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周期变形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原因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0多年前，马克思在对英国的经济波动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曾做出过这样的论断，即这种波动的出现“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4-695页。）马克思的论断也适用于日本。 时至今日，周期波动仍然是日本经济运行的特征。但是，在对日本经济周期史的考察中，发现二次大战后经济周期发生了某些变化，经济周期相对缩短；危机对社会生产力的冲击及其产生的震荡明显减轻。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战前日本共发生5次经济危机，其年份分别为1890、1900、 1907、1920和1930年，约平均相隔9年发生一次。战后共发生9次经济危机或衰退，其年份分别为1954、1957、1962、1965、1971、1974、1981、1985和1991年，约平均相隔4年发生一次。据统计， 战前日本工业生产总额在危机期间下降的情况：1900-1902年为－7.8%，1907-1908年－7.8%，1919-1921年为－24%，1929-1931年为－8.4%。 战后工业生产的下降不很严重，往往表现为增长率高低的变化，甚至在不少危机或衰退年份，生产还有某种程度的增长。据统计，1953-1954年为8.8%，1957- 1958年－0.8%，1961-1962年4.7%，1964-1965年3.1%， 1970-1971年1.9%，1973-1975年－13.8%，1981-1982年－0.6%， 1985-1986年－0.2%，1990-1993年－10.7%。
总之，与战前相比，日本的经济周期出现了波动长度和幅度上的变形，周期之间和周期各阶段之间的更迭显得“模糊不清”，危机对再生产过程和社会生产比例失调进行调整的“暴力”表现，被某种“温和”的形式取代。战后日本经济长期持续地高速增长，与这种变形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值得深入地探讨。促使战后日本经济周期变形的原因，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科技革命
二次大战后兴起的科技革命，其波及领域之广、规模之大、影响力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世界上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消费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一，日本是在二战的废墟上开始经济恢复的，当科技革命浪潮拍岸而来时，由于其工业基础几乎被完全摧毁，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更新旧有设备的包袱小得多，可以直接吸纳和应用最新的科技革命成果，生产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工业制品。据统计，1950-1969年间， 日本工业生产扩大了17倍。在此过程中，1951年以前的工业制品种类的比重缩小到了61.9%，而科技革命中出现的新制品，尤其是电子和石油化学工业制品却持续大幅度地扩大。
其二，伴随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工业部门不断涌现，刺激着固定资本投资在新的领域里，以更大的规模展开。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进步本身有一种强制的力量，企业经营者须不断地采用新的科技成果，进行设备更新。在此期间，“投资唤起投资”的热潮此起彼伏。据统计，1955-1970 年日本的民间设备投资实际增加了10.5倍。（注：[日]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国势总览》上卷，1981年版，第100页。）正是这旺盛的设备投资， 才使得该时期的周期具有高涨期间长、衰退期间短的特点。
其三，科技进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创造产品新的附加价值。在相对剩余价值获取量增大的基础上，资本家可以扩大积累，从而进行新的频繁投资。与此同时，分配给劳动者的份额也相应增加。当然，这也与战后日本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相对提高有关。据统计，1955- 1973年，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近3倍。（注：宋则行、 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随着收入的增加，社会购买力和消费水平相应提高。以家用电器等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以此为内容的消费革命，在推动经济持续高涨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下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战后世界各国之间的国际分工不断加深，与之相联系的对外贸易、生产合作及科技交流迅速扩大。与此相适应的一些世界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也相继成立，又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往来。为此，日本的对外贸易发展很快，战前确立的“贸易立国”战略，才得以真正实施。一方面，日本通过进口，获得了发展工业急需的先进设备和矿产资源。另一方面，日本在国际分工中扩大了出口。当然，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出口国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适应世界市场需求，生产那些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而日本做到了这一点。战后五六十年代，日本重点发展那些最有前途的产业部门，而且利用比较优势实现了规模生产。1953-1972年，日本工业生产增加8.7倍，而出口却增加了18.2倍。（注：[日]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第3、5页。）出口超出生产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生产能力扩大和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
出口贸易的变动对周期运行产生了影响。当经济处于周期的高涨阶段时，出口的增加会加速高涨，并延长其时限；当经济处于周期的危机或萧条阶段时，出口的增加会减轻危机或萧条的程度，甚至会扭转危机或萧条，从而相对地改变原来经济的进程。日本经济史上有“输出景气”一词，即是指出口扩大对经济有正面效应之意。
三、资本积聚增大和企业系列化生产体制
私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经济周期即是以调节众多企业的生产与市场需求、调节企业之间的生产比例为其职能的。反过来，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和资本力的变化，又会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
随着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积聚，与战前相比，日本企业的规模普遍扩大了。据统计，战前的1935年，拥有1000万日元以上资本的企业仅有430家，1955年拥有此资本额的企业竟达9111家，其中拥有10 亿日元资本以上的企业就有169家。（注：[日] 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国势总览》上卷，1981年版，第537页。 ）战后日本企业的规模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甚为显赫。据美国《幸福》杂志1992年按销售额统计，世界最大50家制造业企业中，日本就有13家。（注：郑励志主编：《日本最大企业100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伴随生产集中和资本积聚，企业竞争能力和抵御行情冲击的能力都增强了。
战后日本经济中存在一批如三井、三菱、丰田、松下等颇具实力的企业集团，每个企业集团或以融资、互相控股为纽带或以生产联系为渠道，集结了一批企业。由于每个集团内企业间的利益关系，当行情不好时，“互为保险机制”便会开动起来，通过企业内分担困难的方式，可以防止企业倒闭接踵出现，对于整个企业集团的经营起到了稳定作用。另外，企业集团或大企业多为资本雄厚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各国经济状况的差异进行跨国经营，与中小企业相比受周期波动的影响也要小得多。
日本企业之间还广泛实行对外订货和承包的生产体制，对于母企业来说，通过向外订货，可利用外部经营资源，减少盲目投资。对于承包企业来说，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批量产品的订单。丰田公司的“看板式经营”就是上述生产体制运行中的产物。其内容为生产的管理者根据经销店的顾客订单，灵活安排生产线上的生产序列。通过一种称为“看板”的委托书，从下游工序向上游工序传递，逐级调配零部件。“看板式经营”的长处，充分利用便捷的信息条件和系列化的生产体制，减少了产品、零部件和半成品的库存，使企业能应付瞬息万变的行情。向外订货和承包的系列化生产体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产的无序化状态。只要向外订货的处于上游的企业集团或大企业的生产计划与市场需求大体一致，整个生产包括下游的承包企业的生产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
四、非物质资料生产领域的增长
这里的非物质资料生产领域是指第三产业。日本产业结构的演变，走过了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变为以第二产业为主，再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道路。从就业人口的比重看，战前的1920年，日本第一产业占1／2以上，第二、第三产业各占约1／4。1975年第一产业下降到13.8%，第二产业上升到34.1%，第三产业则超过前二者的总和，达到52.1 %。 到1995年时，第一产业仅为5.7%，第二产业为32.9%，第三产业增至61.0%（不能确切分类的为0.4%）。 （注：[日] 日本情报教育研究会《日本的白皮书》，清文社1977年版，第74页。）
上述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对经济周期产生了影响。周期其实是生产领域的工业周期，它决定了周期的基本特征。当生产领域的工业出现周期波动时，不是立刻涉及到非生产领域，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到达非生产领域的，而且，非生产领域在一国的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越大，这种传导就越迟缓。可以说非生产领域起到了周期性震荡的“缓冲器”作用。这种“缓冲”作用主要体现在：
其一，非生产领域的增长为生产领域的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一般说来，非生产领域就业人员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具有稳定性，例如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卫生和教育系统人员的收入，饮食和旅游等服务人员的收入，以及领取退休金者的收入等等。这些人的收入在短期内不会因工业周期的波动而增多或减少。收入的相对稳定决定了其消费需求的稳定。与此同时，非生产领域服务部门的发展，又增加了对有生产用途的商品的需求，如学校、体育场馆、保健中心等的建筑材料，以及服务部门的电子自动化设备等。总之，社会大部分终极需求是靠非生产领域实现的。在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容许的前提下，非生产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扩大国内市场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平伏了工业周期的波动和震荡。
其二，总体说来，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远比非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这种差异又决定了非生产领域的就业率要高于生产领域。例如，1965年制造业的就业人员为1150万人，1973年增至1443万人，但到1975年减至1300万人左右，而后停留在这个水平上。1975年城市就业人数的增加，主要是靠非生产领域的吸纳得以实现。以战后危机程度最深的1975年为例，工矿业生产比上一年下降了许多，但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实际家庭服务支出却有所增长。（注：[日]东洋经济新报社《经济变动指标总览》，1983年版，第836-839页。）由此看来， 非生产领域的发展，可以起到延缓和减轻危机的作用。
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但有其特点。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扶植下发展起来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与其说日本政府要对经济进行干预，莫不如说民间资本离不开或乐于政府的指导和扶助。此外，日本的市场结构也与欧美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战后相当长时间里证券市场欠发达，民间资本积累有限。同时，企业集团内互相持股、银行与企业间关系密切、系列化的生产体制和终身雇佣制的存在等等。这些均成为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有效“切入点”。
面对不断发生的周期性危机或衰退，如何加强和完善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成为日本政府尤其是战后历届政府的主要职能。日本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和方针，在某种程度上都直接与间接地同反危机或反衰退有关。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其一，制定经济计划和提供情报信息。日本政府以计划手段规范市场的运作，1949-1992年间， 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行情和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先后制定了12个中长期经济计划。这些经济计划的作用有三：一是对政府各部门具有约束意义；二是对民间企业具有指导意义；三是便于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和阶层之间的关系。
日本政府的另一项职能，即运用现代化技术，对市场信息进行搜集和研究。这一方面可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即为民间企业提供服务。《经济白皮书》、《年度经济报告》等就是政府定期发表的有权威性的经济文件。与此同时，政府各部门的统计数据也在出版物上定期发表。以《经济统计年鉴》为例，上面发表的资料是由经济企划厅等37个政府部门和日本银行等18个与政府有关的机构提供的，包括月工矿业生产指数、订货额、物价、财政和国民收入等780 种数据。此外，民间企业集团和经济团体等也设有搜集和研究市场行情的专门机构。信息传递的便捷和迅速，克服了盲目投资和生产。
其二，采取适时灵活的金融财政政策。在战前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政府一直将金融政策作为反危机的一件重要武器。通过日本银行依靠利率政策对货币发行量和总需求水平进行调节。当经济出现危机或衰退时，日本银行可降低利率，各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等的借入资金的成本降低，必然增加其向日本银行的借款额，并相应增加贷款和证券投资。企业的投资需求也会因利率降低而增加。反之，日本银行可通过提高利率抑制信用扩张，以达到防止经济过热的目的。
财政政策也是日本政府反危机的主要武器。政府通过预算（包括税率和政府支出水平）来调节供给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平衡。一般说来，当经济进入危机或衰退阶段，政府往往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当经济进入高涨或繁荣阶段，则采取相反的政策，对总需求实行抑制。日本政府对上述两种手段的采用，前者多于后者。
其三，以产业政策进行平衡协调。战后日本经济周期出现变形、危机阶段的震荡趋于变缓，还与日本政府不懈地对各工业部门的结构性比例失调进行调节有关。经济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除周期性的发生危机外，还有结构性的比例失调相伴随。
日本产业政策的显著特点是：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通过财政、金融、技术和能源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刺激和扶助一些工业部门，使它们尽快得到发展，与此同时抑制另一些部门的增长或使它们平稳地退出市场竞争，有步骤地使资本和劳动力从长期不景气的生产部门和地区向更有前途的部门和地区转移。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重点扶助了能带动经济全面发展的以钢铁、石油化工、造船和汽车为主要内容的重化工业部门。在此期间，作为日本传统工业部门的纺织、制丝和采煤等部门，已不再受到政府的重点扶助。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日本政府重点扶助了微电子、光学机械和新材料等产业部门。由于受到石油冲击和贸易摩擦的影响，对资源能源高消耗的钢铁、炼铝和化工等工业部门进行了压缩和调整。
对衰退工业部门的调整主要是围绕对过剩或过时的设备进行处理和对劳动力实施转移两方面进行的。在设备处理方面：一是限制设备的添置；二是对过剩设备由政府出资收购予以报废；三是对过剩设备由政府提供贷款，同行企业分摊负担予以报废。在劳动力的转移方面，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为衰退工业部门的失业者创造再就业的一般条件；二是对辞退就业者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和吸纳再就业者的企业提供补助；三是以特惠条件吸引民间资本到失业人口较集中的地区投资设厂。
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结构性比例失调或结构性危机的干预是有绩效的。战后日本经济史表明，在每个时期都有这样一批工业部门，它们较少受周期的影响，即或在周期的危机或衰退阶段，它们的生产下降幅度也较小，甚而还有所上升。与那些表现为结构性生产过剩的衰退的工业部门相比，这些工业部门显得十分活跃，而它们恰恰是日本政府在不同时期所重点扶植的新兴工业部门。当然新兴工业部门的序列是不断变化的，今天的“朝阳产业”，时隔不久有可能沦为“夕阳产业”，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不失时机地扶助了不同时期的新兴工业部门。
列宁在论及各生产部门间的资本再分配时曾指出：“要使资本离开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去，这个部门就必须经过危机……。”（注：《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也就是说对衰退工业部门的调整，将该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有前途的工业部门，完全是通过周期性危机来实现的。这一论断也符合战前日本的实际。但战后情形发生了变化，人们发现原来经济周期对资本在各部门之间重新分配的职能，现在也部分地由日本政府代行了。在日本政府的干预下，这种调整和转移虽不及危机行使职能那样来得迅速和彻底，但在形式上要显得“平稳”和“温和”多了。
结构性比例失调或结构性危机不是周期危机，但当它同周期性危机相伴随、相重叠时，则会加重周期性危机或衰退的程度。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在一定时期内重点刺激和扶植某些部门的发展，与此同时对另一些部门进行抑制和调整，使不断出现的结构性比例失调或结构性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克服。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幅度的减小和震荡的减弱，与此也有一定关系。
其四，对企业进行行政指导。所谓行政指导即为日本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对民间企业进行的说服、劝导、警告和建议等。行政指导虽不具备法规意义上的权威，但对企业却有很强的约束力，这是因为它是由拥有下述权力的主管经济工作的省厅官员进行的，诸如贷款、拨款、减负税、政府订货和外汇许可审批等。
日本政府为实现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制定有政府中长期计划、产业政策和大量法规，但其普适性和有效性都是相对的，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滞后性。这是因为经济内部互为作用因素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各产业各企业的资本和生产情况互有差异，国内外市场行情也千变万化。而有了行政指导之后，情形就不一样了，代表政府意志的官员，可以凭自己的学识、经验及掌握的信息，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相机进行指导，这样更有利于全面实现政府计划、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