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视野下的历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视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大学与学术研究体制的建立，中国近现代的史学研究得以蓬勃发展，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涌现了一批学术大家。就研究取向而言，大多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因为20世纪初以来是中国走向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重要历史阶段。民族救亡与政治革命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最强音；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则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主旋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东亚汉籍史料的大量刊行，全球史与区域史的发展与兴盛，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向。 一、东亚汉文史料的刊发与影响 诚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①当今东亚汉文史籍的大批刊行与运用则是21世纪的新材料，也带来了学术的新潮流，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乃是这种新潮流的集中体现。 事实上，东亚与海外文献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早已有之。清末咸同年间兴起了对西北史地的关注，当时大批学者参考了丰富的周边文献，取得了重大成就。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将国内文献与国外文献进行对照，从而考辨出历史的真相。陈寅恪评价王国维学术成就时，指出他对“中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首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其中一条即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他列举了王国维的辽、金、元史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②由此可见，对周边文献的关注由来已久。 1938年，胡适在苏黎世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历史学大会上发言，指出当时中国学术界资料的四大发现：安阳殷墟史迹(甲骨文字)、新发现的青铜器(铭文史料)、中世纪中国的敦煌文献、最近向学者开放的中国档案(明清档案)四大类史料，加上“原稿搜寻以及禁书、被忽视书的钩沉”。此外，他还特别提及“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籍”，其中又特别强调有三类材料：“a.中国佛教不同派别的历史；b.唐朝的法律和制度史；c.世俗文学发展史。”③可见，东亚汉籍与域外文献一直未曾远离近现代中国学者的视野。 在20世纪，胡适所提及的前四大类史料大多得以刊发和运用，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殷墟甲骨文资料与青铜器铭文史料的系统发掘和整理使得中国先秦史的研究呈现出名家辈出、成果丰硕的景象；加上随后秦汉简牍的发现与运用，改写了中国秦汉史的面貌；敦煌文书的大批整理与出版形成了几代学者殚精竭虑、潜心研究的“敦煌学”；明清大内档案的大批资料使得明清史研究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局面，一代又一代学人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20世纪中国学术所呈现出的繁荣景象与这些资料的发掘与运用密切相关。这四大类资料都是在中国本土发现的，因而较为容易得以刊行，中国学者也比较容易看到，也就能尽快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 而第五类“日本朝鲜所藏中国史籍”，虽然也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也有些成果问世，但与前面四大类资料相比，其开发运用尚极为有限，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程度。因为其主要收藏于周边各国，中国学者要获得并不容易，对中国学术的影响自然有限。事实上，东亚汉籍既包括胡适所言的周边各国贮藏的中国史籍，也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国所作的汉文典籍，其数量要大得多，对中国学术的影响也将更为深远。随着21世纪电子化时代的来临，原本贮藏于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的大量汉文文献刊行出版，各类电子数据库涌现，中国学者获得这些资料已基本不成问题，其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正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由复旦大学葛兆光先生所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视野的兴起，④正是这种影响的集中体现。 二、东亚汉文史料的种类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形象 汉字是古代东亚各国共同使用的文字，可以说是东亚古代文明的共同基因，是东亚古代文明的基石。流传下来的丰富汉籍成为东亚世界共同的财富，也是解读古代中华文明的重要史料来源。东亚汉籍与中国古籍一样，也分经、史、子、集四部。从其来源上讲大体可分三类。⑤ 第一类，从中国所传入的各类典籍。古代中国几乎每一部重要典籍都传到周边各国，成为他们阅读、研究的重要典籍。胡适特别指出：“由于海上交通的困难，日本朝圣者和商人从中国带回的手稿和晚近时期的印刷书籍大部分完好地保存在日本的寺庙和宫殿里。这些藏品向研究者开放以及重印其中一部分对于现代历史学研究有很大帮助。”⑥事实上，这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大量的中国各类史书、经书、文集和子部书籍源源不断地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成为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依据。正因此，中日之间的海上航道竟有“书籍之路”的说法。⑦中朝、中越之间与之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些中国典籍，有些在中国已经失传，而收藏于周边各国，从清末杨守敬以来受到了越来越多中外学者的关注，⑧大批中国失传的书籍得以从周边各国找到，并重新在中国翻印。 第二类，周边各国对中国典籍的翻刻、注释、解说之类的典籍。周边各国对中国传入的典籍再刊，使之传播更为久远，能被更多的人所阅读；各国学者对重要典籍进行解读，使之能被更好地理解。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解读文献在周边各国如汗牛充栋，如韩国所刊印的书籍就相当丰富，韩国成均馆大学影印刊发的《韩国经学资料集成》⑨就有86册之多。对其他相关史籍解读文献也极为繁富，如对《史记》的解读著作不胜枚举。这些典籍乃是周边各国学习、领会和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依据，是解读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媒介。 第三类，周边各国所著的各类汉文典籍。在学习中国汉文典籍的同时，周边各国所著的汉文典籍极为丰富，成为东亚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典籍既有使行记录，又有其所编的各类史籍、史料笔记、个人文集以及各类子部书籍，等等。这是周边各国在学习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的同时，确立其自身文化认同与文化特色的重要典籍，数量最为宏大，影响极为深远。 古代东亚世界在政治上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原王朝成为东亚世界的政治中心。⑩在文化上，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言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汉字、儒教、佛教和法律系统)构成了东亚独特的文化特征。(11)这四大“支柱”或发端于中国(汉字、儒教、法律系统)，或经中国化后再传入周边各国(佛教)，因而古代中国成为东亚文明的发源地与文化中心。因此，在东亚各国典籍中，与中国相关者相当丰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12) 第一类，观察与见闻。古代中国从西周开始建立了与周边各国交往的“宗藩体制”，经秦、汉发展，到隋、唐时期得以完善，元、明、清时期达至鼎盛。中原王朝是宗主国，周边各国是藩属国，周边各国定期派使臣前往中原王朝朝贡。朝鲜、安南、琉球逐步进入这个体制，明清时期乃最为典型的藩属国。历史上日本列岛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则若即若离、时断时续，游离于这个体制的边缘。使行往来是当时中外交往最为重要的官方途径。历代使臣纷纷记录使行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回国后向朝廷禀报。朝鲜使行中专设书状官，专职掌管记录使行途中的见闻，并定期向王廷汇报。朝鲜王朝因而留下了大量的使行记录，在《朝天录》与《燕行录》中对元、明、清的朝中政治事件、社会状况、人们的日常生活、自然环境等进行了直观而细致的记录和描写，留下了大量鲜活的资料。这些资料在中韩两国基本得以刊行，如林基中所编《燕行录全集》、《燕行录全集续编》以及他与夫马进所编《燕行录文献日本所藏编》，并进入电子数据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数辑《燕行录全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朝鲜汉文燕行录选编》，等等。清代越南来华之使行文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也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资料中记录了他们所遇到的各色人等、他们彼此交谈的文字，甚至于他们风闻的各种奇谈怪论。这些鲜活的记录给我们留下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可以大大补充中国史料的不足，从而进一步丰富我们的研究。在《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等朝鲜官方史籍中载录了使臣回国向国王禀报使行见闻的大量报告与谈话，这些皆是重要的参考史料。即便在朝鲜前往日本的使行记录《通信使录》中，在朝鲜人与日本人的交往中，中国也从未缺席过，成为不在场的参与者，因为中国是朝鲜与日本学习与效仿的对象。日本的使华录、越南的北行燕行录等皆是这类重要的资料，通过这些使行记录我们能够获得许多在中国史籍中难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更加丰富我们对古代中国的认识。 第二类，想象与意象。周边各国士人与官员中能够出使中国的毕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无缘前往。但在他们所阅读的典籍中有关中国的内容相当丰富，这样也就激起了他们对中国的丰富想象。高丽国王曾经梦中游览汴京，醒来后以未能生在宋朝为憾，即为典型事例。使臣回国后，使行经历也往往影响着他们的一生，经常陷于对使行经历的回想之中，而他们的使行记录也激起了更多人对中国的向往。清乾隆三十一年(1765年)，朝鲜燕行使子弟洪大容与严诚等三位浙江举人在北京琉璃厂相识、相交的传奇故事，带给年轻的朝鲜士人无穷的想象，激起了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踏着他的足迹来到北京，从而开启了一个清代中朝学人大交往的时代。(13)书中所描述中国的壮丽山河成为文人墨客追逐的艺术想象，如对燕京八景的意象、对五岳的意象、对潇湘八景的意象、对五台山的意象等成为他们艺术创作中永恒的主题。(14)这类文化想象与意象正是中国文化在周边各国的投影，也是反观古代中国文化极佳的镜子，检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 第三类，吸收与新生。观察与见闻是直接接触的中国文化；想象与意象是在思想中对中国文化的回想；吸收与新生则是通过学习中国文化，从而转变成周边各国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对周边各国影响的直接体现。既有政治制度上的效仿与学习，亦有文化上的认同与模仿。如朝鲜、越南学习中国隋唐以来开科取士的做法，也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员。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刑律的借用与实施。中国的《唐六典》、《元典章》、《大明律》等成为朝鲜、日本、越南制定刑法制度的原本，被直接采纳与运用，故而被称为“东亚四大支柱”之一。朝鲜王朝学习中国的六部制度，设立六曹衙门等，皆是具体的体现。这些文化与制度发源于中国，传播到周边各国，生根发牙，茁壮成长起来，构成古代东亚世界文化同源与相似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这些资料的研究与分析，既可以看到周边各国如何学习中国、学习哪些内容，同时可以了解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从而更好地解读中国古史。 总之，东亚的各类汉籍文献为东亚视野下开展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可能性，而其中所蕴藏的与中国相关的资料与想象又增加了其必要性，是进一步深化中国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三、东亚视野下中国史研究的意义 胡适所提出的五类史料的发现中，前面四类史料皆是在中国本土所发现的，透过这些史料的研究，构筑了系统的中国史研究体系，非常重要。但在21世纪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中，除了自身视角外，他者的观察也显得相当重要，是对自身视角的重要补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弥补自身视角的盲区与缺陷。东亚视野就是这样一种来自身边他者的眼光，意义相当重大，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可以补充和完善中国史料与视野的缺陷与不足。中国史研究，立足中国，建立以中国为主体的学术体系，固然极为重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这样的中国史早已硕果累累，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尽管古代中国是东亚世界的中心，建立了以宗藩体制为核心的天下体系，但从史料上看对于周边各国的关注始终不多。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四夷传等极少的篇章涉及周边各国，内容极其简略，史料也相当有限。而周边各国的史料却相当丰富，可以大大补充中国史料的不足，从而将古代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更加丰富、更加细化地反映出来。同时，中国史料总体而言虽然很多，但多以朝廷为中心，对于社会生活的描述缺少鲜活的史料，而来自周边各国的使行记录则有大量鲜活的史料，大大补充了中国史料的不足。 第二，可以纠正中国史料与视野的偏差与谬误。中国史官记录中国历史、编修中国史书，固然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但由于立场与视野问题，有些史官往往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明实录》的编修就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明太祖实录》三次撰修，后两次是因为成祖朱棣要抹杀“靖难之役”的真相，故而一再改修。《明神宗实录》中，因为党争问题，对于明代抗倭援朝战争的载录也是故意混淆视听，大加贬斥。这些问题，如果与《朝鲜王朝实录》等史料对照，会发现即便是对同一件事、同一位明朝将领，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和评价。两相对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其谬误，考辩出历史的真相。因而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对中国史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认识，从而更加丰富和完善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第三，可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与新的学科分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对东亚以至整个世界的影响都相当深远。但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文化是如何影响东亚、影响世界的，在哪些方面对东亚有影响，有怎样的影响，其实大都只是大而化之，粗略了解，对于细节甚至历程都并不清楚。借助东亚汉籍与周边文献，就可以比较深入、细致地考察中国文化是如何传入周边，又是怎样生根发芽，与周边各国文化结合，从而生发出新的文化来的。这样将大大拓展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研究空间，从而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如儒家传入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影响巨大，以至于形成了“儒家文化圈”，但是儒家在三国的发展状况却各不相同。明清王朝以程朱理学立国，王阳明心学也得以发展。最为正统的程朱理学王朝却是朝鲜王朝，持续时间最长，对朱熹的尊崇也最严。阳明学在朝鲜王朝始终是被打压的对象，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这种差别的原因何在，值得研究。同样学习儒家思想，朝鲜与越南仿效中国，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开科取士，但日本却没有这样的科举制度，又是怎样的原因呢！像这样的问题不胜枚举，这些既是研究周边各国历史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进一步考察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相当重要的问题，可以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甚至于形成新的学科方向。 总之，东亚汉籍与周边文献为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提供了资料上的保证和可能性，而现有中国史研究自身的不足又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必要性。这是21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必将引领中国历史与中国学术走向一个新阶段。 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原刊《歷史語言研究集刊》1930年第1本第2分册，又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②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指出此“轨则”有三：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83页。 ③胡适：《新发现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材料：胡适在苏黎世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交的论文》，原文为英文，题为“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载《胡适全集》第36卷，第631—637页)，中文译本为郑群翻译，参见王育济主编：《中国历史评论》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④《“从周边看中国”：中国文史研究的新视野——访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01月04日。又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⑤张伯伟在《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将域外汉籍分成三类：“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中国汉文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流失在域外的中国汉文古籍”。 ⑥胡适：《新发现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材料：胡适在苏黎世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提纲》，王育济主编：《中国历史评论》第4辑，第53页。 ⑦参见王勇：《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⑧即如杨守敬有《日本访书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严绍璗有《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另有大庭修著、王勇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⑨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编：《韩国经学资料集成》，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8年版。 ⑩参见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参见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 (12)葛兆光认为域外文献与中国相关的可分为“见闻”、“记忆”与“想象”三类。参见葛兆光《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 (13)参见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孙卫国：《朝鲜燕行士人与清朝儒生：以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陆飞交往为中心》，杨龙主编：《东北亚社会经济文化与区域合作》，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参见守谦、廖肇亨编：《东亚文化意象之形塑：第十一至十八世纪间中日韩三地的艺文互动》，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朝鲜经济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越南民族论文; 陈寅恪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