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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溯本求源，其形成与孔子的治史密不可分，而孔子首开的私人治史形式，实质上定形了这一传统的科学模式。
一 孔子的治史宗旨
孔子整理过《六经》。从广义上看，《六经》均可视为历史文献。但其中最具史书性质的，还属《尚书》与《春秋》。孔子对《尚书》的整理工作是“编次”，对《春秋》是“作”还是“删订”，说法不同，但均可归为治史活动。就此，我们可从前人所论孔子的治史苦心中，探讨其宗旨。
《左传》成公十四年总结《春秋》立典有五志，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前四点讲史事的处理与表述，后一点实则为前四点要达到的目的。如何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稍后的孟子与司马迁，作为孔子的追随者，其认识与体会，想必比他人更符合原意。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两段话说明：第一，孔子治《春秋》的时代背景，是时政衰败，出现了邪说暴行和种种僭越行为。第二，孔子治《春秋》的目的，是拨乱反正，实有干政的意向，其写“天子事”冒有政治危险，故有“知我”、“罪我”之叹。第三，《春秋》一书发挥了社会作用，致使“乱臣贼子惧”。以此可见，孟子初步揭示了孔子治史活动的宗旨，在着眼治国，即经世致用。
在孟子认识的基础上，司马迁做了进一步分析。他说孔子所处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也就是说，孔子要用《春秋》一书当作治国的统一大法，用之“拨乱世反之正”。司马迁分析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同上）这两段话意在提示：《春秋》揭示的“万物散聚”的道理，可以起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及“补敝起废”的社会作用，这正是通过辨明是非的道德评判，来达到拨乱反正的治国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比孟子更能全面理解孔子的治史宗旨，即孔子针贬的矛头不只对向“乱臣贼子”，同时也对向以天子国君为代表的上层。其前提是“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讲述的是“万物”之理，评定的是全社会的是非善恶。这一认识，更符合孔子治史的宗旨，即以史经世的广泛意义；这一认识，也更接近孔子推行仁政主张的意图，即建立一个君臣父子相对制约的新秩序。司马迁这一认识，很可能受其师董仲舒所启发。他曾引董氏言曰：“孔子知言之不用也，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同上）董氏认为孔子是通过“贬”、“退”、“讨”而为全社会树立“仪表”，以完成王道之治的。司马迁顺此思路作分析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矢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同上）这里，司马迁已将《春秋》的作用视作与汤武革命、陈涉作难一样的惊天动地，有刷新全社会、改变一个时代的意义。他已经领会到，孔子是将史著代表一种思想，一种法制，通过它对是非的权衡，对王道的阐明，对君臣上下的制约，对社会敝废的补起，来实现社会革新的；他也真切地感受到，孔子治史，实际上寄托着强烈的政治热情，深沉的社会理想，为之而投入全部身心以至整个生命。孔子是史学家，更是政治家，思想家。就这一认识看，司马迁显然没有停留在以孔子为文化领袖的层面上，而是将其比作创有基业的先代圣王，有着辉煌业绩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了。这一认识，将孔子治史与治国的思想统一了起来，使其治史宗旨有了更为深刻的底蕴。这一底蕴，能使史家历经坎坷，蒙受斧钺而其志不改；殚精竭虑，形容枯槁而其乐无穷。其视野极宽阔，审视的是全社会和全人类；其意志极坚定，身家性命可以全然不顾。这种视野和意志，形成了史家对治史工作的自觉认识，体现着他们的历史责任感，故而能撰著出一部部名垂千古的史著，而这些史著也正因为是理想与生命的结晶，故有着鼓舞的力量，滋润的温馨，因而其经世致用的作用，也就历久而不衰，成为史学社会功用最为显著的一条。就此看，由孔子治史宗旨所奠定的纪世致用的基调，经孟子、司马迁等后世史家的继承与阐发，其模式逐渐为世人所认识与接受，并使治史这一活动依循经世致用的原则而与经邦济国的大业密不可分，位居“国史”、久处显学而为全社会所重视。
但我们不可忽略一个关节，即史事活动由隶属于政事到升华为从学术层面指导政事的发展过程，却是经历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个飞跃的标志，便是孔子私人治史形式的出现。这一形式的出现，是社会变革、思想创新的产物，也是汲取以往优秀成分加以改进的结果。
二 私人治史的条件
私人治史，除了客观条件外，主要是史家主体条件的成熟，二者又必然是依存的。
从人类有了历史意识以来，人们就开始了治史活动。现今见到的卜辞、金文、官文书、史官记事等等，均为治史活动的成果。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社会简单，官职分工还未周备。据文献记载，夏、商、周均有史官，周初史官已较完备，设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已有一定分工，但大致不外如下工作，即一，“掌官书以赞治”，即负责起草典制法令并监督执行。二，“掌书王命”，即记录传宣王命。三，管理图书，包括古今文献及诸侯志书。四，确定王国世系，辨别昭穆以维持宗法秩序等等。总之，他们是运用文字来协助君臣治国的，即起一种赞治的作用，他们的身份是国家官员。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职能逐步加强，立法司法各有专司，原来辅佐立法司法而进行记注的史官，逐渐摆脱了赞治的繁琐政务工作，向专司记录、保藏、整理、编辑等文字工作发展，并依据文献提供历史借鉴，进行道德评判、以宣传教化为己任，减少了执法的成分，而成为文化的代表，这可看作是原始史学向文化史学发展的重要过渡。如春秋前期晋史官董狐记赵盾弑君一事，实已属口诛笔伐，其执法性已被维护君臣大义的说教意义所代替，仅起一种道德评判的作用。这种文化逐渐从治国中分离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之势，正如章学诚所云：“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矣。”（《文史通义·原道上》）
春秋末，王室衰微，政权涣散，为“治教不能合于一”的自然发展之势提供了宽松的客观条件，许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官员，如史官、乐官等，便抱典载籍，流入民间，将文化带到社会上来。“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即此情况。这应看作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中的一次解放。文化活动的一部分，脱离开治国成为自由职业；文化人中的一些人，摆脱官属而有了人身的自由，实质上是一种独立人格的获取，这都意味着学术文化有了其体现自由意志和代表社会要求的客观条件。
孔子便生活在这种学术下移的时代。他有着积极从政的热情，又谙熟全部的古代文献；既热心于治国，又自觉地肩负着传播文化的重任。但在激烈变动的时代，他反对诉诸武力的仁政学说未能被各国采用，他在政权中的任职也未能长久，故终其一生，主要以自由文化人的身份，在社会上收徒讲学，整理古籍，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这些文化学术团体，基本上都是采用学术的形式来关注社会治理的，孔子创立的仁政学说，正是从这个层面建立的一套经国济世的主张。
也正是在阐明仁政学说的过程中，孔子认识到，借助史学的形式，最能给人以生动具体的教育。他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结论是对理论说教的“空言”与历史史实的“行事”进行比较后得出的。这实际上是依据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的原则，选取史料来阐明释仁政的一种宣传方式。这一方式的抉择，便使孔子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以私人身份来治史的学者了。
但孔子能够成为第一位成功的私人史家，除前边讲到的宽松的文化环境和清醒的选择外，最重要的还在史家主体条件的成熟，即他个人所具备的思想素质和文化修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说：“《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住，而未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与此。”此话首先提出撰述之作“不可拘于职司”，即刻板地专司记住的史官，是难于完成“传世行远之业”的。其次提出撰述之作“必待其人而后行”。“其人”之标准是“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这正是对史家主体的要求，而孔子正其人也。第一，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然“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第二，他认定仁政是解决人伦大纪、社会弊病的良方，可谓具备了“圣哲神明”的思想素质；第三，谙熟古代文献，自认是负有天命的“斯文”捍卫者，并倾毕生精力整理阐述之，可见文化造诣之高。具此三条，进行“传世行远之业”的历史撰述，便非孔子莫属，这是其成功的主观条件。
三 孔子对治史工作的改进创新
在主客观条件齐备的情况下，孔子的治史工作是在改进创新中进行的。我们根据其活动与言论，总结归纳其治史工作为以下三方面，也正是这三方面的工作，才将史学活动推向了学术文化的层次，使史家真正成为史学的主体。
第一，对编年体例的整齐划一。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说：“《尚书》无定法，《春秋》有成例。”这主要是从编纂形式上评论的。考古今中外史书的记事方法，均以时间领起。因为人物事件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之内，用时间顺序将地点、人物、事件有机地贯穿起来，是对人类活动顺乎自然状况的描述。《尚书》所记，年代久远，史料残缺，篇章之间岁月难接，即篇内时日，亦简略难明。且各篇表述方式，记载内容多不相同，孔子整理时难以归类，只好从时间上大致划作虞夏商周四代加以汇编而已，故章氏称之“无定法”，除指内容的多样外，主要指其记事顺序缺乏统一规定的状况。至于《春秋》的“有成例”，则主要指经过孔子删定后，其记事的时间顺序已有了统一固定的格式。
对春秋战国文献的时间记载情况，通过司马迁的两段文字，我们对孔子的改进会有些认识。在编写六国史事时，由于秦火造成的史料缺乏，司马迁主要依据《秦记》编撰。但《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六国年表序》）的情况，使司马迁处于了无奈境地。而写到春秋史事，司马迁不仅有《左传》可参用，更有具权威性的《春秋》作依据。这一功劳，司马迁归之于孔子，他由衷地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史记·三代世表序》）就此可见，这种先年后时、月、日的记时规定，即使不是孔子首创，也是由孔子通过删订《春秋》最后固定下来的。据王国维考证：“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观堂集林》卷一《洛诰解》）孔子将这一成例改过来，更符合人们的叙事习惯，故杜予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异同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春秋左传集解序》）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标年以首事”之记时方式的最后确定，与私人治史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只有脱离开刻板记录的具体政务工作后，史家才能从疏通知远的宏观层面，去回顾和思考人类自身活动的轨迹，从而注意其发展过程，而过程是要有时间做坐标的。坐标可起“纪远近，别异同”的作用，因此，用“表年以首事”的记时方式，更有利于史家在较开阔的跨度上对历史做审视与总结。这一方式，是史家比之于史官更乐于采取的。孔子改定之，与其作为思想家欲借史经世的治史目的，与其以布衣身份自由撰史的方便条件都是吻合的，因此可以认定孔子是编年体例的最后确定者。
第二，贯穿了进化的历史观。
顺着“纪远近，别异国”的思路，孔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分期和时代损益的认识，将我国的治史活动，推进到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层面。下面，我们对此加以讨论。
孔子对历史的分期，可从《礼记·礼运》及《论语·为政》中得其梗概。在《礼运》篇中，他将古代社会划分为“大同”与“小康”两大段。“大同”的特点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显然是原始共产社会的一种无私有、无阶级的和睦局面；“小康”时代的特点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是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显然指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产生阶级，社会充满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复杂局面。这种划分，是从社会财富的所有形式考虑，从经济现象引起的社会矛盾总结其特点，其认识显然带有唯物的性质，我国历代史家重视对经济活动的考察，显然受到了孔子的影响，而孔子这一正确的思路，又将我国史学研究引入了科学的路途。
进入阶级社会后，反映阶级矛盾的各种政治斗争，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而这些政治斗争的深层原因，依然是社会财富所有权的问题。不过象征财产所有权的，则是以礼乐征伐为表现形式的行政大权。故孔子划分西周到春秋的分期标志，便是礼乐征伐之行使权。他首先将这段历史区分为“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两大段，他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种王权下落、政权转移的情况，正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变革情况。它是个漫长而激烈变动的时代，经历了不同层次上的夺权斗争，故孔子又将进入“天下无道”后分作三段看：“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同上）这种概括，除了以掌权为标志外，还以时间长短作为辅助说明，抓住了划分时代的实质特点与主要风貌。
能将历史看作是一条发展的长河，并对此作分段认识，是孔子历史观的正确处；而进一步揭示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各段之间存在着继承、批判、创新的“损益”关系，则是孔子历史观的深刻处。
孔子的“损益”观，是针对礼仪制度的发展情况提出的。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共同体行动，即在部落、氏族、家庭公社中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进入文明社会后，这种规范接受等级制度的划分，亦具有了鲜明的等级内涵，发展为以身份和等级差别为主要原则的礼。孔子所说的“三代之礼”，正是这种文明社会的产物，它是个广义的概念，概括一切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孔子十分重视礼的作用，认为它是治国的大经，具有整齐万民的作用。他说：“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礼记·坊记》）因此，他对礼的性质与发展便有深入的研究，他说：“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夏造，殷因。”（《礼记·礼器》）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这几段话，基本勾勒出孔子对三代之礼的性质与发展情况的认识，即三代之礼均为社会制度与生活习俗的规范、性质是一样的；其发展情况是夏代初建，商代相因，周代兴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批判、继承、创新的损益关系，对此，在回答子张的询问中有具体阐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此段话重点在阐发“因”与“损益”的关系。“因”指因袭，即继承；“损益”指批判继承，即对原有基础的不适应部分，通过批判加以减损废弃，而不是全盘变换，故其中包括着对保留部分的继承；“益”指创新，即指适应新情况所做的新设置，增入的新内容。这种损益的结果，是使礼制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成熟，体现了历史的进化，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存在一条进化的规律，而进化的结果是社会的进步。这一认识，孔子有多处说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大传》）“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些话，均从微观到宏观的角度，体现了其进化的历史观。
孔子正是依据这样的历史观，从疏通知远的角度，将零散的古代文献用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分门别类整理出《六经》来的，实际上是从宏观上对历史发展做了一次回顾与审视，其中也有对未来发展的探讨，反映了史家从学术层次所进行的理论研究。这一点，也是局限于刻板的录史工作的史官所做不到的。那么，私人治史形式对史家的解放，首先是思维方式的解放，是历史观的解放。而进步的历史观，又将史学活动推向了科学的领域，这也应看作是私人治史方式的历史贡献。
第三，提出了史料处理的基本原则。
史料指治史活动中所用的资料。其有实物的，如古迹、文物等；有口传的，如传说、访问、民歌等；大量是文字的，如各种著作、文献、铭刻等。孔子整理《六经》，以文字资料为主，辅以其他两种。处理这些史料的原则有二，即详近略远，多闻阙疑。
历史发展由低到高、由粗到精、由简到繁，史料亦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时间越久远，史料越简单粗陋。加之流传中的损坏丢失，可用程度自然递减，所以采用详近略远的原则，实为客观条件使然。但作为一条处理史料的原则，其中更有深意在，即越相近的历史现象，对现实越有可比性与参照意义，给人的启迪也越贴切深刻。故详近略远的原则，既为客观所限，也为主观所选。孔子对《尚书》与《春秋》的整理，便依用了这一原则。《尚书》史料跨度长达二三千年，而《春秋》只记录了242年的史事，采用史料按时间比例，则是前少后多，前者只作汇编，而后者正经做了一番删削，赋予了作者的褒贬大义，就中可见孔子的详近略远，不只是采用史料多少的不同，更是重视程度之不同。
当然，史料采用多少，是反映重视程度，但夏商西周史料的残缺，春秋记注的违误，也使孔子在重视程度之外，产生另一条处理史料的原则，即以谨慎态度取“多闻阙疑”的原则。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论语·卫灵公》）这些“阙文”使孔子深感印证史事的无奈，他感叹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为此，他曾与弟子们做过多方搜求和考证，但除反映近现代的百二十国宝书外，其他仍所获无几，故“多闻缺疑”的原则仍十分必要，其中的道理，他在回答子张问如何求得福禄时作了说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意为要使言行减少过错，必须多闻多见而慎言慎行，如此则可保泰平安。这是他平素作人治学的一贯原则，具体到治史活动中，便是多方搜求而谨慎使用，把握不大的便“阙疑”。对那种“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汉书·艺文志》）的轻率态度，孔子向来反对，曾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纠正的办法是“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这一原则运用到《尚书》的整理中，便是“举其宏纲，撮其机要”（孔安国《尚书序》），避开无可证实的传说人物，断自尧舜而迄于周，从上千多篇古文献中仅选百篇成书，其余则保留。故后人在其删余中又选编了《逸周书》，其信实程度显然又差了些。
这一原则运用到对《春秋》的删订，则更加严谨。当时的“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杜予《春秋左氏传序》），孔子考订其真伪，将有教化意义的存留，有害之文刊正，而把握不准的则“阙之”。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四“所见异辞”条中做过分析：“国史所载，策书之文，或有不备，孔子得据其见以补之，至于所闻，则远矣；所传闻，则又远矣。虽得之于闻，必将参乎以求其信，信则书之，疑则缺之，此其所以为异辞也。”这里主要讲孔子对缺文的处理原则，即凡是亲身见到的，才用之以补充原书，而对“所闻”、“所传闻”的，则要认真地“参乎以求其信”，然后“信则书之，疑则缺之”，区别对待而已。正由于如此审慎，《春秋》比之于先秦诸子、诸史，都要信实得多。绝少荒诞无稽之谈，又无占卦卜筮之虚玄，所记史实相当准确。仅以日蚀记载看，37次中有36次准确。如不是严守“多闻阙疑”的原则，是达不到如此效果的。
孔子处理史料的审慎态度，为后世史家所继承，形成治史的又一优良传统，保证了我国史著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这种审慎的治史原则，也使史家所阐发的历史理论，有了可靠的史料依据，使史著更具科学的学术价值。这一点，也是固守政务、受制于当权者的史官不容易达到的。因此可以说，孔子首开私人治史的方式，为史料的科学处理也创造了条件，而史料的信实，又保证了我国史学的健康发展。
第四，首开史义的窃取方式。
孔子治史与以往史官治史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史义的取舍主体不同。孔子自称其治《春秋》是“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显然，孔子之外的史官治史，史义是公定的，并非出自著书者个人。史官遵循怎样的取舍标准？已无明确说法，但从文献的片言只语中，似可窥其端倪。《汉书·艺文志》说：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此处之“史官有法”，显然是一种著史的成例。关于这种成例，《左传》中屡有提及，如庄公二十三年之“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僖公二十四年之“不书，不告入也”；成公三年之“非礼也，勿籍”等等，均说明古史官记事有一定成例。这些成例，既是记事的规矩，也是衡量史官的标准。如《左传》宣公二年孔子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其衡量的标准便是“书法不隐”，此“书法”之内涵实由董狐敢于直书“赵盾弑其君”一事生发而来。赵盾身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董狐以之违背了维持等级秩序的君臣大义，按书法成例，便要负“弑君”之罪，这一记载，严明了为臣的职责，又尽到了史官的责任，故孔子称之为“良史”。此处之书法，显然指史官应当遵循的、对史事义理取舍的原则。
对古代书法义例，孔子既有继承的一面，亦有创新的一面。杜予在《春秋左氏传序》中说：“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这些“常制”、“垂法”、“旧章”，既包括“书”与“不书”的记事规定，又包括义理取舍原则的立典“五志”。杜予总结“五志”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劝善”。前边已提及这最后一点是前四点的落脚点，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义理之所在。孔子对以往义理的沿用，符合其继承传统的一面，他不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吗？当然要保留传统中的一些原则。但是，他又是时代的人，首先应当反映的是时代的需要，不可能全盘照搬故旧常例，必然更多地要体现“损益”关系中“益”的一面。故他所提出的“窃取”，正是突破旧例，抒发新意的表现方式。所谓“窃”者，个人私见也，针对的是“公意”、“官意”、“他意”，是纯属史家个人认识的一种发挥，这便把史官治史和史家治史做了区分，使原本为辅助治国执法的治史活动，升华为一种一家独断的学术活动。历史经常是在不经意之间，突发一种新状态，表现一种新性质的，孔子看似小心翼翼的“窃取”方式，竟然演化出一种大胆独立的文化活动，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确确实实堪称一场革命！它意味着，史家以其“窃取”的自主，成为了史学活动的主导力量，史家成了史学的主体。这样，由私人著史为标志的史学的相对独立，有了不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义理上的独断的权力。就此，史学独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具体到孔子“窃取”的现实意义，则应与第一部分所讲治史宗旨联系起来认识。他选取史著形式，对礼崩乐坏，臣弑、子弑的社会，进行“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批判，通过“窃取”义理的方式，有了抒发己见的地盘，更重要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可以通过“窃取”的方式，将其一生为之推行的仁政思想，深切著明地融入于史著，使之代表自己的思想，起到“一王之法”的作用，成为权衡是非的标准，对社会补敝起废，拨乱反正以达到王道大业的完成，这正是孔子以史学经世致用的理想效果，而达到这一效果的关键还在于义理的“窃取”。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上》说：“史之大源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也已，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有以独断于一心。”此处之“笔削”与“独断于一心”，即指孔子治史中的“窃取”一事，而“窃取”竟能起到“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的效果，即使去掉其拔高的成分，也还是能说明“窃取”之重要意义的。
就此可见，孔子对体例的整齐划一，对历史的分期与损益的认识，对史料的处理原则，虽然均高出于以往史官，大大推进了史著活动的成熟与发展，但比起史义“窃取”的大胆举措，其意义还在其次。就此可见，真正使史学性质发生深刻变化，赋予史学以内在生命力的，还在于“窃取”这一方式，“窃取”是孔子私人治史活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
综上所述，义理的“窃取”是孔子私人治史活动最为核心的内容。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前边讲到的私人治史的主客观条件，没有孔子对编写体例的整齐划一，对史观认识的提高和史料处理的改进，也不会取得“窃取”的成功。所以应该说，正是这几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促成了私人治史活动的出现。而这一活动中，由于史家相对的人格独立，史学相对的学术独立，尤其对于义理“窃取”形式的取得，最终形成了我国史学从学术层面指导治国的经世致用的模式。其相沿两千多年，成果辉煌，被赞誉为中国史学最优良的传统。对此溯本求源，孔子正是这一优良传统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