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经济措施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晋察冀论文,封建主义论文,述评论文,措施论文,抗日根据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875(2002)05-0529-04
反对封建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两大主要任务之一，是党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重要旗帜。但是，反对封建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如抗日战争时期，其方式、方法、策略等有着很大差异，具有抗日战争环境下的鲜明时代特点。本文试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例，就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方面采取的反封建措施作一评述。
首先，实行减租减息。自从中共二大制定了把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纲领之后，中国共产党就以此为目标，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并在1927-1937年间初步形成了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关系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但抗日战争爆发后，阶级矛盾退居其次，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第一，抗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支持，需要广泛而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处于乡村的敌后根据地里，“农民是抗日的主力，抗日的支柱，而地主则是现在不可缺少和不能丧失的抗日同盟者。他们要合作抗日，可是又有基本上不可调解的矛盾，即是复杂的土地关系。”（注：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第88页.）因此在抗战前实行的把反封建主要矛头对准地主阶级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必须予以改变。但是中国共产党反封建的革命方向不容改变。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统一起来，制定并逐步完善了减租减息的反封建措施。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边区政府公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注：这个条例在1940年、1941年和1942年分别进行过修正.）规定：“地主之土地收入不论租佃、半种，一律照原租额减收25%。”“钱主之利息收入，否认新债旧欠，年利率一律不利超过1分（即10%）。”此后，又陆续颁布了《关于减租减息的意义与执行问题的指示信》（1942年2月）、《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1943年1月）、《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1943年10月）、《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1943年10月）等，对减租减息政策进行了补充修正，使之更加完善。
在这些方针政策指导下，晋察冀根据地通过自上而下的发动，使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并使之基本上遵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大大削弱了封建剥削，促使农村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中农成份急剧增加，贫雇农大为减少。仅据晋察冀区12个县32个村统计，到1940年上半年，雇农上升为中农的占20%，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占28%。（注：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第245～246页.）同时，封建经济的削弱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发是密切相关的两个趋势。正如1942年2月边区行政委员会所指出的减租减息必然会促使土地分散，“地主与高利贷者的休息着的资金也必然会逐渐活跃起来，走上工商业阵营里边去。因此，减租减息具有使中国生产力的广大发展，从落后的中国变为进步的中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作用和意义。”（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321页.）因此，减租减息又会从另外一个方面冲击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加速封建经济关系的破产。
其次，发展私营经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资本主义是比封建主义先进的生产关系，由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发展会对封建主义构成致命的冲击，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结局只能是资本主义。因此，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说发展私营经济是从经济上冲击封建主义的最有力的步骤之一。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793页.）因此，发展私营经济是建设新民主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
边区建立之初，除了一些传统手工业外，近代化工业几乎空白，有不少日用工业品完全依赖外援，充斥边区的基本是小农经济。因此，1940年12月，毛泽东曾指出：“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768页）1941年6月《晋察冀日报》社论亦发出“积极发展与鼓励私营工业与家庭手工业”，“欢迎和吸收私人的投资，活跃边区内的工业，逐步争取边区工业品的完全自给自足”（注：《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第2页.）的号召。为此，边区政府对私营工业采取了扶植与奖励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在经营方式上提倡多种经营，统筹兼顾。游击战争环境和管理经验不足极大地限制着边区公营企业发展空间，为此，实业处长张苏在1941年8月边区第一次高干会议上指出：“除军需工业外，一般我们不主张公营，对于私资经营的工业，我们愿意竭力帮助。”（注：《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第262页.）欲解决军需与民生之匮乏，就必须“启发小生产者和私人企业家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在有利于民生军需的原则下，自由自主地去从事他的生产和贸易”。在“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和“节制资本”的前提下，“对于私人企业家的经营，即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应该让其发展而不是削弱或加以阻挠。”（注：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第248页、85页.）这种把个体和私人企业赢利的欲望与边区需要相统一的“公私兼顾”的经济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此外，对于私人不易或不能经营的军用工业、机器制造业等，则采取公私合营或公营。毋庸置疑，边区灵活多样的企业经营机制是与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特点相适应的，对边区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二，在资金方面提供贷款，给予优惠。如1940年1月，边区政府在关于普遍设立纸厂的指示中规定：“不论私营、公营，凡资本不足或有其他需要时，均可依据本会公布之合作贷款办法，向银行贷款”（注：《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第212页.）。次年颁布的《晋察冀边区银行生产贷款办法》更明确指出：凡燃料、工具、纺织等工业需款巨大，私资无力筹措者，可由银行用生产贷款来扶植，据1942年统计，边区银行对工业放款达2 214 339元（注：魏宏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第321页.）。这在资金上有力保障了边区私营工业的创建与发展。
第三，在税收政策上适当倾斜，予以照顾。1942年5月《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则》规定：免征私人工商业资产税，免征家庭副业、私人畜养业和合股集资的合作事业的资产税与所得税（注：《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金融编），第362页.）。同时在边境上建立出入口税制度，其原则是：凡出入口货物，对我利大，对敌利小，仅征轻微的税或免税；对敌利大，对我利小，则课以重税或禁止入口。（注：傅建成.《晋察冀边区的手工业》，《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第441页.）所有这些不仅促进和保护了边区私人工商业发展，而且刺激着地主、富农把游资转移到发展工商业与家庭副业上来，有力地活跃了边区经济。
第四，在技术上大力扶植。为了促进边区公私企业生产技术创新与提高，1941年7月，边区政府制定了《奖励生产技术条例》和《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同时对边区工业予以技术上的扶助，“无论公私各厂，发生技术上困难问题，本会（边区行政委员会）均愿给予充分协助，……除协助研究，以求成功外，更依照本会颁布之奖励生产事业条例奖励之”（注：《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第213页.）。
最后，努力推进经济的工业产业化和商品化趋向。经济的现代化变革是政治制度、社会思想和文化等上层建筑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经济现代化的标志就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工业产业化和商品化，也就是由封建的农业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和市场交换为核心的现代产业经济的过渡。毋庸讳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立初期，是缺乏这样的经济基础的。因为根据地所依托的地区基本上是华北典型的农业区，封建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基本的经济形态。所以，改变这种封建的经济关系是边区政府经济政策努力的方向之一。1939年4月，边区政府以《为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的宣传提纲形式公布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方案则体现了这种趋向。方案指出：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必须解决废弛的劳动力与浪费的劳动力。为此，必须解决适合于游击战争环境下的生产组合与生产技术问题，把农业家庭变成半农业作坊的家庭，发展手工业作坊和完全脱离家庭生产的手工业工厂与机械工厂，把千百万人的劳动力使用于生产事业中（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第240页）。边区实业处处长张苏说：“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范畴。”（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第107页.）这就是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济变革的趋向就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根据地经济在日益摆脱封建经济束缚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比重日益增长，手工业和农民家庭副业日益发展。由于边区政府执行了对内贸易相对自由的政策，以边区贸易局、“裕民公司”和各地公营商店、贸易局、合作社为骨干的商品交换日趋活跃。尤其是通过集资入股形式组建的贸易合作社，是一种新型的、具有现代商业性质的贸易组织。到1940年底，合作社资本占全边区整个市场资本的10%。这就将边区各地间相互封闭、隔绝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步打破，促进了根据地统一商品市场的形成。
根据地经济变革的另一个趋向是工业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应该说，根据地的工业生产还处于相当落后的阶段，除部分军需工业采用工厂式经营外，民用工业，诸如棉、布、盐、油、造纸等采用的大多是手工业和副业的生产方式。但是一些民用工业企业也建立起来。例如，纺织业，1942年行唐有毛纺厂2个，灵寿有3个，平山有3个，唐县有弹毛工厂1个，繁峙有纺织厂2个；造纸业，1942年北岳区有造纸厂10个，冀中区有以合作社形式经营的纸厂43个（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778～779页.）。这说明，根据地的民用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抗日战争后期，根据地的合作社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向，即生产合作社的兴办热潮。1945年，据不完全统计，根据地合作社经营的生产业务有纺织、榨油、农具、医药、面粉、煤炭、熬盐、毛织等20余种。仅据冀晋区1945年9月统计，合作社经营的各种生产作坊即有461座（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第533页.）。合作社由单纯的供销经营向生产经营的转化，也表明根据地工业经济开始形成了规模性生产。从1944年开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即以实行劳动互助为内容的拨工组。1945年，据冀晋区24个县统计，拨工组所组织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35.1%（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第531页.）。这说明，根据地农业经济开始打破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孕育着以集体化为方向的新的生产关系，体现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变革方向。
总之，根据地在打破原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基础上，以工业产业化和商品化为主要趋向的新型经济结构的逐步形成和确立。正如彭真所指出，边区是“以各种形式和不同速度摧毁着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创造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第531页第328页.）。
收稿日期：2002-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