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全球化趋势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对策论文,趋势论文,政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趋势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改革开放就是我国对全球化趋势作出的正面回应，也是我国主动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战略。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对我国政治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如何顺应全球化趋势，推进我国的政治发展？本文对上述问题试作粗探。
一、全球化的含义及其经济技术基础
全球化一词，是80年代才在西方传媒上广泛出现的（注：参见《世界经济全球化研究现状》，《人民日报》1998年8月22日第5版。）。有的认为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的自由传递；有的认为全球化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有的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世界的扩展；有的认为全球化是指在国际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无论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递、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均实现国际化，亦称“全球的网络化”（注：纪玉祥：《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等等。众说纷纭， 至今尚无一个公认的定义。虽然丹佛八国首脑会议公报曾给“全球化”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全球化包括扩大思想与信息、商品与服务、技术与资本在国际上的流通”，“在一些国家专门从事其最擅长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提高全球经济的开放程度和一体化程度”（注：王念宁：《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一些思考》，《学习研究参考》1998年第4期。）。但并未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自90年代初引入全球化这一概念并开展研究后，也产生了许多说法：经济学家们多指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和一体化；政治学家多指国际干预的不断扩大，以及建立世界新格局的全球战略；文化学家们多指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以及消费主义占领文化市场的世界现象；社会学家则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本文则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全球化的问题。我认为，全球化不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且影响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全球化也不是一个田园诗般的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和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注：杨雪冬、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季刊）1998年第3期。），而是一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裹入的充满强权、血腥和泪水的过程。早在1969年，布热津斯基就提出了美国应积极倡导电子技术革命，抢占世界传播中心的制高点，率先推出“全球的现代模式”，通过输出文化产品、高新技术、管理技术和组织方法，使“全球社会”建立在美国的价值原则、行为规范和文明特性的基础上的战略（注：王念宁：《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一些思考》，《学习研究参考》1998年第4期。），透露了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化的实质。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悍然空袭南联盟，干预南联盟内政等事实再次表明，发达国家决不会放弃对全球化的主导和控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仗其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强权政治、价值观念和谋取利益的过程；并非是“霸权政治时代的结束和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排斥”（注：刘世军等：《全球化进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选择》，《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4期。）。对此， 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被全球意识所迷惑；也不要被一度曾出现过的多元推动、多元并存趋势所欺骗。这绝不是坚持冷战思维，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当然，认清全球化的实质，决非主张我国要自外于全球化的进程，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而是主张在参与、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既要善于捕捉和利用“全球化”为我们提供的机遇和舞台，加快自身的发展，又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和防止发达国家对我实施分化和西化的战略，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独立，以尽快形成后发优势，创造更高的文明形态，影响和推进全球化的进程。
如果把全球化理解为一场革命，一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那么市场经济就是它最主要的动力。市场关系的扩张和资本的积聚，内在地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它“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新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推动，又进一步加速了资本全球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走向国际化。因此，我认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全球化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范围迅速扩大，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程度加深。贸易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先导。战后，新科技革命创造了品类繁多的新产品、新技术和劳务服务，拓展了世界贸易的空间，推动了世界贸易总量、结构、体制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国际贸易的增长率远远高于生产的增长率，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居于全球贸易的中心。1996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额就占世界进口额的60%（注：纪玉祥：《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各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增强。
其次，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各国金融政策出现一体化趋向。金融国际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和重要特征，又是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由于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各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速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跨国银行迅速扩张，业务网络遍及全球，构成了一个全时空的国际金融市场，大大加速了资本的流动，导致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超越了主权国家的监控能力。以东南亚国家被迫接受世界银行提出的援助条件和欧元启动为标志，各国金融政策出现了一体化趋向。
再次，投资全球化的现象日趋明显，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战后，由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生产成本的增加和环保投资的加大等原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夕阳产业，引发了强劲的资本国际化浪潮。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之后资本主义对外经济扩张的新手段，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第四，生产网络化的体系逐步形成，国际分工的水平进一步提高。生产活动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生产活动的全球化表现为国际分工的内容、形成机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五，经营主体国际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跨国公司的作用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异常活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目前，跨国公司已有4.5万家，雇员超过7000万人，子公司超过28万家， 它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贸易的50%—60%，技术贸易的60%—70%，直接投资的90%（注：王念宁：《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一些思考》，《学习研究参考》1998年第4期。）；从1988年到1995年间， 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达2290亿美元（注：薛荣久：《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挑战》，《世界经济》1998年第4期。）。世界上最大的20家跨国公司的营业额，超过了80个最穷困国家国民经济产值总和（注：张世鹏：《论资本全球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季刊）1997年第2期。）。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过程，民族国家的市场障碍不断被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所冲破，所整合，这就大大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如果说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奠定了全球化的物质基础，那么，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则建立了全球化的技术平台。信息技术是现代科技革命的核心，是高技术的先导。正是由于交通运输、通讯联络和现代信息领域的技术革命，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跨国公司才能在把自己的生产基地、运输基地、销售市场、管理机构分散到世界各大洲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时，又能使彼此的经济活动紧密衔接。技术革命克服了空间的障碍，市场又为生产经营活动的扩大提供了强大动力，两者相辅相成。技术革命为市场的整合和深化提供了物质保障，市场则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需求动力，共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科技革命不仅克服了经济全球化的障碍，而且提出了政治、文化全球化的课题。卫星电视技术、电子传播媒介的发展，为信息的传播、观念的扩散、不同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创造了条件，并孕育了“地球村”观念和全球意识的生成。没有信息技术的革命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全球化的推进。经济全球化归根到底是和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近3／4（注：纪玉祥：《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首先和主要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导和推动的；现代科技革命一般又都首先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四万多家跨国公司拥有世界80%的技术专利（注：中宣部理论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它们在知识产权和高科技领域占有显著的优势。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主导、控制着全球化的趋势是十分必然的，也是它们有能力推行霸权主义的根本所在。
二、全球化趋势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双重影响
全球化不是一个纯经济的现象，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世界历史进程。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必然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伴有文化渗透、价值变迁、制度移植等现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不仅形成了打击犯罪、保护环境等共同观念和全球意识，而且出现了政治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等丑恶现象和民族主义的浪潮。这些，无疑都制约着我国的政治发展。我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战略选择、实践推进——如制度化建设、民主化建设、法治化方略、对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视、政治文化的变革，等等，都明显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主要有：
工作重点的转移。全球化趋势对我国政治发展的最大影响，是为我们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全球化趋势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为我们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时度势，果断地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使我国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也开创了我国政治发展的新局面。
价值目标的确定。民主化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价值目标，也是全球政治发展的趋势。如果我国不对民主化作出积极的回应，就有可能被摒弃在全球化之外。党中央把我国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定位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既顺应全球政治发展的民主化潮流，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内在要求，也是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优势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从推行公务员制度入手，改革人事制度；从机构改革入手，转变政府职能；从推行政务公开入手，加强民主监督；从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入手，到建立适应这种产权制度创新要求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等等。这些措施推进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成了比西方民主更有前途、更有效率的政治优势。
法制建设的借鉴。全球化还提出了国际商贸、市场准入、证券期货、商务税收、信息交换、环境和公害、人口和移民、国际犯罪等超国家的全球性的政治法律问题，加速了国际立法特别是国际经贸方面的立法，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集中表现为我国的立法部门进一步转变观念，更多地学习、借鉴、吸收甚至移植国外立法和国际立法的经验，在经济立法方面更加注意同国际立法接轨，向国际惯例靠拢，显著提高了我国立法体制的民主化、立法行为的程序化、立法技术的规范化等法制建设水平。
开放水平的提高。全球化趋势还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国策创造了外部的环境。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全球化趋势的呼应，也是我国全面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抓住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机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创办经济特区为先导，依次开放沿海、沿边、沿江城市和内陆，构建了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格局，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顺利地加入到国际分工格局之中，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竞争，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
此外，全球化的发展，对我们政治观念的变革、政治文化的创新、发展模式的选择等方面，也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动的，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资本主义的烙印，体现西方的游戏规则，传播美式的政治理念、价值原则，也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集中反映在以下几点上：
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全球化的发展，往往与国家维护主权的努力产生尖锐的冲突。全球化增强了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协调功能，削弱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经济全球化是以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国际化为表征的，全球性经济组织的运营以参与国若干主权的让渡和转移为条件。在特定的领域内，主权国家必须服从于国际机构的协调，这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形成挑战。我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一方面必须在短时间内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强大，赶上曾经主导、现在依然控制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主要由西方国家制订的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国际制度、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因此，对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参与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全球性制约，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国家制订和执行战略政策的自主性，使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下降。美日制订的新安全合作指针，把台湾纳入“周边地区”的范畴；美国还企图把台湾拉入导弹防御计划，等等。这些都是对我国主权的严重挑战，对我国的政治发展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自由化思潮的骚扰。全球化的发展也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其分化、西化战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它们利用国际经济、文化交往，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游戏规则，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高功率的广播、卫星电视覆盖整个地球，西方传媒可轻而易举地进入任何一个国家，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推行他们的全球战略。电子媒介已成为国际传媒开展舆论斗争的主导工具。各种反华势力利用广播、电视、卫星和互联网等手段，加紧对我国进行舆论渗透。它们还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支持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进行颠覆活动，煽动民族主义分子从事分裂活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驱之不散的幽灵，不断骚扰我国的政治发展，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
政治文化的冲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来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由于中西方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两种政治文化在阶级属性上的本质区别。所以它们在互相交流、吸收的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碰撞和冲突。而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维模式，刻意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人为制造意识形态渗透和瓦解，对中国式发展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极力扩散西方道路的示范效应；在中国本土培植反华势力，促使以批判现实社会制度为目标的反主流文化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两种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对转型期社会利益分化和文化多元状况的整合作用，阻碍了部分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的政治认同和信仰。
文化强势的压力。全球化带给人类文明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加强。全球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经济力量，更在于文化体验。电子时代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力与思想冲击力，与印刷时代书本给人带来的文化体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这个虚拟的世界主要来自西方。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所有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美国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美国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科技手段，大批量地生产文化工业产品，使之成为日常的社会消费品，流传于世，形成空前的文化强势。无处不在的美国文化产品，把它们所负载的价值密码和生活情趣推向世界。西方文化品位和西方文化习俗正在日趋全球化，可口可乐、迪斯尼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文化正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消蚀着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的政治发展的走向。
民族认同的消解。全球化打破了民族的藩篱，把各民族文明都卷进了大交流、大融合的浪潮，引发了民族文明的认同的危机。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实质上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它在为人们提供色彩缤纷的文化体验的同时，把人的尊严与历史传统消蚀于嬉戏之中。它鼓吹绝对的个性自由，攻击社会公德准则，凸现非理性和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具有消解民族认同的作用。连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汤林森博士也承认，“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使在经济上强势的国家，亦不能幸免于此”（注：赵修艺：《解读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页。）。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和主权的削弱成为一种“宿命”，爱国主义自然也成了多余的情感，这对我国的政治发展将产生难以预测的消极作用。
激进主义的滥觞。激进主义是在全球化压力下的一种变革反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张扬了急功近利和浮躁的社会心理；全球化从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显示出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落差，唤起了急切改变现状、全面拒斥传统的激进主义思潮。然而激进主义的亢奋并不是国家的福音，而是发展的陷阱。它不仅会呼唤出激情，也会引发出非理性的恶魔；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会引发过激行为，造成社会震荡，从而对政治秩序、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冲击。
三、在全球化趋势下推进我国政治发展的思路
全球化把我国的经济发展纳入了世界的轨道，对我国政治发展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挑战。如何顺应全球化的趋势，推进我国政治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里谨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思路。
1.树立全球意识。树立全球意识，确定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是我们制订全球化战略的前提，也是推进我国政治发展的首要课题。所谓全球意识，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如果把社会主义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社会主义从出现那天起，就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消灭剥削和各种各样的差别、歧视、压迫，实现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中不同主体间的平等等价值理念，不仅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提供了思想斗争的武器，而且迫使资本主义采纳了许多社会主义式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方势力在全球的扩张。80年代末苏东的变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的解放。它表明，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任何一种制度都要走出封闭，在与其它制度比较学习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创新，以更充分地体现其潜在的价值理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将更富有价值。因此，我们要厘清思想深处的困扰，走出历史的迷茫，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动摇。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社会主义的使命就不可能改变。二是开放的思想观念。中国是全球化的后来者，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学习和适应国际活动的各种规则，以更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尽管人类的文化存在着许多差异，但人类社会还是存在着不少共同的价值理想。如民主政治就应该是任何国家政治发展的共同理想。我们在致力于政治发展时，要对这些共同价值理想作出积极的回应，并通过对话与交流，努力扩大共识。这既是提高自身政治发展水平的需要，也是参与、影响、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手段。绝不能因为有些价值理想是西方资本主义所推行的，就拒绝学习与对话。那样不仅不利于我国的政治发展，而且会被全球化进程所抛弃。三是宽广的全球视野。在开放的环境下，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的影响。现代通信工具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某些国内问题极易演变为国际问题。科索沃危机表明，将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变成“国际化”，然后公开介入，已成为冷战后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民族国家的国内事务和国际问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我们在处理国内问题时，一方面要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绝不允许西方国家插手和干预我国的内政；另一方面又要有敏锐的全球视野，对国内政治现象、社会问题作出科学的解读和妥善的处置，根据自身的适应力、应变力和生存力，以审慎的行为不断推进政治发展，提高治国水平和执政艺术。建立灵敏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加强综合治理，牢牢掌握主动权，及时把各类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因为政策、策略的失当而使国内问题发展为国际问题，为西方干预提供口舌。
2.更新政治观念。这是推进我国政治发展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必然选择。更新政治观念，首先要更新国家的功能观。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功能已不是国家的唯一功能，国家还有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就政治功能而言，除了阶级镇压和专政的功能外，也有如何组织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功能。其次，要更新国家的安全观。在全球化时代，一旦进入竞争的全球体系和开放的信息网络，民族国家的安全就不是一个狭义的、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广义的、动态的概念。一些源自国际的“不安全因素”会不时地渗透或波及国内，如国际股市、汇市动荡，计算机系统和信息网络中难以预料的“严重故障”或“突然失灵”，西方政治思潮和文化观念的渗透等。国家安全不仅是国防的安全（如领土不受侵犯，国家统一等），它还应当包括经济的安全（如金融安全、贸易安全、投资安全，避免大的周期起伏等），技术的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社会的安全（保持各阶层的安宁共处，给民众以秩序和稳定感，把各种犯罪、腐败等消极现象降低到最低程度等），政治的安全（保持领导层的团结一致和政策的连续性，正确处置各类社会矛盾，避免出现严重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动乱等）（注：王逸舟：《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与国际关系》，《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5期。）。再次，要更新民主观。 民主决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和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此外，还要更新人权观。过去，我们曾把人权当作资本主义的旗帜，忽视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不善于就人权问题与西方国家进行对话，常常陷于被动的境地。其实，人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工具，而是人类共同的尊严。人权也不是西方所强调的那种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而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今后，在人权问题上，我们要主动出击，加强对话和交流，寻求共识和一致，减少麻烦和对抗。
3.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政治价值、政治意识三大层次，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政治建设的核心。政治文化不仅制约着社会的政治认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政治行为的规范化，而且在政治系统的各个层面发挥着整合、规范作用。改革开放使我国的政治文化打破了封闭保守、自我维持的传统发展模式，呈现出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适应性和吸收不同性质文化的开放性。如在政治意识方面，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实现了由政治挂帅向政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历史性转变；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对我国政治文化的指导地位；在政治价值方面，提出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三者关系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政治心理方面，形成了民主政治、依法治国、科教兴国等共识。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观念的渗透，我国政治文化的整合、凝聚、规范功能受到了一定削弱。因此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是我们面对全球化趋势，加速我国政治发展现代化的有效对策。加强政治文化建设，一要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邓小平理论系统地回答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包括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是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离开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政治文化建设就可能走到邪路上去。二要坚持对经济发展的突出关怀。注重对经济发展的突出关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特有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主要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瓶颈。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巩固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因此，加强政治文化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建设服务。三要坚持对社会稳定的刻意追求。我国是一个超大社会，人均收入较低，地区差异甚大，综合国力不强，民族关系复杂，历史传统悠久，民主文化积淀薄弱。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否则只会导致混乱和无效率。因此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中国特色，把社会稳定纳入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追求的价值目标体系，发挥政治文化的整合、凝聚、规范作用，确保社会稳定。四要坚持兼收并蓄、批判借鉴的原则。对于外来的政治文化，既不可不加选择地照搬，也不可以意识形态划线而一概排斥。尤其是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既要有敢于借鉴的勇气，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又要进行理性批判，抛弃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力求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的协调，政治热情与政治觉悟的统一，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的互动，解决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认同与参与，为政治系统的运行提供权威供给与规范供给。
4.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视我们追求的价值以及实现这些价值的体制，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基本前提。没有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就没有目前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同样，如果不把这项改革继续下去，我国的政治发展也难以取得新的进展。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任何政治变革都涉及到权力的移位、调整，触及许多人的利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采取渐进的方式，审慎推进。激进改革不仅难以解决现行的弊端，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甚至可能导致社会震荡。实行依法治国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途径。首先要加强法制建设，改善法制供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形成，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的需要相比，还存在不少距离，有些法律需要修改，特别是规范政治行为的法律需要制订。因此，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是我国政治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其次要加强司法监督，确保司法公正，实现社会调控方式的根本转变。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国家的立法往往无法及时和具体地回应社会的变化。如果司法能够很好地履行对于各种利益进行平衡的职能，能够对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及时的法律救助，就能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从而有助于社会平稳地转型。此外，推进机构改革，建立新的权力结构，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等，也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5.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是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主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充分的管理国家和其他社会事务的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国体和政体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属性和阶级本质，又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是国体；国家的民主性质是通过民主的政治体制得以体现和保障的，作为政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织政府，管理国家。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这是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也是历史的正确选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统一。共产党执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和优越性的体现，也是未来高度民主政治的必要准备。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又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执政，绝不是取代其它进步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是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共产党执政，也不是以党代政，而是对国家工作实行总的领导，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律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各项社会事务的权利的实现，保证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必须坚持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的统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人人都直接地参与国家管理是难以实现的，可行的办法只能是通过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构，来代表人民决定国家事务，行使民主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促进间接民主向直接民主发展，逐步拓展直接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趋势。因此，我们不仅要切实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健全和完善各种有利于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机制和形式，而且要大力推进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加强直接民主建设。
6.坚持和平外交政策。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的重要措施。我们既要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市场资源转移和比较优势的重新排列给我国以崛起的机遇，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又要认清西方主导的格局和西方推行强权政治、谋取利益的本质，做到心中有数，沉着应付，决不当头。同时，要倡导多元参与，推进多极化发展，开展针锋相对而又绵里藏针的斗争，抑制单极化的图谋。处理好中美关系，是我们面对全球化挑战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关键。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经济上的互补性，地缘战略上的竞争性，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对美国既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又要保持对话，扩大共识，减少麻烦，不搞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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