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动力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精神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6)04-0035-06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离不开多种动力因素的推动，其中就包括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毫无疑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精神的支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精神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精神形态。在民主革命时期，长征精神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信必胜的精神，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曾产生了无数伟大的精神，虽然它们形态不一、内涵不同，却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对人类的发展都起到了激励和导向作用。对长征精神而言，这种激励和导向功能首先体现在它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上，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精神的首要特质。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事件，可以像长征——以及长征所产生的传奇故事——那样将这种希望和信心提供给革命者，使他们坚信，即使在最绝望的环境中，意志坚定的人也能够取得胜利。”①诚哉斯言！长征初期的形势是令人绝望的，绝望到连党内的部分领导人都有些彷徨、迷茫。红军每前进一步，都会有无数的敌人蜂拥而至，都会有无数的红军战士英勇倒下。尤其在红军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不足的情况下，全赖红军战士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以及为了实现民族解放的目标宁可牺牲一切的勇气和决心，才得以屡屡转危为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们，都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一位红军老战士曾说过：过雪山时，红军坚信，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那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续我们未竟的事业，革命终将成功。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是鼓舞红军战士不断前进的动力。“信念——对事业、对革命、对北上抗日的路线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我们坚信一定会胜利！”②长征是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史诗。红军之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奇迹般地生存下来，靠的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靠的就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正道直行。 长征途中，艰难困苦中的共产党人，也在努力地探寻着怎样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民将其作为改变国家前途命运的工具。但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真正发挥出指导作用，还需要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曾几次濒临险境，造成过不可挽回的损失，其中就包括20世纪30年代由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所导致的中国革命的重大挫折。但不管是在何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都能以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精神为支撑，一次又一次化困难为动力，转危机为机遇，取得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断摸索中前进。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合理建议。如根据红军自身兵力和敌人力量的实际情况，建议红军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改为西进黔北，为避免红军的全军覆没提供了重要思路；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又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放弃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从而实现了战略转兵。此后，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认同，并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有了正确的方向。回顾历史，当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时，当在大革命的白色恐怖中毅然拿起枪杆上山时，当在敌后广泛开辟抗日根据地时，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支撑下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没有退缩，反而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变化着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着的革命及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然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和对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坚守，并不意味着要死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条条”。死守“本本”，唯“书”是从，甚至“言必谈苏联，避不论中国”，试图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外国经验来个“按图索骥”，注定是行不通的。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邓小平也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关键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方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③。 二、不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的精神，激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持续动力 万里长征，艰苦卓绝。翻开长征历史，看到的是这样一组令人惊奇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常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历经11省二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行程9520公里，途经10省92县，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5000公里，三过纵深近500公里的水草地。为了围堵红军，国民党先后投入上百万中央军和地方军，动用了大部分的空军。但伟大的红军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在兵力和装备都居于绝对劣势，而且处于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环境中，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战争奇观。他们在强大敌人面前表现出的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勇于奉献、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早已突破时空的界限，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向前。正如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所言：“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性意义，它们更不能描绘出几十万参加长征的部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它们所遭受的苦难。”④ 长征不仅面临着强敌的威胁，还面临恶劣自然环境的考验，包括雪山、草地在内的无数生命禁区。“长征穿过西南地区时，不能不跨过群山和深壑，躲开平原和通汽车的道路。所以一路都是高山峻岭、深川峡谷，没有平地。”⑤其中，最艰苦的莫过于爬雪山、过草地，甚至连一些老同志都感到不适应。“当红军后，一天行军百十里，紧接着打仗，也都不感到特别累。可是，来到雪山上却不行了。最大的问题是气短。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腿发软，没有劲。……手里的拐棍不由自主地老是颤抖。胸口上象压着石块，透不过气来。心跳得特别快，好象一张嘴就会蹦出来似的。”⑥其困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但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位于川西北草原地区的大草地，沼泽遍布，荒无人烟，无数红军战士因饥饿、寒冷和泥淖而牺牲在这里。据李维汉回忆：“我是在中央纵队的后面做后卫工作。行军路上战士牺牲很多，牺牲了就扒些泥盖起来，做个坟堆以资纪念。”⑦正因为长征的艰苦和巨大牺牲，后来作为一个特定称谓，它已成为考验人的意志的一个符号，所谓“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长征还告诉我们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具有一往无前、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去夺取胜利的精神。”⑧ 长征胜利近半个世纪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并不是要号召人们去无谓牺牲，而是继续保持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还有许多困难尚未解决，还有诸多挑战需要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有一种精神来激励和支撑人们，这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曾一再告诫全党：“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事业，经过共产党人几十年的摸索，虽然所积累的经验日益丰富，但前进路上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也日益增多。30多年来，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很多领域都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巨大变化，但继续改革所面临的都是一些“硬骨头”，都是与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改革的难度倍增，改革的压力巨大，但人民群众的期望很高。所以，只能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党的十八大上，我们党纵观国际国内大势，提出了“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提出要“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同时，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国际局势日益复杂，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从未停歇。因此，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继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依然需要继续弘扬长征中的艰苦奋斗精神，继续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正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困难，勇敢迎接挑战，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筑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思想根基 在长征的过程中，党内教条主义者和实事求是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领导方式、思维方式及其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后果都是截然不同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鲜明的对比，才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在中国革命中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当教条主义者主要依靠苏联经验来领导中国革命，不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时，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就陷入了低潮，由此所导致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初期的被动挨打，以及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彷徨失措，都证明了教条主义的做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靠共产国际指示来指导中国革命是没有出路的。而遵义会议上形成的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新领导层，他们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把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切实放在本国国情之上，拒绝对苏联经验“鹦鹉学舌”。这样做并不是要否定共产国际的领导，对于中国特殊国情全面、客观和深入的把握，中国共产党人限于战争环境及各种困难在短时期内尚且难以做到，更遑论只依靠报告、电报来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了。事实证明，遵义会议所形成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党内新风气，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气象，不仅使党和红军走出了接连失利的阴影，找到了克敌制胜的办法，而且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所以说，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还需要中国人民自觉地奋斗，需要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没有这种求实精神和探索精神，无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长征使中国共产党迈出了独立自主的第一步。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2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定，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更换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但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如此重大的决定不是依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而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作出的，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此，共产国际的代表再也难以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了。历史上的此刻，为中国革命迎来了事关生死存亡的转折点，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遵义会议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人加冕礼”。也正是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立思考、自主探索的优良作风，能够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扬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精神，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立足点。长征中红军所实行的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建立在审时度势、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在总体敌强我弱、敌主动我被动的态势下，做到保存实力，避实击虚，首先要有对战争形势和敌情我情的全面把握。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从实际出发，根据敌人情况不断调整作战方略，声东击西，在敌人的包围堵截中纵横驰骋，在调动敌人、聚而歼之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如攻占遵义、四渡赤水等。这些与长征初期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红军一味地盲目前进，不敢灵活使用兵力，不敢通过运动战放手歼灭敌人，多在纸上谈兵、坐而论道，拙于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情况。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那么党和红军突破敌人的重兵“围剿”，完成从南向北的战略大转移，实现北上到达抗日前线的最终目标，必将难以实现。这样的天壤之别，要归功于遵义会议上党所重新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归功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政策路线的优良做派。 长征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分析中国国情，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这是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关键环节。纵观建党90多年的历史，不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凡是一切从原则、概念、本本出发，从领导人的主观愿望、情感好恶出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会误入歧途、遭受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如此，“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亦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失误，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因为党的决策严重不符合那时中国的真实实际。”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凡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就会比较顺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鉴于国际形势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对中国国情进行了重新分析与认识，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作出了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这一科学判断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当代中国一切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都是建立在这个判断基础之上。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就不会有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成就。虽然长征已经过去80年了，但它所昭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永远不会过时。 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组织保障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这就要有一个政党来协调、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制定合理、有效的规划，来研究和分析遇到的困难。在我们所从事和致力的事业中，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领导核心，就是能够影响全局的关键力量。在党成立前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陈独秀还在一定阶段内担任了党的领导人。但是，由于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还不深刻，陈独秀在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而他之后的向忠发、瞿秋白、李立三等人也是如此。当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之后，给党带来的危害更大、时间更长。即是说，在党成立十多年之后，依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所以，中国革命事业才屡次遭受失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才会曲折不断。 遵义会议是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党形成坚强领导集体的重要起点。遵义会议之前，王明、博古等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严重脱离中国国情，教条式地搬用苏联经验，致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红军也被迫放弃革命根据地而长征。遵义会议批评了这些人的错误领导，纠正了他们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同时选举出了新的领导人，实现了党的领导集体的更新。这次会议选举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组成新的领导层，担负着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他们中既有政治家、理论家，也有军事家、战略家；既有从革命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土生土长的实际工作者，也有饱读马列主义著作、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留洋派”。这些人都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有着深刻的认识，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坚定的决心。因此，这样一个结构合理、团结高效的领导集体，是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也奠定了实现长征胜利的组织基础。陈云指出：“我们这次西征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11)后来，这些人大多成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是一项需要千百万人共同参与、共同奋斗的伟大事业。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应该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刻以大局为重，努力塑造党内团结和谐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效力最大化的“合力效果”，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事实上，领导集体内部的团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而这种团结不仅表现为领导人之间齐心协力，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表现为共同担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和带来的损失，而不是相互指责，推卸责任，在这方面邓小平堪称榜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评价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问题上，邓小平没有诿过于人，而是从全党团结的角度出发，勇于承担责任，推动了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团结统一。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虽然曾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和打击，但在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邓小平还是坚持了客观公正的立场。针对“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他进一步指出：“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12)这就为促进全党的团结统一，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同人民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精神，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群众基础 长征的胜利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这是红军浴火重生的根本原因。整个长征途中，仅为红军带路的向导就有近三千人，而为红军筹款筹粮、烧水运饭、传递消息、掩护伤员的人民群众何止千万。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首先是建立在红军严格遵守纪律，时刻维护群众利益，把人民群众当作亲人的基础之上。长征中，党中央高度重视红军的纪律问题，时刻提醒部队要遵纪爱民、维护群众利益。长征之初，红军总政治部就接连强调必须与脱离群众、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作斗争，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广大红军战士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不管粮食如何短缺、行军如何劳累，都坚决不擅自拿取群众资财、不随意打扰群众生活。在一些红军较少活动、国民党进行了歪曲宣传的地区，红军更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谣言，使群众从误解、质疑转为了真心拥护。为取得广大群众的理解和信任，红军还在经过的地方广为开展宣传活动，通过贴标语、发传单、搞讲演、召开军民联欢会等方式，把党的革命主张和红军的抗日诉求，传播到各族群众中间，并帮助各地人民建立革命组织，如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职工联合会等团体。不仅如此，红军还处处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帮人民之所需。红军每进驻一地，都会带领群众与当地豪绅作斗争，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衣物分给穷苦百姓，帮助解决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困难。由此，红军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他们捐资捐物、踊跃参军，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根到底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为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视人民群众为真正的英雄，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表现为虚心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只有不断地走进群众，深入基层，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鼓励群众的实践创新，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若以好为人师、高高在上的姿态忽略群众的意见与建议，漠视群众的利益与关切，其结果必然是人民群众的离心离德，而这最终将动摇我们事业的稳固根基，削弱我们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无数困难，顺利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时刻树立为群众利益而奋斗的意识，时刻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团结和带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在甘泉县象鼻子湾给中央直属队讲话时，就对弘扬长征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长征胜利结束了，我们新的任务开始了，我们要发扬长征精神，继续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13)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在继续坚持实践动力的基础上，必须高度重视精神动力的重要作用，不断激发人们的斗志，增强人们抵抗挫折和战胜困难的能力，坚定人们投身中国特色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①[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上册，杜蒲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②杨成武：《忆长征》，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④[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梅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51页。 ⑤[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9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页。 ⑥杨得志：《横戈马上》，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142页。 ⑦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页。 ⑧肖克：《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加快中西部开发》，《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1期。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⑩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1)费侃如：《陈云与遵义会议》，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13)《红色铁流：红军长征全录》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