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北约：“必然的伙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约论文,日本论文,伙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4年11月4日，日本宣布向位于布鲁塞尔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总部派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女自卫官，负责预防纷争及和平建设中的女性参与等工作。这是日本首次向北约派遣自卫官，也是日本与北约关系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日本北约关系的发展历程 日本与北约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远到近、由疏到密的漫长过程。冷战期间，两者间一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开始主动追求改变这一关系现状。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日本的世界经济强国地位的巩固，其追求政治大国目标的欲望也开始蠢蠢欲动。另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处于守势，中日关系缓和的同时日苏关系也发生了变动，日本在周边环境较为有利的情况下谋求利用其经济实力扩大其全球影响，并为推翻战后安排、恢复军事力量铺路。日本防卫大臣于1979年、1981年和1984年多次正式访问北约总部。然而，当时北约各国正在集中全力抵御苏联在欧洲咄咄逼人的攻势，根本无暇关注远处东亚的日本。 冷战的结束成为日本与北约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作为冷战的产物，北约开始重新思考自身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定位，把目光投向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广大地区，通过与更多国家结成伙伴关系，应对更广泛的安全议题。经济增长最快、政治影响不断增大的东亚成为北约的关注焦点，而既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美国重要盟国的日本，自然成为北约建立联系的首选对象。与此同时，日本在冷战后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愿望更加热切，也急欲与北约建立联系，将其作为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一个重要平台。因此，双方关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不断实现突破。1990年，首次日本—北约安全会议在比利时举行，1991年，当时的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韦尔纳访问了东京，这是北约秘书长首度访问日本。为参与包括北约框架内的海外派兵行动，日本通过了20多部安全相关立法，以迂回方式架空了其和平宪法中的限制条款。其中最关键的是授权日本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及海外救灾行动的《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即PKO法案。这些法律为日本支持北约的行动提供了条件。比如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为北约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提供了全面支持。其中，硬件支持包括提供安全饮用水、支援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建；软件支持包括提供医疗、教育等社会援助，以及推动当地选举民主化。 9·11事件的发生为日本与北约进一步密切合作提供了合理的借口。海盗、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等全球性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加以应对，这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2001年，北约把打击恐怖主义作为新的行动重点，参与了阿富汗战争。战局稳定后，以北约为主导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承担起改善阿富汗安全状况及监督战后重建和发展项目的任务。期间，日本与北约就在阿富汗的合作展开密切沟通，北约多次邀请日本参与其在阿富汗的行动，而在支援行动中的广泛责任和积极参与则标志着日本参与国际安全环境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外，日本自卫队还在东帝汶大选观察、巴基斯坦和海地地震灾后救援等多项活动中与北约部队一起行动。 日本与北约的关系在机制上也日益得到强化。2004年，北约将日本列为“接触国”，同时被赋予这一头衔的还有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非北约成员国同样可以参与北约的维和行动和反恐任务，与北约共同保护海上航线。这一机制对日本和北约来说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前者可以在参与跨大西洋安全合作中获得更大空间；后者则可以将其触角进一步深入亚太地区。2006年，北约又提出“全球伙伴关系”概念，主要针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接触国”以及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当时的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声称，北约之所以与这些国家加强关系，是因为它们已经参与或即将参与北约的行动，与其加强联系是符合逻辑的。2007年，北约与日本等亚洲“接触国”制定了个体性的“定制一揽子合作”计划。在此框架内，北约为“接触国”提供能力训练，并帮助其融入北约主导的行动。针对日本的“定制一揽子合作”计划按年度制定，为日本与北约的合作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此外，日本与北约还建立了安全问题高级磋商机制，到2014年2月已进行了13次磋商。2010年，日本与北约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 安倍热切推动日本与北约合作 安倍晋三对日本与北约发展关系一向抱有极高的热情，在2007年第一次内阁期间就对北约总部进行过访问。2012年年底安倍再次上台后，在其极力推动下，日本与北约的互动合作之频繁可谓达到了空前的程度。2013年1月16日，安倍上台不到三周，就派众议院外务委员长河井克行作为其特使访问北约总部，与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会谈并递交安倍的亲笔信。2013年4月中旬，拉斯姆森应邀访日，双方签署共同政治宣言。2014年5月，安倍访问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与拉斯姆森签署了《个别伙伴合作计划》(IPCP)，上述派遣女自卫官到北约总部工作便是其中的一项内容。此外，根据该计划，日本与北约还将在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包括：在非洲东部索马里海域亚丁湾参与打击海盗行动的日本自卫队与北约军队将共享情报，开展联合演习；促进自卫官在北约国防大学研修以及电脑防卫责任部门之间的交流；分享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救援经验。除了高层互访，安倍政府还大力推动日本与北约间具体的机制性交流，如举办日本—北约研讨会(2013年6月)；在2013年7月、9月和2014年1月连续三次举办人道支援和灾害救援共同研究会会议；连续两年邀请北约成员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日等。双方关系之所以能够不断拉近，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二者都是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军事同盟体系的一部分，在政治和社会体制上同属西方“民主国家”，无论在安全还是价值观上都具有天然的共同利益和共识。正因为如此，安倍将北约称为“必然的伙伴”，并在《日本北约共同政治宣言》中宣称二者支持“共通的基本价值，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拥有共通的战略利益”。此外，安倍在其访问北约总部的讲话中还别有用心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强调了“后冷战”时期日本与北约面临的共同安全挑战，即所谓的“用武力改变现状”和“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公然将东海、南海问题与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 其次，二者在扩张自身影响上有近似的目标，想要相互协作以实现利益上的互补。北约一直追求通过加强与日本等美国的亚洲盟国的关系，将触角伸向亚太，通过“接触国”、“全球伙伴关系”等机制建立亚洲安全网络。而日本则企图通过与北约的合作推进海外派兵、更广泛地参与全球安全事务，以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因此，在《日本北约共同政治宣言》中，双方在“亚洲太平洋和欧洲大西洋两个地区在政治和安全保障问题上相互影响制约”看法上一拍即合。在此基础上，二者相互利用，各取所需。北约在共同政治宣言中直言“日本的财政援助对于北约驻阿富汗部队非常重要，北约领导的阿富汗国际安全部队对日本的作用表示赞赏”。显然，二者已经达成默契，日本继续向北约驻阿富汗军队及其撤军过程提供经济援助，北约则对其他安保相关问题在政治上支持日本。同时，日本将加强与北约的合作视为促进修改和平宪法、实现集体自卫权的一个重要途径。2014年5月，安倍在北约总部的讲话中大肆推销其“积极和平主义”，声称由于和平宪法的限制，在同样参加维和行动的北约军队受到武装袭击时，日本自卫队无法赶去救援，以此争取北约对其修宪扩军的支持。 此外，安倍政府在强化与北约关系的过程中，明确体现出针对中国的一面。早在2007年访问北约总部时，安倍就表示强烈反对欧盟取消对中国的武器出口禁令。在第二次上台后写给拉斯姆森的亲笔信中，安倍阐述的主要内容就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希望北约能在此问题上站到日本一边，对抗中国在亚太的崛起。此后，在与拉斯姆森互访以及各种与北约交往的场合，安倍每次都要重复所谓中国用“武力改变东海及南海现状”，大谈要“遵照法律”维护航海和航空自由。 目前，日本与北约的更深一步合作仍然受到日本和平宪法以及北约相关规则的限制。但是，随着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目标的逐步实现，如“武器出口三原则”被修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双方在防卫技术合作上的加强成为可能，这将进一步增强日本的国防工业能力。因此，日本与北约关系的未来发展，值得我们密切关注。标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北约成员国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和平宪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