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人权观念的冲突与中美关系的展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中美关系论文,人权论文,冲突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 （1999）04—0104—08
人权是指人们所享有的或应有的基本权利。进而言之，人权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一方面，人权的内涵与外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不同的国家又因为其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差异而对人权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实践活动。但无论如何，人权都是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问题，而为各国政府和人民所关注。
中美两国因为具体国情的不同而在人权问题上有着巨大的、明显的分歧，从而使得人权问题成为困扰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成为中美冲突的重要根源。但是，中美人权观念的冲突并不仅是观念上的分歧，而更重要的是涉及一些更为复杂的政治参量。考虑到人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考虑到中美关系在世界中的重要性，从追求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这一目标出发，我们认为应当加强对中美关系中人权问题的探讨。这里，我们试图对中美人权观念加以对比，发现其分歧所在，寻找这种分歧存在的根据，解析人权观念的分歧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制约因素的原由，最后我们探讨中美正确对待、管理观念冲突的基本模式。
一、中美人权交往的历史回顾
人权外交，对于美国而言，是属于理想主义外交范畴，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甚至更早。但美国明确的提出和推行“人权外交”政策始自卡特。当时，美国主要运用于对苏外交中，是其同苏联在世界进行霸权争夺的重要手段；而在中美关系领域，人权问题没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的参量。
就中国内政而言，1966—1976年间是中国政治的波动时期，这一时期推行的“大民主”政策严重地影响了国内政治的稳定、有序发展，造成了民主进程的大幅度降低。从事实上看，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国内人权状况的确不容乐观，国家主席的生命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就是一个最显明的例证。1990年5 月邓小平在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曾经讲道：“讲到人权问题，1972年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时，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之中，连我本人的人权也谈不上。”[1] 然而正是这一时期，美国从未将人权问题提到中美交涉的问题单上。
中美之间关于人权问题的交涉最早是在1979年的建交谈判中，关于中国公民出居自由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人权问题开始在中美关系中浮现。中美两国围绕着“持异见人员”的保护问题（1982年“胡娜事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所谓的“西藏问题”有过争论，但从整体上说，中美关系在整个80年代的发展是比较平稳的，人权问题依旧没有成为中美关系的制约因素。
综观中美关系史，我们不难发现，尽管8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关系就已经开始了政策性调整，但1989年6 月的天安门事件才是全部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中美关系开始在新的理念基础上进行重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布什政府强化了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人权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基本追求和政策支撑点之一。除了联合西方盟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外，美国还单独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政策与行动。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运行的重要内容。于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在每年的各国人权状况报告中都要大肆地指责中国对人权的不尊重和严重侵犯；人权问题甚至与中美经贸关系挂钩，中美两国多年来一直为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激烈的论争；美国官员访问中国时总要“关心”一下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在国际上，美国更是积极利用联合国人权会议指责中国，企图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和一致谴责。
对于美国指责的无理与偏颇，我们无须多说。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如果仅仅是起因于1989年的话，并不能持久地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争论点；事实上，联系到90年代初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动，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美国之所以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根源——人权外交的本意不是促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而是实现美国战略的具体策略。美国认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在国外促进民主与人权……是一种支持美国国家安全的可靠战略方式”。[2]
二、中美人权观念比较
中美人权观念在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有的源于历史文化的不同，有的则出于现实的国家战略设计。这里我们用一个简明的比较图加以概括：[3]
总结说来，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4]， 中外各国都坚持人权的重要性，认为人权的进步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但是，不同的国家在人权的具体认识、理解和实现上有着不同的观念。美方人权理论相信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思想，以人的自然本性为依据，抽象地谈论人的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认为这是超阶级的、普遍的；而中方似乎更多的坚持人的社会性本质，认为人权不仅是抽象的、普遍的，更是具体的、历史的。虽两种人权观都讲人的解放，但出发点不同，美方从“个人—社会”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观念出发，偏重于个人解放，一切人权都从个人权利着眼；中方则从“个人—社会”辩证统一的社会结构观念出发，主张个人与集体的有机统一，以集体的解放作为个人解放的基础，个人人权应当与社会的整体发展相和谐。这样，当美国人强调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政治权利时，他们主张人权是绝对、纯粹的；而中方认为人权不是单一的权利实体，而是一个权利系统，在其中，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是辩证统一的，生存权、发展权、政治权、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等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上的权利都是人权概念的不可分割的组成要素，并且权利是受经济、社会等条件制约的，享有权利必须以履行义务为前提。
问题域 国家 内容
人权是一个广泛的人类社会学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
中
政治法律概念.人权不仅有个人人权,还有集体人权
范 国
;个人人权包括政治权利、个人生存—发展—安全权
畴 、社会文化权等几个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彼此补充
属 的权利要素.
性 美
美国认为人权是一个成熟的概念,其内涵是确定性的
国
,即人权仅是一个政治范畴,其权利要素主要是国民
(公民)的政治权利.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历来认为人权是一个复合
概念,具有主体性的层次分划,即集体人权,与国家
中
、民族的独立自主权利相联系,主权概念正是这一人
国
权层次的核心;个人人权,即个人在社会以及国家中
外 应具有的尊严和价值.在两个层次的人权外延之间存
延 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集体人权是个人人权的保
证,个人人权是国家民主宪政的根基.
美
个人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个人人权是政治运
国
行的根基.人权主要是指公民的生命、安全和政治权
利.
中国认为人权是一个具体的、具有发展性的概念,是
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历史传统相联系
的.人权没有一个确定统一的模式,承认人权的普遍
评 中
性,并不能否定其具体性问题,应当承认各国文化的
判 国
独特性和由此而有的对人权的多样化理解.尤其是不
标 能把一方的认识当作唯一的标准,在人权上的"一刀
准 切"认识及实践是错误的,无益于世界人权事业和国
际关系的正常发展.
美
美国坚持人权概念的国际性,认为人权是源于人的天
国
性的;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成熟的标准;美国的人权
观念是国际性的标准,人权高于主权.
中国承认人权是重要的,应当是外交关系的内容之一
;外交的任务是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人权应当成
中
为外交对话与合作的重要领域;人权应当促进国际交
人 国
流,而不应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阻碍物;不同国家应
权 当求同存异,用友好和平等协作来加强在人权建设上
与 的共同认识;任何国家不能借人权干涉他国内政,不
外 能以人权为谋求霸权的借口.
交 美国认为,既然人权是普世的,国际社会的标准是统
美
一的,人权就应当而且能够置于国际社会的监控之下
国
;美国,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国家,应当
成为世界人权的推动者、评判者.
三、中美人权观念歧异的根据
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之所以存在着上述纷争、歧异，原因是复杂的，具体说来有[3]：
1.传统民族文化差异。人民不是白板，他们有自己特定的文化传统。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受到本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久习而成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对人权的理解同美国不同。而美国的人权观念直接来源于欧洲资本主义时期的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反对神权、弘扬人性”的启蒙思想。正如钱其琛所言：“欧洲国家（从文化渊源上说，美国也是欧洲国家——引者注）注重个人权利和价值，亚洲国家崇尚集体人权和对家庭、社会的责任。”[5] 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和背景造成了中美两国在人权观念上的不同理解。这成为中美观念冲突的第一根源。
2.人权观念接受、形成历史背景差异。的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没有定义为“人权”、“权利”之类的明确概念，这些概念是中国在近代被西方国家侵略过程中为了历史自救任务而引进的，而被人们重构。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欧风美雨的欺凌，国家衰微，人民无权。相反，美国不仅没有近代中国这样的遭遇，反而曾经作为西方国家的重要一员积极参与对中国的侵略。近代的民族自救过程使得中国人赋予人权以更多的含义。人权不仅是针对个人而言的，也是针对国家而言的。直到今天，中国人之所以仍倾向于把人权看作是进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重要手段，是反对外国干涉（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重要手段，不是没有历史渊源的。不同的历史遭遇造成了各国对人权的不同理解、不同评价，而这种理解延续下来已经沉积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尤其是涉及国际关系的运作时。
3.社会政治取向差异。对于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中美两国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奉行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政治等诸问题的看法不可避免的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当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奉为美国社会的基础时，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中国得到充分肯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作为近代以来沧桑历史的经验总结，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包括人权观念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彼此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以及对对方人权思想的不苟同。
4.经济水平差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是造成中美两国人权观念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根源，这主要集中在中国把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作为人权的重要构成这一问题上。中国具有庞大的人口数目，并且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的温饱始终是一个问题。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的正常需要成为中国各项任务的首位。对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重视，生存权、发展权等概念就必然地成为中国人权概念的重要内容，而且在当前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于比较优先的地位。
5.国家发展目标以及利益自我满足的能力差异。中美两国在国家实力上具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国家实力的不同带来了外交目标的不同。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国家已经取得了独立自主地位，但是中国的安全问题——确保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被分割，确保国家内部统一、团结和政治稳定——依旧面临着近代以来就已经面临着的威胁。中国一方面坚持和平主义外交思想，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实力尚未强大到如美国那样无须关注主权问题就能确保主权安全的程度。
6.外交策略差异。看待问题的思路、视角的不同导致了双方民族心理（精神）与决策层观念的差异，而影响着对外政策决策。对于美国来说，人权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概念，坚持人权的这一特征，不仅为本国外交提供了努力的目标，同样也提供了一种成就自己的利益需求的有利手段。中国则坚持尽管人权具有国际性，但在本质上仍是属于国家内政范围内的事务；因而国家间可以就此进行对话与合作以促进人权事业的共同进步，但不能逾越边界而干涉国家内政。不同的外交策略取向对人权观念的认识及实践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
四、中美两国人权问题冲突的政治根据与实质
中美人权外交的冲突，虽然有观念上的分歧这一客观基础，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两国战略设计的相异。在两极格局崩溃，苏联作为世界唯一可以与美国相抗衡、争夺世界控制权的国家终于在1991年瓦解的情势下，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动使得中美关系的原有基础发生了动摇，如何从自己的国际发展目标来定位同中国的关系，建构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新的基础是美国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1990年布什总统就宣布了美国的世界新秩序设想，克林顿继承了这一蓝图，正是在这个基本蓝图中美国人寻求新的中美关系的落足点：安全、经济、民主正是克林顿外交政策的三块基石。具体说来，美国在中美关系中之所以提出并强化人权问题的理由，即中美人权冲突的现实（主观）根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美国世界主义思想。90年代初国际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动，原先已经熟悉的规定着各国外交政策倾向的两极对峙冷战格局终于因为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而崩溃，美国的最大竞争者消失。美国急于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的时代，传统的武力与强权显然不能保证上述目标的成就，因而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手段。美国认为人权正是这样的一种手段，这种方式没有直接的武力要素，但能够达到武力所能达到的效果，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于是，美国人就坚持了卡特以来的外交传统，并进一步把人权上升为外交政策的基石。
二是冷战时代“战略三角”观念的影响。70—80年代的中美关系尽管中美两国没有结成形式上的同盟，但的确是建立在应付苏联的扩张这一共同的安全考虑基础上的。中美最初建立的战略关系，“适应了美中两国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求。这种战略需求促成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奠定了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和政治框架。”[6]而在90年代以来， 随着前苏联的瓦解和中俄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使得中美两国和解合作的战略基础消失。美中之间原有的战略需求降低，新的战略定位出现了紊乱。美国认为没有必要再温和地对待中国：在冷战格局下的战略大三角中，竞争的一角已经失败出局，另外一张牌自然就没有利用的必要了。
三是美国意识形态思想的深刻影响。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国家，尽管它自己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人权考虑与其说源出于美国所信仰的世界主义（有时我们将之溯源于西方基督教的救世主义精神），毋宁说，反映出美国对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出现的至今仍在中国生长着的“革命”的长期焦虑不宁。共产主义的“专制”、“邪恶”，长期以来的对革命的疑忌以及由此而有的强烈反共主义一直是美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美国一直坚持自己是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代言人和保护神，对社会主义进行不间断的斗争是美国的历史使命。长期以来，美国在世界推行冷战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反共。当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垮台之后，就应当对付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自然就成了美国的打击对象。
四是尽管人权外交所体现的是一种理想主义外交风格，但究其实质而言，权力均势思想更是深蕴在美国人的外交决策背后的首要原则。美国是一个信仰权力政治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尽管目前中国的力量还是很小，但是传统和现实发展昭示着中国的大国前途，中国首先是亚太地区的核心国家，中国重要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成为美国实现自己战略设计的制约器。削弱中国、牵制中国的发展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美国决不能容忍一个超级大国倒下了，又有一个大国崛起成为美国世界领导权的威胁。人权为美国遏制、削弱中国提供了一种具有“合法性”的理由。
五是中美两国人权观念的歧异的客观存在和彼此不了解。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正如卜利德先生在上海所指出的：“不管中方怎样理解，人权的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文化之中。”[6] 美国人相信人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应当的。历史上积淀的清教“救世主义”使得美国人异乎寻常地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状况。当美国人认为文明的意义是重要的且发现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时，跨越这种差异是一种必然的考虑。从自己的文化优越性出发，希望所有的国家能够接受美国的观念；文化中心主义的虚妄就成为支持美国人竭力推行人权外交的心理基础之一。而对中国的不了解和长期积累的偏见更加造成了美国对中国人权的不满。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为何美国“偏爱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虽关注但并不太积极。原因很简单，仅仅因为中国的重要性。纳森对此是如此解释的：“国际社会对改善所有国家的人权制度具有战略利益，而不是仅仅针对中国的。但是，中国因为其人口和国家幅员规模、其在战略上的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其在联合国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而使得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引者注）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较之他国更为注重。”[7]
1989年4 月布热津斯基在其被称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参考书”的《大失败》一书中对“人权外交”在外交上的战略意义作了绝好的说明。他认为人权是现今时代最有吸引力的政治观念。西方国家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是促使共产党国家逐步向民主政治过度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选择，可加速共产主义的衰亡进程。他进一步写道：“号召尊重人权不仅已使现有的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而且从全球看，还使民主国家与共产党国家划清了界线。应使世界人民的视线集中到共产党剥夺公民自由、侵犯个人权益、没有健全的法制、对大众媒介和经济生活进行严格政治控制等方面。这样做可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多党制、市场经济和真正民主制的优越性。”“积极宣传尊重人权，还为更直接地进行争取民主的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活动有助于使独立性越来越大、政治色彩日益浓厚的民众社会在现存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不断成长壮大。一个独立的民众社会的出现，就等于社会从共产党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的开端。”[8]可见，对于某些国家来说， 在世界范围内倡导人权的目的并不在于人权自身，而在于人权以外的政治追求。正如邓小平在对比了1989年前后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之后所言：“人权问题是个借口。”[1]无论是从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全部历史， 还是仅从中美人权交往的历史与现实来看，美国人权外交的本意不在于促进世界以及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而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确立、推行霸权意图的具体落实和遮羞布。这样，人权为西方意识形态利用了，也为强权政治歪曲了，以致于人权这个“伟大的名词”所具有的曾经令人激动不已的光环黯然失色。
五、中美人权关系的冲突管理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组织行为学的理论，我们可以总结出中美（人权）冲突的一般过程和基本结构，如下页图：
在国际关系中，冲突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但冲突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负面意义；实际上，适当的冲突甚至会促进国际关系的发展，但问题在于“适当”这一要求上，即在于冲突过程的认知与处理阶段中主体的政策志向恰当与否。差异是冲突的前提，而对待冲突的态度是冲突转化为现实的根据。倘若能够正确地认识、对待差异，作出恰当的国际关系定位，在冲突的控制上加以努力，尽可能地采取一种建立在互尊互信基础上的积极交流与合作的冲突管理政策，那么冲突就不会激化而成为国际关系紊乱的制造者，相反，冲突的解决过程和成效会成为国际关系的推进力。中美人权观念的冲突是需要正确对待，加以管理的。在人权分歧与冲突上，应该采取适当的旨在促进中美关系发展而不是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冲突管理措施。为此，以下这些建议应当是有益的。
1.共同行动与共识
首先涉及到两国关系的根本定性、定位问题。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变动的基本范围与幅度。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大起大落，实质上就在于美国人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正确定位问题。中美两国应当认识到，①苏联因素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中美合作价值的消失，相反，在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涌现需要国际社会的协同努力时，中美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更加宽广了；②作为在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与否，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不仅是两国利益的源泉，也是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保持稳定与发展前途的需要；③人权问题，只是两国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域，应当从属于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基本框架，人权交流应当促进宏观关系的发展，而不是发挥消极作用。
其次，具体到人权冲突的管理模式上，中美两国1972年的联合公报所采取建立的“求同存异”冲突管理模式是适宜的。中美之间可以通过政府间的对话，正视彼此间的分歧，加以对比，以使得双方都能了解对方的见解，包括本国人权状况在对方眼中的形象；在这个关于人权问题的协议中，应当涉及的主要问题除了分歧点的列举外，还要具体规定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合作与交流安排。
在这个协议中的一些共同遵守的原则，主要有：（1 ）双方应当承认人权问题不仅是国际共同关心的问题域，更重要的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在人权问题上应当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外交同样要遵守中美两国早在70年代初就已达成共识的反霸权的原则；（2 ）中美两国对世界人权的发展事业负有重要责任，彼此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对话与合作是有益的，中美两国应当在这方面为国际社会作出一种新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取向的示范；（3）双方应当承认人权原则既有普遍性， 也有民族性。须知，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质样态，而民族性正是其具体实现，这来源于各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差异这一基础。
为达到交流合作，以促进两国人权观念和利益协调的目的，建立一个双边全方位的人权交流、合作机制是必要的、有益的。1997年秋季中美两国元首在人权的交流合作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协议，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共同努力。
2.各国的单方努力
1）美国方面：
美国应当坚持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一更高层次上的美中合作，认真考虑一下因为自己的骄纵而招致中美对抗的后果问题。
美国应当适当地收敛自己的行为，应当看到世界的多样性的客观存在，突破自己固有的“种族文化中心主义”狭隘思想的囿限，在人权问题上多一点自我反省，真正做到真诚帮助，而不是别有用心，事实已经证实，这是行不通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美国人还应注意的是，不要用国内政治的权力变动需要来牺牲与他国的关系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国家大局利益。
2）中国方面：
中国应当改变在人权问题上的应对策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对人权这一问题在外交上采取回避政策，直到1991年才有第一部人权白皮书发表。如果说整个80年代我们的外交在人权问题上是一种鸵鸟心态的话，那么近些年来的政策具有一种明显的被动性质。中国必须从被动转向主动出击，即积极地利用国际机制、双边外交机制所提供的机会宣传自己的人权观念和信仰，理直气壮地维护中国的人权利益。
在双边以及国际多边外交中，中国应当同世界上追求国际关系的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尤其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一道，积极地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推行霸权的理论及实践。
进一步加强国内人权的理论研究与建构。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欠缺。这里，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应当加强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人权的关系的研究。我们应当相信，祖先在几千年中积淀、遗留给我们的文化，决不是一堆灾难，而是受用不尽的财富——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挖掘总结的东西，例如“和谐”这一思想就是值得深思的。
进一步加强实际人权建设，在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人权保护，尤其是关于人权的法制建设，加强国际人权法律在国内宪法秩序中的实现，切实做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样，国内执法工作的质量将是关键。
收搞日期：199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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