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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2)07-0012-08
理查德·兰洛伊曾经说：经济学家似乎有个老习惯，总是喜欢通过溯源于前人的某个思想，来为自己的理论提供某种合法性依据。①此话颇有道理，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正是如此。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乃是一套关于市场机制的理论，其中心问题是竞争性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问题。如今，这一套理论在任何一本西方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都能见到，可谓家喻户晓，足见其传播及影响之广泛，其强势地位乃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已主导了当代经济理论研究的话语权。唯其强势地位，这一套理论已逐渐渗入人们的观念世界，已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其“市场神话”。
然而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家们总是不容置疑地把上述这一套理论溯源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其目的在于试图为其理论提供某种合法性依据。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其本意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主流经济理论提供合法性依据呢？笔者相信，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眼下依旧盛行于国内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以及由这种理论而衍生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其“市场神话”观念，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
首先有必要先弄清亚当·斯密著述中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一用语的真实含义。
这里需要澄清三个基本事实：首先，“看不见的手”这一用语并非亚当·斯密首次使用，而是在他之前的文献中早已出现。据加文·肯尼迪所做的详尽考据，西方历史上有多位伟大作家(如荷马、贺拉斯、卢克莱修、奥古斯丁、莎士比亚、丹尼尔·笛福、伏尔泰等)都曾早于亚当·斯密使用过“看不见的手”这一用语。[1]其次，亚当·斯密在其著述中不止一次使用过“看不见的手”这一用语，或者说，他的“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并不止一只。那么，他究竟有几只“看不见的手”呢？在其全部著述中，文本字面上出现“看不见的手”(an invisible hand)这一用语共计三次，分别出现于他的三部著作中，即：大致写于1751—58年间的《天文学历史》(The History of Astronomy)一文，初版于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及初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倘若仅仅据此判断，那么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斯密共有三只“看不见的手”。当然，倘若撇开文本字面，换成从文本语义角度去“索隐”的话，那么，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不仅仅只有三只了，现有文献仍说法不一，比如有“四只说”、“九只说”等。②再次，就文本字面出现的那三处而论，它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在于：“看不见的手”一语均是作为隐喻(metaphor)来使用的。众所周知，隐喻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本身乃作为文本叙述的一种文字表达技巧；在一个文本中，隐喻可以直接承载某种特定的思想，但也可以并不直接承载特定的思想，是否直接承载特定思想主要由文本的特定语境和语义来判断。
由上述基本事实出发，那么，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支持主流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一套关于市场机制的理论呢？就亚当·斯密著述中文本字面出现“看不见的手”用语那三处而论，尽管皆属隐喻，但它们在文本语境和语义上却是各不相同的，从文本的上下文联系中并不难看出这一点。
在《天文学历史》一文中，亚当·斯密写道：“这就是多神论以及粗陋的迷信的起源，它们把所有那些自然界不规则变动事件都归因于某一具有智慧却又看不见的存在者的喜和怒，都归因于神、神灵……火燃烧起来，水涌现出来，这些都是物体自身性质的必然；也不是丘比特的那一只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 of Jupiter)曾察觉到而作用于这些物体。”[2]49-50这里出现的“看不见的手”隐喻，所指涉的是“神”，字面上是特指古罗马神话中的大神丘比特。从上下文不难看出，斯密是在描述人类早期历史阶段，由于人们缺乏关于自然过程的科学知识而曾有过的种种迷信，即把自然界发生的任何不规则变动的事件都归因于神。此处“看不见的手”隐喻乃是迷信者眼里的“神迹”的代称，表征着迷信者恐惧和无知，它与主流经济学者们所谓的“市场理性”是沾不上边的。
分别出现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另外两处“看不见的手”隐喻，所指涉的则是不同侧面的“人性”及其社会影响。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写道：“在任何时候，土地产品供养的人数都接近于它所能供养的居民人数。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3]229-230从上下文联系不难看出，这里的“看不见的手”一语，其字面语义所指涉的是，富人为了凸显其尊贵而在追求财富拥有方面表现自己“卓尔不群”的那种自私自利的心理欲望，而这种心理欲望客观上却无法超越他们实际的生理限制。比如，他们对吃的东西无论怎样的奢侈和考究，但他们身体上的胃也总是有限的；他们可以挖空心思地穿金戴玉，但身体可供其“披挂”的部位也还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几乎无限的心理欲望可以驱使他们去攫取财富，但他们实际上所能占有和享用的财富却总是有限的。这种特定语境和语义下的“看不见的手”隐喻，与主流经济学者们所说的市场机制的神奇作用原理是南辕北辙的。
在《国富论》中斯密写道：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自己资本的安全；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它情况下一样，有一只无形的手[英文版原文是an invisible hand——引者注]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达到的目的。”[4]327从文本上下文语境来看，这段话出现在《国富论》第4篇第2章，而该章所讨论的主题涉及是否该禁止从国外进口那些国内能够生产的产品这个问题。主流经济学者们最为津津乐道的“看不见的手”，实际指涉的正是这段话。然而，我们只需对这段话的语义稍加辨析，或许就会让他们感到尴尬。因为此处出现的“看不见的手”隐喻，其语义所指涉的根本就不是所谓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问题，毋宁说它所指涉的恰好相反，即，斯密恰恰是用市场的不完美去看待人的行为。从上下文联系看，斯密的本意是：即使国内投资所得到的回报明显低于国外投资，但由于人们对国内投资的环境较为熟悉，认为在国内投资比在国外投资更为安全，因而绝大多数投资者会倾向于国内投资(即便是到国外投资或从外国进口更为有利可图)。若据此理解，那么正确的解读应是：就算投资者偏向于国内投资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那也并不等同说其行为的结果就一定是具有所谓资源配置效率的；换言之，个人行动之合乎理性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其市场结果就一定是最优的。这样的语义辨析，对于主流经济理论是否颇具讽刺意味？
由上述分析可见，斯密著述中三处使用“看不见的手”隐喻，不论是文本语境还是字面语义，都是各不相同的。倘若我们据此去解读，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认为它们彼此之间语义相去甚远，并不具有概念层次上的内在一致性，因而并不直接承载特定的思想，也并不具有理论上的特定意义。毋宁说，三处“看不见的手”隐喻都仅仅纯属一种文字表达技巧而已。事实上，近来一些西方学者也正是如此解读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的，比如艾里亚斯·卡利[5]、爱玛·罗斯柴尔德[6]、马休·沃特森[7]等。他们指出，不论是哪一处文本中使用“看不见的手”隐喻，就特定语境和字面语义而论，斯密都没有指涉竞争性市场均衡原理的意思；这一隐喻并没有什么特别所指，它只是作为叙述的一种文字表达技巧。换言之，将主流经济理论溯源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那是牵强附会的。
正是因此之故，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并没有哪位经济学家曾对这一隐喻给予特别关注。比如，詹姆斯·穆勒、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让·萨伊、约翰·穆勒、卡尔·马克思、约翰·麦克库洛赫乃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在他们的著述中甚至连提都未曾提到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三、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隐喻的粗糙解读和不实吹捧
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大肆吹捧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大致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上个世纪80年代后，将主流经济理论的市场机制原理归源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已然广泛流行，似已成为“理所当然”。如今这种说法业已渗入人们的观念乃至日常生活，以至于“两只手”之说似乎也成了约定俗称的日常用语(比如在我国公共媒体上也颇为常见)，即，把“市场”视为“看不见的手”，而把政府及其政策干预视为“看得见的手”。
何以至此呢？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关键影响作用的乃是两位重要学者，即约瑟夫·熊彼特和保罗·萨缪尔森。前者以其《经济分析史》一书影响了许许多多经济学者对经济思想史的认知，后者则以其广为流传的教科书《经济学》而产生更为广泛的思想影响。
先说熊彼特。可以说，初版于1954年的《经济分析史》一书已然为现当代经济思想史对斯密思想的认识定下了基调。熊彼特本人所接受的是瓦尔拉斯式的经济学教育，而他也试图把斯密思想定位为替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一个思想史的铺垫或“前期准备”。他有一个相当偏激的观点，即认为当代经济学者对《国富论》唯一感兴趣的只是该书的第1篇第7章。在这一章中，斯密区分了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而熊彼特所感兴趣的乃是斯密关于这两种价格之间关系的论述，尤其是其中的一句话，即：“自然价格和以往一样是中心价格，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将持续不断地向它靠拢。”[4]45根据熊彼特的解读，斯密在这里提出了一种隐含的机制，它使得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之间趋于收敛。据此，熊彼特自以为在斯密话语中“发现”了“均衡理论的雏形”(rudimentary equilibrium theory)。然而，凡是不抱偏见或成见者都能看出，熊彼特的解读并不具说服力，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牵强附会的。这是因为，虽然“均衡”(equilibrium)一语在西方现代经济学论著中随处可见，但在18世纪70年代它却仍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词汇，实际上斯密本人反而竭力避免使用这个字眼[6]144。据笔者粗略考据，整部《国富论》，其文本仅有一次使用equilibrium这个词③。
熊彼特似乎认为斯密对经济思想史唯一值得一提的贡献，仅在于《国富论》第1篇第7章影响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他写道：“《国富论》第7章的均衡理论虽说很粗浅，却是斯密所提出的最优秀的经济理论，实际上预示了萨伊的理论，并通过萨伊的著作，预示了瓦尔拉斯的理论。”[8]287然而，这样一种见解，今天的读者读起来都未免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显得有点儿可笑。须知，瓦尔拉斯本人却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亚当·斯密的影响，他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对斯密多有批判，并声明他自己的一般均衡理论主要是得益于赫尔曼·戈森等人的边际效用理论[7]。熊彼特无法证明斯密何以影响了瓦尔拉斯，于是就只好说斯密影响了萨伊，而萨伊又影响了瓦尔拉斯。针对这种可笑见解，唐纳德·温奇曾给予不无讥讽的评语，他说：《国富论》第1篇第7章是唯一的“好章节”啊，“(那只是)因为该章使得萨伊能够写出更好的一章，而萨伊写出的更好一章又能够给瓦尔拉斯以灵感，使得后者能够写出最好的一章。”[9]387然而，尽管如此荒谬可笑，似乎并不妨碍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从这种粗糙解读中得到了不少的安慰或快感。
再说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实际上并没有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做过真正有意义上的解读，却直接地对它加以神乎其神的吹捧。在其广为流传的教科书《经济学》初版(麦格劳-希尔1948年英文版)导论中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那个精明的苏格兰人被他所认识到的隐藏在经济体系内的秩序所震惊，他宣布了这一‘看不见的手’的神秘原理：每一个人好像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只是追求对其个人有利的东西，却取得了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结果，因此，任何由政府作出的对自由竞争的干预几乎肯定是有害的。”凡是了解斯密著作的人，读到引文中诸如“震惊”、“神秘原理”等用词，以及“被他所认识到的隐藏在经济体系内的秩序所震惊，他宣布了这一‘看不见的手’的神秘原理”等语句，都会感到十分诧异，因为这些话语与亚当·斯密著述文本的语义相去甚远。我们甚至有理由产生一个合理推测：他本人很可能并没有仔细认真地通读过亚当·斯密的主要著述④。
在随后各版《经济学》教科书中，萨缪尔森继续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进行这样一种毫无文本依据的吹捧，但其叙述的语气却悄然收敛了些许。比如，在《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中，萨缪尔森在第3章依旧写上类似的话语，他说：“(亚当·斯密)曾由于认识到经济制度的秩序而感到兴奋。斯密宣布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该原理宣称：当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的最好的福利。……看不见的手的学说是一个概念，旨在解释为什么市场机制的后果看起来是如此的有秩序。”又如，在《经济学》第18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中，他把类似的话语写在第2章里，但语气已放缓了许多。他写道：“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以其最著名的论断……指明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接着他又补充说：“‘看不见的手’所适用的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在这种环境下，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经济恰好位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面。”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并不难看出，对比《经济学》第1版，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身价”在这里已被悄然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亦即它仅仅适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这样一种理想化情形。我们还特别注意到，萨缪尔森在其另一篇论文中甚至抱怨亚当·斯密未能具体阐明一般均衡理论[10]，由此亦可见，他对亚当·斯密的理解显然是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和主观性的。对于思想史，萨缪尔森似乎习惯于抱持一种十足的“六经注我、为我所用”的态度。
然而，尽管如此，熊彼特和萨缪尔森的粗糙解读和不实吹捧仍具有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其它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见到这种影响。比如，肯尼斯·阿罗和弗兰克·哈恩是这样评价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看不见的手)……是对经济均衡关系，收益率的平均化这一最基本的问题的诗一般的描述……这一概念是经济思想对整个社会进程的总的理解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⑤詹姆斯·托宾的溢美之辞是：“(看不见的手)……是史上最为伟大的思想之一，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之一。”[11]也许最有趣的当数弗兰克·哈恩，他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反思》一文中并不花费工夫对斯密著述的文本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却以似乎有点儿霸道的口气，硬是不容置疑地将斯密解读为一般均衡理论的源头[12]。笔者猜测，哈恩的这种口气很可能乃基于一般均衡理论业已被普遍地视为最正统的主流经济理论这一事实，于是在他眼里，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解读为一般均衡理论的源头，似乎也就可以“不容置疑”了。
四、从“看不见的手”到“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只是一个隐喻，但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者们却认定该隐喻所表征的就是关于竞争性市场均衡原理，“看不见的手”被具体解读为能够自动实现竞争性市场均衡的市场(价格)机制本身。如此解读，一个原本纯属修辞意义上文字表达技巧的隐喻也就转换为一个经济学命题，即：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若每个人(读作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存在着一个均衡价格体系，使得由该价格体系所决定的市场供给与需求正好相等，且同时实现了个人福利和社会总体福利的最大化。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基本含义，该定理可以更为简单明了地表述为：任何竞争性市场均衡都是符合帕累托效率原则的。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尝试采取数学方式进行这种转换的人就是莱昂·瓦尔拉斯。
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年)一书中，瓦尔拉斯凭借19世纪的线性代数工具，构建一个完全竞争条件下三类商品的市场交换系统的一般均衡模型。由于该模型给定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先决条件，因此每个买者和卖者都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那么，最终实现一般均衡的价格又是如何生成的呢？为此，瓦尔拉斯假想出一个喊价者(拍卖人)，他通过“试探性逼近”(tat
nnement)的反复喊价方式来确定市场均衡价格；这种喊价方式所遵循的规则十分简单，即，凡供大于求的商品就降低喊价，凡供不应求的商品就提高喊价，直至商品供求在品种和数量上都恰好相等时，最后喊出的即是一般均衡价格。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喊价者(拍卖人)乃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拟人化，其实质就是将市场本身想象为一个具有完全理性的人，一个几乎具备了上帝禀性(即“全在+全知+全能”)的人，他(它)不仅能够根据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准确无误地调整价格，而且还对每个买者和卖者在任何一个价格水平之下的商品需求和供给的品种和数量都能一目了然。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只是一个描述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线性方程系统。囿于当时(19世纪70年代)数学发展水平，这一模型中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实际上仍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在随后近一个世纪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家们所做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不厌其烦地在技术层面(即数学论证层面)对一般均衡模型加以改进、完善和逻辑延伸。他们通过论证所谓瓦尔拉斯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最优性和无偏性，并结合所谓帕累托效率概念，将一般均衡原理拓展到福利经济学领域，于是就有了上述提到的所谓“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至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完成了对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从一个隐喻到命题的转换，使之转化为一套可以为“市场神话”这一意识形态提供貌似科学支持的主流经济理论——一套关于市场机制的理论。
那么，这一套主流经济理论本身具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一问题：由于主流经济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所描述的市场经济纯属“非人化”(或客体化)的技术性关系，也就是说，它仅仅是在工具理性层面上描述了市场机制的运行原理——由于这一缘故，我们只需对它稍作修改，就有可能得出主流经济学者们所竭力反对的另一种经济体制模型。比如，瓦尔拉斯所假想的作为对市场机制的拟人化描述的喊价者(拍卖人)，我们可以将他(它)修改为“国家”(或“中央计划当局”)，那么，一般均衡模型也就不难转化为通常被主流学者们视为其直接对立面的计划经济模型。道理并不难理解：既然市场机制可以被想象为一个完全的理性人，一个接近于具备上帝禀性的人，那么，为什么就不可以把“国家”想象成这样一个人呢？实际上，这也正是曾经盛行于东欧原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界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一种作为西方现代主流经济理论之变体(a variant)的计划经济模型。奥斯卡·兰格就是把计划经济理解为一种“模拟的”市场，即：代表国家的中央计划当局实际上也就充当了瓦尔拉斯式的喊价者(拍卖人)角色，它通过反复“试错”方式，或类似于瓦尔拉斯所说的“试探性逼近”(tatnnement)方式，不断地调整价格体系的参数，亦即不断地矫正计划当局的“核算价格”与市场“需求价格”之间的偏差，使之不断地趋近于真实市场价格(瓦尔拉斯均衡价格)，从而起到了“模拟”市场机制，以实现市场均衡和资源有效配置之目的。用兰格的话来说，“(错了再试的)价格决定过程与竞争市场中的过程很相似。中央计划当局(也能)起到市场的作用。”[13]15或用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话来说，“中央计划委员会在没有本来意义的市场的情况下执行了一些市场的功能。”[14]29
从一般均衡模型下的市场经济模型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其直接对立面计划经济模型，个中的逻辑应该颇具戏剧性讽刺意味吧。然而，一个严肃问题是，既然苏东剧变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宣告了这种名曰“市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型在实践中的失败，那么，与这种模型在逻辑上如此相通或如此“神似”的一般均衡模型，其命运又将如何呢？关于这个问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经看得很透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新古典模型(或者其前身)对经济本身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市场社会主义确实有机会获得成功。由此看来，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使市场社会主义的理想化为泡影，同时也对标准新古典模型提出了质疑。”[15]2
五、“市场神话”及其终结
思想史经验一再表明，一种理论的命运往往并不是由这种理论本身所决定的，从根本上讲它是由与之相关联的真实世界的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的。一般地说，理论是通过观念而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中，往往都把观点(理论)与观念混为一谈，而实际上二者是有重要区别的。如果说理论所呈现的还只是观点的话，那么，一旦这些观点与人的某种信念相结合，也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观念。观念与观点的本质区别在于：观点还仅仅是对事物的见解、看法或想法，它还停留于认知层面，而观念则不止于此，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成了某种习惯性的日常行为和行为准则。若干相互关联的观念的某种方式的集合，我们便称之为意识形态；倘意识形态涉及国家观念及公共政策取向，那就成了所谓政治意识形态。
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者们归源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的那一套关于市场机制的经济理论，本身还只是一些理论观点。然而，通过专业学术期刊、教科书和大学讲坛，通过各种媒体传播乃至直接或间接的宣传途径，逐渐地主导了经济理论研究的话语权，最后也逐渐地渗入人们的观念世界，从而转化为一种奇特的关于市场万能的观念。所谓“市场神话”，就是在观念上相信市场机制无所不能，它不仅能够自发(自动)地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实现“每个人心满意足、所有人皆大欢喜”的和谐境界，而且还具备自发(自动)地实现自我调节和自我纠错的神奇能力。对“市场神话”的迷信延伸到公共领域，就出现了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⑥。
不难看出，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者们归源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隐喻的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效率以及“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等，乃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其“市场神话”的理论基础。那么，作为一种理论的主流经济学何以转变成作为一种观念乃至意识形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其“市场神话”呢？这方面，就不能不归功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了。他们自己对“市场神话”自然是深信不疑的，而他们还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竭力要让更多的人相信他们那一套理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万能观念是绝对可靠可信的。他们之所以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并非归功于其理论是如此的可靠可信，而主要得益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来西方世界在政治上的“向右转”，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新保守政治势力登上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舞台，先是1979年英国的保守党人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上台，紧接着是1980年美国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在随后大约三十年里，“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其“市场神话”渗入到公共领域，形成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层面上浩浩荡荡地掀起了阵阵浪潮，诸如“私有化”、“自由化”(deregulation，或译为“脱规制化”)、“金融深化”、“全球化”、“华盛顿共识”等。
若非发生了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其“市场神话”至今还有可能在政治和学术话语中所向披靡。然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已经使得“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其“市场神话”在世界范围内都遭到猛烈抨击，可谓名声扫地，正走向终结，而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也就难免地受到了“牵连”，至少再也没有先前那般的唯我独尊、颐指气使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特殊背景之下，重新深入思考亚当·斯密及其与主流经济理论之间的真实联系这一学术问题，才格外地显得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①Langlois,Richard N.Capabilitie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C]//Economic Organization,Capabilities and Co-ordination:Essays in Honour of G.B.Richardson.London:Routledge,1998:183-203.
②比如“四只说”，参见Ahmad,S.Adam Smith's Four Invisible Hands[J].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22:137-144；再比如“九只说”，参见Grampp,W.D.What Did Adam Smith Mean by the Invisible Hand?[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0,108(3):441-465.
③英文版《国富论》唯一一次出现equilibrium这个词(Book 4，Chapter 3，Part 2，Para.2)。但在唐日松译本和郭王译本的相应部分(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唐日松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王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0-61页)并不使用中文“均衡”一词，因而中文版文本中已经找不到了。其实，从英文版出处的上下文来看，此处的equilibrium一词大致可以用balance来替代，所指的是进出口恰好相等时的贸易平衡状态，而不是指现代经济学中最常用的“均衡”概念。
④这种推测，在萨缪尔森的其它著述中也能得到佐证。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林金忠《所谓“转形问题”的方法论症结》一文(载《经济学家》2011年第6期)。
⑤转引自崔之元，“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6-7.
⑥据说“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这个新词汇是由美国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其《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一书中首次使用的，眼下它成了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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