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拉丁美洲史研究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丁美洲论文,刍议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1世纪到来之际，人们自然都对新世纪寄予美好的希望。但是，在希望之余，人们的心里大抵悬着这样一个问题：在新的世纪里，人类将走向何方？人类的命运会不会比风云激荡的20世纪好些？发展中国家是否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和平与发展的伟大理想？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运用科学的方法深入研究世界的现状和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世界的历史，没有别的捷径可走；人类只能通过对自己历史经验的总结与研究，来认识现状和预测未来，探索通向理想之路。历史科学之所以重要，原因盖在于此。本文拟对世界史研究，特别是拉丁美洲史的研究谈些看法。
一
当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候，西方国家为了纪念世纪的转换，曾于1900年在巴黎举行了隆重的“1900巴黎世界博览会”，以展示前一个世纪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巴黎世界博览会”使当时的人们相信：“西方文明确是世界进步之源”。但是，这个博览会并没有把西方生活的每个重要的方面都展示出来，譬如没有表现出工农劳动者在工业经济中所遭受的残酷剥削，没有任何画面来展示暴富者与赤贫者之间的巨大鸿沟，没有任何空间让殖民帝国的反对派来揭示那些被征服土地上的人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也没有向参观者介绍种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的可憎嘴脸。在那里，一切都是辉煌和美好的。然而事实却正如美国史学家丹尼尔·R·布劳尔所说， 博览会所展示的西方文明的优势都是以被压迫民族的牺牲为代价获得的；技术在成为改善生活的奇妙手段的同时，也成了制造毁灭和死亡的工具；西方国家的强权使得国家间的外交争端成了流血的军事冲突之源。所以，布劳尔认为，这个博览会给人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他感慨地说，现在才意识到，博览会所展示的那个和平、舒适的生活画面是如何地把人们引入歧途！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对所展示的西方美景深信不疑，谁知导致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根源正是在西方（注：Daniel R.Brower,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Age of Global War and Revolution,Prenticehall,Inc.1992,pp.2—3.）！我国已故史学家罗荣渠教授也深刻地总结了这一教训，指出“人类在20世纪犯过许多错误，其中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对这个世纪发生的巨大变革缺乏预见与思想准备”（注：罗荣渠：《20世纪回顾与21世纪前瞻——从世界现代化进程市郊透视》，《21世纪中国战略大策划·大国方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2—3页。）。当然，当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昏昏然，也有头脑清醒的人看到了战争的危险正在逼近人类。譬如1907年召开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就已经提出了反对军国主义的问题；而且，列宁还对大会决议草案中夹杂的赞扬殖民主义的文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这是“离奇古怪的句子”（注：参见《列宁选集》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748页。）。可惜，当时这样清醒的人实在太少了。
现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这些教训是不是都已经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了呢？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历史展现给我们的现实是，苏联的解体使西方世界弹冠相庆，许多人高喊着“历史终结”了，更加起劲地挥舞霸权大棒者大有人在，局部战争仍不断持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化霸权和侵略的言论时有泛滥，并出现了一股令人担忧的史学修正主义思潮，反映了人们并没有都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一个是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相当普遍地出现了关于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严重斗争。日本的情况我国读者比较熟悉，这里不必重复。在拉丁美洲，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墨西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据《国际论坛》杂志透露，1988年萨利纳斯上台执政后，为了让历史教育为自己所领导的“改革”服务，他的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所谓历史的“非意识形态化”工作，一心一意要培养一种“生产性的、没有自己祖国意识和没有思想的墨西哥人”，并为此而废除了埃切维里亚时代所编写的历史课本，编写了新的历史课本（称1992年课本）。新课本否定了有助于培养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把美国吞并得克萨斯的事实说成是得克萨斯州赢得了独立。新课本还抛弃了传统的反殖民主义思想，不再坚持经济独立的原则，并有明显的恢复马克西米亚诺和波菲利奥·迪亚斯名誉的倾向。新课本抬高伊图尔比德的形象，而损害格雷罗的形象。新课本讲墨西哥革命却不提阿亚拉计划，更不提1915年土改法，而且还贬低萨帕塔和比利亚的斗争……等等（注：参见Bernardo Mabire Ponce,"El debatecon el pretexto de la refor-ma educativa de 1992 y lo que revela de Mexico",en Foro Inter-nacional,Enero-Junio,1996。）。所有这些都在墨西哥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爆发了一场关于教科书问题的大论战。
另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出现的对“美西战争”观的“修正”，这是在美西战争史认识问题上的严重倒退。在二战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史学家一般都能公正地批评美国政府，揭露美国政府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帝国主义冒险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注： Martin,Michael Rheta,Encyclopedia of Latin-American History,U.S.A,1968.）；认定美国吞并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变古巴为自己“保护国”的做法，是“和西欧国家一样属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径（注：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 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世界文明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446—447页。）；认定麦金莱政府发动1898年战争的决定反映了美国政府阻止古巴起义军迅速胜利，阻止其建立独立的古巴共和国的意图（注： Louis A.PerezJr.,The War of 1898: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8.转引自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May 1999。）。70年代的著作一般都认为“迅速的工业增长最终促使美国商人和领袖寻找新的市场”，并制订一项全球性对外扩张政策，目标首先就是太平洋和加勒比，并称这一扩张为“自由的帝国主义”（注：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中译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221—222页。）。就是80年代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也揭露美国夺取古巴是早有预谋的（注：1854年，美国驻欧洲几个国家的大使曾集会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商讨兼并古巴的问题。会后发表宣言，要求西班牙把古巴岛出卖给美国，理由是西班牙继续统治古巴是对美国利益的侵犯；如西班牙拒绝谈判这宗买卖，美国就有理由夺取古巴。参见“Spanish-American War”，in Encyclopedia Americana,U.S.A.1980。），其战争动员口号就是19世纪40年代美国吞并墨西哥领土得克萨斯时使用过的口号：“显然的命运”（注："Spanish-American War",in Encyclop-edia Americana,U.S.A,1980。）。但是到90年代，美国主流派史学的观点明显地发生了变化。最突出的例子就是90年代美国史学界专为纪念“美西战争”100周年而出版的《1898年战争与1898—1934 年美国干涉百科全书》（注：The War of 1898 and U.S.Interventions,1898—1934: An Encyclopedia,edited by Benjamin R.Beede,New York,1994.）。该书居然同它所描绘的100年前的政治家和决策人一样，否定美国在拉美的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行动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在这部书里，美国的干涉行为被描绘成一些似乎都是前后没有必然联系、相互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的小插曲和小事件。在该书的编者看来，似乎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是不适于讨论美国的军事干涉的，因为每一次干涉都是一个特异的事件，都被当做一个孤立的事件来处理，其间并没有什么“力量”在起作用，而是对一种未曾预料的情况所做的临时的、不自觉的反应。这里没有选择，只有运气；运气胜于选择。“这就是（美国）决策人所常用的思想框架；他们经常不懂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会有什么更大的意义，他们是典型的不关心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的人。”（注： Louis A.Perez,Jr.,"1898 and Beyond:Historiographical Variations on War and Empire",in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LXV,No.2,May 1996,pp.314—315,313—314.）在事件已过去一个世纪的今天，该书还认为，美国政府之所以对西班牙宣战，是因为美国官员相信，古巴解放军都是一些“无组织的乌合之众”，菲律宾的军事首领卢克万只不过一个“声名狼藉的盗贼”（注：The War of 1898 and U.S.Inte-rventions,p.329.）；如果没有美国的武装干涉，他们就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一个世纪前美国的帝国理论是多么深地影响着美国今天的历史编纂学；说明该书的作者对美西战争的真实历史、对几乎一百年来世界史学研究的新成就都置若罔闻。据佩雷斯说，该书对美国经验的意义采取了一种“深沉思考的态度和创造性的努力”，它反映了当前美国史学界“占优势的思想潮流”；它不只是一部编年史，而且还是它所代表的这个时代的一份重要文献，是“史学研究重点变化和编史方向改变的记录”（注： Louis A.Perez,Jr.,"1898 and Beyond:Historiographical Variations on War and Empire",i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LXV,No.2,May 1996,pp.314—315,313—314.）。毫无疑问，美国史家美西战争观的这些微妙的变化，是80年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反映，是美国新的全球战略的需要。
这两个例子提醒我们，汲取历史教训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是需要史学工作者付出辛勤劳动的。为此，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深入研究前一个世纪的历史，探讨它发展的规律，并用反映这些规律的科学的历史知识去武装群众，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在新的世纪中重犯历史的错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有可能蜕变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这种研究中，20世纪拉丁美洲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现今世界上，美国尽管是惟一的以独霸天下，实现单极统治为目标的霸权国家，但如果控制不住拉丁美洲这个富饶而广阔的后院，它的霸权野心是不可能得逞的。因此，拉美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拉美历史的认识如何，拉美人民能否掌握自己的命运，对21世纪人类的前途关系重大。这是我们必须要加强拉美史研究的原因之一。
二
经济全球化是近年来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现在，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进入21世纪后，围绕这个问题，肯定会在理论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实践上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史学界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
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从哥伦布开辟新航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254页。）时期开始的，至今已有5个世纪的历史。在现在的第三世界中，只有拉丁美洲是惟一一个经历了经济全球化整个过程，同时是最早独立的地区（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国家如印度，虽然也经历了经济全球化的全过程，但却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获得独立），是发展中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早在60年代就开始了地区一体化运动），同时也是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惟一一个开始了南北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地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因此，通过拉美的案例研究来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规律以及发展中国家在此进程中的战略选择是我国世界史学界研究全球化这一重大课题的最佳途径。
拉丁美洲5个世纪的发展历史证明，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正是这些规律制约着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及其战略选择。这些规律初步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求垄断利润的内在机制必然导致霸权与霸权周期的形成。按一般的看法，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历了葡西霸权周期、荷兰霸权周期和英国霸权周期，现在正处在美国霸权周期之中（注：参见Modelski,George,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
第二，工业革命时期是资本主义工业强国优势突进和最富于侵略性时期。随着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都出现一个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即所谓殖民化或边缘化高潮。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出现于19世纪前半期的殖民扩张高潮。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后出现于19世纪末期的殖民扩张高潮。70年代以来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很多迹象表明，目前也是霸权国家美国优势突进，霸权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再一次陷入新形式的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可能。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就是世界分裂的进程。这一规律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工业革命必然导致殖民扩张高潮的规律密切相关的。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一开始，世界就分裂成了两个世界：统治者世界和被统治者世界。“西方”和“东方”、“农民的民族”和“资产阶级的民族”（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254页。）、“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
第四，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拉美国家依附型发展战略与自主型发展战略周期性相互转换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霸权国家因为需要建立一种以霸主为中心的依附性世界经济体系，它们需要于发展中国家的，不是自主型的发展，而是依附型的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又不能不选择自主型的发展战略。因此，在拉美现代化历史上，殖民化趋势与反殖民化趋势的斗争通常都表现为依附型与自主型两种发展战略或模式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随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的，从而形成了战略转换的周期性。
第五，国际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发展规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后，国际交往的普遍化和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超出本国的范围，向全世界扩展，从而形成一种国际的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关系实际上有两重性：一是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即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的生产关系，如社会生产力发展引起的技术革命及其国际性传播关系、适应全球性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与全球性社会化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资料的全球性革新与配置及与之相联系的国际分工关系、协作关系、交换关系等。一是社会性质的生产关系，指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一定国际经济秩序下的世界财富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和控制关系、产品和市场的分配关系与垄断关系、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等；具体表现为国际霸权统治的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剥削压迫关系和对立关系。
第六，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速度与霸主实力大小及自由化攻势的强弱成正比，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速度成反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资本流动受阻的时期，也是经济全球化进展较慢的时期，却是拉美国家工业发展较快的时期。19世纪智利只在三个经济全球化受阻的“特殊时期”工业才有一些发展。目前是拉美全球化进程速度最快的时期，但是同样有许多人指出，80年代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这个时期也正是拉美普遍出现非工业化趋势的时期。
第七，国际贸易中的国际价值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价值规律不但在国内的商品交换中发挥作用，在国际贸易中也是发挥作用的。在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国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商品的价值则是由世界范围内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含世界平均的劳动强度和世界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决定的。这种价值马克思称之为“国际价值”。“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14页。）因此，在国际市场上， 排除霸权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人为的种种歧视性限制不说，也就是说，即使商品交换都按国际价值这个统一的尺度进行（即等价交换），劳动生产率高的发达国家实际上也是用较少的劳动量换取劳动生产率低的发展中国家的较多的劳动量，其交换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它必然产生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后果，产生两极分化。
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规律来看，资本主义秩序下的经济全球化，显然对落后国家是不利的。但是，现在有不少人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却充满了玫瑰色的幻想，认为新世纪之交必将“开辟两个世界向一个世界发展、被压迫民族通过现代化将使‘中心’和‘外围’统一，真正实现世界一体化的新时代”（注：王泰：《世纪之交的世界：环视与思考——记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华北分会学术讨论会》，《世界历史》1999年1期。）。对于这种预测我们应该怎么看呢？当然， 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任何规律，只要造成这个规律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个规律本身也自然会随之发生变化。二战后，世界历史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这个变化如果能够按其本身的逻辑发展下去，肯定会改变世界发展的方向，自然也会改变旧时的规律，形成一些新的发展规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变化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引起质变的程序，世界发展的方向是不是已经有了改变？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恐怕还不能这样说。所以，这个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许多问题都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经过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把我们的预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拉美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条件，自然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最典型的对象。这是我们必须要加强拉美史研究的原因之二。
三
现代化是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也是拉美历史发展的主题。我国史学界自从北京大学已故罗荣渠教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之后，大体上都已抓住了这个主题，开始以现代化进程为主线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近现代史。但是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分歧仍然甚多，譬如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问题、经济自由化问题、政治自由化问题、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主权问题、对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评价问题、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的评价问题等等。总之，凡有关现代化发展战略问题，都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以后的十几年中，由于华盛顿方面（债权俱乐部）的干预，拉美国家普遍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当时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持肯定、赞扬的意见较多。但是两场金融风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的批评意见日渐增多。目前关于发展战略的问题的看法，真可以说是观点纷呈，百家争鸣。最激进的一派意见大概要算“新殖民主义论”，认为目前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实际上是接受了一种“新殖民主义”政策。他们指出，“在被债务、贪污腐化和专制独裁所困扰的拉丁美洲，每一个国家，从墨西哥到阿根廷，都不得不在捐赠者的援助和压力之下制订自己的经济方针。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银行家是新的霸主。东欧和前苏联的大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已从党政官僚的怀抱落入西方顾问和政府官员的怀抱之中。”（注：安德鲁·科恩、苏达桑·拉加万、科林娜·施密特：《新殖民主义》，〔美〕《新闻周报》1994年6月1日。）
最保守的一派意见就是极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实行无为而治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反对刻意实行财政纪律，认为“不是财政纪律产生良好的经济”，而是“良好的经济导致财政纪律的出现”，甚至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之所以对美国经济有很大贡献，就是“因为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注：詹姆斯·加尔布雷斯：《经济不需要第三条道路》，〔美〕《纽约时报》1999年11月24日。）。
以上两种意见属于两种极端的意见，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更多的各类中间型的意见，主要是所谓“新左派”的各色各样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如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主张实行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的、经济全球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相结合、市场与国家相结合、让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与看得见的国家之手靠拢在一起，联手发展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战略。新当选的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主张实行一种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协调相结合的战略，并为此而组建了一个由自由市场经济专家负责经济、由左派政治家任社会行动部长的内阁。智利社会党领袖拉戈斯主张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安全网”，实行由国家监督私人资本的政策（注：《新左派——拉美的实际选择》，〔墨〕《至上报》1999年12月11日。）。在有些学者看来，古巴现行的“带有市场经济色彩的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第三条道路”的走向（注：原田胜广：《卡斯特罗主席“第三条道路”的走向》，〔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 12月6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洲开发银行和欧盟联合主办的一项规模宏大项目的组织者罗斯玛丽·索普，最近也利用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撰写了一部著作——《拉美20世纪经济史》，反对并力图纠正许多近期分析中将国家领导型发展战略宣布为完全失败，而把近十年来的经济自由化和结构改革描绘成惟一正确的解决办法的倾向。该书认为，国家领导型的发展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如果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改革激进化，那么无论是经济的紧张局面还是政治的紧张局面都有可能恶化（注：Rosemary Thorp,An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20th Centur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p.259,30.）；不平等现象之所以产生，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并不是种族偏见、缺少教育机会和少数特权者的政治统治自身造成了不平等，相反，“种族偏见，或对教育的态度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注： Rosemary Thorp,An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20th Centur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p.259,30.）。
最近，我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一种新的现代化理论，称“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最基本的主张是要实现由第一次现代化到第二次现代化的战略转移（注：参见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柯文：《什么是第二次现代化》，《科学时报》1999年11月29日。）。这一新理论的出现，自然也就引起了一些新的需要研究的问题，譬如，在此之前，学术界通常都把二战后科技革命所引起的工业革命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种提法目前是否妥当？如果没有不妥，那么“第二次现代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等等。
总之，关于现代化战略（或发展模式）问题的讨论，现在正如火如荼。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只有在正确的现代化理论指导下对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解决。二战后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而在第三世界中，多数国家（主要是亚非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其现代化历史还不到半个世纪，而且一般都只有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经验，对于当前的自由市场经济都还是头一次进行实验。惟有拉美是例外。这个地区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是第三世界中惟一一个经历了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现代化战略，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和新自由主义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等三种发展模式的地区，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最丰富多彩的发展实验室”。所以，重点研究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发展战略，深入开掘拉美现代化历史这个经验宝库，无疑是我国史学研究的一种正确的战略选择。这是我们必须要加强拉美史研究的原因之三。
以上我们谈了世界和平、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战略三个问题，这些都是新世纪人们所无法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和平和发展这个时代主题中所必然包含的三个主要问题。21世纪是20世纪历史的继续与发展，21世纪所要解决的问题大都是20世纪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其解决的办法也必须从对20世纪世界历史经验的研究和总结中去寻找。研究与总结历史经验当然不只是研究和总结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其中也包括研究和总结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和总结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发展中时期）的历史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处境大抵相同，这种历史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而且，拉美历史具有其他发展中地区所没有的特点和优点，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历史的全过程，它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具有极大借鉴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人民解决如何正确地认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如何正确地选择发展战略，如何把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等等重大问题，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因此，研究、总结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应该把对拉美国家历史的研究摆到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史学界对于发展中国家历史研究的重视程度显然是不够的。亚非史的研究情况或许好一些，但至少拉丁美洲史的研究情况是如此。这不仅表现在研究队伍出现青黄不接的状况，表现在文革前建立的一些拉美史研究机构尽管在打倒“四人帮”之后都恢复起来，并一度出现兴旺发达的可喜局面，但近年来已出现萎缩或名存实亡的现象，而且还表现在拉美史教育越来越不景气。我国高校能够开设拉美史课程的历史系本来就不多，但就是这些历史系近几年来也开始出现拉美史课程越来越不受重视的迹象。鉴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国史学界应创造条件，在加强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同时，尽快扭转拉美史研究和教学不景气的局面，把拉美史研究提高到其应有的重要位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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