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拟与诠释：汉语音韵史研究的两种对立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音韵论文,两种论文,对立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H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03)05-0003-07
1 韵书的性质与功用
多数人都同意，古代韵书对汉语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先把韵书的性质与功用弄清楚。就其功用说，《切韵》以来的韵书（所谓“今韵”）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正语作词”（周德清语）。所谓“正语”，即确立标准读音；所谓“作词”，即使用这种标准语音创作诗词。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编书的人都非常认真。因此就其性质说，韵书所记录下来的也必然是其编者所认为的当时的标准话，是那种语言的完整而且忠实的记录。当然并非所有的韵书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但像《切韵》、《韵镜》、《集韵》、《中原音韵》等传世之作，性质都是这样的，其可靠性（或曰“可信度”）都是极高的。能正确地解读这类韵书，也就是正确地认识了各时代的标准语。这些韵书的定音，是以“分声、分韵、分类、反切”等方式表达的。对不谙音系学原理的人来说，这种表音方式自然显得抽象难解，不如“万国音标”式的注音来得直截了当，但对会说那种话而且明白其道理的人来说，却是非常自然的，一点也不抽象，因为这是一种“内部互注表音法”，即在同一音系之内，利用不同字音的音位异同而互注的，完全符合说那种话的人的语感；但对后代的以及“外国”的人来说，要真正彻底地了解这些韵书，就必须先掌握音系学的基本原则，因为这类韵书所标示的，是音位对比(phonemic contrast)。
2 音系学的基本原则
音位学说是20世纪30年代才有人提出来的，但真正受到注意，还有赖于布拉格学派(Prague Circie)及一些美国学者的大力鼓吹，才渐渐受到广泛的接受；但迄今仍有一些人不以为然，仍在坚持以“音值”标音。有了音位概念作为基础，音系学的研究才走上正途，有关音系的理论才得以建立。
在此，我只想提出音系学的几个最基本的原则，作为汉语史研究的准则。（较详细的说明，请参看薛1999，“第一讲”）
一、“音位对比”是语言交际的基础。
二、特定的“音系”(sound system)只存在于特定的语言（或方言）中。
三、特定的语言具有特定的“音节分段”(syllable segmentation)模式。
四、一个音节必有一个也只有一个主要元音。
五、互押的音节都含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及其后缀。
六、音节分类的依据是音段，其搭配是有规律的。
七、“音变”(sound change)是有规律的。
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对研究任何语言都是重要的。由于中国的古代韵书本质上都是音位性的，要正确地了解这些韵书，上述的原则就更是特别重要的了。
3 语音材料与表达意义
所谓构拟，其原意本为：利用有记录的相关语言与现代方言，“重建”(reconstruct)未曾记录下来的某种古代语言。由于西方的语言大多采用了所谓的“拼音文字”，早在18世纪就有学者注意到，他们的语言，包括希腊文、拉丁文、波斯文、梵文等，有甚多相似之处，可能出自同源，因此引起他们重建其祖语的兴趣，即所谓“印欧语”（Indo-European，原称“亚利安语”Aryan）。这很显然是一种语言的历史考古学，因此对那些缺乏悠久历史文化的新兴“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特别有吸引力。这是为什么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北欧及中欧特别受到重视的道理。在此之前，语文学者所从事的，多为古典文献的版本校勘与文字注释，即所谓“语文学”(philology)，跟东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方式是一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则以远古未曾记录下来的语言为目标，研究的可以说是语言的“史前史”。这就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并且创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这对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建立所谓“语族”（language family亦称“语系”），都有很大的功用。利用这种方法，也许可以重建“远古汉语”(Proto-Chinese)、汉藏语(Sino-Tibetan)、汉台语(Sino-Tai)等古代的语言。事实上，不少学者正在努力做这种工作。
4 构拟法与中国音韵学
中国音韵学的“今韵”，目的是“正语作词”，其对象为其当代的标准语，因此几乎可以说是与构拟风马牛不相及的。明清时代兴起的“古韵”研究，倒真有点儿像是“重建”，但也只是利用古籍中的韵语与谐声，以及这类字后来在《切韵》中的归属，试图“重建”上古汉语的“韵部”与“声类”，其目的为“训诂解经”，与构拟的目标，仍是大异其趣的。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要为汉语“拟音”呢？我猜想可能有好几个原因。其一，对西方学者来说，中国音韵学的注音法太抽象了，“好像代数式”，“不用音标怎么能知道如何发音呢？”其次，构拟法流行的时候，音位学说尚未出现，所以当时拟音的人很难想象得到中国音韵学的“音系内部互注表音法”，自然就按照他们的习惯，从调查方言与比对译音入手；其三，《切韵》的确是相当复杂，“等韵图”也实在相当抽象，两者也都去今已远，所以连中国学者也多弄不太清楚了，看到万国音标式的注音那么简明，也就群起拟音了。迄今为止，为《切韵》构拟的音系，比较有名的已不下十来个，显然这个数目还会继续增加。为什么《切韵》会有那么多“音系”呢？这就显示出，由于构拟法与韵书有本质上的冲突，勉强地结合起来，就会无可避免地产生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为了避免繁琐，我将尽可能地不指明有关的个人，因为这些多是构拟常见的问题。
构拟法常使人不自觉地忽视诠释韵书的重要性。采用这种方式研究汉语史的人，虽然意识中也许没有否定古代韵书的想法，但是从严格的逻辑观点说，这种做法实质上等于否定了古代韵书的可靠性。（否则何必“重建”呢？）我们说过，像《切韵》和《中原音韵》这类的韵书，都是当时学者为了订正其时的标准音所编的精心之作，忠实地记录下那个语言。这个特定的语言必然含有其特定的音系，需要我们来解析，不需要我们来重建（或构拟）。当然这个特定的语言只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方言”（尽管是最有权威和流传最广的一个），因此可能有某些与之相关的资料，与记录语言的那本韵书不合，但这绝不足以证明该书是不可信的，因为那些资料所反映的可能是别的方言。例如，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对译，尤其是佛经中的某些译语，有许多是《切韵》音所不能解释的，就极可能是因为译者所使用的是不同的方言；过分重视那些对音资料，就会把我们引向另一个方向：以构拟音值为主，碰到韵书中某些问题无法解释时，就置之不顾。这大概是为什么《切韵》有那么多“音系”的缘故，变成了构拟者各行其是的状态。（“我的系统！”）
既然不重视诠释韵书，自然就无法解读韵书所记录的某些现象，例如音节分段问题。音系的特性之一是音节分段，中国的传统音韵学把汉语音节分割为：“声母＋韵头＋韵腹＋韵尾”四个音段（我用“(C)(M)V(E)”代表这个分段法，参看薛凤生1986）。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为每一个汉语音节定性。这是汉语的一个显著特色，所以一般的拟音都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这一现象。但由于构拟者不接受严格的音位观点，在他们认为不可能（或“听不出来”）的地方，就经常忽视这一原则，也就因此不能给韵书传统里的许多做法，提出简明合理的解说。下面略举几个例子，都是各家所构拟的“音系”中常见的现象。
一、同韵的字互押，故应含有相同的韵基（元音＋后缀）。为《切韵》拟音的人基本上都能遵守这条原则。（尽管所采的方式不尽合理，且常违反其他原则）奇怪的是，当他们为《中原音韵》之类的韵书拟音时，甚至在分析现代方言时，却常忽视这条原则。（例如：“齐微”韵）
二、音节有“洪／细”之分，又有“开／齐／合／撮”四呼之说，虽然是韵头的问题，但因拟音者不严守音节分段的原则，也就不能为这些分类提出合理简明的定义。
三、韵图将一些相关的韵合为一“撮”，看得出来是韵尾的问题，亦因构拟的人不能严守分段的原则而无法清楚地界定其含义。
四、汉语的音节分段显示，只有韵腹是元音，其他各段都是次要成分；但构拟者常以音值为由，坚持说韵头（介音）也是元音，甚至还以介音有“元音性／非元音性”的对比为说，解释三等与四等或“重纽”的区分。（他们用[i]与[j]或[i]的差别来区分重纽，大概不是有方言调查或古代文献的证据。）
上述问题对构拟音值的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韵书只是可以利用的“一种材料”。他们重视的是拟音，不是诠释韵书。但是如果我们信任韵书，以诠释韵书为要务，这些“问题不大”的问题，就变成理论上最关键的重大问题了。要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严守音系学的基本原则，而一旦采用了音系学的观点，也都可以看出韵书与韵图的编者是多么正确地记录下他们的语言，连他们偶尔所做的一些变通处置（例如“重纽、寄韵”），也都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了。为了节省篇幅，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
在高本汉的《切韵》拟音中，“支、脂、之、微”四个韵列的韵母标音是：
支[ji e],[jwi e]；脂之[ji],[jwi]；微[j ei],[jw ei]
这样的构音勉强地把这几个韵列分开了，（高氏不分“脂、之”，据说是找不到现代方言的证据；至于“重纽”，那时侯他还不知道）但却无法解说以下几个问题：
一、这四韵在《切韵》中相邻，显然同属一类，高氏的拟音就会引起韵母分类的误会，这在马丁为之做“音位化”时，就立刻显出来了。由于在他的拟音中，“支、脂、之”都没有韵尾，马丁就不得不把这几韵移入无尾韵栏，变成跟“虞、鱼”同类了。（参看Martin l953）董同龢、陆志韦、周法高都把“脂”改拟为带有韵尾[i]，（马丁也把“脂”音位化为／i*i／）这就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几韵原来一定都是“收噫”韵。他们这样改拟，大概不是方言调查的结果，而是由音系的内部结构推测出来的，可见内部结构多么重要。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给“梗”摄的拟音是另一个例子；他把该摄的韵拟为带腭化韵尾，主要也是由“内部构拟”(internal reconstruction)看出来的。
二、陆法言已经说，在当时的某些方言中，“支脂（虞鱼），共为一韵”。唐初“支、脂、之”已准“同用”，而“微”韵则仍须“独用”。到等韵时代，这四个韵列全归入“止”摄三等，成为“重韵”。这显然是音变的结果。这些音变的性质、过程及条件，都很难在高氏拟音的基础上得到简明合理的解说。
三、到《中原音韵》时代，这四组重韵的字分入两个韵：一为“支思”，由齿音声母（“精、照”两系）开口字组成；另一为“齐微”，包括其余各类字。这个演变的过程及条件是什么样子的？前此的拟音也不足以提供合理的解释，而许多给《中原音韵》拟音的人，甚至把“齐”类字的韵母拟为[i]，把“微”类字的韵母拟为[uei]，更是违背了押韵的原则，显然无意于诠释这本韵书何以如此分韵了。
四、《中原音韵》的“齐微”韵后来也分裂了，“微”类字组成《十三辙》的“灰堆”辙（徐孝的“垒摄”），“齐”类字（包括“知、池、世、日”等）则改与“支、思、鱼”等合成“一七”辙（徐孝的“止摄”），“支、知”且变为同音。这些现象也不是一般拟音所能合理解释的。
以上这些音韵现象，俱见于不同时代的韵书与韵图。综观前人的构拟，似乎很少人考虑这些问题，是他们志不在此呢？还是因为他们的构拟无法解说就置而不论了呢？
5 音系解析与汉语史研究
假如我们对韵书先不抱怀疑的态度，而是把编者看作最好的发音人，即先充分肯定韵书的可靠性，假定某一韵书代表某一时代的特定方言，使用的是“音系内部互注表音法”，那么就可以用音位分析法，即严守音系学的基本原则，推论出其所据的音系。上节提出的那些问题，我认为都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必须要解决的。在推论出相关时代的音系以后，那些问题也就可以得到适当的解决了。我给上述问题所作的解答是这样的：
一、在坚守音节分段及互押的基础上，我推测《切韵》音系必有也只有七个元音音位
，以“高、中、低／前、央、后”的相对位置构成对比，但只有一个高元音。（参看薛凤生1999，“第四讲”）由于“支、脂、之、微”都是三等韵，且与“蟹”摄诸韵相对应，故必皆为含有“非低”元音的细音“收噫”韵，因为其所含之韵母应为：支／yey,ywey／、脂
、微／yoy,ywoy／。这样就可以清楚地标明何以这些韵同属一类了。（这种诠释方法最易受到的批评是“证据不足”，即没有现代方言或古代有关文献的支持。其实我们研究的是《切韵》所记录的特定方言，《切韵》本身才是我们建立其特定音系的第一手资料，优于其他任何“证据”）。
二、这些韵列的演变，更可以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即中元音
受到半元音／y／（腭化介音与韵尾）的同化，上升变为高元音
，所以这四个韵列就合并了，成为等韵“止”摄三等的“重韵”。如果想要更细密地解释何以陆法言只说“支脂（鱼虞），共为一韵”，以及何以唐初“支、脂、之”可以同用，而“微”仍然独用，也只需点明在同样的条件下，
先升高，而后元音／o／则较晚。
三、这样分析，同样地也能合理地解释这类字在《中原音韵》里的分布。影响到这类字的其实只是一条音变，即开口字的韵母
在齿音声母的影响之下，丢掉了韵头及韵尾。（遂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支思”韵）这个音变一定相当早，因为其时“知、池”等字的声母仍为舌音，故未受影响，（其声母变为齿音是后来的事）自然就进入了韵基为
的“齐微”韵。（“世”等原属“蟹”摄，“日”等原为入声，故亦未受影响。参看薛凤生1990及薛凤生1999，“第六讲”。）。
四、“齐微”韵后来的分裂，也只是一个音变问题，这在我们的分析里也很容易看出来，即“齐”类细音开口字的韵母丢掉了韵尾，与“微”类字不再具有相同的韵基，也就不应同属一韵了。按押韵原则说，“齐”类字变读后，应改与“支、思、鱼、模”等类字互押，因为这几类字构成了相配的“四呼”，共以
为韵基。我们发现“支、齐、鱼”三类字果然互押，同属“一七”辙。奇怪的是，“模”类字单独构成一个“姑苏”辙。这是什么道理，颇难解释。我曾推测是由于儿化时“模”类字与另三类不一致，故分出为独韵，确否尚不敢说。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中原音韵》分立“支思”和“鱼模”两韵时，就已经出现了。至于“知”是如何变为“支”的同音字的，由我们的分析看，也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知”的韵母在“齐微”分裂时丢掉了韵尾，其后由于卷舌声母（舌上音先已变入照系）不再配细音（丢掉介音／y／），“知”自然也就读同“支”了。
6 结语
汉语标准语的源头，可以远溯至周秦时代，但我们能看到的正式全面系统性的记录，则只有晚到隋代的《切韵》。这大概是因为在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与战乱之后，亟需重新确立标准语。这也就奠定了中国音韵学的特色，使用“内部互注表音法”，记录下《切韵》以来历代的标准语，因此也就间接地显示了汉语标准语的演变过程。
要想准确地解读韵书所记录的各种现象，就必须接受音位观念，严格遵守音系学的基本原则。表面看来，构拟法与解析法所得到的结果似乎差别不大，也许有人会说“又多了一个构拟”，但其所代表的观念则完全不同，后者所追寻的，是音系学意义上的严格的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韵书所展现的，只是个别时代的某一特定方言，即那个时代的标准语，所以我们不可能通过这个特定的方言，说清楚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一切互借或对译，因为那些互借与对译有可能是根据别的汉语方言而产生的。要考定未曾记录下来的古代语言，例如汉藏语或汉台语，当然只能用构拟法，但构拟时若能以后代语言的音系为基础，其所构拟当更可信。基于同理，在研究两种语言的互借关系时，先确认互借时各个语言的音系，将会得到更可靠的成果。这在研究汉语与韩语或汉语与日语间的借字时，尤为重要，因为历史上汉语词汇好像常常是大批的（因此也是“有系统地”）借入韩文或日文的（或曰“转读为韩语或日语”的），与在一般的语言接触中所常见的偶然性互借不同。
［收稿日期］2002年9月17日 ［定稿日期］2002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