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仪[1]2001年在《金融管制与金融自由化——银行体系自由化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文中提出本文以银行体系的金融管制与金融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他由之石以攻玉，通过借鉴国外银行业在此领域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针对国内金融自由化展开具体论述，试图找出两者间的有效结合点。从而，得出对我国金融自由化进程与重塑金融管制体系有益的建议，建立一个可保证金融体系有效运作的管制框架。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序言，用以说明笔者的写作意图；第二部分介绍了金融管制与金融自由化的理论；第叁部分分别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管制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发展进行了国际比较；第四部分为我国金融管制与金融自由化发展的现状介绍及建议。
贾俐贞[2]2005年在《金融自由化与中国金融开放》文中研究说明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引人注目的大趋势。世界经济整体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都愈益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经济资源(包括商品、资本、劳务、技术、信息等)跨国流动,各国经济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变动愈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由于历史原因,各国在一定时期都不可避免的对金融部门进行管制。众所周知,管制带来的是对经济的扭曲,而自由则代表着效率。今天,已经达到了金融自由化阶段的发达国家正从自由有效的金融市场获益;而对于处于金融自由化改革不同阶段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困扰它们的问题就是:如何顺利地进行自由化,并从自由化中获益。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中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意味着我国承认《服务贸易协定》的基本内容,按照承诺有义务开放本国服务贸易市场,把本国市场纳入到整个世界市场体系之中。应该说,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是当代经济发展和起飞的必然选择,是被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的一条硬道理。但并不是金融自由化本身就会自动促进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处理好管制与开放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中享受更大的利益份额,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紧迫性的现实问题。在研究中我们主要使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借鉴大量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最新前沿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梳理金融自由化理论,考察其科学性,并通过金融自由化实践对各种流派所得出的结论进行经验实证,从而鉴别各流派的适用性,得出结论。通过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直面中国金融改革现实最主要的问题,提出了很多肯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理论观点,对于促进金融自由化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中国金融开放的实践都将产生积极作用。本文从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回顾与评析开始,回溯了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历史发展,勾勒出一个基本轮廓,即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以及包含在其中的金融自由化过程。这本质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而不仅仅是一个以宏观经济变量来衡量的技术性增长问题。世界上没有完全的金融自由,各个国家包括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都是有条件的自由;盲目自由化、急于自由化只会带来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本文研究的主体内容共有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研究。在第 1 章绪论之后,第 2 章用较大篇幅系统梳理了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理论基础、起源及其发展,紧接着对金融自由化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文献综述。通过对金融自由化理论流派进行分析,分析不同的经济学家在金融自由化理论上的贡献,以及不同理论流派在经过实践验证后生命力的强弱。通过对金融自由化主要内容的整理,界定金融自由化的内涵外延、推进方式、经济效应、实施顺序和初始条件等。因此,第一部分可以看作是一个系统的理论研究,通过它既可以为研究中国金融开放提供理论铺垫,也可使我们从文献综述中总结关于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各种理论描述,从中得到启迪。第二部分是实证分析。第 3 章对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比较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得出一系列成功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启示。针对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副产品——金融危机进行了经济学角度的分析。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金融自由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风险收益是不同的。我们的实证研究表
吴婷婷[3]2011年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文中研究指明1980年代以来,金融国际化浪潮席卷全球。随着金融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主旋律,全球爆发了多次严重的金融危机。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010年代的美国次贷危机等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危机的阴霾,令人们倾向于将“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与“金融国际化”直接挂钩。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安全维护作为世界性经济难题,受到了各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然而,反观中国,虽然自2001年底入世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迅速提速,但却从未爆发过金融危机,金融业反而因对外开放提升了运行效率。中国的现实,仿佛又在暗示我们,积极参与到金融国际化浪潮中才能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金融安全。国内外这些相悖的事实,引发了本文对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二者关系的思考：第一,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对一国金融安全而言,产生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若是正(或负)效应,那么产生这种正(或负)效应的作用路径是什么?第二,一国不实行金融对外开放,是否就不存在金融安全问题?如果仍然存在,那么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的不同条件下,金融安全问题的表现特征有何差异?第叁,二者之间的关系与金融国际化推进国的国家类型和形态是否有关(即是否具有国别效应)?第四,二者间的关系是否与金融国际化的推进阶段有关(即是否具有时变效应)?第五,就中国而言,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总体影响是净的正效应,还是净的负效应,二者关系有何特征?第六,未来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中,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地获得净的正效应?应重点关注哪些因素?基于这六个核心问题的引导,本文的研究欲采用下述思路逐层推进：首先,界定金融国际化、金融安全的概念,并探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金融安全问题,并分析前者正、负向作用于后者的路径,以厘清其内在机理；然后,基于美、韩两国的案例,分析其各自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较其共性和差异性,以总结出有益于中国的政策启示；接着,以中国为样本,研究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数量关系与特征；随后,对中国自1979年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划分阶段,并分析每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中国金融国际化未来的宏观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并初步设计出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模式、次序和方向。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将研究分为理论、案例、实证、政策分析四大篇,各篇具体的研究内容与主要观点、结论如下：第一、二章是理论分析篇。其目的是,在提出问题且理清本文逻辑框架的前提下,为全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重点想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一和第二个核心问题。本篇完成的工作主要有五个方面：1.从国别视角,定义了金融国际化。其核心内涵是“两个经济体之间金融融合的双向过程与状态”,主要表现为资本运动、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和货币的国际化。其中,货币国际化是大国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最高层级。2.基于金融国际化的视角,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安全。同时,厘清了个体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四者之间逐层递进的关系。3.回顾了国内外有关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文献在研究内容、视角、方法上存在的研究倾向与不足,以此找寻到了本文的研究切入点。4.从金融国际化的表现维度入手,分析了资本运动国际化等七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并较系统地梳理出金融国际化正、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路径。正向作用路径主要有助推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弱化制度落差叁大路径。负向作用路径主要有资本外逃、增加外源性风险导入渠道、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国际监管套利、监管与金融国际化进程错配、削弱货币政策独立性、特里芬难题、货币国际化进程逆转引发国内通胀等多重路径。同时,指出大、小国在各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大国在货币政策协调、监管国际协作、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小国突出；小国主要面临的是资本运动、金融机构、业务、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隐患问题。5.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模式,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的关系。指出,虽然同时存在金融国际化正、负向影响金融安全的渠道,但金融安全问题与金融国际化并没有必然联系。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情况下,一国都可能存在金融安全隐患,甚至爆发危机。只是两种情况下,金融安全问题表现出的特征有所差异。因此,不能因为爆发金融危机,就因噎废食,中止金融国际化进程。一味地“闭关锁国”,反而容易使一国金融系统中已经出现的金融风险,暂时隐匿并囤积起来,从而得不到及时释放,而一旦遭遇冲击,便易引发危机。第叁章是案例分析篇。本章想重点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叁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异同,总结出值得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借鉴的共性与差异性启示。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工作：1.选取美国、韩国分别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表国,梳理了各自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发现,伴随着资本运动国际化的美元国际化启动于20世纪初期,而美国其他维度的金融国际化则集中发端于1960年代末期。其采用的推进模式是,借助两次世界大战,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实现美元国际化,并以美元国际化带动金融业务、机构、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而韩国的金融国际化进程,发端于1980年代的利率管制的放松,随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国际化进程陆续启动,并于1990年代提速了资本运动国际化进程,实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进而以此为契机,开启了韩元国际化进程。2.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二者金融国际化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美国的金融国际化具有“松-紧-松”螺旋式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然演进特征,与韩国在政府主导下赶超式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有着本质不同。一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的初始目的不同,所以立场不同；二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起始点不同,从而开放的受益情况不同；叁是美韩两国大、小国的不同国家形态决定了其开放策略的不同；四是美韩两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同国情决定了其金融国际化各维度推进的先后次序不同。3.阐释了美韩两国各自在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危机问题,并总结出几点启示。共性启示有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与良好的实体经济基础是—国推行金融国际化战略的首要条件；奉行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政府丧失了调控、干预的作用和功能,相反地,政府应主动、适时地调整金融国际化的推进进度；超越监管边界的金融创新必将带来风险的集聚；放松金融管制与强化金融监管并举,不断修正、改进、更新监管方式方法,动态地优化金融监管体系,使其能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的进度相匹配。差异性启示有二：其一,美国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国际化进程是一种“松-紧-松”式的螺旋循环。这种具有自然演进特征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往往伴随金融危机的产生,这要求我们关注金融制度建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合理边界,并能有效地对虚拟经济予以管理,保持社会信用总量与经济总量的适当比例。能否对虚拟经济实施有效的管理,是影响政府宏观调控和危机救助效果的重要因素。其二,韩国作为与美国不同的赶超型国家,其经验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合理次序安排；金融自由化改革,须以政府主导为主,具备计划性、渐进性的特点；一旦危机爆发,采用政府干预、激进型、彻底性的金融改革方案,能更快地走出危机困境。4.基于美国和韩国,分别具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类别和大国、小国的国家形态,通过对其实施的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得到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关系具有“国别效应”的结论。第四章是实证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四和第五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探寻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二者之间在长、短期内存在的数量关系及其特征,从而为现有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来自中国样本的证据。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叁个部分的工作：1.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进行了量化研究。其一,运用经济指标法,利用包含官方外汇储备在内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度量了中国的“广义金融开放度”；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构建了能较全面刻画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子进程的“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沿用法规描述指标法的思想,对各指标进行赋值,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样本数据提取主成分,从而构建出综合衡量金融国际化程度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CFII)。进一步地,通过分析该指数在[1979,2010]区间段上曲线斜率、趋势与波幅的变动情况,全面描绘出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在入世前后的变化特征。2.对中国金融安全状况进行了量化研究。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宏观环境的视角,分别构建了中国微观、中观、宏观金融安全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中国1982-2009年间的宏观金融安全状况。通过对由此合成的中国金融安全指数(CFSI)的走势予以分析,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二：(1)随着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内源性危机(外源性危机)爆发的概率分别会降低(增加)；(2)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具有时变效应。二者间的关系会随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在金融国际化初始阶段,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负向影响效应通常会起主导作用,使得二者呈现负向关系；在中后期,正向影响效应往往会起主导作用,从而令二者间呈现正向关系。3.对量化研究得到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和中国金融安全指数,实施了计量经济学分析。将CFII和CFSI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引入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中,对二者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内CFII与CFSI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短期内二者间存在误差修正关系。但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在t时刻二者之间均呈现出正向的数量关系；(2)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每变动1%,CFSI将平均同向变动18.05个基点；从短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增长率每变动一个单位,CFSI波幅将平均同向变动15.26个基点,而当CFSI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非均衡误差将以0.49的调整力度把这种短期波动导致的非均衡状态,反向拉回至长期的稳定状态。第五章是政策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六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以期尽可能地发挥金融国际化提升国家金融安全状态的正向作用。为此,本章进行了四个部分的工作：1.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回顾了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分析了各维度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表明：(1)虽然自入世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对应的国际化程度均从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但不同维度的国际化程度却有着非一致性变化。总体而言,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最高,业务次之；金融监管国际化程度虽稳步提升,但仍略滞后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货币政策国际化进程因1993、1994年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显着提速,这种相对于其他维度的领先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03年,而此后,该子进程推进得相对平稳；资本运动的国际化程度,随经常账户的完全开放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而逐渐提升,但其推进进度相对于前述五个维度,更为审慎；人民币国际化在入世前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而自次贷危机以来却显着提速,更在2009-2010年一举超越了其他六个维度的国际化程度；(2)每个维度包含的各子国际化进程呈现出非对称的发展格局。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例,其虽自2008年以来显着提速,然而“重贸易、轻金融”的问题依旧存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进程远远领先于金融进程,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发展状态。2.结合CFIl在不同时间段中斜率与数值的变化以及对中国金融国际化发展历史的回顾,将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划分为了四个主要阶段,分别是金融抑制阶段(1979-1991)、金融运行机制开始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阶段(1992-2000)、走向金融全面开放的过渡阶段(2001-2005)和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阶段(2006年至今)。3.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未来金融国际化的宏观发展方向予以了展望。一是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化演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制度落差,以降低被风险转移、危机转嫁的可能性；二是要借后危机时代世界金融格局变革之机,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以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国际博弈中占据主动；叁是要突破原有局部性思维模式,转货币政策决策的一国视角为全球视角,加强货币政策操作的国际协作,并根据自身与其他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国的经济融合度,确定选用规则性还是相机性政策协调模式；四是要在动态修正自身金融监管框架的基础上,强化在监管细节方面的国际合作,强调国际联合监管的及时性与实效性,将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落到实处；五是要把握国际监管的演进趋势,及时将监管模式、方法、技术的最新变化吸纳到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以各种监管模式、方法、手段并举的方式,构筑国家金融安全的监管防线。4.结合美韩两国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的经验、启示与中国金融国际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推进次序、方向进行了探讨。提出,中国可采取“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以货币政策国际化为先导者,以金融机构、业务、市场、资本运动国际化为助推者,以金融监管国际化为并行者”+“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联动、共振”的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即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一中国金融国际化的终极目标,需要首先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金融国际化创造利益驱动源,并通过逐一推进金融机构、业务、市场国际化与资本运动的国际化,借四维度之合力,为人民币搭建起“走得出、留得住、流得回”的循环途径,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由于前述六个维度的国际化进程都离不开金融监管体系及时的更新与修正,以实现相互间的动态匹配,因此需要将金融监管国际化作为其余国际化维度的并行者；另外,一国金融要实现国际化需要充足的原始动力源,因此单一从金融领域出发,促进某一个或几个子维度的国际化进程,不足以持续性地推动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必须从实体经济领域寻找动力源,即应以实体企业的海外扩张带动金融企业“走出去”,以发挥实体企业国际化与金融企业国际化之间的联动效应,最终实现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共振的目标。本文可能有的贡献之处如下：1.理论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金融国际化七个表现维度下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及其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一般路径,与此同时,基于金融开放性收益,提出了金融国际化正向作用于一国金融安全的叁个主要路径。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分门别类地梳理了自1979年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子进程中发生的代表性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具有的“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其叁,初步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探讨了在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金融国际化终极目标的假设前提下,应如何通过其他维度的国际化,辅助、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其推进的先后顺序、主次关系应如何安排?每个维度应重点推进的方向是什么?2.实证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首次比较系统地测度了中国在1979～2010年间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大小与变化趋势。在对金融国际化的量化研究中指出,金融国际化是个多维概念,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金融开放度,因此,在量化其程度时需要从其表现维度出发对其进行全面界定。本部分的主要贡献有叁：一是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全面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对法规描述指标法予以了一定修正,弱化了事件赋值的主观性；叁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了可用于纵向比较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由此创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时序数据库”,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数据基础。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动态演进的视角,分宏观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叁个层面,构建了宏、中、微观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与现有研究的主要差异在于,观察视角的不同(强调是在金融开放条件而非封闭条件下,并且突出是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动态而非静态地考察金融安全状况),从而指标选择与设计的侧重不同,以此反映中国金融国际化加速进程中金融安全状况的动态变化特征。其叁,基于包含相关系数与交叉系数在内的相关性检验、正态性检验、序列相关检验、异方差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检验方法与建模手段,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较全面地刻画了二者长、短期关系具有的数量特征。
王晓冉[4]2005年在《金融自由化的国际经验借鉴及中国的政策选择》文中研究说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有两个导致全球金融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浪潮,席卷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先后展开了以金融深化或金融发展为旗帜的金融体制改革;在发达国家、则相继开始放松金融管制。由于经济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金融制度也存在很大差异,两类国家金融深化和放松管制的变革对象在具体内容上相差甚巨。但是,就实质来说,这两类改革都可以用金融自由化来概括,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改变对原有金融体制实施的限制,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充分发挥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在金融自由化浪潮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国际化和全球化不断明显,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加快。在这种金融大背景下,金融自由化在为各国金融发展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风险和挑战。为此,如何正确面对和评价金融自由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以及如何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成了各国(或地区)选择金融自由化政策措施的一个关键问题。金融自由化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及诸多动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实施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对此加以考察和借鉴对我国当前金融自由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金融自由化要在充分吸收借鉴的基础上,针对潜在的金融风险,结合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在完备宏观经济条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采取渐进原则、适度保护、充分利用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及加强与区域和国际经济组织合作等方面做出努力,以此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增长。
谢罗奇[5]2016年在《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剧烈动荡。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化成了全球经济危机。但次贷危机过后,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游资对新兴市场的信心逐渐减弱而迅速撤离新兴市场国家,导致了2011年下半年巴西、泰国、韩国等国家的货币迅速贬值。2013年5月,美联储主席暗示QE即将退出,使印度、南非等经济最脆弱的国家率先倒下,金融危机向第叁波层层递进。其后,在美联储QE退出及加息与加息预期的影响下,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先是2014年底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随后是2015年的人民币“811”贬值风波,然后是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风波,再后是阿根廷比索与阿塞拜疆马纳特的一夜大跌,委内瑞拉经济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历史表明:变幻莫测的预期转变和投资者的“牛群跟风行为”,是国际金融动荡之直接原因,而主要推动力就是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可以说,没有国际游资的国际化流动,也就没有当今让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谈之色变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发生。国际游资是一种典型的投机性资本,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但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刺激了国际游资的迅速膨胀,电子信息技术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的大规模快速流动创造了良好环境,也为国际游资提供了投机牟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大部分是由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而直接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激发起各国学者和决策者们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的极大兴趣,不少学者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发生的原因、冲击的时间、数量等进行了颇受瞩目的分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叁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我们也可以利用叁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对国际游资投机冲击的机理进行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也逐步提高,国际游资流动对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国际游资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的提高,各国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政策溢出效应也越来越明显,这种溢出效应加速了危机的传染与扩散。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协调与合作。通过用阿瑞西亚和玛奎斯的“监管中的外部性模型”来研究发现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是必要性,而且经济联系越紧密,金融全球化程度越高,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也就越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可以分为国内监管、国际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国际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及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其中,国家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基础,而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最基本、最常见、最有效的监管方式,而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一种次优选择,但就长期来说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将是一种发展趋势。就国内监管而言,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经验和教训。国际游资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一国经济产生冲击,这种冲击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中表现非常明显,而且也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因此,国际游资流动的国内监管应该从宏微观两方面着手,用周小川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互相补充,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统一协调”国际游资国内监管体系;只要协调与合作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较高经济交往与交易频率、经济具有同质性或互补性、双方对对方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就能很好的进行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双边协调与合作,目前很多双边协调与合作是通过司法互助协定和谅解备忘录来实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国际游资投机冲击及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也有区域性和扩散性。因此,区域性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越来越重视,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区域协调与合作有利于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利于防御和阻止金融危机的区域传播;虽然,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因为美国是国际游资的主要供给国,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是美国作为金融霸权的霸主国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国际金融重要机构,因此导致目前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困难重重,但从长期来说,协调与合作仍将是今后国际游资全球监管的主要趋势。当下正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的关键时期,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将面临重大调整,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在这场大国金融利益的博弈中准确定位和积极应对,通过G20这一平台更多的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中国可以重新审视本国优势和外国劣势,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在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议题设立、标准制定、执行原则等方面积累经验,争取成为国际游资流动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推动者和引领者。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国际游资流进流出中国市场的速度和规模在持续攀升,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及其投机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忧,给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通过测算,我们得知2005-2011年,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中国,而2012年、2014年、2015年国际游资则大规模撤离中国,尤其是2015年国际游资的撤离使中国外汇储备减少4500亿美元以上,也助推了中国股市和汇市的双双下跌,可以说中国的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国际游资投机“对赌”和“套利”的主要场所。但中国目前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制度建设滞后,监管乏力,监管系统不完善。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审慎开放资本账户,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与完善国际游资流动风险监控体系,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等措施来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监管,以防范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
黄鹤萍[6]2006年在《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排序理论的发展是人们对于经济改革活动中是否存在一套广泛适用的措施，如果按“最优”顺序进行，就会使得改革活动时间最省、成本最低及风险最小的探索。国际学术界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次序选择问题研究上也引进了排序理论的思想，并有很多的进展。资本账户开放问题是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资本账户开放的成功对一国经济的短期长期发展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安排好资本账户开放的次序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排序理论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很大的引导作用和理论支持。本文正是从排序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次序问题。 本文在绪论部分总体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研究文献综述和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主要的研究背景是排序理论是国际学术界一个新兴的热点领域，而资本账户的开放是目前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的研究思路正是挖掘出国际排序理论中在资本账户开放次序选择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国际上其他一些国家资本账户开放顺序安排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中国目前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对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的现状、趋势，面临的问题作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性的建议 第一章界定了资本账户开放的内涵，回顾研究了国际学术界在排序理论方面的最新进展，着重考察了排序理论在资本账户开放次序方面的贡献以及对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启示。国际学术界在排序理论方面的最新进展具体到资本账户的开放存在如下关于排序的问题：资本账户开放与国内的宏观经济改革(如所有制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等)，谁先谁后；在对外经济领域内，与贸易改革的先后关系；在资本账户本身的领域内，哪些改革先行，哪些后行。 第二章着重介绍了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背景和一些基础条件，总结出一些基本的开放顺序，同时研究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如日本、智利、泰国等资本账户开放的实践情况。国际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大致上就是一个从各种形式的资本管制到资本账户逐渐放开的过程。从国际资本账户开放的经验教训来看，资本账户开放是需要一些基础条件和先决条件的，而在具体开放的顺序选择方面又各有不同，有的国家采取了逐步开放的策略，有的则采取了激进式的大爆炸的开放安排，有的则先激进，后放缓。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次序选择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本文的第叁部分则着重考察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历史和现状、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一些制约性因素，并归纳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近期趋势。自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开放了资本账户，按照先流入和流出、先长期后短
巫文勇[7]2009年在《中国金融业监管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关于分业还是混业,多年来虽屡有争论但在成熟市场的实践中却基本呈现一边倒的趋势,即无论是在曾经坚持分业经营的国家,还是有着混业经营传统的国家,其金融机构大多已经或正在改造为集存贷、证券、保险、期货等多种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集团,而驱动这种趋势的动力则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经济竞争的焦点已经由传统的实业经济转变为信息、通讯、金融等新兴产业的服务业。正是在这种越来越紧张的竞争氛围中,促使金融机构不断开辟新战场以迎合客户多元化、综合化需求;第二、从成本角度来说,金融机构实行混业经营有利于节约交易费用,带来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混业可以更为深入地挖掘信息价值、更为广泛地分摊管理费用,以及更方便充分地发挥信誉功效。此外,由于客户可以从综合型金融机构获得所需要的全部金融服务,使得两者之间的接触更为密切,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机构拓展新客户的成本。中国正在逐步实现混业经营,这不但是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需要,也是迎接金融业开放挑战的必然结果。就在各方认为中国实行金融业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引发的重大变故对中国推行金融混业经营的措施更加谨慎。但更多的人认为,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如何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进行适度的创新。本文就是从这一观点来探讨,如何吸取发达国家金融混业经营的经验教训,从中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混业经营实施途径,审时度势推行经营体制的转变,并从国际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出发,探索适合中国金融监管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本文围绕上述问题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1)金融混业经营发展的理论分析。通过对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的综述与评析,说明金融混业经营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动力。第一,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金融混业经营进行了研究。由于研究问题的思路、出发点的不同,各个学者对金融混业经营的理论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本文主要对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技术推进型理论、金融自由化理论进行了综述与分析。第二,金融混业经营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自由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金融全球及其金融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市场需求与规避金融管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等。第叁,本文认为,金融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不分好坏,都是其金融经营方式。一国是否选择金融混业经营,应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开放度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来进行选择。如果前述几项条件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则可有条件地实行混业经营,反之则应该实行分业经营。(2)金融混业经营的金融风险研究。金融混业经营有助于金融市场分散风险和稳定金融,实现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但是,金融混业经营也有可能会因为没有良好的金融监管而积集风险,加速风险的传播。第一,在混业经营背景下,存在以下几类特殊性风险:一是多元化经营与监管悖论风险;二是金融衍生产品虚拟性风险;叁是不同业务交叉所产生的风险;四是混业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及金融控股公司的杠杆效应和内幕交易、利益冲突风险;五是金融机构并购产生的X非效率风险。第二,本文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不能归咎于金融混业经营。其根本原因:一是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二是美联储的私有化和它集中央银行职能与监管职能政府为一身的结构模式,导致其对金融监管缺位;叁是金融创新过度和金融机构经营模式转变过于激进;四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不完善,缺乏投资渠道。(3)中国应推行积极、稳妥的金融混业经营。中国金融业经历了自然混业—分业经营—渐进混业经营的发展过程。第一,金融市场的发展性和分业经营内在缺陷、适应全面履行加入WT0承诺的需要、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促进中国逐渐转向混业经营。但中国在选择金融经营模式时,要考虑以下因素:中国金融制度发展的历史贯性;金融产权制度存在缺陷、委托—代理缺乏制衡;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被破坏和中国未来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第二,中国应实行渐进式的混业经营模式,选择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混业经营组织模式。建立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中心,中小型金融机构为基础的多层次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4)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中国目前的分业经营监管体制与混业经营模式相矛盾,实践中暴露出中国金融立法的滞后性和现行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为了应对金融混业经营的到来,中国应进行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第一,应该以“效率与安全”为目标,实行金融业的开放保护与国家控制相结合、审慎地处理金融创新与混业经营的关系、实行从规则监管向原则监管转变,并遵循市场化原则、审慎性和政策连贯性原则、前瞻性原则和金融监管机构独立监管原则。第二,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是对现行的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进行整合,在其基础上设立金融监管委员会,并将中国人民银行完全独立出来专司货币政策。
赵晓静[8]2011年在《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自由化”一词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在发展经济学和金融理论领域具有巨大突破的金融深化论。通过深入研究,他们发现要想打破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就必须进行自由化改革,即政府放松对金融体系的干预和限制,金融部门的运行从主要由政府管制转变为由市场力量决定,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实现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理论虽然最初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而提出的理论主张,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发达国家在70年代的“滞胀”之后,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纷纷开始自由化举措,甚至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是师从于发达国家,自由化理论已经是一个同时涉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问题。而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关于金融自由化问题的讨论,金融自由化到底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基于新的视角,金融自由化问题也值得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探索在现今的经济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充分利用金融自由化的作用。首先,通过梳理文献,重点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自由化的一些研究成果。然后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金融自由化的含义和基本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基于比较的视角,对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过程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在充分的理论和实践铺垫之后,本文第五章系统地编纂了中国的自由化指数,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对我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结合金融危机的背景,探讨了国际金融自由化对我国的启示和我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针对风险防范的建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自由化改革对促进经济增长的确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辩证地看,任何事物都有这两面性,在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过程中,我们也要认识到探索本土化的改革措施、引入必要的监管等方面重要性。
孙博[9]2008年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金融脆弱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脆弱性的研究最早主要指传统的信贷机构,特别是银行业,由于高负债经营而具有的高风险性,其后又扩展到研究一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整体不稳定性。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产生和在各国的不断推广、实践,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中的负效应日益显现,金融脆弱性在不知不觉中积累,并具有逐步向金融危机转化的趋势。在那些并不具备稳健金融体系基础的国家中,过快过急的自由化改革往往将其脆弱的金融体系暴露在国际资本的逐利冲击和更为广阔的竞争环境之中,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激化,金融危机也更为频繁的发生。本文在系统回顾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程,详细分析其中的金融脆弱性积累情况,从而对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中的脆弱性进行评估,并进一步指出化解金融脆弱性、推进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金融自由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王丽[10]2009年在《金融脆弱性：微观机制与治理路径》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让各国深受其累,并让人们意识到金融系统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危机的爆发缘自于金融系统脆弱性的积累。如何缓解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以防范金融危机是理论和实践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微观的角度,以金融脆弱性微观机制——银行挤兑模型为基础,分析不同政策和制度条件下的金融脆弱性微观形成机制,讨论相关政策和制度对脆弱性的影响,从政策和制度层面寻求金融脆弱性的治理路径。本文按以下逻辑层次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首先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建立存在金融市场条件下的银行挤兑模型,考察金融脆弱性的微观机制,讨论金融脆弱性如何生成和积累;然后利用微观机制模型为基础分析相关经济政策和脆弱性舒缓制度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讨论如何选择最优的政策和制度以缓解金融系统脆弱性;最后利用各国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数据对相关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对于金融脆弱性微观机制的分析,现有的研究主要围绕DD银行挤兑模型进行扩展,但主要的模型假设未充分考虑存在金融市场、存款者风险厌恶、资本借贷成本等现实条件,得到的结论也经常背离经验证据。本文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建立存在金融市场条件下的银行挤兑模型,并采用更为符合实际的假设条件,分别讨论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下的脆弱性生成机制。对于相关政策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现有研究通常从宏观角度较为宽泛地讨论政策选择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本文利用银行挤兑模型从微观角度分析货币政策、资本流动和金融自由化如何影响金融脆弱性,并讨论最优政策选择。对于脆弱性舒缓制度的有效性,现有的研究通常仅考虑制度的正面效应或负面效应而讨论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和取舍,以至于有关这两种制度是否有效的争议不断;本文在模型中综合考虑这两种效应对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基于总体效果评价制度的优劣。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章引言,阐述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研究意义和目的,并归纳本文逻辑思路和主要内容;第二章阐述金融脆弱性的理论基础,对金融脆弱性概念界定、内涵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价;第叁章建立银行挤兑模型,分别讨论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下金融脆弱性的生成机制、积累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第四章是以微观机制为基础分析相关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政策)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并讨论如何作出最优政策选择以化解金融系统脆弱性;第五章以微观机制为基础分析脆弱性舒缓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并从总体效果上分别评价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及选择。第六章利用各国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数据对相关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中国金融脆弱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给出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如下:金融脆弱性微观机制的分析表明:对于单个银行来说,只有当同时存在流动性冲击和资产价格冲击并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才会出现银行挤兑;对于整个金融系统来说,无论是系统性的流动性冲击还是系统性的资产价格冲击,均可能引发系统性银行挤兑,原因在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系统性冲击能够互相演变。本文的结论对DD(1983)和AG(2000)的观点均不认同,模型结论并不认支持非系统性的流动性冲击通过预期自我实现就能引发银行危机的观点:同时,系统性因素并不等同于经济周期因素,与经济周期无关的系统性冲击也会引发银行危机。开放经济条件下,即使不考虑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相对于封闭经济条件,无论是流动性危机还是偿付力危机所引发的挤兑,银行脆弱性均有所上升。对政策选择与金融脆弱性的研究表明:对于资本流动而言,整体上改善消费者福利水平,但短期资本流动同时加剧了金融脆弱性,并存在一个最优的资本流动规模使得整体效用最大化。因此,对于短期资本流动应当实行一定的管制,而对长期资本流动则应支持。对于货币政策而言,银行信贷行为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和破灭均存在一定的内生性,而通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支持了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可持续性,加剧了金融脆弱性。因而,货币政策应关注资产价格或货币量的变动,防止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对金融自由化而言,金融自由化改善了融资效率和消费者福利,但在缺少合理监管的条件下,加剧了金融脆弱性。在监管尚未成熟的经济体中,应减缓自由化进程以防范金融脆弱性。对危机舒缓制度与金融脆弱性的关系研究表明:在综合考虑道德风险和挤兑防御作用的效果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无论在系统性危机还是非系统性危机中,都不会起到改善金融脆弱性的作用,甚至对金融系统稳定存在负面影响。对于最后贷款人制度,银行救助的总体效率取决于危机的严重程度,在非系统性危机中,央行或政府不应实施对困境银行的救助;而在系统性危机中,则应实施救助。在救助方式的选择上,模糊性救助则能够避免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降低了救助的负面效用,相对于明确救助规则,模糊性救助在总体上更有利于改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实证分析的结论显示,本文的实证较好地验证了上述有关金融脆弱性治理政策和制度分析的结论,除最后贷款人制度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无法进行检验之外,其他政策和制度均得到了较好的验证。
参考文献：
[1]. 金融管制与金融自由化——银行体系自由化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D]. 梅光仪. 暨南大学. 2001
[2]. 金融自由化与中国金融开放[D]. 贾俐贞.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3].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D]. 吴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4]. 金融自由化的国际经验借鉴及中国的政策选择[D]. 王晓冉. 河北大学. 2005
[5]. 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D]. 谢罗奇. 湘潭大学. 2016
[6].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研究[D]. 黄鹤萍.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7]. 中国金融业监管制度改革研究[D]. 巫文勇. 武汉理工大学. 2009
[8]. 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赵晓静. 山东经济学院. 2011
[9]. 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金融脆弱性问题研究[D]. 孙博. 吉林大学. 2008
[10]. 金融脆弱性：微观机制与治理路径[D]. 王丽. 南开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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