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条约》前后登嘉楼与暹罗和英国关系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暹罗论文,曼谷论文,英国论文,条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2-0003-06 “区域文明理论”是一种现代新兴的理论，它重视区域内不同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体现区域语境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关联性、整体性、独立性，并以此来显示区域文明自身的生命力。区域文明的整体变迁将以友善或野蛮的方式来实现，并以旧的平衡的打破与新的平衡的建立来提升区域文明的历史与时代的性质。15世纪以后，中国南海的区域文明的变化除了有封建时代对外政策上的缺陷，同时它还要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野蛮入侵。这一野蛮的入侵在殖民主义时代与后殖民时代给中国人民带来双重灾难。由于殖民主义者的入侵的主体、方式和程度复杂多样，因此从不同视角和不同学科的跨界研究是研究并解决中国南海问题的有效途径。同时，中国强大的国力尤其是军事与外交力量，以及公正安全的国际环境，是学术研究支撑并维护和捍卫中国海权的可靠保证。(于文杰) 登嘉楼(旧译丁加奴)是位于马来半岛东岸的一个州属，95%以上的人口都是马来族，目前该州的经济是以农业、渔业和石油为主。中国古书上也有关于登嘉楼的记载。根据马来历史的记载，第一位苏丹是柔佛王朝的后裔，名为苏丹马末(Sultan Mahmud)。19世纪以来，登嘉楼一直与暹罗保持良好的关系。在1909年英国与暹罗签订了《曼谷条约》后，登嘉楼从暹罗的藩属转为英国的保护州。本文主要探讨《曼谷条约》前登嘉楼与英国、暹罗的关系。 一、金银花：登嘉楼与暹罗藩属关系的象征 随着暹罗在马来半岛的影响力增强，暹罗要求半岛上的马来王国每三年进贡一次金银花(Bunga mas dan perak)给暹罗，以宣示臣属与效忠。金银花或称金花，是由两株小树组成，以黄金、白银精心雕刻而成，高约1米，树四周伴以昂贵的礼物、武器、布匹，以及为大城府①统治者和洛坤②总督准备的奴隶，他们负责护送贡物去泰国首都。在19世纪一个金银花的总价值相当于1000西班牙比索。③ 根据史料记载，登嘉楼第一次进贡金银花给暹罗是在1781年，当时的统治者苏丹曼苏沙一世(Sultan Mansur Syah I)于1761年帮助暹罗打败洛坤，暹罗也将从洛坤掠夺的战利品赠给登嘉楼。而苏丹曼苏则听取印度商人纳斯鲁丁(Nasrudin)的意见，赠送金花给暹罗国王作为回礼。从这时开始，登嘉楼每三年赠送一次金银花给暹罗，一直到1909年才停止赠送，期间也有停止赠送，但是登嘉楼苏丹一直不愿意承认是暹罗的藩属国。 但暹罗统治者认为，只要马来半岛上的王国把金银花进贡到曼谷来，就表示向暹罗称臣，因此暹罗王国认为登嘉楼是他的藩属国。另外，暹罗王国的朝代更替也有可能造成了登嘉楼与暹罗的误会。1761年登嘉楼帮助暹罗时，当时暹罗是阿育陀耶王朝。1767年，阿育陀耶王国被缅甸的贡榜王国消灭，随后泰国华人郑信在吞武里建立了吞武里王国，并击退了贡榜王国，统一了暹罗。但是，在1782年郑信的部下却克里将郑信杀掉，并在今天的曼谷建立了曼谷王国，从1761年到1782年期间暹罗更替了三个王朝。登嘉楼所赠送的金银花是1781年出发，次年才抵达曼谷，④因此金银花运送的过程中暹罗出现的朝代更替是登嘉楼苏丹没能预料到的事情，而刚刚篡位成功的却克里(即拉玛一世)也不明其中含义，把这当做是马来王国向暹罗效忠的象征。 1782年后，泰国人重申对马来半岛北部诸国拥有宗主权，令马来人感到难以忍受，因为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曾经享有相对自由的权利。⑤苏丹曼苏沙一世被拉玛一世要求到曼谷向其效忠，遭到苏丹的拒绝。不久，苏丹曼苏沙听说暹罗即将攻打登嘉楼，他即刻写信给刚在槟榔屿扎根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但该请求被英国人忽视，然而暹罗后来也没有攻打登嘉楼。⑥后来，苏丹曼苏沙于1791年在写给马六甲荷兰殖民政府的信中这么形容： 以前的泰国王满足于我进献的金银花，但现在的国王(即拉玛一世)只想让我破产。⑦ 即便苏丹曼苏沙有所怨言，但他和他的继承者还是每三年一次进献金银花给曼谷王国。而暹罗也把登嘉楼和北大年划入宋卡省的管辖范围内。 二、《伯尼条约》与英国的介入 曼谷王朝建立后，暹罗不断将其势力扩张到马来半岛北部。1819年，暹罗命令吉打州对霹雳州采取军事行动，将霹雳州变成暹罗的附庸。1821年暹罗在洛坤总督的控诉下，入侵吉打州。1824年拉玛三世上任后，准备在马来半岛上采取扩张主义政策，这引起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的关注。英国人认为，不能直接与暹罗发生冲突，但必须签订某种协议，将暹罗人的势力排除在马来半岛之外。 1825年，槟榔屿的军事秘书伯尼(Henry Burney)被派往曼谷协商，经过6个月漫长的谈判后，双方签下一项条约，即《伯尼条约》。其中，关于登嘉楼的一条内容如下：暹罗不阻止和干扰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的商业贸易。英国商人可以在这两州进行自由贸易，但不可入侵和干扰两州的行政。⑧有学者认为：“英国人将吉兰丹和登嘉楼置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地位。”⑨ 条约使英国人获得了在马来半岛进行贸易活动的保证。从暹罗的角度来看，条约承认了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都是暹罗的臣属国，它们承认其附庸的地位，每3年进献一次金银花。⑩北部马来诸邦国是重要的稻米产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曼谷新王朝不愿意让它们享有以往曾经拥有的自治权利。(11) 《伯尼条约》与后来的《曼谷条约》一样，都是英国与暹罗之间签订的条约，牵涉的土邦如霹雳、登嘉楼、吉兰丹、吉打的统治者并未参与其中。伯尼在签订之后，曾向登嘉楼苏丹表示，他曾提出马来土邦进贡金银花只是友谊的象征，但这看法不被暹罗政府所接受。(12) 三、巴金达·奥玛尔时期登嘉楼与英暹关系 《伯尼条约》签订以后，虽然暹罗在马来半岛北部诸国的权力被削弱，但暹罗并没有放松对它们的控制，这一行为使得马来人与暹罗人的鸿沟越来越深，加上暹罗于1821年对吉打的军事讨伐，反而提高了马来世界的向心力，使暹罗对马来诸国的控制越来越困难： 拉玛三世认为，泰国人和马来人在生活态度和方式上差别很大，就像水和油，“不可能合二为一”。(13) 1831年，流亡的吉打苏丹阿末二世(Sultan Ahmad Tajuddin Halim Shah Ⅱ)以圣战的名义发起了叛乱，将在吉打的暹罗官员驱逐出境。洛坤总督要求邻近的宋卡和北大年(14)出兵镇压，但遭到拒绝。其中北大年更趁机联合吉打再次造反，而作为马来王国以及伊斯兰教的一分子，吉兰丹和登嘉楼也参与了这次行动，两地统治者派军支援北大年的起义，保护从暹罗镇压时逃出来的难民。叛乱初期，暹罗派遣的四支军队都无法击退北大年。次年，暹罗投入更多军队，加上洛坤的加入，才平定北大年和吉打的叛乱。 同时，支持北大年叛乱的吉兰丹和登嘉楼遭到了暹罗的“秋后算账”。吉兰丹苏丹穆罕穆德一世因其北部受到了暹罗军队的威胁，只好支付大量赔款和交出逃跑的北大年统治者，以保住自己苏丹的地位。1837年，吉兰丹苏丹穆罕穆德一世去世后，吉兰丹因王位争夺而发生了内战。暹罗扶持了后来的苏丹穆罕穆德二世继位，以换取吉兰丹对暹罗的效忠。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登嘉楼。1839年，另一位王子巴金达·奥玛尔(Baginda Omar)在暹罗的支持下返回登嘉楼，并依靠一小支军队打败当时的统治者苏丹穆罕穆德(Sultan Muhammad Muazzam Shah I)，成功掌握了登嘉楼的政权。巴金达·奥玛尔是一位勤恳的统治者，才能卓越，自然不甘于臣属暹罗之下： 当他流露出反抗暹罗人的迹象时，有人告诉他曼谷非常乐意委派一名新苏丹，就像已被废黜的廖内岛苏丹马哈末(Sultan Mahmud)。巴金达·奥玛尔像其吉兰丹和吉打州的同胞一样马上就范，承认曼谷为其宗主，按照臣属国标准履行义务。(15) 在暹罗王蒙固(拉玛四世)和朱拉隆功(拉玛五世)统治期间，为了避免与马来王国发生冲突，只要马来人忠诚可靠并进贡金银花，当地局势稳定，暹罗就很少进行干预。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巴金达·奥玛尔抓住了机会，促进登嘉楼的贸易发展和建立良好有序的政府，所以暹罗人没有干预他的统治活动，以至于后来他错误地认为已经不需要向宗主国进献贡赋了。(16) 在巴金达·奥玛尔掌政时期，登嘉楼与暹英之间系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发生于1862年英国船舰炮击瓜拉登嘉楼(17)(Kuala Terengganu)事件。该事件始于彭亨州宰相阿里(Tun Ali)去世后，其两个儿子穆塔希(Tun Mutahir)和阿末(Wan Ahmad)争夺继承权，双方就各自寻求支持，穆塔希得到了柔佛天猛公依布拉欣(Temeggong Ibrahim)的支持，而阿末则得到了登嘉楼和吉兰丹的支持。另外，廖内岛的苏丹马哈末于1857年遭到荷兰人废黜后，依然声称继承了廖内—柔佛王国在东海岸的权利，他也与阿末保持良好关系。1861年，苏丹马哈末前往暹罗寻求援助后，就在暹罗的船舰护送下停留在登嘉楼，这时谣言满天，人们认为，暹罗要将巴金达·奥玛尔替换。随着英国驻曼谷的顾问官沙布尔(Sir.R.H.Schamburgh)写信给新加坡总督解释，暹罗国王护送苏丹马哈末到登嘉楼不是因为要将巴金达·奥玛尔替换，而是苏丹莫哈末的母亲居住在登嘉楼，她也被暹罗国王禁止参与和影响登嘉楼的统治。(18)据说当时巴金达·奥玛尔愿意让出王位给苏丹马哈末。(19) 基于担心暹罗势力的扩张，英国人对暹罗支持苏丹马哈末的行为相当恼火。英国人要求暹罗把苏丹马哈末带走，但暹罗国王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1862年11月，马斯伯申上校的船舰从新加坡到达瓜拉登嘉楼港口，要求马哈末即刻上船返回暹罗，但遭到他的回绝，因为他未曾获得暹罗国王的指示。(20)同时，新加坡总督卡文纳(Cavenagh)也要求登嘉楼撤回对阿末的支持。最终卡文纳由于在彭亨投资的新加坡商人的压力，决定支持穆塔希，下令从海上炮轰瓜拉登嘉楼以示警告。炮击导致20人丧生。(21)最终苏丹马哈末在巴金达·奥玛尔劝告下，离开了登嘉楼州。然而，这件事情也导致了卡文纳遭到英国政府的谴责，因为他的行动偏离英国政府的政策。 第二件事情则是巴金达·奥玛尔于1869年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去，并赠送了许多礼物给女王和威尔斯太子，希望登嘉楼能够臣属于英国而非暹罗。(22)这一举动令新任的新加坡总督哈里(Sir Harry Ord)感到惊讶，因为他原先也拒绝了巴金达·奥玛尔的要求。然而，伦敦的回信和回礼都直接转交到哈里的手中，但哈里没有转交给登嘉楼反而直接转交给暹罗。(23)这举动使得巴金达·奥玛尔和其人民相当不满：(24) 这些接触只得到伦敦冷淡的反应，因为英国政府不想令曼谷方面不悦。虽然没有什么正式声明，但伦敦早就承认登嘉楼是泰国人的一国属国。(25) 四、苏丹再纳·阿比丁三世时期登嘉楼与英暹关系 即便登嘉楼苏丹多么不愿意臣属于暹罗，他们也还是与暹罗维持着良好的关系。1875年巴金达·奥玛尔逝世后，他的继承者还是继续进献金银花给暹罗。 1882年，暹罗在登嘉楼苏丹再纳·阿比丁三世(Sultan Zainal Abidin III)的登基仪式上，派了一艘战舰代表暹罗国王朱拉隆功向他祝贺。次年，由于瓜拉登嘉楼市发生火灾，暹罗政府在经济上也给予了登嘉楼援助。(26) 1888年，朱拉隆功亲自率领一个代表团到访登嘉楼，希望证明马来北部诸国是暹罗的属国。这次的访问得到了苏丹再纳·阿比丁三世的热烈欢迎。(27)对此历史学者雪伯认为：“这次皇家的访问象征着登嘉楼外交政策的重要转变。”(28)两年后，朱拉隆功从新加坡乘船回到曼谷的途中，就停留在甘马挽(29)(Kemaman)外海，苏丹再纳·阿比丁三世与大臣商量后，决定乘船去迎接朱拉隆功，随后朱拉隆功也到首府瓜拉登嘉楼进行了访问。 1896年，苏丹再纳·阿比丁三世亲自率领由77人组成的访问团，乘坐一艘名为“木古”(Mukut)的船舰到曼谷。(30)同样，苏丹的到访也得到了朱拉隆功的热烈欢迎，并赠送了多样礼物给苏丹。1904年，朱拉隆功赠送柚木(Kayu Jati)予登嘉楼苏丹来协助他完成宫殿的建造。1909年，登嘉楼最后一次进献金银花给暹罗。 但自1871年起，英国人的势力开始渗透进马来半岛，先后将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州列入其保护国的范围，并在各土邦设立参政司(Resident)。1896年，英国人为了方便管理，将以上四个土邦联合起来成立了马来联邦。第一任马来联邦的总参政司瑞天咸(Sir Frank Swettenham)当时就认为，英国人应该把其势力扩张到马来半岛北部的土邦。 之后英国人与登嘉楼有过几次接触。1895年，彭亨州参政司休·克利福德(Hugh Clifford)带领军队进入登嘉楼境内，追击在彭亨发动起义的叛乱分子，但并没有太大的收获，主要是马来居民同情叛乱分子并将他们藏起来。(31)期间他见了苏丹，并且得到苏丹的同意下才在登嘉楼进行搜索。1898年11月，苏丹再纳·阿比丁三世亲自去新加坡拜访新加坡总督商谈其王国的事务。 英国当局意识到其他列强如德意志、法国、俄罗斯等国有意将其势力扩张到吉兰丹和登嘉楼等独立的土邦，加上英国商人达夫(Robert William Duff)有意在吉兰丹进行投资却遭到暹罗当局的阻挠时，英国觉得有必要将其影响力扩张到吉兰丹和登嘉楼。英国于1901年开始与暹罗进行长时间的谈判，最终于次年10月签署了一个条约，其中一条是吉兰丹和登嘉楼必须接受由曼谷任命的英国籍顾问官，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亲自前往将翻译为马来文的条约交给丹登两州的苏丹。 瑞天咸先到了吉兰丹，向吉兰丹苏丹解释了条约内容后，最终吉兰丹苏丹签下这份条约。但他到访登嘉楼希望登嘉楼苏丹签下这份条约时，却遭到登嘉楼苏丹的拒绝，(32)因为登嘉楼苏丹认为，该州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州，不需要任何外来的顾问官。而且他认为，登嘉楼并没有被邀请来谈判。(33)随后登嘉楼苏丹即刻派遣使者到曼谷向朱拉隆功传达了他的意思，告诉暹罗他已经拒绝了瑞天咸送来的条约，并希望暹罗和登嘉楼保持传统的关系，即每三年一次进贡金银花，同时他也向暹罗保证不会与其他国家的势力签订任何条约；作为回报，暹罗必须担保不会将登嘉楼交给第三方，并尊重统治者的选择和伊斯兰教。(34)不过这项讯息并没有得到暹罗方面积极的回应，但也不勉强登嘉楼签约，一直到1905年朱拉隆功再次到访登嘉楼时，才同意与登嘉楼维持传统的关系，而登嘉楼也同意以后对外问题会听取暹罗的劝告。(35) 1909年3月，英国和暹罗经过长时间在伦敦的谈判后，最终在曼谷签下了著名的《曼谷条约》。条约的第一条内容就是：“暹罗政府将一切在吉兰丹、登嘉楼、吉打、玻璃市和邻近岛屿的宗主权、保护权、行政权和控制权转交给英国政府。”(36)这份条约意味着暹罗放弃了马来北部诸国的宗主权，并开始由英国所拥有。 《曼谷条约》公布之后，登嘉楼苏丹于5月到新加坡去会见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安德森(Sir John Anderson)，来商谈登嘉楼的地位。商谈的过程中，苏丹坚决否认登嘉楼是暹罗的臣属国，而安德森也消极地回应。最终该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7月英国派了代理人康莱(W.L.Conlay)到登嘉楼来任职，但苏丹并没有接受。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谈判后，英国与登嘉楼苏丹在1910年4月签下了条约，登嘉楼接受英国所安排的代理人： 对苏丹而言，代理人和顾问官之间的区别在法律上相差很大，他警惕地守护着，作为其王国独立的一种保障，这也是他还保留着的为数不多的自由之一。(37) 在这之后登嘉楼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导致该州的消费开支过大。1914年，登嘉楼政府被迫从海峡殖民地申请贷款，英国代理人也抱怨权限太小了。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英国人搁置了他们在登嘉楼安插顾问官的举动。直到1919年，英国与登嘉楼双方再次签订条约，登嘉楼正式接受了英国安排的顾问官。 暹罗与登嘉楼对于双方关系有着不同的阐释和认知。暹罗一直都认为登嘉楼是他们的属国，而登嘉楼却认为双方只是普通的邦交关系，但双方一直都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一直到英国人的势力开始进入马来半岛后，随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传入，登嘉楼才意识到其主权地位受到了威胁。作为一个弱小的国家，登嘉楼一直都努力地维持本身的行政独立，但又不能破坏与英国和暹罗的关系，因此登嘉楼也不曾对主权的争议有着较为积极的努力。 从宗主权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得出西方学者和马来学者的观点的差异性。西方学者从英国和泰国资料去书写，从不怀疑登嘉楼就是暹罗的属国；然而，马来学者极力从本土材料反驳西方学者的说法。马来学者对泰国南部同胞的遭遇有所同情，加上暹罗在历史上对马来人所作所为，引起了马来学者在情感上不愿承认曾被泰国拥有主权的事实。 登嘉楼最终还是抵不过强权的摆布，终于在《曼谷条约》后被划入英国的控制范围。从短期来看，英国的控制要比暹罗更紧，以致登嘉楼统治者的权力越来越少，加上英国人不断的剥削，使到登嘉楼人民在1928年时发动起义，这促进了现代马来亚的成立。英国人于二战后，将半岛上其控制的土邦统一起来组成联邦。从人口结构来看，如果马来北部诸国没有划入英国人的势力范围，马来人的比例将不会像现在那样占优势，因此登嘉楼最终还是走进了英国人殖民主义统治的轨道。历史表明，一旦区域文明的整体性与区域性被打破，该区域的国家与人民也易遭受殖民主义的控制。 ①现今泰国中部的一个城市，也是当时暹罗的阿育陀耶王朝首府。 ②洛坤府的全称其实是那空是贪玛叻府(Changwat Nakhon Si Thammarat)，是泰国南部人口最多的府。自3世纪就在这里建国，后来经历了泰国各个朝代更替，素可泰王国、阿育跎耶王国、却克里王国。 ③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马来西亚史》，黄秋迪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④M.C.ff Sheppard,"A Short History of Trengganu",J.M.B.R.A.S.Vol.22,Pt3,1949,p.19. ⑤⑦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马来西亚史》，黄秋迪译，第138页。 ⑥Abdullah Zakaria Ghazali,"Bunga Emas:Suatu Tunjauan Dalam Hubungan Terengganu-Siam",Malaysia in History,Vol 21,No.1,Jun 1978. ⑧Shafee bin Saad,"Penjanjun Burney 1826:Satu Pemerhatian Umum",Kertas 4,Akrib Negara Malaysia,Majlis Wacana Warisan:100Tahun Pejanjian Bangkok 1909,Kuala Lumpur:Auditorium Arkib Negara Malaysia,2009. ⑨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马来西亚史》，黄秋迪译，第140页。 ⑩(11)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马来西亚史》，黄秋迪译，第141页。 (12)Dato' Setia Jasa,Sejarah Darul Iman Hingga 1361H=1942,Kuala Terengganu: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Terengganu,1992,p.154. (13)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马来西亚史》，黄秋迪译，第141页。 (14)北大年是15—18世纪马来半岛一个古国。中国明代张燮《东西洋考》称之为大泥。北大年建国于1474年前后，1786年为暹罗所灭。1817年，暹罗将北大年分割成七个小王国。这里的居民大部分为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如今为泰国的一部分。 (15)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马来西亚史》，第144页。M.C.ff Sheppard，"A Short History of Trengganu"，J.M.B.R.A.S.Vol.22，Pt.3,1949,p.32. (16)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马来西亚史》，黄秋迪译，第145页。 (17)登嘉楼州首府。 (18)(19)Dato' Setia Jasa,Sejarah DarulIman Hingga 1361H=1942,Kuala Terengganu:Persam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Terengganu,1992,p.182.也可以参见M.C.ff Sheppard,"A Short History of Trengganu",J.M.B.R.A.S.Vol.22,Pt.3,1949,pp.32～33. (20)Dato' SetiaJasa,Sejarah DarulIman Hingga 1361H=1942,Kuala Terengganu: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Terengganu,1992,p.182.也可以参见M.C.ff Sheppard,"A Short History of Trengganu",J.M.B.R.A.S.Vol.22,Pt.3,1949,pp.32～33. (21)Dato' Setia Jasa,Sejarah Darul Iman Hingga 1361H=1942,Kuala Terengganu: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Terengganu,1992,p.183. (22)(23)Dato' Setia Jasa,Sejarah Darul Iman Hingga 1361H=1942,Kuala Terengganu: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Terengganu,1992,p.189. (24)Abdullah Zakaria Bin Ghazali,"Kedah,Kelantan,Terengganu,Perlis dan Patani 1821-1909",Arkib Negara Malaysia,2011/0007509,p.18. (25)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马来西亚史》，黄秋迪译，第145页。 (26)Abdullah Zakaria Bin Ghazali,"Senario Hubungan Negeri-negeri Melayu Dan Siam Sehingga 1909",Kertas 1,Akrib Negara Malaysia,Majlis Wacana Warisan:100 Tahun Perjanjian Bangkok 1909，Kuala Lumpur:Auditonum Arkib Negara Malaysia,2009. (27)Dato' Setia Jasa,Sejarah Darul Iman Hingga 1361H=1942,Kuala Terengganu: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Terengganu,1992,p.223. (28)M.C.ff Sheppard,"A Short History of Trengganu",J.M.B.R.A.S.Vol.22,Pt.3,1949，p.40. (29)位于登嘉楼州南部。 (30)Dato' Setia Jasa,Sejarah Darul Iman Hingga 1361H=1942,Kuala Terengganu: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Terenggaru,1992,p.245. (31)Dato' Setia Jasa,Sejarah Darul Iman Hingga 1361H=1942,Kuala Terengganu: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Terengganu,1992,pp.229～243. (32)Chan Su-Ming,"Kelantan and Trengganu,1909-1939",J.M.B.R.A.S.Vol.38,Pt.1,1965,p.163. (33)Ho Hui Ling,"Ke Arah Perjanjian 10 Mac 1909",Kertas 7,Akrib Negara Malaysia,Majlis Wacana Wansan:100 Tahun Perjanjian Bangkok 1909,Kuala Lumpur:Auditorium Arkib Negara Malaysia,2009,hlm.22. (34)Ho Hui Ling,"Ke Arah Perjanjian 10 Mac 1909",Kertas 7,Akrib Negara Malaysia,Majlis Wacana Warisan:100 Tahun Perjanjian Bangkok 1909,Kuala Lumpur:Auditorium Arkib Negara Malaysia,2009,hlm.23. (35)Ho Hui Ling,"Ke Arah Perjanjian 10 Mac 1909",Kertas 7,Akrib Negara Malaysia,Majlis Wacana Warisan:100 Tahun Perjanjian Bangkok 1909,Kuala Lumpur:Auditorium Arkib Negara Malaysia,2009,hlm.24. (36)M.C.ff Sheppard,"A Short History of Trengganu",J.M.B.R.A.S.Vol.22,Pt.3,1949,p.53. (37)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马来西亚史》，黄秋迪译，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