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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学派”（注：严格地讲，食货学派成员骨干是陶希圣、何兹全、鞠清远、武仙卿和曾謇等人。本文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称谓。）在30年代史坛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目前对食货学派的研究甚为寥寥，但取消食货学派，20世纪中国史学史将是残缺不全的。本文试图对食货学派的学术倾向、学术价值进行宏观考察，开掘其学术内容，以期对食货学派有一个新的认识。
《食货》半月刊是食货学派的基地，因而，研究《食货》是认识“食货学派”的根本立足点。《食货》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专攻刊物”。由于其主编人陶希圣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特殊政治角色，学术界对其学术倾向的判断存在很大差异，其学术价值一直为政治的强光所遮蔽。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食货》的创办意图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革命围剿。陶希圣等人即使以唯物史观派学人自命，也只是挂着唯物史观的幌子而已。（注：参见刘茂林：《〈食货〉之今昔》，《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这种观点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政治立场直接决定学术立场这一有害假设的产物。而今天，维护学术独立的意识日渐觉醒，学术是政治的附庸的思维正在被超越，因而以学术的眼光重新打量《食货》，对其学术内涵加以深究，正确评估它在开辟新的研究路向，确立新的史学范型上的贡献，也就提上了日程。
一、《食货》产生的学术背景
以往的研究，提到《食货》的产生，强调的主要是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这当然十分必要。而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对《食货》的外缘性解释，没有触摸到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食货》作为一种学术刊物，当然首先是那个时代学术思潮的逻辑产物，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目光转移到以前被忽略的学术大背景上来。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学术思潮的显著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这很大程度上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1929-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为马克思主义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接受，成为世界性的学术思潮提供了绝好的契机。“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2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当时中国学术界是以非常积极的姿态面对西方、面对世界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无疑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国际学术思潮的变动，并立即融入了这一潮流。况且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来解释社会的存在和各种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以至风习民情，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它得以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和运用，实在是顺理成章。“在本世纪前半叶，社会主义思想对史学家的影响面要比我们现在想象的宽得多，包括后来分化到另一阵营里的人物，这种影响也还存在。”（注：王家范：《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年至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从五四到北伐，在时间上，虽然只有七八年，但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又走到第二个解放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中心思想是绝对不同的。……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注：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30年代的学术界，“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注：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载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第64页。）“唯物史观风靡一世。”（注：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顾颉刚先生序》，此处引文据《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0页。）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尽管用语不尽一致，却共同表达了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主义广泛流行，成为一种主流思潮。
新的理论、方法的输入，必然生出这样的要求：用这套新的观念工具考察中国社会，重新梳理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社会史论战遂应运而生，并得以在学术界轰轰烈烈地展开，各派学人纷纷披挂上阵，运用新式的理论武器，参加这场论战。争论最热闹的问题有这样几个：“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问题；三是何谓‘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断限和特征问题，四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注：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2页。）参加论战的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有以《新思潮》杂志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主力如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的“新思潮派”；有托派阵地的动力派如严灵峰、任曙等，还有其他一些自称不属任何派别的讨论文章。这场论战延续数年（大体自1929年至1934年），发表文章约140余篇，出版书籍30余种。（注：参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社会史论战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需要在这里强调指出的是，这场论战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不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以及后来的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这些早已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论战各方，即使不属于中共或托派，甚至是共产党的反对者，都大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并以这作为论证的理论依据。包括胡秋原、方亦如等人也如此。论战中各方共同使用的如‘帝国主义’、‘封建制度’、‘阶级关系’、‘商品经济’等概念、词汇也基本上属于或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范围。”（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这就有力地佐证了马克思主义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事实。然而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个新事物，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未经过一个充分的理论基础研究阶段，没有消化、吸收其思想实质，没有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它，就急不可待地援引它来阐释中国历史，正如何干之所说，“可惜各位参战的朋友，对于历史方法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结果，问题往往不能好好地提出来，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注：何干之：《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肤浅的理解、简单地套用往往又容易为教条主义埋下祸根。由于这场论战缺乏必要的对中国史的具体研究作支撑，只是就经典作家的词句的理解争来争去，始终无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兼容起来，所以当论战的硝烟逐渐散去的时候，其核心问题仍悬而未决。空洞宽泛的理论争执走到尽头之时，正是切实具体的专题研究起步之日，这是学术演化的必然逻辑。《食货》的创办实质上是在社会史论战沿着原有方向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势下不得已的选择。《食货》创刊号“编辑的话”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食货》认识到，理论的发达，必先经过史料搜求、专题研究的阶段，于是退而结网，创办这本半月刊，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考索。
二、《食货》的唯物史观取向
准确理解唯物史观是探讨这一问题的必要前提。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如下表述：“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段话看来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第二、三层意思是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但这三层意思看起来不是并列的，而是递进的。第一层意思居于基础地位，第二，三层意思是第一层意思的推论。那个“因此”两字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这种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唯物史观有广狭之分，广义唯物史观包括社会发展理论、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但是，在广义唯物史观内部，相对于它的基础和核心部分而言，这些内容仅处于从属的地位、次要的地位、派生的地位。而狭义唯物史观，它的内容仅相当于广义唯物史观的基础部分、核心部分。相对于狭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理论、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当然就在唯物史观之外作为唯物史观的一系列推论、一系列应用结果而存在。可见，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的唯物史观来衡量，社会发展理论、阶级观点、无产阶级革命等学说都处于推论地位。既然如此，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把唯物史观看成一种比较纯粹的学术理论，脱去其政治含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等），它只表达一种学术立场，一般说来，可以与政治立场无涉。陶希圣及食货学派之接受唯物史观，即应作如是观，这只是一种学术选择，而非政治主张。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陶希圣及食货学派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陶希圣在《食货》第2卷第4期“编辑的话”中指出，“学术界对于唯物史观的攻击，好像锋头很猛。我要声明的是：（一）食货学会会员不是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情。（三）这个方法的毛病是在用来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因为他指出别人不肯又不敢指出的真实，便易受别人的攻击。”在这段颇具感情色彩的话里，陶希圣表达了对唯物史观受攻击这一现象的愤慨，陶希圣认为唯物史观是解开历史之谜的锁钥，是通向历史真相的桥梁，所谓“毛病”正是其长处。陶同时也表明，运用唯物史观只是他对一种治学追求的表达，与什么主义无关。如果说这可能是陶希圣自我标榜，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那么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他人的评说。同时代的郭湛波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注：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何兹全也回忆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思想上大体可以分作三个学派。……一个是乾嘉学+西方新史学+马克思修正主义学派，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这个问题应该作点说明。我说陶希圣是马克思修正主义，是就学术观点说的，不是从政治上说。政治上陶希圣是国民党，是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理论家。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受有他们的影响。他标榜以辩证法、唯物史观治史，使他成名、在学术上高出别的人，正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注：何兹全：《我的大学生活》，《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他进一步指出：“陶希圣的要害问题在政治不在学术。……批判陶希圣和《食货》，学术和政治要分开。”（注：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7、258页。）何先生此言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不把学术与政治分开，则无法予以《食货》及食货学派准确的学术定位；将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正是我们过去判断失当的症结所在。
食货学派其他成员的态度也基本一致。王瑛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第2卷第4期）中指出，研究前的理论准备，“(1)深切了解马克思主义……缺乏第一项知识，则一切观点、方法以及术语都不会正确，”这就将马克思主义放在了基础地位，随后他又在“唯物史观与辩证法”部分中，列举了唯物史观的诸要点，并开列了一个参考书目，其中包括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李秉衡在《方法与材料》（第1卷第9期）引用陶希圣的话，“把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他表示赞同。总之，“食货学派”是把唯物史观当作治史的科学方法来看待的。不过有一点必须指明；“食货学派”和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互为表里的“唯物史观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有所不同，最显著的就是食货学派从一开始就意识到防止教条主义倾向。如刘兴唐在《奴隶社会论的症结》（第5卷第11期）中说：“丁先生忽略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唯物史观不是凭空造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式，乃是从人类社会之个别的具体发展的产儿。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之个别的具体的法则，如果不注意个别之分析而纯粹来推测，那么有几何而不流入玄学之域呢？”这里强调不能把唯物史观当作随处可以套用的公式而取代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不能用一般来抹煞、取消个别。刘兴唐在《中国社会发展形式之探险》（第2卷第1期）中也说道：“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之形式问题，因为个人方法论之限制曾生出各色各样的结论，或求之于自然环境，或求之于野蛮民族，以及把唯物史观当作惟一的历史科学方法的人们，又把社会之客观发展法则当作历史之具体的结论，由于他们方法论上之错误，自然难得出良好的结果。唯物史观，只是历史之客观的发展法则，并不能单独成为历史科学上的方法论。他只是使用科学方法论所制造出的结果，所以也只能作为历史之具体分析的一个借镜。把唯物史观当方法论使用的先生们，和木匠把商品当斧子使用一样的可笑。”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从当时的社会科学理论中总结出来的，并非历史研究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先验的逻辑前提，唯物史观也不是历史学的惟一的方法论，尤其当进行微观研究时，它缺少可操作性，必须借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才能完成对历史的解释。食货学派拒绝将唯物史观当作教条，而这却常常被误解为反对唯物史观本身。
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具体探究《食货》体现出的保证唯物史观取向。
（一）《食货》的创办思路和唯物史观一脉相承。
为什么要创办《食货》半月刊专攻中国经济史呢？郭湛波这样认为：“因为解答中国社会问题，非先解中国经济问题不可；要想明了中国社会史，非先要明了中国经济史不可，所以近日发刊《食货》半月刊，组织‘食货学会’，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注：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80页。）王瑛也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第2卷第4期）中说：“故我们研究历史时，最先应下手的就是中国经济史，社会的变更是以经济的变更为指标，故欲求社会的动向，首先就应详尽地研究、把握中国的经济变迁和动向。”王瑛的这一认识是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得出的。恩格斯也曾这样说过，“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这里道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从经济角度解说人类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创办《食货》，从研究经济问题入手解答中国社会史问题这一研究思路，恰恰与唯物史观相吻合，与唯物史观的治史理念同出一辙。
（二）《食货》的研究路向与唯物史观声息相通。
唯物史观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使研究路向发生了重大转换。列宁指出唯物史观克服了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缺陷：“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注：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对这两个缺点纠正正是唯物史观的优越性所在，它在史学研究上促成了两大转换：一是从描述孤立的政治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研究，即从政治史、事件史转向经济史、社会史；二是抛弃精英史观，关注下层社会的历史。即从精英史转向民间史。下面分述《食货》在这两大转向上的创获。
第一，由政治史、事件史转向经济史、社会史是30年代新史学的发展趋向。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历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历史研究的方法日益科学化，对历史的阐述逐渐脱去单调干瘪的面貌，越来越血肉丰满，富有生气，《食货》即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它是专门研究经济史的刊物，内容却也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史有田制、赋税、货币、市场、农业、工矿业、商业、外贸等诸多门类。据粗略统计，有关田制的文章有23篇，有关赋税的9篇，有关货币的12篇，有关市场的7篇，有关农业的8篇，有关工矿业的9篇，有关商业的12篇，有关外贸的4篇，可以说，《食货》的研究触角伸到了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社会史方面，既有宏观评论，又有微观研究，宏观评论主要是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式的文章，（注：此类文章在《食货》中占有相当大篇幅，并出“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3期，可见，社会史论战余波未平。）微观研究涉及社会等级结构、人口、城市、家庭婚姻、风俗物产、宗教等方面。这里也有一组数字，社会等级结构方面26篇，人口方面12篇，城市方面5篇，家族婚姻方面9篇，风俗物产方面7篇，宗教方面12篇。社会史的微观研究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食货》构成了一幅以经济为轴心的社会史的立体画面。
第二，从精英史转向民间史，关注平民百姓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在传统史学中，上层精英人物一直占据着历史舞台的焦点位置，扮演着主角，而下层群众被排挤到边缘地带，只能充当跑龙套的角色。王侯将相是历史的实际支配者，而布衣细民只是消极的受动者，很少人留意，关心下层社会的历史境况。但是忽略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历史，必然是不完整的，这是传统史学的一个重大缺憾。《食货》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突破，把目光转移到作为社会基础的平民大众身上，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向。例如发表于《食货》第1卷第9期的《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一文对宋代民间女子的职业作了大体勾勒，实业方面有农业（采桑、养蚕）、手工业（裁缝、织布）、商业（开茶肆、开食店、开药铺、作小贩），游艺方面有歌舞、卖技、讲故事、优伶，杂役方面主要是做佣人，还有妓女（官妓、家妓、营妓、军妓、僧妓），这简直可以视作一幅微型的社会风俗画。《江湖必读》（第5卷第9期）是一部商人作的文字，列举了商人行走江湖、往来贩卖的注意事项，几乎是商人的处世大全。一个商人眼中的下层社会景象清晰逼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唐代的贱民》（第1卷第4期）则描述了贱民阶层的各个等级：奴婢、官产、杂户、太常音乐人、工、乐、部曲、客女，涉及到衣食、婚嫁各方面，揭示了这一社会群体的历史境遇。尽管《食货》在对民间史的研究上算不得成绩斐然，但它却指示了史学现代化的方向，就此而言，其学术意义不可低估。此外，搜集、研读地方志是史学研究的民间取向的又一表征。地方志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美称，它不同于“二十四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不是断烂朝报，它更贴近下层百姓，更多更真实地反映出民间社会的状况，“是于乡遂都鄙之间，山川风俗，物产人伦，亦已巨细无遗矣。”（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7页。）由于顾颉刚的建议，陶希圣发出《搜读地方志的提议》（第1卷第2期），主张从地方志中寻求经济史料，建议先读经济发达的大都会的县志。鞠清远在《地方志的读法》（第1卷第2期）中提出读地方志应以都市为中心、以交通线为中心、以工业磁业为中心，同时不要忽略了物产、庙会、桥梁等。这都是从研究经济史的视角来谈搜读地方志的。王沉《关于地方志》（第2卷第1期）一文的视野则大大拓宽。他说：“我以为如果能够搜集得到各处的地方志，不仅限于省志，连县志以及小部分村镇乡志，也应该收罗起来，”并归纳为都市、交通、工业、物产、赋税、风俗、人口、货币、地域、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贸易、天灾、官制、兵役、城市的迁移、宗教、缙绅与地主的姿态、商业、文化、教育20个门类，可谓包罗万象，从中可以概览一个地区的全貌。这就为研究民间社会和下层人民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地方志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宝藏，披沙拣金，充分开掘，必定使社会史研究大大推进，在民间社会中，经济活动也是作为一个基础部分而存在的。只考察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忽略各个地区的实际经济状况，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误区。而从地方志入手、考察地方经济，正是走出这一误区的有效途径。除经济方面的文章外，《食货》还刊载了李光信的《山西通志中的山川崇拜》（第4卷第5期）、瞿兑之的《读地方志琐记》（第1卷第5期）等。
（三）《食货》中的跨学科研究与唯物史观沟通暗合。
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把握、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并不具有纯粹的历史学属性。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核心和基础部分，是唯物史观。“但从纯科学的角度看，唯物史观不过是19世纪的一种社会学理论，19世纪社会学理论的一种。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严格地讲，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来探究历史。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理论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比较集中体现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迄今为止，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要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了。但看得出来，《起源》所阐发的不过是一种盛行于19世纪的人类学理论，这就是单线进化的人类学模式。摩尔根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并发展了他的理论。我们长期以来就是用这一人类学理论指导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和阐释的。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借鉴早期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跨学科研究。总之，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观指导历史研究，本身都应属于一种跨学科研究。”（注：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再者，唯物史观揭示出的只是社会学的一般，而非历史的具体，它必须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互为补充，向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借取方法、模式和认识能力，用这些学科的学理去阐释相应的历史现象。换言之，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的宏观把握这一特性，内在地要求其他社会科学的补充。因此，以唯物史观治史，就必须采用跨学科研究，实现多学科交叉渗透，否则就无法解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有研究者在反思20世纪中国史学时这样说：“史观派的作品无疑带有意识形态属性，但自它产生之日起，无论这一学派自己还是它的对手们，都过分渲染和强调了这一点，没有看到或充分估计到这一学派的学术含义：通过这一学派，中国史学界实现了与西方最新科学门类如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初步整合，从‘义理’层面初步完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化转型。”（注：王学典、孙延杰：《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文史哲》1997年第6期。）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唯物史观派学人对于中国现代史学的重大贡献，也是此派学人治史的特色之一。
陶希圣在《食货》上发表文章最多，也是擅长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谈到陶希圣，说：“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最近一篇回眸百年史学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新史学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这一路向的推动作用，不容抹煞。但真正在这方面作出较深入研究而富创见的，则要到熟悉西方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的一代学者手里，突出的如全汉昇、杨联升等。”（注：王家范：《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当然，采用跨学科研究的食货派成员不止他们几人，其余的便不再赘述了，在《食货》刊载的文章中，集中体现跨学科研究的当属有关社会发展形式问题的。这些文章所遵循的是唯物史观，如前所述，以唯物史观治史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此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摩尔根的人类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被大量援引，作为立论的依据，分析问题的工具。由于《食货》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刊物，它特别关注经济学理论。《〈原富〉出版160周年纪念征文启事》（第2卷第12期）中说：“斯密亚丹的《原富》是经济学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史学的先锋。因为他娴熟历史，所以能产生彻底的理论，有了理论，更能进一步解释历史。”并陆续发表了几篇《原富》的纪念论文：连士升、陶希圣的《斯密亚丹论中国》（第3卷第3期），费著、连士升译《论原富》（第3卷第4期），赵乃搏的《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及其学说渊源》（第3卷第7期）。可见，食货学派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甚为推许。《食货》上还有一些介绍经济学的文章，如桑巴德著、连士升译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第1卷第8期）等。如此热衷于介绍西方经济学原理，显然不是要转而从事经济学研究，而是要借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总之，跨学科研究是《食货》及食货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与唯物史观的治史方法相一致。
为了进一步证明《食货》的唯物史观取向，下面我们举几个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历史问题的实例。
曾謇在《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第5卷第7期）中说：“真正的古史体系的建设，并不是疑古辨伪的工作所可完成，而是社会学民族学的古史体系的建立事体。从社会的物质基础与婚姻家庭的结构把握整个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才是真正古史研究的事情，才能建设起古史体系。”仅仅依靠疑古辨伪无法建立真正的古史体系，那只是史料的堆积。曾謇受唯物史观的启发，提出了建立古史体系的一种必要而且可能的途径，其见地的确在一般的疑古派之上。陶希圣在《十一至十四世纪的各种婚姻制度》（第1卷第12期）中说：“婚姻制度是社会组织的一个断面。不独这个制度本身是一种社会组织，又可以指示一般社会组织的性质。婚姻是道德的关系，但他的内容乃是财产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当然受社会的基本财产关系的决定，所以婚姻制度可以指出一般社会组织的性质。”我们不难看出，陶希圣这段话的基本思想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文中的有关论述一致。从财产关系的角度看待婚姻关系、把婚姻家庭看作一种社会组织的观点，直接导源于唯物史观。
陶希圣在《唐代寺院经济概说》（第5卷第4期）中说：“中国佛教史的研究，现在多限于教理的流派及演变。教会的历史及寺院经济史的研究，纵有也不过是初步的，后一部门更是少见。我们注意到寺院经济，于今共五六年，但我们的力量也只用到寺院的田地商店、人口像设等富力与人力的数量和寺院与政府就于富力人力的冲突。在寺院的内部，我们曾注意到教徒的身份等级，说到寺院财产与僧财产的关系，施舍财产的人与寺院的关系，寺院财产的构成和经营方式，戒律与法律对于寺院财产与僧尼财产的规定，我们以前都是没有致力，有的还不能致意。实在地说来，这不曾致意致力的几点，正是我们了解寺院经济乃至教会组织的内容及性质最重要的几点。”从寺院内部财产关系入手研究寺院经济，从寺院经济入手研究佛教史，这一思路新颖别致。若不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很难得出这样的见解。
三、有待澄清的两个误解
误解之一：提倡实验主义
何谓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只是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注：胡适：《胡适文存·我的歧路》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卷三第99页。）重视史料是实验主义的要害所在，虽然它也讲“方法”，而且是“科学的方法”，但它是限于史料考订层面的、技术性的方法，与处于历史阐释层面的、理论性的方法相去甚远。我们无须否认，《食货》中有高度重视史料的倾向。但我们还必须明确，这一倾向是由对社会史论战的反思造成的，是对论战流于空论的纠偏补弊，因为“一场论战使大家感觉无知了，于是反回头来，从新做起。……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嵇文甫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况且，陶希圣并不排斥对方法的探讨，他在《食货》（创刊号）“编辑的话”中说：“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理论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可以产生，理论并不是仅原形一摆，就算成功了的。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的。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与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可见，陶希圣是兼顾史料与方法、理论的平衡，并未用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正如何兹全所说：“《食货》对待材料和理论、方法的态度，大体是合理的。”（注：张世林编：《学林春秋》，第257页。）
李秉衡在《方法与材料》（第1卷第9期）中说：“研究须以伟大的方法，照耀着、贯通着、运用着，一切材料。《食货》除收集材料外，似应将过去中国社会史论战所遗下之第一要点，即方法的再事修养与确定——不是再度论争，应是切实的奠基。”历史研究必须以一定的理论方法为指导，社会史论战所暴露的正是理论准备之不足，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社会史论战的问题在于没有充分掌握理论，不在理论本身不正确或根本不应该使用理论。陶希圣在李文末尾的附注中指出：“如果把方法当结论，虽不是机械主义，却易陷于公式主义。历史的研究必须顾到历史的事实。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实验主义重史料而轻理论，公式主义重理论而轻史料，二者都有弊病。陶希圣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实验主义的弱点，如何说他是提倡实验主义呢？王瑛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第2卷第6期）中说：“我们认为昧于一般的方法理论去研究中国经济史是胡闹，绝对说不上什么研究！因之，我们一再提起注意方法论的重要，不要大家跟着别人胡抓乱挠！研究中国经济史，第一应先把握一般的正确的方法及理论，第二，才能去进行所谓‘广搜材料’”，不仅如此，《食货》还为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辟专栏：“方法与理论”（第3卷第6期）“理论与方法”（第3卷第8、12期）、“方法”（第2卷第4期）、“研究方法”（第2卷第5期），出专号：“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专号”（第5卷第11期），还有大量的此类文章，如齐思和的《研究历史问题之方法》（第4卷第3期）等。
食货学派显示出了高于史料派和其他史观派的卓识，克服了重史轻论和重论轻史两个极端。实验主义的方法，“拿证据来！”，“只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这种“科学方法”只能在“训诂学”和“版本学”里充分发挥其功能，顶多在确定具体“史事”有无真伪的问题上施展其才干。（注：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这是实验主义的固有缺陷。而一般的史观派则“对于材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相合者，就无条件采用。……往往谈理论太多……感觉他是谈哲学不是讲历史”，（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冯友兰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急于求知识，而殆于问材料。……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页。）郭沫若也坦白承认道：“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注：《海涛》，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这种倾向在史观派中普遍存在而浑然不觉。陶希圣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则既搜求史料又研讨理论，在理论指导下考订史料，在整理史料中生成理论，取鉴实验主义又能超越实验主义，源于唯物史观而不囿于唯物史观。史观与材料、义理与考据、实证与阐释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能构成完整的史学，无论哪一端过分发达，都将导致史学的失衡。陶希圣早在30年代就开始了整合史观派与史料派所代表的两大学术谱系的探索。
误解之二：以经济史观代替唯物史观
重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因素，是经济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共同之处，也是容易将二者混淆的重要原因。但经济史观与唯物史观有着根本区别。经济史观即经济决定论，过分夸大了经济因素的作用，忽视、排斥了政治、文化等其他因素；而唯物史观既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又兼顾到政治、文化等其他因素，凸显了一种“总体史”意识。唯物史观并非经济决定论，这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已有所论述。恩格斯晚年曾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情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成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无视这一点，就谈不上对唯物史观的完整而准确的理解，最终滑向经济史观或其他错误理论。
“食货学派”的庐山真面目是经济史观还是唯物史观呢？我们看几个例证便可明了。
陶希圣在《食货》第3卷第9期“编辑的话”中说：“隋文帝的统一与他的政策，我以为要从南北朝时代王权与贵族的冲突这过程里了解。”此话是针对张玉林的《隋文帝的社会政策及其经济手段》而发的。张文主要从农业经济的破产入手，分析隋初的统治政策，着重点在经济，而陶希圣提出从王权与贵族的冲突方面来考察，着眼点在政治。陶希圣不但自己没有忽视政治因素而流于经济史观，而且纠正了别人只重经济的偏向。
陶希圣在《食货》第5卷第8期“编辑的话”中说：“假如对于‘色役’本身，再加以分析，将它与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复杂关系，将与‘色役’类似的一些东西，加以考察，或许对于南北朝社会的性质的理解，又要改变一些。”这是针对武仙卿的《南北朝色役考》说的。曾謇也在《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第5卷第7期）中谈道：“一切的事物——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有它们相互的联系与依存。换句话说，就是它们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东西。”这显然与经济史观大相径庭，经济史观突出了经济因素，把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等同于全部原因和一切动力，割裂了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把经济因素之外的丰富的历史内容挡在了视野之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食货学派的确避开了这个理论陷阱。
四、结语
《食货》及“食货学派”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是一道绚丽的风景线。高耘晖在《分工研究的方法》（第2卷第2期）中说道：“我以为现在国内对于中国社会史从事研究的人，虽然不少，可是真正有具体组织的，还只是食货学会。事实上，食货学会现在或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心。”齐思和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他（指陶希圣——作者注）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注：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这是时人的评价。
社会史研究在当代史坛蓬勃开展、方兴未艾，这与《食货》及“食货学派”有着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一篇回顾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状况的文章，这样写道：“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是一种研究范式，大概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末，与法国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至少在30至40年代，曾一度辉煌。”（注：郭松义：《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尽管没有提到《食货》，但却蕴含了一个富有价值的信息。假如本文的结论成立，“食货学派”就是唯物史观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如果说年鉴学派可以代表西方新史学，那么唯物史观派是否可以代表中国的新史学？年鉴学派与唯物史观派在研究路向、研究方法上的不谋而合，是否昭示了国际史学一体化的一种内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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