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嘉庆论文,使团论文,中俄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世纪、19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本来风平浪静，但嘉庆十年（1805年）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中俄关系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件不为历史学家所注意的外交事件，为19世纪中叶复杂的中俄关系格局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这就是戈洛夫金（Головкин Ю．А．）使团访华失败事件。
1803年2月13日，俄国商务大臣鲁缅采夫（Румянцев Н．П．）上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请求向中国派遣使臣，以商谈在广州开展贸易之事。① 是年11月16日，俄国枢密院以国书形式征求清廷的意见。1804年2月22日，清廷回复，同意接待俄国使团。② 但俄方办事缓慢，使团拖到1805年5月上旬才出发，迟至1806年1月2日才抵达中国边境城市库伦。此后双方在礼仪等问题上唇枪舌剑，以至矛盾不可调和，清廷遂于2月初将戈洛夫金使团驱逐出境。毫无疑问，这次外交事件是19世纪初中外关系史上最严重的外交事件之一。如果就事论事，它对当时中俄两国的和平关系格局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负面影响，但延伸来看，这桩严重的外交事件对整个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中叶的中俄关系格局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然而，对这样一件影响很大的外交事件，学术界却缺乏深入的研究。
迄今为止，俄、中两国学者对戈洛夫金使团的关注基本上限于资料整理的层面。就史料来说，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俄文史料包括两部分：使团成员陆续出版的日记、回忆录③ 和相关的档案文献。前者自使团回到圣彼得堡之后，就陆续发表于报刊杂志；至于后者，自19世纪下半叶，俄国学者就已开始整理，并取得很大成绩，迄今已将536份相关档案文件全部整理出版④，奠定了研究该问题的资料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做了不少类似工作，但成就远逊于俄国学者。⑤ 然而，尽管资料整理工作取得了不菲成绩，但似乎并未对研究该问题产生推动作用。东西方学界至今无人对戈洛夫金使团进行专题研究，仅在一些相关著述中给予简要介绍，缺乏深入的分析研究和公正评述。俄国学者如瓦西里耶夫、特鲁谢维奇、巴托尔德、斯拉德科夫斯基、库尔茨、沃斯克列先斯基、米亚斯尼科夫等都过分关注这次外交事件的责任，将使团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中方身上⑥；欧美学者如郭玫瑰、费正清等则照例将此事纳入“朝贡体系”的框架进行叙述，认为外交事件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叙述简略，且未能利用俄方公布的档案史料⑦；中国学者的局限亦在于未能利用俄国公布的大量档案资料对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大都只是从某个侧面对事件进行蜻蜓点水式的叙述。⑧ 同时，由于资料的欠缺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多数中国学者主要关注中俄之间的几个重要条约，绝大部分涉及早期中俄关系的论著都从《尼布楚条约》开始，中经《恰克图条约》，转瞬即跃至19世纪中叶。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之间半个多世纪的中俄关系几乎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断裂带⑨，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实际上，嘉庆一朝是清代历史的盛衰转折时期，这种转折不仅体现在内政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对外关系方面。18世纪、19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三次外交事件（乾隆末期的马戛尔尼使团、嘉庆朝的戈洛夫金使团、阿美士德使团）本质上反映的应该是同一个问题，即中国开启了外交的保守退让时代，这与内政的盛衰转折是相应的。
基于上述背景，笔者拟以中、俄文档案为基础，对戈洛夫金使团访华失败这一外交事件进行相对详尽的叙述，尝试着把18世纪、19世纪中俄外交断裂的链条连接起来，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进取与保守：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的历史背景及外交使命
实际上，欧洲社会从15世纪就已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当时欧洲社会正是在经济领域发生了一些代表世界未来发展大势的变化。简言之，导致当时欧洲经济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重商主义和航海探险及由此引起的地理大发现。
早在14世纪时，欧洲一些国家如英国就利用国家力量干预经济特别是商业，实行重商政策。从1335年到1478年，几位英王均禁止输出金银。崇拜金银及视金银为国家财富已经成为15世纪西欧社会的公共观念。⑩ 正是在这样的拜金主义热潮驱使下，欧洲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并导致地理大发现。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西印度群岛；1497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发现至印度的新航路。从此，欧洲与世界的关系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扩大了世界贸易的范围，“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资料和一般商品的增加，给予了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未有的刺激”。(11) 应该说，这种刺激是相互的。重商政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了重商主义学说。15世纪至16世纪中叶是早期重商主义阶段，注重积累货币财富，因此，早期重商主义又被称作货币主义或货币平衡论。毫无疑问，早期重商主义推动了航海探险及地理大发现，同时，航海探险扩展了世界市场，又进一步推动西欧社会向晚期重商主义及其政策转变。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商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货币平衡论让位于贸易平衡论。人们开始认同：对外贸易的出超是聚集财富的主要途径。与此对应，国家干预经济表现为国家奖励输出、限制输入，甚至实行关税保护。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那就是：重商主义和航海探险及由此引起的地理大发现这两个推动西欧社会变化的主要因素共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即从过程来说它们都是封建贵族与商人的合作，也即当时尚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与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的合作。(12) 这种合作具有一种社会文化的进步意义，因为合作的前提是封建贵族必须突破轻视商人的心理，即封建贵族要从文化上认同商人的身份，这是当时西欧社会最难得的深层的、独特的进步表现。西欧社会按照这种发展路向，到18世纪、19世纪之交终于酿成社会巨变，使西欧连续发生一系列革命：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从而使欧洲得以成功支配世界。
西欧的崛起使世界慢慢联成一个整体，当时西欧的发展趋势实际就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大势。那么，地连欧亚的俄罗斯帝国和雄踞东亚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关联这种世界大势的？
历史上，俄罗斯帝国直到17世纪末，尚处于落后的农奴制社会。从17世纪末开始，彼得大帝进行改革，他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开始全面效法西欧。(13) 从历史进程看，俄罗斯帝国的欧化过程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步西欧之后尘，实践了重商主义和航海探险。俄国的重商主义形成于17世纪下半叶，成熟于18世纪初，主要受西欧晚期重商主义的影响，代表人物为波索什科夫（Посошков И．Т．）。他是彼得一世时期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家，于1721年—1724年间完成了《贫富论》，集中阐述了重商主义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国家积累财富的主要渠道，主张国家应积极干预、调节和控制对外贸易，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他还呼吁社会敬重商人、鼓励发明、建立手工工场。波索什科夫的重商理论对俄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大。(14) 1766年，俄国将法国重商主义者尤斯季的著作《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译成俄文，尤斯季认为对外贸易能增加国家财富，是“无可非议”的正规事业，贵族应该积极参与。尤斯季的观点引起俄国贵族们的思想认同。从此，俄国贵族“将对外贸易视为国家活动的一种形式”。到18世纪末，俄国“贵族对商业的向往更趋强烈”。(15) 俄国通过贵族参与经商而实现了类似于西欧的那种封建贵族与商人的结合。18世纪下半叶是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开明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支持了两件事情：一是支持成立类似于西欧“东印度公司”的“俄美公司”，许多贵族包括女皇自己都是公司的股东；二是支持海军组织第一次环球航行，进行航海探险。(16) 这表明，18世纪、19世纪之交，俄罗斯帝国开始走上西欧曾经走过的路，其国势也慢慢呈上升趋势。
而古老的中华帝国，就社会发展趋势来看，从15世纪中叶以后就已经与世界大势南辕北辙。虽然事实上，从明中叶开始，资本主义就已萌芽，出现了商业资本，甚至也出现了官员经商的现象(17)，但整个社会没有经历类似西欧和俄国社会的那种贵族（封建官僚、地主）与商人结合的历史过程。(18) 虽然康雍乾时期商业一度繁荣，但直到18、19世纪之交的嘉庆朝，中国社会也一直没有出现重商主义政策和思潮。(19) 明清两朝基本上都不鼓励对外贸易，朝野都认同国家财富的基础是农业而非商业。商人在社会上始终没有地位，王朝的政治利益始终高于商业利益，这既是立国原则，也是对外关系原则。至于航海探险，自古以来，尤其是清朝，中国人一直把“航海”与“朝觐”、“向化”等朝贡式政治话语联系在一起(20)，并多次实行“海禁”。因此，在这样的文化、政治语境中，中国社会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西欧曾经出现过的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历程。也就是说，18世纪、19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尚不知世界的大势，更何谈顺应世界大势。于是，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国势呈下降趋势。
与此相应，作为社会发展形态外化的对外政策，俄、中两国自然也出现了差异：俄罗斯帝国的对外政策处于积极进攻态势，亚历山大一世西慑欧洲，南望高加索，东顾远东，三面出击；而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则呈现为保守退让态势，嘉庆帝左拒右挡，既不出去，也不轻易放人进来。积极进取的俄国为了商业利益而进行环球航行，保守退让的清王朝则专注于稳定国内局势而自闭于世界。戈洛夫金使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派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碰壁的。
向中国派遣戈洛夫金使团是俄国实施积极外交政策的表现，就其初衷来说，无疑是为了扩展大贵族占有股份的俄美公司在中国及远东地区的商业利益。俄美公司主要活动于堪察加、阿拉斯加及北太平洋沿岸岛屿。这些地区虽然盛产利润丰厚的毛皮，但存在两个大问题：一是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离俄国腹地极远，交通极不方便，供应艰难；二是毛皮经陆路通过唯一的关口恰克图销往中国，成本很高。而18世纪、19世纪之交，已经染指北太平洋地区的英、美商人开始与俄国商人争抢毛皮，直接海运到广州廉价出售，严重影响了俄国在恰克图的贸易利益。为了保证俄美公司的利益，俄国希望也能海运毛皮去广州贸易。为此，1803年2月，商务大臣鲁缅采夫建议派使团与清政府谈判俄中于广州开展贸易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迁延、思虑的成熟，俄国政府给使团提出的任务越来越复杂。11月，鲁缅采夫上奏，给使团增加了一项任务，即搞清中国政府是否同意另外增设一个陆路通商口岸。(21) 1805年1月，副处交大臣恰尔托雷斯基（Чарторыйский А．А．）上奏，使团任务又有了变化：（1）将陆界另辟通商口岸具体化为西部的“布赫塔尔玛”；（2）提出“黑龙江通航”问题。(22) 7月6日，恰尔托雷斯基给已被任命为大使的戈洛夫金下达训令，使团担负的使命继续增加：（1）不但要在广州开展贸易，还要在黄海（即长江流域）开展贸易；（2）谈判《尼布楚条约》中有争议的边界问题；（3）请中国接待即将到达广州的俄国环球航行的两艘考察船；（4）搜集贸易情报。(23) 紧接着，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又给使团颁布了正式的训令，共19条，使团的使命又有增加：（1）收集有关黑龙江通航现状、清朝军事力量及商务等信息；（2）向黑龙江口、广州派遣商务代办，向北京派遣正式外交代表；（3）到达北京后，对布道团进行整顿；（4）请求派遣专员陪同蒙古喇嘛去西藏朝拜。(24) 可见，俄国政府对这次访华使团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两天后，即7月8日，恰尔托雷斯基又写信给戈洛夫金，在本已很复杂的使命里追加了一条：说服清朝与俄国结成联盟，允许俄国使者经中国访问喀布尔，以共同对付英国的贸易竞争。(25) 此后，直到1806年3月，外交部至少5次重申使团的使命，但大致内容没有超出上述范围。
综合而言，俄国政府赋予戈洛夫金使团的外交使命最主要的内容有两个方面：
第一，扩展贸易利益。自18世纪中叶以后，中俄贸易基本上集中到北部边境的恰克图，双方商人云集在那里，以货易货，俄国商人用皮毛、呢绒、金属制品等换回中国的宝石、大黄、茶叶、棉织品等货物。(26) 自18世纪下半叶以降，恰克图贸易越来越红火，其贸易额几乎占了俄国与亚洲贸易总额的67％。(27) 俄国政府从中得到一大笔税收：1760年，俄国从恰克图获得关税238155卢布，占俄国关税总额的20.4％；1775年是453278卢布，占关税总额的38.5％。到19世纪初，俄国从恰克图获得的关税突破了100万卢布。(28) 如此可观的贸易利益，对重商的俄国政府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这也是维持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中俄关系和局的主要基础。从当时欧洲的国际关系局势来说，俄国被迫参与反法同盟，身陷战争泥潭。为了获得更多的战争经费，俄国自然要考虑扩大中俄陆路贸易。他们希望在恰克图以西的布赫塔尔玛再开辟一个贸易基地。此外，俄国不但冀望参与广州海路贸易，还要进入长江，甚至想借中国这块跳板，把贸易触角伸到南亚和西亚。俄国之所以如此处心积虑地要扩大与亚洲各国的贸易，其目的除了为参与欧洲争霸筹集经费、帮助运营不佳的俄美公司摆脱亏损以外，更主要的还在于准备与英国进行贸易竞争。
第二，谈判解决中俄边界问题。历史上，俄国一直依靠掠夺土地和人口（即所谓“开拓疆土”和“殖民”）来增强国力(29)，扩张领土一直是俄国的最高国家利益，边界问题也成为俄国对外交涉的主要问题。自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以来，俄国一直对失去其所侵占的尼布楚一带黑龙江北岸的土地耿耿于怀。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刚开始，俄国政府只是为了稳定堪察加及北美殖民地，希望获得黑龙江的通航权，但事情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边界划分了。而且，从1805年7月8日以后的演变来看，领土利益越来越被强调。为了完成边界谈判的使命，戈洛夫金每到一个城镇，都忙于收集有关黑龙江流域中俄边界的相关资料。从10月17日戈洛夫金给亚历山大一世的奏折可知，所谓边界谈判使命，主要是确定黑龙江左岸及向东至海的乌第河流域土地的归属问题。对此，戈洛夫金提出了边界谈判的方略，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他为边界谈判提出了三种策略：上策，尽量争取“沿离乌第河最远的一道山脉，也就是沿尽量靠近黑龙江的那道山脉来划分，备忘录所附的地图上画的就是那道山脉”；中策，“退一步，可以把争议土地作一个平均划分，尽量争取以图呼勒河为自然边界”；下策，“以乌第河的右岸为界”；二是鉴于谈判成功以后，就要具体划界，戈洛夫金认为具体划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实地勘察。因此，他建议俄国政府立即组织勘察队，去乌第河流域勘察。(30) 值得注意的是，戈洛夫金所提出的三策中无论哪一策，黑龙江左岸都属于中国。1805年12月16日，戈洛夫金致函外交部，明确建议俄国政府承认中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主权。(31) 他认为只有在此前提下，中国才有可能给俄国人在黑龙江的自由通航权。可见，19世纪初俄国人自己都认为，黑龙江至海以南的土地都属于中国领土。1806年1月，戈洛夫金已到了库伦，俄国外交部还专门发给他一份“关于划界问题的补充训令”，其中有云：“商务部宣称，黑龙江以南沿岸的所有领土，一直到海，都属于中国；黑龙江以北沿岸的所有领土，一直到海，都属于俄国。”但在土地和贸易利益之间，当时外交部似乎更重视贸易。外交部认为，戈洛夫金有权谈判边界问题，但不能因此损害中俄贸易。(32) 这说明在19世纪初，俄国政府在解决中俄边界问题和扩展中俄贸易问题何者优先方面还未形成一致的意见。直到19世纪40年代穆拉维约夫（Муравъёв-Амурский Н．Н．）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后，才明确将领土利益置于贸易利益之上。
事实上，俄国政府酝酿和制定访华使团使命的过程也就是俄国对华政策形成的过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整个19世纪俄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贸易和领土利益）在嘉庆十年前后已基本确定。只是由于欧洲事变（反拿破仑战争），也由于当时俄中两国的国力差距尚不十分明显，因而俄国政府所制定的这个对华政策，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才找到得以实现的机会。由于当时中国已被欧洲列强彻底击败，国力已远逊于俄国，故俄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相对嘉庆十年来说，自然是得寸进尺。就领土利益来说，俄国多获得了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就贸易来说，俄国商人可以深入中国内地自由贸易，以致传统的俄中恰克图边境贸易失去往日的光环，迅速衰落。
而所有资料都表明，对俄国的这些图谋，清廷一无所知，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获知。当时的清政府根本就没有讨论对俄政策问题。在清廷眼里，戈洛夫金使团不过是一个朝贡使团，根本没有意识到其所负外交使命对确立未来中俄外交关系格局的重要性，这说明从一开始清廷就对俄国使团的性质认识有误。而清廷的这种误识，实际上又与俄方的做法不无关系。在俄方看来，戈洛夫金使团是一个负有重要使命的正式的外交使团，俄国派遣这个使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对华政策。但俄方在跟清廷交涉此事时，却不经意地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俄方特意为这次使团访华所找的理由很不恰当。俄方在其致清廷的国书中说：俄国“拟派遣钦差使节前往北京，向中国大皇帝陛下宫廷实行聘问，表达我大皇帝陛下已在举国欢庆之中登基亲政，继承列祖列宗世代相传之帝位，并对中国大皇帝陛下之登基继位，致以友谊之祝贺”。(33) 而事实上，当时亚历山大一世已继位3年，嘉庆帝则已嗣位7年之久，可见，通告和祝贺双方君主“登基”实在是一个很勉强的名义。非但如此，俄方的这种做法还给了清廷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俄方使团仅仅是礼节性的造访。随带礼品前来礼拜，不是“朝贡”是什么？这暗合中国的“天朝体制”。也许，在俄方看来，过早透露使团的真实目的可能会遭到清廷的拒绝，但俄方的这种做法却无意中将自己打扮成了“朝贡者”，人为地加固了清廷的错觉，为日后使团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二、寒气袭人：中俄两国在库伦的外交交锋
尽管中俄两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戈洛夫金使团的性质认识不一，但对使团却都相当重视。尤其是俄国政府，在组建使团方面可谓殚精竭虑。
首先，谨慎选择大使和使团成员。从1803年2月俄国政府准备派遣访华使团开始，组建使团一事就成为圣彼得堡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贵族们到处活动，希望能被任命为大使，而一般官员则四处托人，希图加入使团。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甄选，最后戈洛夫金伯爵被任命为大使。此人虽长期生活在国外，且不懂俄语，但他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特邀回国定居的贵族，身世显赫，曾荣任宫廷侍从、枢密官（从1796年起）、商务院院长（1800—1807）、宫廷总典礼官（1800）、二等文官（1804）、国务委员。最关键的一点，他还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外交副大臣恰尔托雷斯基的亲戚。可见，戈洛夫金的任命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经过两年多的遴选，1805年3月20日，亚历山大一世终于确认了使团人员名单。使团根据功能分为外交、骑士、学术、卫队、杂役等若干组，计242人，外加随行的布道团换届成员等，规模空前。
其二，提供充足的经费。尽管俄国政府面临欧洲战事，但为了实现新的对华政策，不惜金钱，拨给使团非常充足的经费。使团经费分为年薪（预支两年）、旅差费、起动费、礼品购买费及各类特别支出费等，共计506498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大致相当于18世纪下半叶恰克图一年的海关税收。经费的充足也表明俄国政府对访华使团的重视程度。
其三，配备足够的礼品。为了让使团成功访华，俄国政府花重金购买了大量礼品，包括“玻璃制品，计有镜子、桌子、花瓶、灯、长颈玻璃瓶、盘子、酒杯、水杯等，价值50000卢布。毛皮，计有貂皮、狐皮、白鼬皮、海狸皮、北极狐皮，据宫内厅估价为52612卢布，市场价为85475卢布。从皇帝陛下内（库）调拨各种锦缎、丝绸和天鹅绒795俄尺，价值7833（卢布）。从铸币局领取俄国银质纪念章一套，价值3000卢布。镶嵌青铜的红木纪念章盒一只，价值1000卢布。数学工具若干，价值4940卢布。总计152248卢布。”(34) 后来根据戈洛夫金的要求，又增加了一些兵器、艺术工艺品。
由此可见，俄国政府非常重视访华使团，这也清楚地表明，从19世纪初开始，对华关系已成为俄国对外关系的重心之一，俄国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头鹰。
当时清政府虽处于被动位置，但对这次俄国使团的“朝贡”也是非常重视的。1804年2月初，清廷收到俄国枢密院关于派遣访华使团的国书，2月下旬，嘉庆皇帝以国书的形式回复俄方，表示非常高兴接待俄国使团，并询问使团来访的具体时间。紧接着，库伦办事大臣鉴于没有接待俄国使团的经验，立即行文理藩院，咨询接待使团的相关问题。3月10日，郡王蕴端多尔济等致函伊尔库次克民事省长卡尔特维林（Картвелин Н．М．），请求及早将俄国使臣官职、使团人数及到达边境的时间等通知清方。(35) 但俄方办事拖沓，直到8月29日，亚历山大一世才给西伯利亚总督发出指令，要求告诉清方，俄国使团访华时间推迟到1805年。(36) 而清库伦办事大臣则迟至11月8日才得到这个消息。对此，清廷表示理解，理藩院随即于11月17日回复俄方，同意俄国使团推迟访华。(37) 12月11日，清库伦办事大臣行文卡尔特维林，为便于接待，请求俄方务必将“使臣抵达恰克图时间，以及之前是否尚有其他人员到来、行李辎重数量、随行人员人数等”(38) 事先知照。1805年2月1日，军机处致函库伦办事大臣，鉴于俄方使团迟迟未见消息，深觉可疑，命库伦办事大臣静候消息，密切注意俄方动静，但不可主动询问，并谕：如果俄使6、7月到达库伦，那么，将其在皇上万寿之期送达京城；如果俄使于冬季到达库伦，那么，直接将其送往承德避暑山庄觐见。(39) 然而直到3月20日，沙皇才谕令西伯利亚总督转告清方：使团大约于9月到达边境；随行的还有布道团换届人员；因礼品众多，请求清廷准备驭马约150匹等。(40) 终于等到了有关俄国使团比较确切的消息，库伦办事大臣立即将俄方的要求奏报嘉庆帝，并就准备马匹及沿途接待护卫事宜提出建议，此外，还特意请求理藩院派两名俄文翻译到库伦帮助接待俄国使团。(41) 可见，为接待俄国使团，清廷破天荒多次主动交涉，准备工作也很细致到位。
1805年5月上旬，戈洛夫金使团终于踏上征途。鉴于使团规模过于庞大，内务部将使团分为8个分队，间隔出发。由于当时西伯利亚许多地方还没有得到开发，道路荆棘丛生，所以，一路上俄国使团风餐露宿，艰难跋涉，有时还要忍饥挨冻。
源于对使团性质的不同认识，中俄双方从使团一出发，就在很多问题上开始了争执。
（1）换届布道团随行的问题。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是第八届，1794年到京，至嘉庆十年已在北京居住达11年。按照《恰克图条约》，布道团每10年一换届。在俄方看来，由戈洛夫金使团顺便将第九届布道团带到北京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俄方没有征求清政府的意见就着手筹建新布道团。5月26日，清理藩院函告俄方，同样根据《恰克图条约》的规定：换届布道团应自行前来，不能有他人随同，拒绝同时接待布道团和使团。(42) 6月18日，俄枢密院也为布道团的事特意函告清理藩院，请求清廷同时接待使团和换届布道团。6月24日，亚历山大一世下旨给戈洛夫金，命其将此信函递给清理藩院，并在到北京后把旧布道团回国的费用转交给有关人员。7月18日，戈洛夫金在莫斯科与符拉基米尔之间碰上西伯利亚的信使，方才知晓清廷的态度。7月19日，戈洛夫金致函恰尔托雷斯基，建议按照清廷的意见办理，以免节外生枝。8月2日，俄枢密院致函清理藩院，同意将布道团与使团分开。(43) 后来，使团前往库伦，新布道团就留在伊尔库次克。
（2）缩减使团人员与交付礼品清单问题。4月23日，蕴端多尔济得知俄国使团共有242人。他感觉人多，接待难度较大，于是上奏，建议朝廷让俄方缩减使团人数。清廷在收到奏折后，命理藩院调出往昔档案，发现“俄国人曾于顺治十二、十三、十四年，康熙十五、三十二和五十九年，雍正五年派使团来朝，以自产方物为贡”，所有俄国来朝使团人数，“据俄人呈交名单看，从未超过200人。此次前来的使臣、士兵和服役人数超过240人，故应大加缩减。”(44) 5月26日，嘉庆皇帝下旨，同意库伦的建议，命转告俄方，缩减使团人数。同时，还要求俄方迅速提供礼品清单。这既是朝贡礼制的规定，也便于清廷提前准备相应的回赏礼品。清廷对俄国使团提出的这些要求，在法理上似乎表明了双方的身份和角色正在慢慢转换。俄方开始由主动逐渐化为被动，双方关系的性质也由俄方所追求的平等访问慢慢化为不平等的“朝贡”。但俄地方官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对于清廷所提出的这些要求，伊尔库次克总督谢利丰托夫（Селифонтов И．）并未觉得有何不妥，遂上奏沙皇，建议按照清廷意见缩减使团成员人数，并提交礼品清单。(45) 但戈洛夫金却不这么看。9月13日，戈洛夫金在伊尔库次克致函库伦办事大臣，对清廷的要求提出异议，不但不同意缩减随员，尤其不同意提前告知礼品清单。他要求在使团到达北京，并在宫廷举行接待仪式后提供礼品及清单。(46) 但4天之后即9月17日，戈洛夫金突然转变态度，通知随员，鉴于中国境内道路艰险，同意缩减使团人数。不过，戈洛夫金的态度，清廷尚不知情。因此，9月25日，蕴端多尔济再次致函戈洛夫金及伊尔库次克民事省长科尔尼洛夫（Корнилов А．Н．），警告如果俄国使团不满足清方的要求，库伦将拒绝接待。(47) 他还将此立场禀告嘉庆帝。由于久未得到俄方的消息，清方开始不耐烦。10月7日，嘉庆皇帝用生硬的口气命令库伦办事大臣，如果俄国使团不满足清廷所有要求，不遵守清朝礼仪，就立即将其遣回。(48) 但清方的强硬态度俄方亦毫不知情。10月8日，戈洛夫金致函蕴端多尔济，告知缩减后使团的人员名单，人数已经由242人缩减为159人，但仍未提供礼品清单。(49) 10月13日，蕴端多尔济上奏，对俄国使团人数缩减程度仍不满意，且言语中已对戈洛夫金的固执表示恼火。同时致函戈洛夫金，要求将使团人数缩减至60人—70人。(50) 库伦的这封信也导致戈洛夫金的极端不满。10月17日，戈洛夫金上奏沙皇，指责清廷的要求是无理之举，并意识到清廷正将俄国使团当作朝贡使团对待，而这是俄国所不能容忍的。(51) 10月19日，戈洛夫金决定派使团一秘巴伊科夫前往库伦，就缩减使团人员等问题与库伦办事大臣妥商。双方的谈判从10月23日持续到11月2日，从事后巴伊科夫的《库伦出差记录》看，谈判气氛还不错，结果似乎是库伦官员接受了巴伊科夫的劝说，决定让步。(52) 但库伦的谈判情况，清廷中枢并不知情，9月28日，军机处向库伦转达嘉庆皇帝的谕旨，要求将俄国使团成员缩减到40人，并再次提出提交礼品清单及礼仪问题。(53) 11月5日，清廷收到戈洛夫金的信函后，限制俄国使团人数的态度有所松动，因此，军机处又向库伦转达嘉庆皇帝的谕旨，要求俄国使团人数缩减到100人以内。对此，戈洛夫金无可奈何，只能尽量将使团人数缩减至124人，并随即通知库伦，还提交了礼品清单等。11月24日，蕴端多尔济向嘉庆帝奏报俄方的态度。12月2日，军机处向库伦转达嘉庆帝谕旨，同意接待缩减后的俄国使团。
（3）俄船突至广州贸易的问题。从俄国外交政策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俄国的远东太平洋政策在形成时间上与俄国的对华政策部分重合，背景就是俄美公司在北太平洋沿岸的殖民及贸易问题。1803年4月8日，商务大臣鲁缅采夫上奏沙皇，准备组织考察队进行环球航行，以便解决俄美公司在北美地区的殖民与贸易问题，尤其是考察如何参与中国广州的贸易及拓展在日本及亚洲北太平洋沿岸其他地区的贸易。(54) 但是，按照清朝传统的对外贸易体系，俄国只能在北方进行陆路贸易，南方的海路贸易只针对其他国家。当时，俄国为了与英美在南方竞争毛皮贸易市场，挽救经营日益不善的俄美公司，准备借环球航行之机，尝试介入广州的海路贸易。按照计划，戈洛夫金使团先一步到达北京与清政府谈判，之后，进行环球航行的轮船“涅瓦”号和“希望”号再到广州贸易。但事与愿违，两艘俄船竟先抵达广州。嘉庆十年十月二十九日（1805年12月7日），清粤海关监督延丰上奏，报告十月初八日、十七日两艘俄船满载毛皮，先后到达广州申请贸易。当时，两广总督出巡，不在广州。而此时，俄国人为了顺利贸易，情词恭顺，好言请求。再加上英国“留粤大班”杜雷孟德（Drummend）的斡旋、西成行商黎颜裕的承保，延丰便以贯彻皇帝“柔远怀夷”之名义，与巡抚孙玉庭草草商讨后决定准其贸易。(55) 这消息约在十二月上旬末才为清廷得知，立即引起清廷的震惊。尤其是粤海关监督及一干广东官员竟然在没有得到清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允许俄船贸易并让它们顺利离开。嘉庆皇帝大为恼怒，亲自过问，一月之内（嘉庆十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一年一月九日），军机处三次寄谕两广总督。最后，内阁奉上谕处分了相关官员：原粤海关监督延丰革职，现监督阿克当阿、两广总督吴熊光、广东巡抚孙玉庭等交部议处。(56) 为此，清理藩院还于1806年1月16日行文俄国枢密院，对俄船违反惯例前往广州贸易一事表示谴责并要求做出解释。(57) 5月15日，俄枢密院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在致清理藩院的信函中，将两艘远洋考察船说成是俄美公司的商务船只，表示希望清廷同意俄、中在广州进行贸易，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态度非常和缓。(58) 其实，清廷的强烈反应早在戈洛夫金的预料之中。还在1805年9月2日，戈洛夫金就致函恰尔托雷斯基，认为俄船在使团到达北京之前至广州贸易会严重影响俄清关系，甚至可能关乎访华使团的成败。9月13日，戈洛夫金向沙皇奏报了这一担忧。但是，此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廷对戈洛夫金使团的态度，根据现有资料还不能明确判定。在所有当事人中，只有戈洛夫金自己说使团被逐与克鲁逊施特恩（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Г．）的广州之行有因果关系(59)，而清廷专门为俄船事件发给俄枢密院的信函中，除了申明禁止俄船至广州贸易、指责俄方违反恰克图贸易条例外，根本没有将之明确与俄国使团联系起来。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俄方参与南方海路贸易企图的失败与戈洛夫金使团是否先期到达北京没有关系。因为事后清廷在致俄国枢密院的信函中说，“即使戈洛夫金先于贵方船只到达北京，向我大皇帝提出颁发恩旨的请求，也绝不会获得准许”。(60)
至此，中俄双方的这些表面矛盾都顺利得到了解决，俄国使团开始向库伦挺进，而清廷也安排好了沿途接待事宜。嘉庆帝于十年十月二十四日（1805年12月2日）下旨，命蕴端多尔济和佛尔卿额护送俄国使团至张家口，然后，蕴端多尔济先行至京禀奏，钦差刑部侍郎瑚素通阿则速赴张家口，接待俄使并陪同进京。(61) 另命直隶总督裘行简为运送使团行李、礼品等物准备驮马车辆、修缮道路及办妥一切后勤招待事项，并强调“务须经理周妥，不可稍有缺误”(62)，言辞非常严厉。第二天，嘉庆帝再谕裘行简，要求妥善解决使团沿途一切供应问题，如车辆必须设有蓬席，车里必须垫上好的毡子以御风寒；拉车的骡马必须健壮；宾馆必须重新修缮；并允许动用10余万两银子以备不虞之需等(63)，态度可谓谨慎、认真。随即，直隶总督裘行简向嘉庆皇帝详细汇报了接待准备工作计划。据史料记载，当时清廷的这些准备工作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确实落到了实处。1808年9月3日，随同新布道团去北京换届的八等文官波波夫在报告中写道：“驿道上到处都设立了接待大使的站点”，“为在张家口和京城设立接待站，国库拨款达6000两银子。此外，从张家口到京城的路上，许多城市和地方的城墙、客馆都经过了修葺，每隔25华里就立有一根用红油漆漆刷一新的里程柱。据中国人说，这些都是在使团滞留库伦期间完成的。”(64) 显然，米亚斯尼科夫院士认为清廷在俄国使团尚未进入中国境内就已打定主意不准备接待它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65)
虽然表面矛盾经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基于文化差异的更加本质性的冲突——礼仪之争在俄国使团到达库伦后便完全暴露出来。在当时中俄双方发生的所有争论中，礼仪之争是最致命的。外交礼仪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文化背景的冲突。自彼得大帝之后，俄国的文化已基本欧化，与雄踞东亚的中国文化在类型上是不一样的，这应该是两国外交礼仪之争的根本原因。从中俄两国交往的历史来看，礼仪之争由来已久。(66) 因此，戈洛夫金使团遭遇礼仪之争只是历史的一种延续，自在意料之中。唯其遭遇礼仪之争的地点不在京城，而在区区一个边境城市，这却是当事人未曾始料的。
事实上，对戈洛夫金遭遇礼仪之争的命运，俄国外交部早有预见。1805年7月6日，恰尔托雷斯基在给戈洛夫金的训令中，首先就谈到了礼仪问题。外交部的意思是，既然会遭遇礼仪问题，那么，戈洛夫金就一定要在觐见嘉庆帝之前与清廷达成协议。该训令历数过去诸使臣经过谈判成功避免侮辱性礼节的例子，要戈洛夫金“努力拒绝不体面的礼仪”；戈洛夫金的努力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把帝国的尊严同中国人的礼仪协调起来，不要因为礼仪上或称谓上受到某些贬抑就牺牲重大的利益。”(67) 后面这一点所表露的俄国政府对待礼仪的软态度，其实就是它一贯的“利益至上”的外交原则，即坚决抵制“不体面”的礼仪但不能影响国家的最高利益。也就是说，只要能达到扩张贸易及领土的目的，区区礼仪之辱完全可以忽略或妥协。这个原则在随后沙皇所颁训令中几乎是赤裸裸地被强调。(68) 可惜，俄国政府对待礼仪的这种软态度，操作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对具有浓厚西欧文化背景的戈洛夫金来说更是如此。
同样，根据中俄两国的交往史，清方也认为中俄之间的礼仪问题必须在觐见之前解决。1805年10月7日，军机处向库伦转达嘉庆帝谕旨，要求俄国“贡使”先在库伦向库伦办事大臣学会觐见皇帝的叩头大礼，如果演练合格，经奏报，方准入朝觐见。(69) 如果我们对该谕旨进行解读，就会发现，原来俄国人所理解的礼仪在程序上与清廷的实际要求有差别。在俄国人看来，礼仪问题就是使臣觐见皇帝本人时是否行跪拜礼的问题。而根据这道谕旨，所谓礼仪问题在程序上又增加了一层意思，即使臣在觐见皇帝本人之前，要先在边境城市库伦学习和演练礼仪。从事理上来说，如果戈洛夫金愿意在觐见皇帝时行跪拜礼，那么，从未行过跪拜礼的他在库伦学习怎么行礼也不算过分。然而，随后的交涉资料证明，戈洛夫金认为行跪拜礼是一种侮辱，因而从一开始就持抵制态度。而戈洛夫金对待跪拜礼的这种态度又为清库伦办事大臣所悉，从而对库伦办事大臣日后落实嘉庆帝谕旨的具体操作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正是双方的固执和误识性互动，最终导致了一场外交悲剧。
10月17日，库伦办事大臣收到嘉庆帝谕旨，开始向俄方提出礼仪问题，但并未言明先要在库伦学习和演练礼仪。10月23日，戈洛夫金派一秘巴伊科夫先行到达库伦，与清方谈判解决争端。当谈到觐见皇帝要行跪拜礼时，巴伊科夫满口答应。但库伦办事大臣认为，巴伊科夫地位低下，他的保证不能代表戈洛夫金本人。因此，11月14日，库伦办事大臣致函戈洛夫金，要求其本人具结保证，觐见皇帝时定行“三跪九拜”大礼。对此，戈洛夫金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玩起了文字游戏。11月19日，他在致库伦办事大臣的回函中说：“关于我觐见博格德汗的礼仪，凡是我的前辈所遵守过的礼仪，我无疑也一定要遵守，希望此次同样能得到博格德汗对俄国使臣一贯的恩典。”(70) 所谓“前辈”所遵守过的“礼仪”，其实就是现在清廷要求他遵行的跪拜礼。为此，戈洛夫金动身前曾专门咨询过俄国外交部档案馆的班蒂什—卡缅斯基（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并仔细阅读了他编辑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71)，那里面记载着他的那些前辈觐见皇帝时都行了跪拜礼的事实。至于何为“博格德汗对俄国使臣一贯的恩典”，意思不是很明确，可能指康熙皇帝优待俄使伊兹玛依洛夫（Измайлов Л．В．）的情况。(72) 显然，戈洛夫金的这种回答，语意含糊，自然无法令清方满意。期间，嘉庆帝曾一再谕令库伦办事大臣坚决要求俄国使臣于库伦学习和演练跪拜大礼，合格后才准其到京，没有商量的余地。
1806年1月2日，戈洛夫金率使团到达库伦。1月3日，库伦办事大臣派人通告俄使，为了表示优礼，奉皇上谕旨在库伦为使团赐宴，邀请戈洛夫金及使团成员于次日赴宴。1月4日，戈洛夫金率使团赶到宴会场所，却惊奇地发现，在宴会厅摆着香案，香案前放着三个黄色坐垫。此时，库伦办事大臣要求俄使在入席前仿照清方官员的样子，跪在坐垫上对着香案行三跪九拜之礼，以感谢皇上赐宴的无上恩宠。戈洛夫金以事前未作说明为由，坚决予以拒绝。于是，双方引经据典，唇枪舌剑，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戈洛夫金坚称，此前没有人告诉过他要在库伦行跪拜礼。库伦办事大臣则称，目前邀请大使的扎勒固齐已奉命事前通告，并获得一秘巴伊科夫的同意。于是，双方找出当事人当面对质，结果自然是各执一词，无法辨明。俄方认为，未见皇帝而对香案行跪拜礼，史无例证，是对俄国使者的侮辱。而库伦办事大臣则认为，嘉庆皇帝赐宴俄使，使俄使有机会行跪拜礼，是俄使的莫大荣耀。俄使不但应行礼，而且还要深深感谢皇帝给予的崇高礼遇。至此，礼仪之争背后的文化冲突已表露无遗。
纵观中俄双方交涉的过程，我们确实发现库伦办事大臣没有提前将嘉庆帝要求俄使在库伦学习和演练礼仪的谕旨内容告知俄使。那么，库伦办事大臣为何要这么做？我们认为可能与库伦办事大臣落实嘉庆帝谕旨的具体操作方式有关。首先，嘉庆帝要求俄使在库伦学习和演练礼仪的谕旨是颁给库伦办事大臣的，其中并未要求提前通告俄使。因此，库伦办事大臣只要照办就是，没有必要事前向俄使说明。其次，按照嘉庆帝谕旨中的原意，如果戈洛夫金在库伦学习和演练跪拜礼仪并且合格，然后才赐宴，演练跪拜礼是赐宴的前提条件。可是，库伦办事大臣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稍稍曲解了嘉庆帝的旨意，反以赐宴为由将演练跪拜礼与宴会结合在一起，演习完礼仪就开宴，顺理成章。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库伦办事大臣看来，戈洛夫金一直没有明确答应行三跪九拜之礼，他估计要俄使在库伦预先学习演练跪拜礼有难度，所以就利用赐宴的机会，以情势迫使戈洛夫金就范。其实，库伦办事大臣的这个打算，在俄方的记载里也留下了痕迹。据巴伊科夫记载，前去邀请大使赴宴的扎勒固齐曾打探大使以何种礼节感谢皇帝陛下赐宴的隆恩，扎勒固齐询问：“大使无疑会对博格德汗陛下的如此殊恩表示感谢吧？”一秘回答说，大使一定会起立，举杯口头感谢皇上隆恩。(73) 也就是说，大使只会“立谢”而不会“跪谢”。对此，库伦办事大臣应该是心领神会的，所以才想法造势压迫戈洛夫金，企图迫其就范。但不管怎样，戈洛夫金无法接受库伦办事大臣的做法。这就是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双方都不能理解对方的行为。
宴席不欢而散后，中俄双方在礼仪问题上又多次交锋，库伦办事大臣甚至擅自警告俄使，不在库伦行礼，使团就有可能被逐。但戈洛夫金的态度也越来越强横：一是拒不接见库伦办事大臣派来的谈判人员；二是声称只有嘉庆皇帝才有权遣返使团，库伦办事大臣无权这样做。同时，戈洛夫金还误认为这种做法只是库伦办事大臣自作主张，不是出于皇帝的旨意，所以他要求派信使进京就此事直接与理藩院谈判。对此，蕴端多尔济、福海忍无可忍，于1806年1月11日致函戈洛夫金，以严厉的口气警告：“你们难道想就此回国？你们如不行三跪九拜之礼，则决不让你们觐见皇上。非我等有意破坏好事，实是你们俄国人蓄意所致。”(74) 这等于明确表示了驱逐使团之意。第二天，戈洛夫金回函，要求库伦办事大臣出示嘉庆帝要求俄使在库伦行跪拜礼的谕旨。他还拟就致清廷的告状信，状告库伦办事大臣破坏礼仪(75)，气焰十分嚣张。1月13日，蕴端多尔济、福海联名上奏，鉴于戈洛夫金拒不行跪拜礼，还言语嚣张，强烈要求降旨驱逐俄国使团。收到库伦奏折后，嘉庆帝龙颜大怒，1月21日，先降旨给正赶往张家口的瑚素通阿，令其回京官复原职，不必参与接待事务，这表明嘉庆帝已打定驱逐俄国使团的主意。紧接着颁旨库伦，大意有四：其一，库伦办事大臣应立即宣示，尽管俄使此前狂悖无礼，但如能回心转意，躬行礼仪，那么，仍如前所议，立刻护送使团来京。如其仍不愿行跪拜礼，那就马上将其驱逐回国，绝不宽待；其二，在俄使被逐回国的路上，库伦办事大臣应一路照应，就像使团来时一样，不可懈怠，以示仁至义尽；其三，命理藩院立即行文俄国枢密院，申述使团被逐原委，以免戈洛夫金凭一面之词，迷惑俄国政府；其四，为防止俄方恼羞成怒，扰乱边界，命库伦办事大臣密令边境各哨所，密切注意俄方动向。同时，命蕴端多尔济入京述职，库伦事务由福海、佛尔卿额两人署理，并明示蕴端多尔济在中俄交涉过程中，无任何过失。(76)
至此，戈洛夫金已是进退维谷。1806年1月31日，戈洛夫金致函库伦办事大臣，首次明确保证在向嘉庆帝递交国书时“行三跪九拜礼”，但仍表示不愿在库伦演练这种跪拜礼，还说这是他的最终态度。(77) 戈洛夫金在礼仪问题上的态度虽然有所软化，但在清方看来，此时的礼仪问题已不是觐见时的礼仪问题，而是在库伦学习和演练礼仪的问题了，所以，只要戈洛夫金不同意在库伦演练礼仪，无论什么样的承诺，清廷都不会在意了。清朝官员毫不客气地给了戈洛夫金一个难堪，他们建议戈洛夫金在信函中补充如下几点：“（1）我等将于觐见前几日按旧例当着特派御前重臣之面演练跪拜礼；（2）我诚愿行博格德汗陛下及其圣先祖制订之礼仪；（3）我本应在库伦行跪拜礼以谢博格德汗陛下之隆恩，然因未经我国皇帝批准难以成礼；（4）我到库伦后未跪拜，罪在不赦，恳请郡王及昂邦代为奏明圣上，请求宽恕，并请降恩，允我赴京，我在觐见圣颜时定行三跪九拜之礼。特加盖印鉴，以资保证。”(78) 这些所谓“建议”，无论内容、语气，都是戈洛夫金所不可接受的。于是，俄国使团库伦被逐的命运终于不可挽回。2月4日，戈洛夫金大骂库伦办事大臣，声称俄国大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然后，他无可奈何地率领使团，冒着大雪，顶着凛冽的寒风，灰溜溜地打道回国了。
从此，除了边境地区的零星接触、布道团在戈壁滩上的偶尔奔波外，俄国再也没有向中国派遣过官方使团，直至半个世纪之后。
三、雨过天晴：中俄两国维持外交和局的努力
戈洛夫金虽然被逐，但事情并未结束。中俄两国在边境地区继续进行相关交涉，信使频繁穿梭在库伦与恰克图之间。虽然问题丛生，但双方都有着一个共同信念，那就是努力维持中俄两国之间的和局。
戈洛夫金回国后，并没有马上返回圣彼得堡，而是暂留伊尔库次克，等待俄国政府的指示。期间，戈洛夫金及其手下连续向俄国政府寄发了多封信函和报告，几乎涉及当时俄方关注的所有中俄关系问题，如俄船广州贸易事件、使团成员对中俄边境贸易的前景预测、使团被逐原因的解释等。在戈洛夫金看来，俄国使团的被逐，过错全在中方。然而，戈洛夫金的这些信函和报告，直到1806年3月中旬才为俄国政府收阅。为此，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旨于5月2日成立了一个内阁非常委员会，全面评估大使戈洛夫金伯爵所描述的访华使团被逐事件，并制定符合目前国务状况的应对措施，其成员有商务大臣鲁缅采夫、陆军大臣维亚兹米季诺夫、内务大臣科丘别伊伯爵、外务副大臣恰尔托雷斯基公爵等。该委员会一共召开了三次会议，委员们详细研究了戈洛夫金和西伯利亚地方官寄来的信函、报告及清理藩院就使团被逐一事给俄国枢密院的信函等资料，最后形成了一个报告，其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如下两点：
第一，关于使团被逐一事，委员会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责任全在中方，并肯定了戈洛夫金不行跪拜礼的行为。委员会主张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这次外交事件，认为亚洲国家的风俗与欧洲不一样，“俄国对此不必像对待欧洲宫廷发生的类似事件那样过分予以重视”。这显然是正确的，也正是这种文化的阐释，淡化了这次外交事件给两国关系带来的阴影。委员会还认定，事件发生后，清廷对俄国抱有友好的态度。而这点也非常重要，它很快就成为俄方维持中俄边境和局的出发点。
第二，建议政府让戈洛夫金继续留在西伯利亚，负责完成如下任务：（1）组织人马详细收集西伯利亚及中俄边境的各种情报，并尽快报告；（2）设法通过外交途径解救广州被扣的俄国船只。委员会还特别告诫戈洛夫金，“通信和言谈中要尽量避免导致两帝国间关系突然冷淡的任何表示”，以免影响越来越红火的恰克图贸易。(79)
基于委员会的建议，沙皇于5月8日降旨，令戈洛夫金暂留西伯利亚，以完成委员会所拟定的各项任务。实际上，戈洛夫金早在谕旨下达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这两项工作了。
早在1805年9月20日，为安置使团缩减人员，戈洛夫金就组建了一个考察委员会，其任务为：“（1）研究西伯利亚以及由此至彼得堡沿途各省的历史和地理；（2）通过考察结果补充政府向本大使所提供的情报；（3）视察公益机关和慈善机构；（4）搜集有关农业、工业和商业发展的一切情况；（5）视察矿山、工厂、冶铁作坊、盐场、工场和手工作坊；（6）视察可建立企业能够产生利益但鲜为人知的地方；（7）研究纳贡民族的状况及其管理形式和纳贡办法；（8）搜集各种资料，以期反映西伯利亚全貌，引起政府对帝国境内这一有趣而尚未加以研究的地区的注意。”(80) 因此，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内，戈洛夫金就接连向亚历山大一世呈交了许多相关的报告：《关于俄中关系发展前景的报告》（1806年2月19日）(81)、《关于同清帝国关系准则的报告和关于西伯利亚发展方案的报告》（1806年7月26日）(82)、《利用自身资源完成西伯利亚军事配置的计划报告》（1806年8月1日）、《考察斯塔诺夫山脉和雅布洛诺夫山脉（俄中分界岭）的方案和训令》、《关于保障考察队补给的报告》（1806年6月5日）、《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考察队组建方案》（1806年4月11日）、《千岛群岛考察队的补给方案》（1806年6月）(83) 等。可以说，戈洛夫金所组织的对当时有争议的中俄边境地区的考察，为半个世纪后俄国夺占这些地区奠定了史地资料基础。至于解救俄船，戈洛夫金的活动几乎毫无意义。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是释放俄船。早在1806年2月9日，两艘俄船就已打道回国，此时尚在印度洋航行，所谓“清廷扣留俄船”已是假命题；二是能否在广州开展贸易，清廷也早已彻底拒绝。事实上，戈洛夫金甚至一直没有找到就此事与清廷接触的机会。
戈洛夫金使团的被逐，无疑给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事件发生后，两国边境地区局势相对紧张，双方都极力搜集情报，加强边界巡视，防备对方。在西伯利亚防线司令格拉泽纳普和巡阅使拉夫罗夫将军的指示下，俄国边防当局自西部的额尔齐斯河诸要塞直到东端的祖鲁海图哨卡都密切关注中方的动静。尤其是戈洛夫金，利用逗留伊尔库次克的时间，深入研究了西伯利亚的军备情况，最后写了一份报告，即前面提到的《利用自身资源完成西伯利亚军事配置的计划报告》。其内容包括“边境哥萨克配置计划；伊尔库次克省民兵计划；涅尔琴斯克边区地形述略及陛下的侍从多夫列上校提出的进攻和防御体系；满族人发展的历史述略、当前状况以及他们和俄国关系的历史述略”(84)，其中的主旨是建议俄国“采取紧急措施以确保涅尔琴斯克地区及贝加尔湖以东的全部边境不受入侵威胁；如此时同中国政府的争论需要采取更具威胁性的立场，则应采取措施尽快扩大军队数量；如我们同中国继续保持友善关系，则应采取措施，以较小的代价，令其对伊尔库次克省的军事体系不敢小觑”。据戈洛夫金调查，俄国短期内在俄中边界总共可以动员的兵员达17745人。(85) 与此同时，戈洛夫金还将使团的多夫列上校及总参谋部其他军官派往涅尔琴斯克边区考察边防情况。(86) 可见，俄国在处理俄中边界问题时，军事力量的威慑一直是他们依靠的重要手段。同样，清方也特别关注俄方边境地区的动静。1806年2月12日，鉴于戈洛夫金刚被赶走，嘉庆帝担心俄方借此在边界制造事端，下旨提醒库伦办事大臣要“密令各卡伦官兵对俄国边界严加关注，预作防范”。(87) 5月13日，库伦办事大臣特派宁博多尔济、古纳奇旺达西前往巡视其属下喀尔喀47哨卡。4月2日，恰克图海关关长瓦尼方季耶夫向戈洛夫金报告，清廷派人巡视买卖城至黑龙江一线卡伦。9月27日，库伦办事大臣命令买卖城扎勒固齐瑞春探听俄方“是否在准备针对我大清的军事行动，各卡伦是否收到新的命令，这些卡伦演练的内容是什么，对待我国哨卡的态度如何，是好是坏”。(88)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尽管中俄两国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双方也都在加强边界防守，但两国都不想因此破坏外交和局。俄国并未因使团遭到驱逐而挑起边衅，他们正面临复杂的欧洲局势，也需要恰克图稳定增加的税收。而饱受苗事、河漕、吏治困扰的清廷更是不希望边界不宁。因此，双方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在许多问题上协力合作，努力维持双边关系的和局。兹将双方间的一些重大事项列举如下：
（1）俄国帮助中国北方灾区克服粮荒。1806年6月10日，外务院驻恰克图特派员伊兹玛伊洛夫向戈洛夫金报告，中国北方各省遭受旱灾，粮食歉收，清廷命扎勒固齐向我们购买粮食，是否准许，请早做打算。(89) 12月3日，伊兹玛伊洛夫又报告，从买卖城扎勒固齐那里听到消息，中国北方确实遭受旱灾，山西已经饿死7000多人，中国政府正在四处筹粮。(90) 6月7日，清边境官员向俄方提出购买粮食的要求。6月19日，戈洛夫金致函亚历山大一世和恰尔托雷斯基，询问政府对此事的态度。戈洛夫金的意思是，按常理，俄国不能答应这类要求，但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不答应清方的要求，可能会加剧双方的不信任。同时，担心粮食危机会影响商路的稳定和安全，从而影响恰克图贸易。因此，戈洛夫金主张把粮食卖给清方，并说已通知伊尔库次克省长，按照“外运粮食虽不禁止，但要略加限制”的原则办理此事。(91) 可见，俄方的态度还是相当友好的。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在这个特殊时期，这种交往本身就说明了双方都具有维持外交“和局”的意图。可惜的是，因资料欠缺，当时清廷是否真的向俄方提出了购买粮食的要求，以及中俄双方最终是否成功进行了粮食交易等等问题，目前尚没有确切的答案。
（2）中俄双方在新布道团赴北京换届的事情上友好合作。如前所述，由于清政府的坚持，戈洛夫金使团在前往库伦时，新布道团就留在伊尔库次克。戈洛夫金使团被逐回国后，布道团的换届问题提上日程。1806年3月2日，俄枢密院函告清廷，请求友好接待新布道团。(92) 1807年4月25日，在多次信函往来后，清理藩院终于同意新布道团前往北京换届。(93) 5月11日，库伦办事大臣致函伊尔库次克省长特列斯金（Трескин Н．И．），要求告知新布道团的人员构成及到达边境的具体时间。9月11日，新布道团抵达库伦。库伦办事大臣“紧急传令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和车臣汗所属各部、山左德拜泽布增丹巴呼图克图、苏尼特王、察哈尔固赛昂邦等，令其于库伦至伊缅嘎扎色一线布置官员士兵，护送布道团通过各驿站”。此外，“又行文直隶总督，要求于俄人经过张家口等地时尽力保护”。他还友好地答应了特列斯金的额外请求：另派人将新布道团的薪俸护送至京。(94) 10月12日，特列斯金派人送给两位库伦办事大臣“狐皮各两张、海龙皮各一张、松鼠皮各200张”(95) 等贵重礼品，以示感谢。10月16日，特列斯金又特意致函库伦，衷心感谢库伦办事大臣在布道团换届事情上的友好合作。随后，旧布道团回国，一路上同样受到优待。可见，清廷通过布道团换届一事，向俄方明确表露了维持中俄关系和局的意图，而俄方对此亦心照不宣。外交和局是需要相互呼应的。
（3）中俄双方都采取措施加强边境事务管理，建构和谐的中俄边界。如此规模的一个使团被逐，对俄国来说，绝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然而，如前所说，无论就当时西伯利亚的交通状况，还是复杂的欧洲局势，都不允许俄国在俄中边界滋生事端。同样，当时清朝内部亦极不稳定，“苗事”、“教事”、“海事”等，此起彼伏，使嘉庆帝焦头烂额。因此，俄中两国都面临复杂的局势，双方在互相防备的同时，都需要努力维持和局。
1806年2月24日，外务院驻恰克图特派员伊兹玛伊洛夫指示各边防段长官及界务巡视员，要与边界地带的中国人友好相处，避免卡伦之间发生冲突；各卡伦长官要严密约束手下，避免滋生事端，否则，将严惩不贷。(96) 2月25日，清库伦办事大臣亦上奏说，已遵旨命各边境卡伦官兵密切注意俄国动向，但绝不能滋生事端，“务须保持原有的对俄友好关系”。(97) 基于此，双方的边兵经常互相帮助、互赠礼品。6月8日，祖鲁海图边境段边务官戈尔布诺夫报告，正在边界巡视的清兵赠与俄方边兵很多礼品。(98) 7月12日，在西部格尔必齐河防务段，清、俄边军相遇，相互问候，俄军宰杀一头牲口接济清军，而清军也向俄军赠送礼物若干，还互相请客喝酒，其乐融融。(99) 1807年8月30日是俄国沙皇的命名日庆典，为此，西伯利亚总督佩斯捷尔（Пестел И．Б．）特意选在中俄边境城市恰克图举行大规模庆典活动，并邀请中国买卖城扎勒固齐、商人、边军头目等约117人参加了庆典联欢。庆典于晚7时开始，恰克图城灯火通明，焰火绚丽多彩。多才多艺的俄国歌手，唱起悠扬的俄国民歌，宾主双方兴致勃勃，互致祝贺，一段俄中友谊之曲在这个边境城镇悠扬奏响。(100) 可见，尽管刚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但边境的和平气氛甚至超过了以往，且一直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101) 这也正是中俄恰克图贸易在19世纪上半叶迅猛发展的基础。
边境的和平需要靠邻邦双方来主动维持，边境的和局对于邻邦来说永远是双赢结果，这是历史的经验。
四、简短的结论
两个世纪过去了，作为历史研究者，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祖先所走过的路，不由心生无限感慨。19世纪初一场中俄两国共同努力了差不多4年的外交舞会居然半途而散，无果而终，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但是，历史又时刻蕴含着出人意料的悖论。谁能想象到，失败的外交事件居然给变幻莫测的邻邦关系抹上了一层甜蜜的色彩。这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异象”，有待于我们来探讨、发现。
（1）宏观地看，戈洛夫金使团的失败绝不是一件孤立的外交事件，而是当时中、俄两国各自外交活动链条中的一环。如前所说，在欧洲开始出现支配世界的趋势时，俄国就已经意识到并开始向西欧学习。所以，俄国不但在国内提倡重商主义，且积极准备进行环球航行，以发展本国的对外贸易。俄国在向中国派遣使团的同时，也向日本派遣了使团。虽然这两个使团都没有获得成功，但俄国社会发展的上升趋势以及外交的进取态势却势不可挡。反观清朝，整个社会对欧洲支配世界的趋势不闻不问、麻木不仁，重商主义、航海探险等进步思想和事业在帝国境内杳无音迹，所以，19世纪初的清帝国开始由盛转衰，而帝国的外交也开启了保守退让时代。从前康熙那种动辄就谈边界划分的雄风远略到嘉庆时已经不再，帝国已经无力像往昔那样让别国自愿恭行天朝礼仪了，唯有举起盾牌挡住外来的挑战者。实际上，当时在华外交碰壁的不只有俄国使团，从1793年—1818年间不到30年时间内，英国就有两个使团（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铩羽而归。俄国使团虽然失败，但预示着其外交的积极进取，清朝虽然驱逐了俄国使团，但显示了外交的保守退让。戈洛夫金使团被逐事件不过是中俄外交“进取”与“退让”较量的开始，半个世纪之后，清朝终至一败涂地。
（2）俄国使团被逐一事，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法兰西皇帝拿破仑就曾对此事发表评论。他认为“使臣应该服从一个国家为其高官定下的礼仪。须知中国人并未请我们向他们派遣使臣，既然我们把使臣派出去了，这就证明，我们是在谋求某种宽恕或某种好处。因此我们要么服从他们的习俗，要么就根本用不着派人去。”这是拿破仑的私人医生奥马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透露的。奥马拉还说，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会晤时，曾以自己的这种观点成功影响过亚历山大一世。(102) 这说明，当时欧洲的上层社会不但知道俄国使团被逐，而且知道被逐的原因是“礼仪之争”。至于责任问题，拿破仑的看法是与当时欧洲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当时的欧洲开始出现支配世界的趋势，但还远未达到真正支配世界的程度，古老的中华帝国及其礼仪尚在欧洲势力范围之外，欧洲人还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礼仪已足以支配世界。
当然，历史研究需要我们对历史事件做出某种评价。我们认为，任何外交事件都是互动事件，都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单就礼仪之争来看，在当时的国际情势下，清廷要求俄方遵循自己的传统跪拜礼不能说是过分行为，当时欧洲的外交礼节还没有获得代替清帝国“天朝体制”的资格。但从相关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俄国使团当时面对的并不是觐见皇帝时是否行跪拜礼的问题，而是在库伦面对一个香案是否行跪拜礼的问题。在中国人看来，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后一个问题还附带有至高的荣耀。但在俄国人看来，意义却根本不一样。如果说觐见皇帝行跪拜礼事属正常，那么，对着香案跪拜就是侮辱。也就是说，中国人觉得荣耀的事情，俄国人无法理解究竟荣耀在哪里！这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可见，就深层来看，礼仪之争其实就是文化之争。本来中俄两国在19世纪初尚处于互不知情的状况(103)，至于连俄语都不懂的戈洛夫金更是无法理解中华帝国的传统礼仪。所以，就文化意义来说，清廷在库伦赐宴，要求俄使行跪拜礼并非有意为难，也确实是给俄使的恩惠。在那个时代，有资格享受皇帝赐宴的外国人实在不多。但从外交角度来看，这又的确是一种过分行为，这点连清廷自己也有感觉。1806年11月28日，嘉庆帝谕令库伦办事大臣，如果俄国再派使团前来，将不再赐宴，也不需要在库伦行礼(104)，即是明证。
（3）这次外交事件无论对俄国还是中国，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外交意义。就俄国来说，通过这次外交交涉，整个19世纪的对华政策的轮廓基本上确定下来。正因为俄国一直拥有明确的对华政策，所以，在19世纪中俄外交互动关系中，俄国始终掌握着主动权。而清朝不但没有制定明确的对俄政策，甚至连俄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内容都没有弄清楚，以致在19世纪的中俄交涉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此外，这次外交事件还使中国失去了一次解决边界问题的有利机会。如前所说，戈洛夫金使团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与清廷谈判解决黑龙江及乌第河流域的中俄边界问题。根据当时戈洛夫金制定的三个方略，无论按那个方略办，中国都能保住远东大片土地。遗憾的是，清廷纠缠于礼仪问题，中途驱逐了使团，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与俄国签订中俄东段边界协定的有利机会。因此，戈洛夫金使团的被逐对俄国来说不过是一次外交战术上的失败，但奠定了日后远东外交战略上的胜利；对中国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外交战术上的胜利，却埋下了日后外交战略失败的种子。俄国失败了使团，清朝则失败了外交。由此可见“嘉庆十年”在中俄外交史上的巨大意义。
（4）由于中俄两国各自面临比较艰难的国际国内局势，所以，当这种不愉快的外交事件发生后，两国政府能够冷静地对待，双方主动采取很多措施，尽量维持边界的和局。正是基于这种边界的和局，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贸易也获得了平稳快速的发展。据多方资料证明，恰克图贸易最发达的时期正是19世纪上半叶。恰克图贸易的发展不但充实了俄国的国库，还改变了俄国西伯利亚的落后面貌，促进了俄国手工工场的发达。当然，恰克图贸易同样促进了清朝蒙古、山西等地的经济发展。由于中国当时输往恰克图的主要商品是茶叶，所以，恰克图贸易的发展还促进了产茶地区如湖北、福建等省地方经济的发展。历史经验证明，外交和局带来的一定是双赢局面。
（5）这次外交事件，对中俄文化交流关系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9世纪是中俄关系尤其是中俄文化交流关系比较发达的时期，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比丘林（Бичурин Я．）出任第九届布道团首脑。新布道团的首脑原定为修士大司祭阿颇罗斯（Аполлос А．）(105)，但此人不为戈洛夫金所喜。1805年10月17日，戈洛夫金直接给东正教事务管理衙门总监戈利岑（Голицын А．К．）写信，要求撤换阿颇罗斯，并极力推荐才干卓著的比丘林担任此职。(106) 由于戈洛夫金等人的推荐，1807年4月12日，俄国东正教事务衙门正式任命比丘林为新布道团首脑。(107) 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因为正是比丘林使俄国驻北京布道团脱胎换骨。比丘林到任后，身体力行，严督布道团成员认真学习汉、满语，不遗余力地收集和翻译汉、满典籍，努力把中国文化传入俄国社会，为俄国汉学的民族化和近代化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比丘林的努力，此后俄国驻北京布道团开始有能力履行学馆、商馆、使馆等多重职能，为实现俄国19世纪的对华政策立下了汗马功劳。(108)
注释：
① АВПРИ 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2г．д．№ 1，п．2，л．2—3．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и Мясников В．С．Русско-Китайо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 Ⅸ век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с．42.
② Там же，д．№ 1—a，п．1，л．45—46．Там же，с．56.
③ Мясников В．С．：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ъ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XVII—XXвв．М．．1996，с．257—258.
④ Баснин В．Н．О посолъстве в Китай графа Головкина．М．1875г．；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и Мясников В．С．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 Ⅸ век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с．5—22.
⑤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一6辑，故宫博物院1933年版；《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第1—6卷，中国书店2002年版；王之相译：《故宫俄文史料》，《历史研究》编辑部1964年印行。王之相将嘉庆年间相关的40多份俄国来档译成中文，但内容却没有超出《19世纪俄中关系（1803—1807）》第1卷（Тихвинстий С． Л． и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т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 Ⅸ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的范围。故宫所藏的数量可观的汉、满文相关档案史料至今未能整理出版。
⑥ Василъев В． П． Открытие Китая．СПБ．1900г．с．85、86；Трусевич Х． Посолъ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е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до Ⅹ Ⅸ века）．М．1882г．；Бартолъд В．В．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в России． Л．1925г．с．236；Безпрозванных Е． Л． Приамурье в системе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Ⅹ Ⅶ-середина Ⅹ Ⅸ в． М．1983г．；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до 1917г．）．М．1974г．；Курц Б．Г．Русско-Китаи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 Ⅵ，Ⅹ Ⅶ и Ⅹ Ⅷ вв．Харъков，1929г；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Д．Китайские хроники о пребывании И．Ф．Крузенштерна и Ю．Ф． Лисянского в Гуанчжоу．И не распалась связъ времен，М，1993г．с．151—163.
⑦ 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1857—1860(Singapore: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p.15；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352页。
⑧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崇文印书馆1947年版，第77—7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增订版，第172—196页；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69页。
⑨ 参见陈博文《中俄外交史》（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何汉文《中俄外交史》，中华书局1935年版；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1917年前）》，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李齐芳《中俄关系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明骥《中俄关系史》（上、下），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版。
⑩ 鲁友章：《重商主义》，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29页。
(11) 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页。
(12) 王加丰：《扩张体制与世界市场的开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71页。
(1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3页。
(14) 王松亭、张乃和：《从〈贫富论〉看18世纪初俄国的重商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37页。
(15) ［法］尤斯季：《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圣彼得堡1766年版，第10页，转引自С．Б．奥孔著，俞启骧等译《俄美公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8页。
(16) 参见［俄］戴维森·马克鲁申著，丁祖永等译《远洋的召唤》，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17)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24页。
(18) 至戊戌变法时，始有阎志廉在奏折中说：“今奉明诏，令裁撤大小官员，胥于矿务局、铁路局、农工商局安排，是亦重商矣。可令各局于接待商人之处，优以礼貌，则向来官商隔绝之习，可以渐除。”“如令各省商民公举一官绅为董事，则情谊相通，而商业之振作将赖乎此”（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0页）。此言表明中国人已意识到官员（贵族）与商人结合的重要性。
(19) 据王尔敏的意见，中国到19世纪末才开始出现重商主义思潮和实践。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另参见李陈顺妍《晚清的重商主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1972年。
(20) 《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第6卷，第3162、3167页。
(21) АВПРИ 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 1—a，п．22，л．2．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Ⅹ Ⅸ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с．93.
(22) Там же，л．9．Там же с．94.
(23) Там же，п．20，л．174—185．Там же с．173—177.
(24) Там же，л．95—113．Там же с．178—184.
(25) Там же，л．114—118．Там же с．185—187.
(26) Трусевич Х．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е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до Ⅹ Ⅸ века）．М．1882г．с．169—198.
(27) ［苏］符·阿·库德里亚夫采夫等著，高文德译：《布里亚特蒙古史》（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1978年印行，第158页。
(28) Трусевич Х．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е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до Ⅹ Ⅸ века）．М．1882г．с．213—214.
(29) См：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М．1987г．Т．1，с．49—50.
(30) АВПРИ Ф．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1—a，п．25，л．119—125．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 Ⅸ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с．272—275.
(31) Там же，л．249—284．Там же с．368—369.
(32) Там же，л．77—79．Там же с．408.
(33) 王之相译：《故宫俄文史料》，第158页。
(34) АВПРИ ф．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 1—a，п．16，л．59—60．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н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 Ⅸ век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с．103.
(35) Там же，л．51—6．Там же с．61—62.
(36) Там же，л．85．Там же сc．68.
(37) Там же，л．107．Там же с．79—80.
(38) Там же，л．120．Там же с．81
(39) ЦГИА Монголии，ф．M—1，д．№ 639，л．23—26．Там же с．100.
(40) АВПРИ ф．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 1—a，п．20，л．120—125．Там же с．112.
(41) ЦГИА Монголии，ф．М—1，д．№ 639，л．101—106．Там же с．135.
(42) АВПРИ ф． СПБ，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Ⅳ—4，оп．123，1805—1809гг．д．№ 1，л．266—267．Там же с．146.
(43) Там же，Ⅳ—4，оп．123，1805—1809гг．д．№ 1，л．326．Там же с．200.
(44) ЦГИА Монголии，ф．M—1，д．№ 639，л．128．Там же с．143.
(45) АВПРИ ф．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 1—a，п．22，л．113—114．Там же с．165.
(46) Там же，п．24，л．74—76．Там же с．225.
(47) Там же，л．129—130．Там же с．244—245.
(48) ЦГИА Монголии，ф．M—1，д．№ 639，л．311—315．Там же с．256.
(49) АВПРИ ф．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 1—a，п．25，л．111—112．Там же с．256—260.
(50) Там же，л．34、41—42．Там же с．265—268.
(51) Там же，л．96—100．Там же с．270—272.
(52) Там же，л．238—247．Там же с．291—297.
(53) ЦГИА Монголии，ф．M—1，д．№ 639，л．389—394．Там же с．298—299.
(54) Нарочницкий А． Л． и． д．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Ⅹ Ⅸ и начала Ⅹ Ⅹ века：Документ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астранных Дел，М．1960г．Т．1，с．405.
(55) 《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第6卷，第3613—3617页。
(56)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第173页。
(57) АВПРИ ф． 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 1—a，п．28，л．178—179．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 Ⅸ век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с．405—406.
(58) Там же，л．190—193．Там же с．565—567.
(59) Там же，п．27，л．119—121．Там же с．490—492.
(60) Там же，оп．6，1805г．д．№ 1—a，G．27，A．522—523．Там же с．603—606.
(61)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辑，第33页。
(62)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辑，第34页上。
(63)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辑，第34页下。
(64) АВПРИ ф． 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Ⅳ—4，оп．3，1805—1809г．д．№ 1，л．204—205．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 Ⅸ век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с．744—745.
(65)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ъ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Ⅹ Ⅷ—Ⅹ Ⅹ вв．М．，1996，с．248.
(66) 参见［英］约·弗·巴德利著，吴持哲、吴有刚译《俄国·蒙古·中国》，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法］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厦门大学外文系译《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67) АВПРИ ф．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 1—a，п．20，л．174—185．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 Ⅸ век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с．173—178.
(68) 亚历山大一世在训令中强调：“万一中国人顽固坚持野蛮的礼仪，则绝不应置朕派你前往北京所期待的利益于不顾。”Там же，п．20，л．95—113．Там же с．178—184.
(69) ЦГИА Монголии，ф．M—1，д．№ 639，л．311—315．Там же с．255—256.
(70) АВПРИ ф．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 1—a，п．25，л．221—222．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и Мясников В．С．Русско-Китак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Ⅹ Ⅸ век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с．331—332.
(71) Там же，п．42，л．629—630．Там же с．306—172.
(72) 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第169页，注53根据俄国外交档案称：“康熙对迫使伊兹玛依洛夫在正式仪式中遵照中国礼节一事表示歉意，在私人会见中他完全免除了这套礼仪。”
(73) АВПРИ ф． 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 1—a，п．25，л．135—151．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Ⅹ Ⅸ век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с．316．
(74) Там же，п．26，л．210—212．Там же с．388—390.
(75) Там же，п．26，л．218—219．Там же п．27，л．28—31．Там же с．390—394.
(76) ЦГИА Монголии，ф．M—1，д．№ 639，л．671—681．Там же с．415—417.
(77) АВПРИ ф． 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 1—a，п．26，л．240—241．Там же с．430—431.
(78) Там же，п．26，л．243．Там же с．431—432.
(79) Там же，п．27，л．338—356．Там же с．551—555.
(80) Там же ，п．24，л．113—114．Там же с．239—240.
(81) Там же，п．27，л．93．Там же с．477—479.
(82) Там же，п．27，л．487—489．Там же с．614—615.
(83) Ю． А． Головкин（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1），Там же с．857.
(84) АВПРИ ф． 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 1—a，п．24，л．147—149．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 Ⅸ веке．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с．617—618.
(85) Там же，п．43，л．58—69．Тан же с．620.
(86) Там же，п．27，л．396—398．Там же с．576—577.
(87) ЦГИА Монголии，ф．M—1，д．№ 651，л．29—31．Там же с．449—450.
(88) АВПРИ ф． 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7，оп．6，1805г．д．№ 1—a，п．27，л．589．Там же с．649.
(89) Там же，л．405．Там же с．582—583
(90) Там же，л．606．Там же с．664.
(91) Там же，л．414—418．Там же с．591—593.
(92) Там же，Ⅳ—4，оп．123，1805—1809г．д．№ 1，л．420—422．Там же с．505.
(93) Там же，л．445—446．Там же с．691—692.
(94) ЦГИА Монголии，ф．M—1，д．№ 663，п．186—188．Там же с．722—723.
(95) Там же，л．191—192．Там же с．723—724.
(96) АВПРИ Ф．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Ⅰ—7，оп．6，1805г．д．№ 1—a，п．27，л．127—128．Там же с．496—497．
(97) Там же，п．132．Там же с．504.
(98) РГАЕА ф．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разряд Ⅹ Ⅴ，1806г．д．№ 30，доп．，л．67—68．Там же с．580.
(99) АВПРИ Ф．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Ⅰ—7，оп．6，1805г．д．№ 1—a，п．27，л．550．Там же с．600.
(100) Там же，Ⅰ—9，оп．8，1806—1819гг．д．№ 2，л．38—39．Там же с．721—722.
(101) 王之相译：《故宫俄文史料》，第207—261页。
(102) Избрант идес и Адам бранд，Записки о русском посолъстве в Китай（1692—1695）．М．1967г．с．352—353.
(103) 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p.8.
(104) ЦГИА Монголии，ф．M—1，д．№ 651，л．471—474．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 Ⅸ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1803—1807．Т．1，М．1995г．с．662—663.
(105) АВПРИ Ф．СПБ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Ⅰ—7，оп．4，1823г．д．№ 1，п．15，л．37—49．Там же с．139.
(106) Там же，д．№ 1—a，п．42，л．692—об．693．Там же с．282.
(107) Там же ，Ⅰ—5，оп．4，1823г．д．№ 1，п．15，ч．1，л．246—247．Там же с．687—688.
(108) 参见陈开科《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