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神话与中国的核心价值--从玉器时代的伟大传统到青铜时代的小传统_青铜时代论文

玉教神话与华夏核心价值——从玉器时代大传统到青铜时代小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青铜时代论文,华夏论文,玉器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文明发生期存在一个长达数千年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玉器时代，其基本作用是继往开来，完成自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换过程，从一般石器材料中先筛选出晶莹剔透并代表天神的玉石，随后又筛选出能够冶炼熔铸的金属矿石，由此成为孕育东亚洲文明的最重要母胎，或许还可以比喻为华夏国家的摇篮、温床。玉器时代(或“玉兵时代”)是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代，对应着西方考古学所称的“铜石并用时代”？这是中国学界新近讨论的问题①，目前的争论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部分学者不同意使用“玉器时代”这样无法与世界史接轨的新术语[1]。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铜石并用时代一定有铜器生产。从时间尺度上看，早在八千年前中国北方兴隆洼文化出现早期玉礼器生产和社会上层人物的佩玉现象时，所谓铜或其他金属生产在东亚地区还远远没有出现。大约又过了四千年，即到龙山文化时期，以冶金技术的使用为标志的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才真正到来。在距今三千到两千多年的两周之际，再度伴随技术进步而迎来一个铜铁并用的新时代。

      就此而言，从八千年前到四千年前这一段基本没有金属的史前期，长达四千年之久，过去都简单地称之为石器时代，当然是无可争议的，也符合世界考古学的惯例；但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古国相区别的神话信仰之根，就在这种普世性的通用命名中被淡化、遮掩了。文化基因层面的特质，无法有效地在全人类一致的进化模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中彰显出来。笔者在《“玉器时代”的国际视野与文明起源研究》②中曾经论证过，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初始阶段都伴随着一个崇拜玉石并使之神话化和神圣化的阶段，世界范围内唯有中国人崇玉爱玉的流行观点需要获得国际视野的重新权衡。所不同的是，苏美尔、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将青金石、绿松石崇拜与金属崇拜(金、银、铜)并列在一起，各种玉石、宝石和贵金属结合起来，构成宗教价值观的象征资源。这和华夏进入青铜时代之后的情况是类似的，汉语成语中所谓金声玉振、金枝玉叶一类说法，是此类金玉并重价值的华夏明证。成书于铁器时代的《山海经》一书，一方面特别提示新近发现的铁矿产地③，还有在一地物产记录中同时记录铁这样的文明时代新矿产和水玉、苍玉这样来自石器时代的老牌宝物资源。如《西山经》记载的渭水支流竹水流域的竹山自然资源情况：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有草焉，其名曰黄雚，其状如樗，其叶如麻，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阳多竹箭，多苍玉。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鱼。[2](P29)

      乔木、铁、药草黄雚、竹箭和苍玉，是《山海经》作者对竹山拥有当地资源的报告要点。如果去掉植物，就剩下铁和玉两种矿石！同书同篇随后的一大段记述，更显出邻近的七座山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

      西次二经之首，曰钤山，其上多铜，其下多玉，其木多杻，橿。

      西二百里，曰泰冒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铁。浴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其中多藻玉，多白蛇。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数历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其木多杻，橿，其鸟多鹦母。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其中多白珠。

      又西百五十里高山，其上多银，其下多青碧、雄黄，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其中多馨石、青碧。

      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其兽多虎豹犀兕。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

      又西二百里，曰龙首之山，其阳多黄金，其阳多铁。苕水出焉，东海流注于泾水，其中多美玉。

      又西又西二百里，曰鹿台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银……[2](P39-41)

      归纳起来看，这七座山的矿产资源如下：

      1.钤山：铜，玉：2.泰冒之山：玉，铁，藻玉；3.数历之山：黄金，银，白珠；4.高山：银，青碧，馨石；5.女床之山：赤铜，石涅；6.龙首之山：黄金，铁，美玉；7.鹿台之山：白玉，银。

      总共十二种矿产资源中，大体上可归属于玉石类的有八种(玉、白玉、美玉、藻玉、青碧、馨石、石涅、白珠)；金属矿石类则占四种：金、银、铜、铁。这种新老物质资源并重，但玉石类老资源占多数的情况，或许仍然符合“铜石并用”这个术语的本意。不过《山海经》成书的战国时代，早已脱离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确实地进入铁器时代了。在《山海经·五藏山经》末尾处有一段托名为禹的评语，对新老物产资源的评价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

      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2](P220-221)

      这个站在“天下”立场上发出的“国用”物产资源总评，只对出铜之山和出铁之山做出数量说(铁矿资源的统计数字3690是铜矿资源数字467的近9倍)，而对先于金属时代的古老玉石资源情况未置一词，原因或许就是当时的铜铁类金属工具和武器已经成为国家攻战防卫的第一实用物质。所谓“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说的就是这种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国家军事活动特有的资源依赖。不过，相对于《山海经》经文中的金属和玉石资源并重情况，这一段托名“禹曰”的话显然不可能出自夏禹时代，而是体现出铁制武器流行之后(即战国以后)的时代价值观的。因为四千多年前的夏代初年，铜且尚未普及，更不用说铁了。

      不论是青铜时代还是铁器时代，毕竟都是后起的文化现象，大致和产生汉字以后的文化小传统的年代吻合对应。在没有发生金属生产的中国史前大传统中，明确存在一种玉器独尊的宗教价值观，以及此种玉教价值观支配下的“玉殓葬”特殊文化现象。在此意义上使用并强调“玉器时代”这样特殊性的命名，有利于凸显华夏国家起源背后的大传统文化要素及其意识形态特性，给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之发生，找到现实的和可考的前身或奠基期。而提出“玉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现象，能够揭示“玉器时代”形成和演进的精神动力。[3]从大、小传统贯穿一体的意义上说，“玉教”堪称从前中国到早期中国的“国教”。正是在玉教信仰的不断作用之下，“关于的玉的神话观念竟然是早于一切书写文本神话的最大也最重要的中国神话。”[4](P51)玉教神话对华夏文明核心价值的形成，不论是精神内核方面还是语词表达习惯方面，都贡献至伟。“宁为玉碎”和“化干戈为玉帛”等中国人的口头禅，至少已经从先秦时代一直讲到今天，足以充分体现这一核心价值观。

      在依次分级的或时间先后顺序的意义上，我们把一个文化的大传统符号编码(主要是物的叙事和图像叙事)称为一级编码或原型编码，在此基础上才有随后出现的二级编码(象形文字)和三级编码(文字叙事-经典文献)。由此得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文本观念，让它能够涵盖自石器时代发展到今天的文化意义生产之历史，以及象征符号嬗变的历史：从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石雕蟾蜍、五千年前马家窑文化彩陶上蛙人神(生育母神)形象模式，到两三千年以来的西南蛙神铜鼓，再到数百年前《聊斋志异》中的《蛙神》，再到如今文学家莫言表现计划生育现实生活的小说《蛙》。我们将三级编码即古代经典之后的一切写作，视为文化文本的N级编码，这样就从理论上得出一个处在不断生成和再造过程中的文化文本观，或称依然存活和演化的整体性文化文本，它和每一位作家写作的单个文学文本密切相关，二者的关系犹如孙悟空和掌控孙悟空的如来佛手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天才作家孙悟空能够跳出文化文本的如来佛之手。就连当代词学研究专家唐圭璋和文学家琼瑶的名字，都是由史前玉文化大传统时代铸就的玉石神话信仰为其符号原型的。

      尽管我们无法确证汉字中的“金”或金旁字族与“玉”或玉旁字族的产生年代之先后，但是如今能够明确证实的文物出现次序，则无疑是先玉石而后金属的。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把玉器时代的价值观看成华夏文明的一级编码和原型性价值，把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价值观视为次生的、二级编码的价值系统。从一级编码到二级编码的文化再造过程，应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黄帝战蚩尤的著名神话，之所以把代表玉兵器的黄帝作为正面形象，把代表新兴金属兵器的蚩尤“铜头铁额”形象做负面的和妖魔化的表现，那完全是大传统的玉教伦理支配下的文化价值观发挥主宰作用的结果。在玉与金的二元对立中，后起的金当然无法颠覆在它萌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数千载的玉文化价值系统，尽管金属生产初兴起之际同样会被当时人做出超自然的神话化理解，甚至进入新兴的阴阳五行学说体系，构成金木水火土的宇宙元素论模式。

      关于金属的神话化理解，有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对铁的神话做出经典分析，他指出：

      无论铁是从天空坠落，还是来自大地母亲的腹部，人们均认为铁器充满了神圣力量。即使在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人群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这种对于金属的敬畏态度。马来半岛的酋长们都拥有一块圣铁，并将其视为王权的一部分，他们对铁器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敬畏之心。没有金属加工知识的原始人更加崇敬铁器。比尔人——生活在印度东部山区的原始人——常常将得到的第一份果实，祭献给从其他部落获得的铁箭头。[5](P42)这并非恋物癖或对物品自身的崇拜，亦非迷信，而是对一种来自外界的神奇事物的敬畏。这一事物来自于他们熟悉的世界之外，因而是未知世界的象征或符号——种近乎超自然的象征。这一点在熟悉蹄铁(telluric)(而非陨铁)的文化中非常明显。在传奇故事里，有关天空金属的记忆持续存在着，正如对神秘奇迹的信仰。西奈半岛的贝都因人相信能够用陨铁打造兵器的人，在战场上不会受伤且战无不胜。这种来自天空的金属不同于地上的金属，它来自天空，因而具有超自然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阿拉伯人相信铁器具有神奇的性质，能够创造奇迹的原因。这很可能是充斥着神话色彩的记忆所导致的结果，这一记可追溯到人类只使用陨铁的那个年代。[6]

      铁和铜，还有金和银等金属物质材料，之所以能够在初民想象中获得通天、通神的意义联想，其实不仅仅是陨铁从天而降的表象所使然，而是承接着更加具有神话联想原型意蕴的物质——玉石来自天神恩赐的观念。以玉石为神圣和以金属为神圣，神话想象和编码的逻辑是大体一致的或相通的，不同的只是时代的先后，在先的必然影响在后的，一级编码必然支配二级编码。铜和铁承载魔力的观念，直接承接自玉石承载魔力的观念。

      当代知识人依据考古新发现的大量资料信息，对大传统的原型编码能够认识到的程度，将直接决定着我们对文字书写小传统的再认识和再理解的深度及可信性。换一个说法，文字叙事的主题和母题，甚至文字符号本身的所以然，大都潜藏在无文字和前文字的大传统符号编码及神话联想之中。过去的文字学知识根本不足以让人们弄清汉字的“王”字和“玉”字为什么如此接近，当史前大传统的高等级墓葬一个一个被打开，人们看到随葬玉礼器是史前社会领袖重要标志物的现象，“王”为什么离不开“玉”来证明自己特殊身份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距今五千三百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顶级墓葬中，一位逝去的部落之“王”，居然能够享有三百多件精雕细磨的玉礼器(图1)。其中在墓主人身下摆放数量最多的玉礼器是玉钺(穿孔的玉斧)，再看三千年多年前甲骨文“王”字写法，为什么造字者选用一件斧刃向下的钺形，来代表“王者”的意义问题，顿时得到大传统实物符号参照下的阐明。这就是文化的一级编码对二级编码的解码效应，或称为“再解读”效应。相当于诸侯王级别的春秋时代芮国国君墓M27中，为什么单独出现一件十分威严且造型奇特的半环形龙纹青铜钺？对照大传统玉石钺的“一级编码”文化意蕴，问题就有了便捷的答案。作为社会权力象征符号物，铜钺无非是升级版的玉钺。

      

      图1 5300年前以玉钺为主的顶级墓葬：安徽含山凌家滩M27墓发掘全景图，张敬国供图

      

      图2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国君墓M27出土龙纹青铜大钺

      同样，玉器时代的玉钺独尊现象，在青铜时代之后必然让位于玉钺与铜钺并尊的现象。如商代高等级墓葬中，就一再见到铜钺和玉钺的并存。在中等以下墓葬中还有随葬石钺的情形。在新老贵重资源被上层社会垄断的情况下，铜和玉都不是一般社会成员所能够企及的，陶器和石器作为玉器时代之前的石器时代遗留物质形式，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依然会大量出现在墓葬中。

      依照同样的原理，笔者在《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中利用考古发现的五六千年前红山文化女神庙中熊头骨和泥塑熊偶像，将年代上相当于虞夏商周各代的玉石雕神熊形象排列成一个延续不断的历史系列，重新解读黄帝有熊氏圣号的由来。2013年底，由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同仁集体完成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7]一书问世，书中一再要强调的文化编码论观点是：文化文本是不断生成性的，是编码和再编码、再再编码的。经过再编码的符号往往会丧失本来意义，甚至变成千古无解的哑谜，如《竹书纪年》和《史记·五帝本纪》中“有熊”这样的名号。研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可以从文化文本的分级编码新知识入手，做文学和文化关联的整体性把握。而对文化整体认识的关键切入点，按照现代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提示，很可能是潜藏在特定社会-文化传统的精神信仰方面。用如今流行的主流媒体惯用措辞，即所谓“核心价值观”。而在一切前现代社会中，“核心价值观”的缔造和解释权，必然被该社会中主持信仰和礼仪行为的统治者所垄断。巫觋萨满一类神职人员，作为早期的通神者群体，有条件充当玉器时代社会的首领。这也就是恩格斯说的“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

      玉石神话信仰或简称“玉教”，就是旨在凸显华夏大传统的意义上提出的区分性、标志性概念，因为它是夏商周王权国家出现前，就存在已久的相当于“国教”性质的一整套围绕玉石的信仰和崇拜观念，也是社会统治阶层的特产(从史前各地方部落的统治者，到秦汉大帝国的统治者，几乎没有不信仰它的人)。是玉教的信仰和神话想象，直接催生玉礼器生产和仪式用玉现象，这不仅奠定华夏文明后世发展出的人格理想(君子比德于玉)和天神世界想象(从昆仑玉山瑶池西王母，到玉皇大帝)，更在周代文献中被总结提炼为“玉帛为二精”(《国语·楚语》记载观射父的话)的教义信念，这一教义直接驱动春秋战国之际以玉为信，结盟用玉，祭祀用玉，赏赐用玉，丧葬用玉等文化现象，又间接驱使秦始皇放弃一切贵金属，单独挑选最珍贵的玉料来制作标志至高皇权的传国玉玺；这一教义还在秦汉两代塑造统一大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本作用和符号编码作用。虽然在汉帝国覆灭之后，玉教神话也同步走向式微，但是其无比深厚的信仰观念却在中医学和民间想象中继续发挥作用，有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玉石神话大寓言《石头记》为最佳案例。

      具体到一种华夏文明最常见的玉器形式——玉璧，很容易看出玉教神话观念这样驱动着这种玉器的六千历史的展开。在始于7500年前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玉璧作为华夏玉文化中最常见也流传最久远的一种器形，首次批量出现[8](P36)。此后在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玉殓葬礼俗中，其形制有方形和圆形、单孔、双孔和三孔等各种样式。到了5300年前的安徽凌家滩文化和江浙的良渚文化，玉璧的形制基本固定为一种圆形普遍出现。高等级墓葬中一次随葬几十件大玉璧，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礼俗。后人根据《周礼》等古书讲的“以苍璧礼天”说，在圆形玉璧与天圆地方神话宇宙观之间找到对应关联。而重庆等地出土的汉代铜牌上，则给玉璧形象添加“天门”两字铭文，将以玉璧代表天国神界的底牌亮了出来。

      

      图3 汉代“玉棺”的代表作：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镶玉漆棺

      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后，玉璧从史前大传统到西汉时代，已经足足流行了五十五个世纪的时间，这要比世界现存的所有文明都更悠久和深厚。考古发掘的西汉“玉棺”，充分体现2000年前的汉代人对生命不朽的神话信念。图3是西汉玉棺的代表：“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长280厘米、宽110厘米，高108厘米，复原后的镶玉漆棺实际使用的玉片总数达2095片，多为新疆玛纳斯河流域的碧玉，棺体侧面上部三分之二部分以四组竖菱形玉片分割成三个平面，中间平面以五个饰玉璧的玉版组成对称图案，五个玉璧图案与东汉画像石中五星连珠的画像相似，可能寓有《后汉书·天文志》所载的“五星如连珠，日月若合璧”之意。镶玉漆棺侧面两个空白也应是门的象征，其寓意为供墓主灵魂出入。[9]

      世界工艺美术史上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奇观——金缕玉衣制度在两汉时代的出现并流行，也同样是玉教的核心观念“玉为生命不死象征”再度发挥支配行为作用的明证。秦王嬴政为秦帝国特选的天命符号物——传国玉玺，其实物虽然在历史上早已失传，但是汉代诸侯王级别墓葬中的金缕玉衣，却在深埋地下两千年后的当代，一一重现于世，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到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再到广州的南越王墓，金缕玉衣和丝缕玉衣这样出于神话想象的国家级宗教礼仪制度④，居然能够覆盖从华北平原到珠江三角洲的中国南北方大地，它们肯定要比失传已久的秦始皇传国玉玺，更能够旁证玉教信仰驱动特殊文化行为的巨大支配力和传播力。

      玉石神话信仰或“玉教”是中国史前文化大传统在数千年间孕育的最重要精神遗产，它对文明国家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分别起到拉动经济和引领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文化功能。有关玉石神话信仰如何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样在史前东亚洲各地渐次传播开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最后在夏商周中原王朝崛起时，使得优质玉石资源成为历朝最高统治者所向往和追求的第一位重要物质，我们在上古描述夏代开国君王大禹的统治权威与各地方政权之关系的一句名言中，已经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禹会诸侯，献玉帛者万国”。

      玉帛是两种在史前社会中已经得到充分推崇和追捧的奢侈物质，它们既不能吃又不能喝，天下的万国之地方首领们之所以要将自己领地中出产的玉帛贡献给中央大国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因为二者首先充当的是华夏社会的最高精神食粮，首先满足的是通神祭祀的宗教需求和神话想象需求⑤。在上古时代比夏禹更早的文化记忆中，《管子》一书还提到“尧舜北用禺氏之玉而王天下”的著名论断。这个说法可以旁证的是，如果在夏朝之前真的存在唐尧虞舜的朝代和中原政权，那么玉石资源在没有和桑蚕丝资源组合搭配为“玉帛”的更早时代里，是唯一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以消耗玉石资源材料为标志的宗教奢侈品生产现象，即玉礼器制作传统，在拉动史前社会经济和跨地区贸易交换方面，曾经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宗教的神话信仰成为驱动特殊物质生产之主因。精神因素反作用于物质，促使北方红山文化、南方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东方大汶口文化和西方齐家文化等，不约而同地出现大规模玉礼器宗教制度。对此文化雷同现象的解释，目前看来以玉教神话信仰的跨地域传播说较为妥当⑥。

      就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到安阳殷墟遗址的出土器物情况看，青铜器和玉礼器并重的现象十分显著。老子《道德经》第九章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将金玉并列作为财富和荣耀的代表，人生追求的目标。生活在商周以后时代的人，一般很难分辨金与玉在历史上孰先孰后，哪一个是正价值的原型编码，哪一个是次生或派生的二级编码。仅仅从老子所代表的语言习惯看，金已经列在玉的前面，堪称语词应用中的后来居上。孟子称赞孔子用“金声玉振”一词来形容，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如果细看儒家圣人孔子本人的语言习惯，则《论语》中没有说过一个“金”字，却多次提到“玉”，这或许能够说明孔子在拜金主义兴起之际坚守传统的玉教价值观之立场。《论语》中记述孔子所推崇的同时代人不多，其中以玉为名字的一位君子楷模，即卫国大夫蘧伯玉。《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曰：

      “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着“卫侯出奔齐而蘧伯玉出关”一事，对于理解孔子的推崇赞赏，很有帮助。蘧伯玉，名瑗，字伯玉。他的真名“瑗”字从玉，专指一种介于玉璧与玉环之间的圆形中空的玉器，也有专家认为玉瑗就是中孔稍大的玉璧。为什么“蘧瑗”一名不流行，“伯玉”之字却流传于世？其人品德高尚，闻名遐迩，成为春秋末期儒家推崇的君子人格典范。孔子称赞蘧伯玉，对于理解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的人格伦理观，非常有帮助。换言之，蘧伯玉是早期史书中充当君子如玉楷模性的人物。如果后人看儒家之书弄不明白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君子，那就看孔子推崇的表率蘧伯玉吧：君王有道，他就出仕辅佐统治者，兑现所谓“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君王无道，他就离开官场污浊，保持自己高洁如玉的美好品格。孔子称赞他时强调他的字，而不称其名，这就使得“玉”寄寓君子理想的儒家伦理美学大张其本：“玉”与“道”同在，君子的人生也与“道”共进退。

      儒家的玉德伦理侧重人格修养方面，其雏形当是以“德”为神力或天命之体现的信仰时代，即和以玉为神的大传统紧密衔接。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近百年的大发掘表明，古人关于远古时期为“玉兵”时代(汉代文献《越绝书》)的文化记忆，以及玉兵时代之前是“石兵”时代，之后是“铜兵”和“铁兵”时代的发生顺序论，都是很有历史穿透力的超前性洞见。说它超前，是由于现代以来的进化论历史观尚未萌生的上古时期，就有华夏社会中的智慧者风胡子提出在当时属于反潮流的进化观点，隐约可以看出其历史时代划分的唯物主义和实证倾向，这和当时所流行的主流历史观——体现唯心主义支配下循环论的和退化论的价值顺序，所谓历史时间周而复始，社会的政治和人格道德则每况愈下等，截然不同，因此显得卓尔不群，难能可贵。“石兵-玉兵-铜兵-铁兵”四阶段演进程序，在今天的考古学大发达时代看来，是基本正确的和有实物证明的，不是放空高论和信口妄言。

      玉器到金属的转移，种种关于金属神秘性力量、魔力、法力的信念、想象和描述，无非是玉器通神通天的史前大传统神话信仰的转移和再造，或者称升级版的玉石神话。于是，只要掌握了大传统的玉石神话之文化编码原型，则其后发生的各种神话变形编码，也就大体上可以查源知流，迎刃而解。换言之，玉石神话信仰是华夏文化大树的根脉和主干，金属神话和青铜礼器编码是这棵参天大树的重要分枝。以戈这种体现华夏特色的兵器为例，汉字中的“國”字和“我”字都从戈，更不用说与军事有关的“战”和“伐”等字。

      如果把甲骨文中出现的戈字作为文化文本的二级编码，那么其原型编码无疑在史前期的大传统中。汉字的使用没有出现时，早在距今四千年多年前神木石峁遗址就出现采集到的龙山文化玉戈，稍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首次出现铜戈，商周两代玉戈铜戈作为礼器并行不悖；再往后铜戈大量生产条件成熟，从礼器变成实用武器；再到春秋时代早期，在陕西韩城的芮国国君墓出土一件铁刃铜戈(标本M27：970)，戈身为青铜铸造，唯有援部为铁，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铁兵器之一。至此，戈的四千年历程完成其“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的四阶段嬗变。无论如今的我们说“反戈一击”，还是“枕戈待旦”一类成语，都是无意识地重复着华夏文化传统的N级编码。一般人很难弄清楚在戈这个词背后曾经发生的数千载物质文化变迁史。

      

      图4 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璧戚、圭、戈，引自郝炎峰《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

      

      图5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国君墓M27出土铁刃铜戈⑦

      总结本文对玉教神话与华夏文明核心价值来源的讨论，旨在同时验证一种新的文化文本符号学理论及其多级编码的历史分析模式。纵观文化大、小传统的符号编码与再编码视角，真正让我们认识到从前文字时代到汉字时代的神话世界观的延续性，从玉器时代到金属时代的不间断的文化建构历程，这就大大拓展了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的视野，给中国文化的整体审视和探源研究带来系统解读范式和新的知识体系。为此，本文突强调“大传统”、“玉器时代”和“玉教神话”等新术语的知识创新意义所在，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批评讨论。

      ①孙守道《论中国史上“玉兵时代”时代的提出》，《辽宁文物》总第5期，1983年。张明华《关于“玉器时代”的再讨论》，《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19日。闻广《谁首先提出“玉器时代”？》，《中国文物报》1999年6月16日。

      ②见《民族艺术》2011年第2期。

      ③《山海经·西山经》：“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阳多铜，其阴多铁。”“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其上多杻橿，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

      ④关于金缕玉衣的仿生学神话蕴含分析，参看拙文《金缕玉衣何为》，《能源评论》2012年第5期。收入《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6-228页。

      ⑤上古祭祀用玉和帛的情况，参看《论语》孔子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记·曾子问》：“设奠，卒，敛币玉，藏诸两阶之间，乃出。”《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凶年则乘驽马，力役不兴，驰道不修，祈以币玉，祭事不悬，祀以下牲。”王肃注：“君所祈请用币及玉，不用牲也。”币玉即指帛和玉。《墨子·尚同中》：“其祀鬼神也……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

      ⑥参看拙文《玉石神话与中华认同的形成》，《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收入《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33页。拙文《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石峁玉器新发现的历史重建意义》，《民族艺术》2013年第4期。拙文《为什么说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⑦图片引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图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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