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中国新现代性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6)03-0098-06 美国学者A.戈登提醒人们：“记住这样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发展与现代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是标准的概念。那么，正在把谁的标准提升为可用于所有社会的标准呢?批判的观察家们指出，无论给发展和现代化下什么样的定义，它们实际上显然是为西方化作伪装。它们所依据的是西方社会评价进步时使用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标准。像‘发展中的’或‘欠发达的’这样的比较新的术语也不能逃脱这种困境。”[1]那么，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实践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体系和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彰显“社会主义”属性、凸显“特色”，避免陷入西方化的窠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2]，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第二次现代性、多元现代性等相互争鸣的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中，处于何种方位、怎样落实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行动逻辑?在引入资本运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如何回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的种种担心和质疑?思考和解答这些理论难题的关键都在于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与现代性的基本观点的合理诠释和恰当运用。 一、理性批判与资本批判：现代社会发展实践反思的两条路径 自启蒙时代以来，现代社会的发展演进一直都伴随着对它的反思和批判。浪漫主义运动首先对现代性发展的理性主义基础、功利主义内涵和进步主义趋向发出了挑战。它推崇情感和本能，对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发展表示了不满和抗拒，怀疑其进步性质并用审美标准代替功利标准。康德批判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意欲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为道德和信仰留出地盘。黑格尔集启蒙精神之大成，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本质上是理性的外化和进化，“理性的狡计”驱使个人的特殊目的在对立和冲突中获得存在又遭受损毁从而使始终留在背景里的普遍理念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地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到韦伯为止，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一直都是不言而喻的，今天却成了问题。”[3]尼采曾经自信地预言，以欧洲启蒙为基石的现代性方案将最终瓦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则感到他们正在主持这场瓦解运动。他们以反理性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反进步主义为基调对现代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批判和颠覆。他们怀疑理性的特权，敌视主体的至上性，批判大写的理性主体的独白，瓦解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质疑现代社会发展的进步性质，希望人们从理性化与人类暴行的关系中有所触动和感悟，从而为非理性、差异和他者争取其应有的权利，寻求现代社会发展的文艺美学救赎之路。相反，现代性的坚守者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进行反省，并对启蒙理性进行了修正和重建。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化的确可以归功于其特有的理性精神，启蒙现代性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它本身是不应当被消解也无法消解的；现代性仍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规划，对继续进展的现代性必须加以继续引导；运用主体间性思维重建交往理性，经由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成功释放交往行为中的理性潜能，就能解释清楚受到自我毁灭威胁的现代性的规范内容，引导现代社会发展走出各种困境和危机。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启蒙现代性的重建者都是从理性批判的视角对现代社会发展实践进行反思的。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起源、本质、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的哲学反思根本上不同于意识哲学对理性的批判或重建，而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和诠释，以实践思维和经济哲学的批判理路开启了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全新视界。马克思拒斥对脱离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的纯理性分析，认为理性的背后往往隐含着特定阶级的利益，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会“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启蒙时期发现的那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5]。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6]马克思十分看重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对于现代社会的基础性作用，从现代社会财富所采取的商品形式入手，通过分析商品二因素的来源——劳动二重性，进而分析抽象劳动凝结成的价值借以表现自身的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和秘密。“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7]商品和货币由来已久，但全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社会生产为交换价值所控制，货币转化为资本，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马克思依据资本对现代社会形态进行命名，他强调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8]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造就的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原生形态。马克思继承了启蒙以来人类追求自由、平等、进步的价值理想，但不是把它建立在对脱离现实历史过程的普遍理性的乐观信任或者批判重建的基础之上，而是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和诠释来展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过程，并诉诸资本主义现代性向社会主义现代性转变的历史趋势。 二、资本与现代性的命运：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哲学批判 马克思并没有明确使用过“资本逻辑”这个当下非常时髦的概念，但是马克思的传世巨著《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却是对资本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精致分析和哲学批判。列宁说过：“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是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9]马克思既详细地揭示了资本的产生、本质、运动过程和发展趋势的客观规律，又充分展示了用于分析资本与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 资本逻辑是资本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中无限度地增殖自身的本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由货币转化而来，资本本源于货币。“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10]只是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货币的货币本质上是商品价值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其作用在于实现不同使用价值的顺利交换以供最终消费之需；而作为资本的货币其唯一动机、决定性目的和根本使命是增殖价值本身，越来越多地占有以货币表示的抽象财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11]。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以人身的奴役关系和统治关系为基础的地产权力相对立，它是非人身的货币权力，马克思引用法国谚语说，“货币没有主人”[12]，而“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13]。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有意志、有意识地执行资本的使命和职能，资本家的本性和灵魂就是资本的本性和灵魂，资本家的行动逻辑就是资本的运动逻辑。“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做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14]所谓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力图在无限度、无休止的运动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价值增殖的内在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资本的逐利本性时引用了英国评论家托·约·登宁的一段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5] 资本逻辑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不断再生产的客观历史过程。单个资本在其无限度的增殖自身的运动中经历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等形态变化，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也需要以两个部类之间的实物替换和价值补偿为条件。生息资本的运动中资本本身作为商品出现，特别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解释经济运动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公式，使人们把资本的本质看做一种与土地、劳动相并列的物，这样“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16]。资本拜物教是资本逻辑运动在人们思想意识层面的呈现。通过对把资本看做自我增殖的神秘之物并顶礼膜拜的资本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17]马克思强调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8]商品经济“把在生产中以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作为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都有这种颠倒。但是，在……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19]。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自行增殖的神秘外表下隐藏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特征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随着劳动力这种人自身的本质力量成为商品，货币才转化为资本，因而资本本质上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他的劳动因而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20]恩格斯也明确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21]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资本逻辑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这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客观逻辑，也就是资本积累的逻辑。由于资本本性的内在冲动和商品生产的竞争规律的外在强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扩大再生产，通过资本积累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和雇佣劳动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本身也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资本逻辑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双重作用。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殊表现。“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22]资本为了增殖自身必须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必须使生产过程的各个要素和环节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扩展和深化，因为资本所追逐的利润只能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吸吮活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生产力的进步使社会物质生产中分工和协作的规模和水平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范围内进行，社会财富越来越表现为人类共同劳动的成果，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社会生产力变为资本的生产力，生产过程及其成果都由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即资本家个人控制和占有，这就形成了资本逻辑运动中的固有矛盾——生产不断社会化的趋势和财产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逻辑就是在这个基本矛盾中运动的。在资本逻辑的历史性运动中，这个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并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具体形式呈现出来，给现代社会发展带来了双重效应。马克思一方面热情地讴歌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23]，指出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利用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另一方面又严峻地指责在资本逻辑推动的现代社会文明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4]。当代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相互依存程度的高度增强充分体现了资本的伟大作用。但是，资本是通过不断地把自身内在矛盾普遍化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资本内在矛盾的普遍化在当代全球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它的极限。全球性的贫富差距、生态危机、文化冲突、政治动荡等已把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世界风险社会”。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5]难题在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揭示和批判能在何种层面和程度上达成共识，处于现代性和全球化不同方位的国家又如何利用和限制资本甚或消灭资本。 三、驾驭资本逻辑：建构中国新现代性的哲学根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关系畸形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学术话语中不使用“资本”这个概念，而是代之以“资金”“资产”等概念，对资本逻辑避而不谈。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在资本逻辑形塑和推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较为发达的经济组织形式，必然有资本的存在和资本逻辑的运作。事实上，自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使用资本范畴以来，公有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个人资本、民间资本、社会资本、资本市场、资本要素等概念已经频繁出现在正式文件和社会生活之中。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替代了之前“基础性作用”的提法。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必然要求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并充分利用支撑市场运行的资本和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和驾驭资本逻辑并不是向资本主导的经典现代性靠拢，而是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对当代中国新现代性进行构建。 中国新现代性的建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将是有资本和市场的社会主义，这就使承认资本、利用资本、限制资本、直面并反思资本逻辑成为我们求解一切发展难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资本逻辑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中甚至取得了矫枉过正般的强势力量，科技、政治、法律、文化各领域都为经济增长和资本逻辑的运行铺路、让路、搭台，资本饥渴症使招商引资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和最广泛的行动。资本逻辑的强势运行既造就了中国连续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也使其引发的各种危机扑面而来。资本对个别的、短期的、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利益的贪婪攫取使生态环境遭到肆意掠夺和破坏，使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生产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陷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困境，使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充斥着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使社会公共生活和人际关系功利化。资本逻辑渗透、侵蚀、绑架甚至勾结公共权力，从而使政府营造公正制度环境、提供社会公共产品以及发展社会事业的基本职能衰微，而设租寻租、权钱交易、官企勾结等腐败现象增加，政商关系恶化，因而使国内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权贵资本主义时代。面对资本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双重效应，有人强调马克思论述资本原始积累时说过的“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个观点[26]，极力主张消灭资本，瓦解资本逻辑；也有人赞扬“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甚至鼓吹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27]，“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无论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绝路、死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这是一条通往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人间正道。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8]。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和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以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与现代性内在关联的哲学智慧为依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创造出驾驭资本逻辑的理念、制度和方法，始终是当务之急。 在构建中国新现代性的创造性实践中怎样驾驭资本逻辑呢?第一，找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方位，明确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框架下资本逻辑的不同地位和使命。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大历史形态的宏观尺度来看，中国新现代性的建构本质上仍然归属于“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个发展阶段。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从“人的依赖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向“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进而向“自由个性”为特征的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都离不开资本的作用，正是资本逻辑“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9]。资本全球化时代中国新现代性的构建不能消灭、摈弃资本逻辑，只能充分利用、合理限制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在一个广博的、比较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我们只能通过对‘资本逻辑’的驾驭(而不是被‘资本逻辑’的支配)来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通过驾驭‘资本逻辑’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有的经济、政治和广义文化的特点。”[30]固然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动力和最高原则，但不能简单地把资本逻辑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趋势，其追逐利润的本性、剥削活劳动的本质、创造文明与罪恶的双重社会作用不会变，但在社会主义制度架构中，其发挥作用的条件、范围、途径、机制和使命都有了本质的不同。社会主义驾驭资本逻辑是为了利用资本自身的力量和矛盾发展最终超越资本逻辑，实现劳动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第二，厘清资本逻辑与公共政治权力的边界，协调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把资本逻辑限制在经济领域，使市场经济运行法治化，促进资本社会化，尽可能限制资本逻辑向政治、文化教育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渗透、扩张甚至控制。迄今为止，资本逻辑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最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和经济发展途径，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激发人的致富欲望，调动人的积极性，通过普遍的市场交换而非人身强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迅猛增长，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但越出经济领域，资本逻辑则把一切变为无休止地实现价值增殖、占有抽象财富的手段，造成人的社会生活的片面化和异化，“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31]。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命和生活应该是全面而自由的，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生产也应该是全面的，物质生产、人自身的再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之间相互协调，社会才能和谐，才是社会主义。“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32]只有把资本逻辑限制在经济领域，使市场经济运行法治化，通过股份制、合作制、混合所有制等多样化形式促进资本社会化，以刚性制度建设化解资本内在的社会力量与私人占有的矛盾，保障和促进劳动者的尊严和各种合法权益，才能规范和制约资本逻辑的野蛮扩张，避免自然生态灾难和人道主义灾难，建设社会主义新现代性。 第三，澄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引导资本逻辑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新现代性的建构。资本逻辑主导的传统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上，以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为中心，把一切价值都还原为经济价值，忽视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类精神文明的提升，导致对自然界的无限度掠夺和挥霍、国家之间资源争夺的加剧、消费主义的肆虐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膨胀。现代社会“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33]。货币内在的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的矛盾使市场经济具有了无限扩张、竭力追求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唯GDP论的发展价值观的支配下，无孔不入的市场机制加剧了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消解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从而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经济风险和道德沦丧。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4]。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大量历史数据证明，资本收益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历史性事实，其结果就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看待‘什么正当，什么不正当’的方式，各社会主体的相对实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共同选择——这些共同塑造了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历史。”[35]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以及收入不平等成为长期趋势，“取决于资本遭受的冲击大小，也取决于控制资本和劳动关系所采取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措施”[36]。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发展观，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构当代中国新现代性提供了基本价值理念，为在社会主义制度架构下驾驭资本逻辑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创新发展要求把资本逻辑的趋利本性导向创新驱动。协调发展要求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权力与文化价值观的巧实力，与市场运行中的资本权力耦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进步。绿色发展要求在人与自然关系中把生态资本化转化为资本生态化，发挥资本逻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正能量。开放发展要求在资本全球化时代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使资本逻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服务。共享发展要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公平正义，最终增进人民福祉，把资本逻辑导向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真正的人的生活逻辑。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规约全面改革和各项制度创新，引导资本逻辑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目的，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创造出中国新现代性的华彩篇章。标签：现代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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