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东晋诗文研究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晋论文,诗文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2)4-0056-04
20世纪文学史家较早论及东晋诗文及作家的，首推刘师培，他在《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潘陆及两晋诸贤之文”中云：“东晋人士，承西晋清谈之绪，并精名理，善论难，以刘琰、王蒙、许询为宗，其与西晋不同者，放诞之风，至斯尽革。又西晋所云名理，不越老、庄，至于东晋，则支遁、法深、道安、惠远之流，并精佛理，故殷浩、郗超诸人，并承其风，旁及孙绰、谢尚、阮裕、韩伯、孙盛、张凭、王胡之，亦均以佛理为主，息以儒玄；嗣则殷仲文、桓玄、羊孚，亦精玄论。大抵析理之美，超越西晋，而才藻新奇，言有深致，即孙安国所谓‘南人学问，精通简要’（《世说新语·文学》）也。故其为文，亦均同潘而异陆，近嵇而远阮。”刘氏对东晋文学特点的论述，虽简要却精辟，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鲁迅在1927年《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也涉及了东晋。他认为稽康、阮籍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没有了。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
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谈及东晋文学时指出，永嘉南渡后，玄风大炽，影响之巨，波及文学。因此，尽管世积乱离，但文章始终表现出一种纡徐雍容平和的面貌。刘勰谓之诗必道德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但理过其词，雕润恨少；而葛洪才章赡丽，自成一子，又嫌缛而伤俊。若乃无雕虫之功，而探怀以抒，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埃尘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旷观者，其惟王羲之、陶潜乎。”钱氏所论，符合东晋文坛的实际情况。
王瑶于本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古文学风貌》一书中有《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章，是专门研究东晋文学的。该文从玄言诗谈起，以郭璞为玄言诗的创始人。认为钟嵘《诗品》所说的“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创变其体；刘越石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的推论似难成立，因为当时著名的玄言诗人是孙绰、许询、袁宏诸人。又说玄言诗的毛病在于“理过其词”。不是说诗不能说理，而是理要通过作者的思想感情，用文学的语言表现出来，这才是诗。在王氏看来，玄言诗一定要巧陈要妙，萧条高寄，像偈语似的说理，才是当时的好诗。对于山水诗兴起的原因，王瑶认为，永嘉时，名士南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玄远恬淡的心情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于中国艺术和文学的绝大贡献。对于玄言诗向山水诗的变迁，王氏认为，并不是诗人的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老庄其实没有告退，而是用山水乔装出现了。与其说是山水诗的改变，毋宁说是玄言诗的继续。王氏还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只是山水诗的另一种形式的发展。王氏的论述深刻而有创见，特别是对玄言诗、山水诗、田园诗三者关系的论述，乃发前人所未发。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没有正式提及东晋文学这一名称，而仅列陶渊明一节，可见其对东晋文学的不以为然。然其论永嘉文学时所及的郭璞、孙绰、许询等人，实际上都可算作东晋文学家。刘氏对玄言诗的评价很低，认为除了述道佛的哲理外，更要勉力拟古，于是都变成一种歌诀和偈语了；而且这种玄虚的诗风占领了整个的东晋诗坛，导致诗坛而加沉寂。刘大杰的观点对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著作有较大影响，60年代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东晋文学的评价上，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涉及较少，二是评价不高。例外的是陶渊明和王羲之，陶渊明研究另有专文论述，此处只说王羲之。60年代郭沫若作《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6期）认为此序为隋僧智永所作，引发了一场讨论，文物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兰亭论辨》收录十八篇文章，主要是倾向郭文的，相反观点的文章只有三篇。这场讨论实际上有某种政治背景，不能算是正常的自由学术讨论。
80年代起，有一批研究者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特别是东晋的山水诗，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李罗兰《试论我国山水诗的产生》（《淮阴师专学报》1980年2期）认为东晋处于山水诗的开创时期，还未形成较有力的诗派，原因有三：一是有些山水诗受玄言诗的影响，玄气未除；二是山水诗数量不多；三是缺乏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道理讲得颇为透彻。韦凤娟《试论魏晋朝隐之风与山水诗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1期）从魏晋隐逸之风入手，分析山水诗兴起的原因，认为在魏晋以来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朝隐风尚，不仅促使人们亲睐山水诗，而且也给貌似玄寂超然的山水诗投下了浓重的现实政治阴影。所以，山水诗是世族文人在独特的政治环境中形成的处世哲学、生活方式及心理状态在文学上的反映。该文角度新颖，也有一定道理。玄言诗的研究走向深入。王毅《魏晋时期的“自然”说与晋诗之风貌》（《文学遗产》1984年4期）重点探讨了魏晋玄学对晋诗的影响，认为东晋诗歌已反映出求精神与大自然为一体的新自然观，这在本质上与王瑶的观点相同。阎采平《玄学人生观的艺术体现——论玄言诗的主旨》（《文学遗产》1986年5期）认为玄言诗的主旨是因循自然人生观。他的评价是，一方面玄言诗人对于个人的自由与价值的追求尽管有诸多不当，但在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过程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对于在文学中打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着重个人的主观思想感情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玄言诗宣扬了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让人无视现实，泯灭差别，退回内心，这是一种鸵鸟式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它使文学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基础，削弱了文学的社会作用。王毅的《东晋的玄言诗与山水诗——从东晋士人生活看东晋文学特点》（《中国古典文学论丛》6辑）认为，刘勰所说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他从东晋的社会入手，分析东晋文学中玄言诗和山水诗并存的情况，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结论亦颇令人信服。龚斌《玄言诗的流变》（《华东师大学报》1989年3期）对玄言诗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将其分成形成、兴盛、消退三个时期：正始到永嘉为形成期，建武到义熙为兴盛期，义熙以下为消退期。观点亦比较新颖。
90年代的东晋文学研究进展较大，主要表现为东晋文学全面的综合的研究，陶渊明研究的系统深入，玄言诗的客观评价以及其他中小作家的被关注。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论及东晋文学时指出，永嘉时，玄学十分盛行，南渡后势力有增无减。士人为了在心理上逃避惨痛的现实，普遍将热情贯注于哲学领域，这对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要文学就是玄言诗，最重要代表诗人是孙绰和许询。该书认为，玄言诗已完全失去了文学趣味，几乎不成其为诗了，然而在玄言诗中却又酝酿着一种新的东西，这就是山水诗的萌芽。陶渊明的田园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山水诗的分枝，与玄言诗同样有直接关系。该书以孙绰的《秋日》诗为例，认为这首诗的写法及所表现出来的哲理与《答许询》颇有相似之处，其不同在于有无抒情与形象——而这对于诗歌是至关重要的。从现在东晋诗歌来看，把体悟自然与阐述玄理结合起来的作品仍有不少。诗歌一旦发展到以写景物为主，或主要通过景物来表现哲理，山水诗便出现了。所以说，从玄言诗到田园山水诗，是一个内在的演化过程。这种观点，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罗宗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从广阔的社会风尚和深厚的文化背景中考察了东晋文学。他认为，永嘉南渡后，豪门世族面对的是一个令他们的惊异的全新环境。偏安的政局，佛学的兴盛，明秀的山水，正在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他们的心态。他们也像西晋士人那样谈玄，但趣味却起了变化；也像西晋士人那样纵乐，但已经慢慢地有了节制，逐渐雅化了。随着人生境界、生活情趣的变化，文学创作的倾向、文学思想自然地起了变化。该书对东晋诗歌发展变化的研究，十分细致幽微，如论东晋山水与诗的关系时认为此时的诗歌里，山水的描写还没有大量出现，也就是说，山水的审美情趣形成在前，山水诗的发展在后。又如在论玄言诗时，特别提出另一类既不谈玄，也不谈佛，而是讨论一般义理的诗，认为这些诗与玄言诗有联系也有差别，不能算玄言诗。这种看法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至少表明玄言诗在界定上已经严格细密了。
张可礼的《东晋文学衍变的三个阶段》是近年来研究东晋文学的力作，该文从纵向上把东晋文学分成几个阶段来探讨，揭示了东晋文学发展的流程。第一阶段是东晋前期即东晋建立前后到咸和(326-335)中期，前后十几年。第二阶段是东晋中期，大致从咸和中期到太元末年(396)，前后七十年。第三阶段是东晋的后期，时间大致从太元末年到东晋结束，前后二十多年。该文的独到之处是把文学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审美习惯以及与文学相关的其他各种因素联系得十分紧密，考察得非常细致，结论可靠稳妥。如认为第一阶段的文学作品带有浓重的社会政治意识；第二阶段文学崇尚玄虚，对社会现实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疏离，山水诗的比例明显增长，更加重视文学的表现形式；第三阶段文学衍变的特点是玄言诗的消退和山水诗的兴起以及田园诗的产生。诸如此类的论述，建立在丰富的材料和科学的论述基础上，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徐公持是近年来对东晋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他的《魏晋文学史》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东晋文学，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所突破。徐氏认为东晋文学之所以不像西晋文学那么兴盛，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文学人才的锐减，使东晋文坛气象衰飒，格局狭小；二是东晋士大夫崇尚玄学，标榜旷达，谈玄风气很盛，缺乏社会责任感、人生热情和创作激情。这种观点准确精当，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徐氏把东晋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前期(317-344)文学还未形成较大的规模和声势，缺乏主流性格而呈现出驳杂的状态；中期(345-396)为玄言诗的高潮期，其间也有写景诗的出现，显露出新诗歌发展的征兆——山水景物诗行将兴起；后期(397-420)玄言诗开始衰落，山水景物诗兴起。这种划分使东晋文学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
东晋玄学兴盛，原因何在？徐氏认为，面对事实上的国家残破，山河分崩，两都毁弃，异族入侵，东晋士大夫无论如何通达夷泰，亦难摆脱精神上的困扰与失落。而玄学以其崇尚虚无的本质特征，正好给士大夫提供了精神解脱、实现心理平衡的良方。玄学的冲虚静退精神，正适合于偏安政治及门阀世族闲适生活之需要，而谈玄成为东晋士大夫阶层思想文化的风尚，历百年而不衰。西晋玄学家多不习文事，文学之士亦少习玄学，因而造成文学与玄学的疏离。东晋玄学家与文学家的界限已逐渐泯灭，玄学家而兼为文学家者甚众，因而玄学渗透到文学的诸多方面。玄学影响当时的文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学的内容、情调、风气方面，东晋文学（尤其是诗）缺乏遒劲的风气，气质上弱于建安；没有美丽的词采，藻饰不及西晋。二是促进了玄言诗的产生。徐氏指出，玄学对东晋文学的影响既大，对于其结果的评价，则论者多以为弊大于利，钟嵘、刘勰所云即是。玄言诗之弊，在于以诗谈玄，抽象枯燥，淡乎寡味，诗将不诗。故玄言诗之兴盛，实为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段歧途。然而，在充分认识玄言诗弊端的同时，亦应看到，玄言诗对东晋诗歌的影响并非全是负面的性质，至少在以下两方面起到了某种正面的作用，即促进哲理诗之逐渐成熟和诗歌清虚恬淡风格之形成。徐氏对玄言诗的分析，对于纠正多年来认识偏颇的弊端，有重要意义。前人对玄言诗大多以否定为主，而徐公持通过深入研究之后证明，玄言诗内容虽然“平典”，但其清虚恬淡的风格特点，却是诗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诗歌风格，为中国诗歌增添了一种特异的品类。此外，因创作态度平淡，作品在词采方面反而呈现出质木无文的面貌，与西晋尚丽的文风大相径庭，这与道家重质轻文的主张相吻合。在徐氏看来，从哲学诗的角度看，东晋玄言诗既包含了诗人的社会体验和人生体验，亦表现其人生感受乃至哲学遐想。所以，从东晋玄言诗中，可以窥见当时诗人们的特殊内心世界，此世界以理性思考和追求智慧为其基本特色，与玄学清谈特点相表里，亦与玄学本质观念相一致。这种诗风，前代所无，是永嘉以来，在东晋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没有玄言诗的出现，此种诗风就不会在东晋形成，至少推迟产生，从诗歌发展史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贡献。
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对以往不太为人注意的一些东晋中小作家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表现出东晋文学研究方面的新拓展。例如湛方生，这一般文学史都不会提及的人，而徐氏却用一节篇幅，以数千字加以评述，使这个早已被人遗忘的诗人重现于文学史，并经典地指出，湛方生是东晋文学事实上的结束者，有了湛方生，陶渊明的出现就不再是突发的、偶然的。此前的文学史介绍东晋时，陶渊明就像是荒地上的一株嘉禾，而徐氏却以自己的研究证明陶渊明并不孤独。这是徐公持对东晋文学研究的独特贡献。
观百年东晋文学研究，前半个世纪有刘师培、鲁迅的开拓，是为开始阶段；1949年后由于特殊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研究进行得曲折而缓慢；70年代末以来，东晋文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出现，标志着20世纪东晋文学研究全面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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