的民族文化交融特征
金诗从风格上说是很复杂的，有宇文虚中那样哀怨深曲，也有蔡珪的《野鹰来》的那种雄健奇矫，有完颜亮《书壁述怀》那样的粗戾雄豪，也有金章宗《宫中绝句》的富艳妩媚，有赵秉文的工稳细致，更有元好问那样的雄浑苍莽……金代诗词的面目决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风格各异，构成了一曲多声部的交响乐。然而，很多情形又似乎可以得到文化心理的解释。
在未接受汉文化之前，女真人只能算是处于“前文学”状态，除了没有见诸于文字记载（因为在建国前女真人压根就没有文字）的民间歌谣（想必是有的，但无证据），再就谈不上文学创作了。而在金源立国以后，金代文学成熟很得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间的原因是很值得琢磨的。
首先，“借才异代”，奠定了很高的起点。由辽、宋入金的文人，不乏在诗词创作上卓有成就者。如宇文虚中，在宋朝就是著名诗人，诗的技巧是相当圆熟的。吴激在词史上是很有地位的，颇得许多词论家的称许。他们的创作，都已经具备自己的独特风格，由他们来开创金代文学，一开始便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楷模。
其次，金继辽世，在以北方少数民族作为统治核心而建立北方政权这一点上，金、辽是共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金是在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辽朝，契丹贵族对于汉士颇为尊重，言听计从。同时，也吸收了许多汉文化元素来发展契丹社会的文化形态。在这方面，契丹统治才积累了不少经验。辽代文学，是尚未得以充分发展、成熟的一代文学，打个比方，如同一个植物没有很好地长开。但是，它至少提供了北方游猎民族以汉文学的语言形式进行创作的范本，为金代诗词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金初作家，又颇有一些由辽入金的汉族文士，金代文学可以说正是在辽代文学的“肩膀”上登上更高的峰峦的。
与此密切相联的是，金代文学所取得的灿烂成就，与作为统治核心的女真贵族汉文化深度甚有关系。契丹贵族任用汉士，接受汉文化元素，更多的是在于制度文化方面，如耶律阿保机尊崇汉士韩延徽，用韩的方略来安置汉俘。“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国志》卷十八）。“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辽史》本传）。契丹贵族统一了北中国，但作为游猎民族，如何统治新征服的、有较高文明的汉人区域，他们是缺少经验的，他们重用汉士侧重于建立一套逐步适应汉区生产关系的体制，是首当其冲的。继辽而兴的女真贵族，在这方面有许多现成经验、模式可供参考，因此，他们对汉文化的兴趣，在于更深一层的精神文化方面，更多地是欣羡于汉文化中琴棋书画、诗酒吟咏这一套儒雅风流。本来最能体现女真人勇武精神的“猛安谋克”（本来指女真特有的军事组织，也指那些世袭武职的“猛安谋克”户）却很快地丧失了勇武本色，沉溺于儒雅的追求。许多世袭武职的猛安谋克，竟然宁可抛掉这种本来是非常荣耀的头衔，竟相参加进士考试，弃武从之，可见当日女真社会价值观念转换之一斑。章宗朝元老宿臣徒单克宁于此颇为忧虑，他说：“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艺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金史·徒单克宁传》）。这些女真贵族以与汉族文士交游为时髦，为高雅。“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归潜志》卷六）。再看著名的女真人诗人密国公完颜
，南渡以后，“家居止以讲诵，吟咏为乐，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一室萧然，琴书满案，诸子环侍无俗谈，可谓贤公子矣。乃出其所藏书画数十轴，皆世间罕见者”（《归潜志》卷一）。俨然一个隐居辋川的王摩诘，代表了女真人文化心里变迁的一个取向。“猛安谋克”们以诗酒唱和、琴棋书画为风流，说明了女真人对文化的兴趣侧重在精神文化上，这势必刺激文学创作走向更细腻的抒情，更多的文化意味，更具有审美价值。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作为以勇悍起家的游猎民族，其民族文化心理是淳朴而粗犷的。《金志》中说女真人“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辛。”《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女真：“其人戆仆勇鸷，不能辨生死；女真每出战，皆被以重铠，令前驱，名曰硬军。种类虽近，居处绵远，不相统属，自相残杀，各争雄长。”在灭辽战争中，女真人充分表现出勇鸷猛悍的民族性格，在以女真人为核心的金代社会里，这种文化心理对于全社会无疑是有广泛的渗透力的。
金代诗坛作家的构成，一部分是女真族诗人，大部分是汉族士人，还有一些属于其他少数民族。最主要的是前两种人，女真人粗犷淳朴的文化心理，在创作上是不能不有所映现的。如海陵王完颜亮那些雄杰犷悍的诗作，就很鲜明地映现出女真贵族的心态。
汉族诗人多出北方，他们的创作大都有着北方文化特征，多有慷慨豪荡之气，南北文化的差异，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地域风格中表现得颇为突出。“铁马秋风寒北，杏花春雨江南”这副名联，正可作为南北文化差异的形象写照。“江左宫商发越，贵于轻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这种概括，久已为南北朝乐府歌诗等文学现象所一再证实，为文学史界所认同。在金代诗坛上，如李纯甫、雷希颜、李汾、李经等一批北方士人，尤能代表北方士大夫的豪爽性格，他们的诗风大都奇崛豪肆，雄放不羁。
女真贵族与汉族士大夫的广泛交往（已如上述），对于金代文学产生了很是微妙的影响。这些女真贵族，大都是金戈铁马、勇悍雄鸷的“猛安谋克”，很多人都是勇猛的战将，如完颜陈和尚、完颜斜烈，都以“忠义勇敢著名”（《归潜志》卷六），夹谷德固“勇悍在军中有声”（《归潜志》卷六）。这些人却又偏偏喜欢与士大夫交游，在幕府中罗致文士。由于这些“猛安谋克”对于汉文化的好尚，形成了汉族士人对女真军事贵族依附的情形。由此产生了双向的效应。一方面，女真人诗文创作必然对文化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女真贵族是幕主，依附于他们的汉士是幕僚，其诗文投合女真贵族的口味，尽量将诗写得骨力健劲，具有朴野之风，乃是很自然的事情。
本文论述了金代女真文化与汉文化彼此融合、互渗，同时也彼此排拒的动态演进的过程，以此说明金代文学所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女真人以一个原始性的游猎民族夺取了中原，大量吸收了汉文化元素，尤其是濡染于艺文。正如清人赵翼论金史所说：“惟帝王宗亲，皆与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气，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廿二史札记》卷二八）。女真民族原有的那种勇悍豪迈的民族性格与中原文化的融合，遂形成了金代诗词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