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启发式为主体的多元化心理咨询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发式论文,心理咨询论文,为主体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随着多元文化心理咨询的兴起，心理咨询具有了新的含义和理念。咨询者和来访者双方的文化背景是影响咨询效果和过程的重要因素，心理咨询在其本质上天生就带有文化的烙印，包括年龄、性别、民族等人口学背景及教育、经济状况等社会背景[1]。文化因素是开展心理咨询工作首先要考虑的因素。21世纪的中国无疑是一个价值多元化、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社会。这不仅仅是由于一些诸如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且也在于中国本身的文化特点：多民族性和地域的广阔性。因此，我国的心理咨询模式必须考虑自己的特点和文化背景。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心理咨询行为起源于西方社会，其主导思想、基本原则及操作方法等都深受西方文化尤其是以美国白人为主体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并曾经一度为我们的心理咨询所效仿。自20世纪90年代，以台湾为主体的学者们虽在理论探讨上做了很多心理咨询的本土化工作，人们也早已认识到中国心理学必须本土化，脱离对西方主流心理学的依赖和控制的必要性，但又似乎唯恐因遵循本土化的原则而丧失了心理咨询原本的所谓科学性。因而在实践中并未真正予以体现。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在诸多理论观点的冲击下，缺乏一个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咨询模式。本文试图在分析我国心理咨询现状的基础上，建立适合于中国人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咨询模式，即以启发式为主体的多元化心理咨询模式。
二、我国目前心理咨询理念分析
我国目前心理咨询的理念大部分都是源于西方社会的传统心理咨询三大势力：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三者是典型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规范和科学主义的方法规范之上的。在心理咨询实践的原则和要求上也充分体现了这种个人主义取向的西方色彩，以至于我们心理咨询的效果又成了一个问题。如认为：一对一的咨询是最有价值的；心理状况的改善依赖于个人；自我意识的增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2]。而在我们的理念中，西方的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从那里学来的，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于是我们似乎不敢拥有自己的理念，即使是有了也怀疑它的科学性。其次，由于非西方的助人方式的形而上学性，它与正统的西方咨询理论所追求的理性、客观、经验的理念相背离，本土的助人方式往往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但这些引进的在“那里”是科学的心理咨询理论和理念是否会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就变得不科学了？
这种不适合性可以以人本主义的“非指导”理念为例，即“当事人中心疗法”。它强调个体的潜能、自尊、自主性等人本主义思想。这似乎迎合了我们对集体主义的反叛，因而在我国备受欢迎。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是根深蒂固的，至少不可能在短期内看到它消失的痕迹。“当事人中心疗法”与中国人的社会化特点和人际交流方式存在着诸多冲突。如：(1)咨询者能否发表个人意见的矛盾。“非指导性”心理咨询力戒咨询者对来访者提出的问题发表任何个人意见，以避免咨询者将个人的意愿强加于来访者身上。但我们中国的来访者往往对咨询者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咨询者能够主动积极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并且倾向于在咨询者自我暴露后才会深入谈及自己的问题，怀着弄清楚对方才表露的心态。这与中国人的人际交流方式是一致的。(2)咨询者是否具有权威性的矛盾。非指导性心理咨询强调咨询者与来访者在咨询过程中的平等地位，咨询者对来访者没有任何权威作用。但我们的来访者往往把咨询者看作是问题解决的专家，咨询者的言行在来访者那里有很大的权威性。如果咨询者过分“平易近人”和谦虚就会有损良好咨询关系的建立。(3)咨询者谈话主不主动的矛盾。非指导性心理咨询要求咨询者在谈话中尽量处于被动与跟随的地位，以强化来访者的自主能力和谈话欲望。但我们的大多数来访者对这种被动的无方向的谈话方式均感不适。他们认为咨询者的沉默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三、建立以启发式为主体的多元化心理咨询模式
吸取西方心理咨询理念的精华，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民情的心理咨询模式是推动我国心理咨询业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我们的心理咨询模式最重要的应是：实现由“自我”向“关系中的自我”的转变。这是解决个人取向和集体取向两种理念冲突的具体措施。从理论上可概括为：建立以启发式为主体的多元化心理咨询模式。这是基于我国本土历史产生的启发式理念对我们的易于理解性、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势、世界多元文化心理咨询的倡导、我国国民的社会化特点和我国的多民族性、心理咨询的本身提出来的。
(一)心理咨询本身的需要
咨询目标是心理咨询整个工作成效检验的标准，也是咨询工作的引路者和推动力。咨询者与来访者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心理咨询目标及其实施的重要因素。咨询关系的文化背景是治疗和咨询的关键。咨询者与来访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将对问题的界定和咨询目标的确立产生重要影响。因为无论是个人、家庭、社群还是组织，只有在其文化背景中才能被正确理解。如曾文星、徐静所(1989)指出的，“在强调个人独立自主的社会里，心理咨询的目标与技巧常在于帮助来访者能够在社会上独立自主，不依赖他人，能替自己着想，为自己而奋斗。相反地，在一个主张保守、稳定、和谐的社会里，心理咨询的要点大多着重帮助别人能够解决困难，安于现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来处理问题。”对文化的注重决定了咨询方式的有效性。
(二)我国的多民族性和地域的广阔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汉族占绝大多数，但不能因此在心理学上走向大汉族主义。我们的心理咨询应是面向各个民族的，地域的广泛性也使得文化更具有了显著的差异性。这就存在一个多元文化性。在这一点上，也指心理咨询的理论和理念并不完全排斥西方。各种理论都有其不同的适用范围，在此范围之内，该理论能够发挥最佳的解释作用。具体哪一种理论指导下的咨询策略有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各种咨询原理都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如在咨询机制上，都是“提供新的经验，以促使病人进行意识扩大性自我探索”(Mahrer,1989)。只不过是不同的学者对此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精神分析家认为，“意识的扩大”就是对无意识的领悟，认知建构者认为是预测性更强的新建构的形成，而以人为中心的拥护者则认为是通过对自己内在感受的挖掘和开发来完成，行为主义的倡导者认为它是新的有效行为的获得，因为丰富来访者的行为储备必然会伴有有意识的扩大[3]。
(三)中国社会文化特点
中国社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注重个人的修养和自制，在价值观上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人际交往中，反对表现个人，重人情、讲面子，行中庸之道。学者杨国枢(1995)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化过程决定了与西方文化不可避免的冲突。其内容包括：(1)依赖性训练；(2)顺从训练；(3)谦虚训练；(4)自我克制训练；(5)自我满足训练；(6)惩罚训练；(7)羞耻训练；(8)家庭中心；(9)多重家长制。中国人的人格具有明显的顺从、关系、集体和自制倾向，这些都与以个人倾向、崇尚自由、竞争、享乐为理念的西方社会大相径庭[4]。在类似于中国这种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文化里，个体并非是社会心理的最小动力单元，个人主义被视为社会前进的阻力。因此，如果按照西方心理咨询理念，咨询者就会将集体文化背景的来访者诊断为不成熟的、极端依赖的、回避责任的。
其次，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人们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心理学学科本身都有了一个全新的反省和认识，也深深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观念。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心理咨询业当然无一例外地受到影响。它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已不能固守一种理性的科学模式，事实上，它也不得不承认科学的模式是受文化因素影响的，是多维的。后现代思想充分肯定了世界的多样性、人的多样性，反对“大一统”和绝对的权威及所谓“至高无上”的东西，反对具有文化普适性的理论、方法或观念。而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我们应借鉴后现代思想中合理的东西，为我们心理咨询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因此，我们的心理咨询理念应是具有包容性的，是对各家咨询理论精髓的兼收并蓄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多元化心理咨询。
(四)孔子的启发式思想
多元化的心理咨询不能没有一个主导，只要是中国人就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无论民族、性别、年龄和地域。因而，我们不仅仅倡导的是一种多元的心理咨询模式，且是一种有主体的、多元化的心理咨询模式。有人认为，孔子提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思想，如同人本主义提出的非指导思想。然而无论怎样“如同”，启发式思想至少有以下两点优于非指导思想：(1)启发式思想根植于中国，更符合中国人重集体意识的倾向，它既尊重个体的独立性、主动性，又关注咨询者对来访者的推动和引导，由此摒弃了后者对咨询者作用的过分被动的要求。(2)启发式思想更强调咨询者与来访者之间的互动及两者的相互交流和磋商。这种交流方式与中国人重集体中的自我、崇尚谦虚的文化相适应。本文旨在建立适合于我国本土文化的心理咨询模式，还只是一个设想，其理论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其可行性还有待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