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51年间东平县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群众动员简析
刘晓琦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摘 要： 1945-1951年，东平县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进程中将群众动员作为关键一环。党员干部、工作组、积极分子等带领群众广泛开展反奸诉苦、“阶级”与“翻身”教育与雇佃贫系列运动，在层层动员之下，土改进程不断推进，人民积极参军、支援前线，坚持恢复与发展生产，共建新生活。
关键词： 土地改革；东平；群众动员
1945-1951年间山东省东平县的减租减息和土改工作的推进，一定程度上源于成功的群众动员。
一
东平县地处鲁西南平原北部，北与平阴县接壤，东与肥城市相邻，南与梁山县、汶上县搭界，西隔黄河与阳谷县、东阿县及河南省台前县相望。1931年分9区、19镇、157乡、1016村，1939年9月27日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9年上半年，下分7区、15镇、112乡、649村；12月一分区划出城关区、共8区，区下设联防片119处[1]。1950年5月，属泰安专署；1985年8月泰安地区改为泰安市，东平县沿属。在土改前，全县贫雇农共44190户计191624人，有土地15536.5公顷（233048亩）、人均1亩1分9；而地主共2742户合16383人，占323592亩9分8地、人均19亩7分5，是贫雇农的16倍，且全县约有333.3公顷（5000亩）公田基本由大地主掌握。可见土地制度极不合理，需要解决土地问题[2]，此进程主要分为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两大阶段。
⑦要结合施工环境和条件，对管道闭水试验不便于管道全面安装完毕后进行的，可在施工中分段进行闭水试验。若用水压试验有困难，可采取气压试验。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20.0对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结果以%表示，比较采用 χ2检验，计量资料结果以（）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一）减租减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土地政策做出调整，先后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主张既要减租减息又要交租交息，巩固广泛的统一战线并积极建立抗日根据地。自1937年底起中共山东党组织着力组织各地起义，3年间基本建成山东抗日根据地；东平所属的泰西抗日根据地于1938年底初步形成。1939年3月一一五师进驻泰西① 泰西，是指泰山以西地区，包括泰安、肥城、长清、平阴、东阿、东平、汶上、宁阳8县。 协助抗日政权与武装建设，宣传减租减息与合理负担公粮，规定减租方法分为“大种地”、“小种地”，减息为“分半减息”② “大种地”即租佃土地实际收获量由地主、佃农平分；“小种地”即“二五减租”；此外还有“四六分粮”，佃农分六成。借贷年利率不超过一分五厘。 ；1939年9月东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遵照上级指示在根据地范围内村庄进一步推行。1940年3月，泰西地委决定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借粮”斗争并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交流经验，东平三区在说理斗争之余，采取本村与邻村、自主与联合借粮相结合，借粮对象针对性强且密集[3]。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先后通过《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对下一步工作予以监督指导。1941-42年山东根据地处境最为艰难，更需要减租减息与抗战紧密结合，针对于此194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与山东分局先后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等文件，明确施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东平县委逐步推行“双减”、“增资”、“累进负担”政策与后期反“黑地”斗争，先在大地主较集中村庄进行并持续到1944年③ 但迫于抗战压力覆盖范围、工作深度有限。 ，期间进行查减工作。
（一）反奸诉苦。此为土改动员第一步，鼓励群众揭发检举罪犯战犯、汉奸特务、恶霸地主等；推翻各级伪政权、伪长官，建立民主政权、武装队伍；清理伪组织，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培养骨干积极分子。1945年7月全县各区先后展开反奸、反霸：井仓成功扳倒曾任伪区长、伪团长的井怀卷，三区焦村批判地主焦树桐；林马庄召开反奸诉苦大会，四区麻子峪、牛山庄、徐坦等附近六村千余名百姓参加，一举打下大地主尹序茂、尹序财、尹序乐、尹序桐，在全县范围内树立标杆。
土地改革是一连续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党员干部等深入老百姓开展宣传工作，“动员”本身贯穿始终；在运动中群众动员逐步展开，在成员、组织等多因素影响下党的动员能力进一步强化，产生的效能进而由村支部上升到更高层面。东平县土改动员主要分三步：1. 由党员干部、工作组等展开走访调查，进行反奸诉苦；2. 着力阶级教育划定具体身份，促进翻身教育、雇佃贫运动等，继续加强群众觉悟；3. 积极组织清算斗争，合理分配成果（步骤间有时交叉进行）。一方面是在思想上动员群众，让贫雇农等由自身觉醒到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在组织上吸纳更广泛群体加入形成合力[5]，有计划、成体系地展开土改。
1946年8月初区委书记井延钊、副书记杜美印带领80多个村的支书、农会长参加城内书院土改训练班，由点到面展开土改。几天后全区较大的村有4万多农民参与其中； 在运动后多数村农民占有土地二亩至二亩半。三区动员400余名土改积极分子，由县委统一分配到群众基础较差的一、七区帮助开展运动。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土地复查指示，1947年5月中旬在井仓举办由各村农会、妇女会骨干等千余人参加的土改训练班；会后骨干带领老乡采用回忆对比的方法，继续揭发地主剥削罪行。区委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农民同心翻身会”。另一方面大会宣布宿城、辛庄、尚庄、大羊、焦村5村为土改复查基点，明确由干部带领3至5人工作小组驻村帮助；以点带面同时进行。各村普遍成立清查大队开展斗争，斗争成果摆在街头广场，由农会干部主持分配给农民；土改工作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动员中需要有两点保障，一是现实权益的获得，二是实权组织的建构。在组织方面除支部与发展党员、积极分子外，农会、妇女会、民兵队、儿童团、姊妹团、模范班、合作社互助组等先后建立，迅速吸纳成员加入、一批骨干涌现并迅速成长，群众集合的力量优势凸显。口号背后是实际利益产生的吸引与动员，雇佃贫运动即为代表。1945年秋县政府在三区须城召开群众代表大会，讨论实施办法。会后，进一步开展对群众的时事与阶级教育，扩大以农会为代表的基层力量。三区焦村共倒回土地851亩7分3，粮食5600斤；六区蔡庄店斗争36户地主，倒回粮食10万余斤；不到一个月，“雇工会”在全县大部分村中成立。在获得收益后如何保护成果，即是民兵队伍成立的初衷和其主要职责。民兵组织在处理本村事务的同时，由点到线、由片到面、由低到高、由分村到联合地开展联防，有效建构系统防护[10]，在形势恶化之时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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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土地改革与复查。随着对日反攻的不断推进，山东解放区范围逐步扩大，但残余日伪势力仍为一大威胁；1945年10月中共华东中央局组建并于次年1月发出《关于放手发动新解放区群众的工作指示》，抽调大批干部配合地方展开工作。东平一面进行反奸诉苦斗争，一面推动“贫雇佃”运动① 即反奸、反霸与群众诉苦运动，“双减”、“增资”、“土地回赎”运动。 。8月初在城内书院举办土改训练班，覆盖各村党支部共800余名基层干部，后各区又加训600余人。1947年全县进行以查地、查财为主的土改复查，5月举办千人训练班，而后多次举行“同心大会”、组织群众挖浮财；面临敌军威胁，县委坚持“一手拿枪、一手分田”；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东平土改有了新指引。1948年冬，县委结合鲁中南七地委工作意见主抓生产建设，调查研究地权问题。1950年4月县委成立东平县土地改革委员会、东平县县学，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逐步颁发土地证；8月县委分三批加强对基层干部土改培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华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的规定》、《山东省土地改革具体实施办法》等系列文件，同时对全县土改进行重点调查、全面了解并做出结束计划；12月县委明确今冬明春结束土改中心任务。1951年5月起县委结合华东局结束土改五大标准检查全县进程，8月针对此标准补充四点新条件；12月8日东平县土改总结展览筹备会成立，将土改成果、农民当家作主现状做表格、画图画等，通过展览再一次对群众进行宣教，月底全县土改工作宣布结束[2]。
（1）施工过程中的资金配置问题资金在施工企业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自明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建筑施工中，研究如何合理的优化资金配置是具有非常大的意义。由于开发商资金的短缺，就必然造成施工单位的资金短缺。而另一方面，施工企业也是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施工企业也会毫不犹豫的追逐经济效益，此时很有可能就会经常性的偷工减料或者使用劣质的材料代替。例如，在暖通空调设备的选择上，很有可能会选择一些不是高效节能的或者不符合建筑施工需要的设备[1]。
（二）阶级教育与雇佃贫运动。如果说诉苦最初是一种主要面向贫雇农群体的苦难教育，那么阶级教育则上升到阶级层面进行动员；毕竟一个人、一批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充分地支撑日后更大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及其他集体运动。阶级教育伴随着阶级身份的界定与区分落实到村里每一个人头上，无论长者还是孩童；基于阶级对立的理论背景下，不同的人被区分开并无形中赋予了斗争的潜在属性。由“诉苦”到“斗争”，“动员”的力量越发凸显且会更系统地发挥影响。这些也建立在之前党员干部所搜集的基本信息之上；据笔者所见保存至今的部分土改档案中，每个村的信息都较为完善，记录以文字与图表为主。以土改基点村三区辛庄为例基本涵盖：1. 自然情况（地理交通、人口、历史、居住分布）；2. 经济情况（各阶级阶层与土地占有、农副业及店铺、收入）；3. 政治情况（地主、军工烈属、闲杂人等、文化水平）；4. 组织情况等[7]。另外还有两种信息记录但侧重点不同，一是针对于村内各群体代表人物的简介与问题[8]，二是对于全县不同区情况的简要汇总[9]。基本信息成为阶级教育与划分的重要基础，“谁养活谁”与翻身教育先后进行，贫苦百姓对于地主阶层由怨恨转变为对立与斗争。不过在当时全县并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划分标准，各地、各工作队采取因地制宜与民主原则予以实施。
反奸、诉苦两者紧密结合，不仅贫苦百姓得以伸张权益，进而激励、吸引更多的贫雇农加入，而且教育了部分地主、富农，对于问题地主、实权派群体给予有力打击。通过动员，不少农民群众积极投入到解放战争中。
与此同时诉苦运动逐步推进。诉苦就是诉旧社会和地主、当权者给予老百姓之苦，单纯诉苦不是目的，让老乡明白苦从何来以及怎样才能不苦是重点，如何使长期处于相对压抑、封闭状态的农民觉醒是关键。早期工作多由党员干部、工作队与培养的积极分子带头开展，扎根串联、寻根挖苦，在田间地头、屋里院外了解百姓情况，初步掌握所在村落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启发。诉苦教育一般分四步：1. 引导启发诉苦，通过访苦、忆苦、引苦、比苦等方式逐步提高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打开老乡的话匣子，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接触；2. 发挥诉苦典型的示范作用，选取代表性苦主加以宣传，引发群众同情、共鸣与不平；3. 挖苦根、找苦源，进而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反思与立场，团结起来寻求当家作主，从争取土地、粮食开始；4. 全面展开“诉苦会”。积极引导以“层层开会”为主，从党内到党外、从村干部到群众，一方面加强学习与培训新人，一方面在群众中层层动员以便互相影响。诉苦会从最早的个人面对面诉苦，到家庭、小组、村，再到几个村、某区、全县的诉苦大会，贫雇农们聚在一起交流情感、苦难，进而激发怨念情绪与斗争趋向。五区郭海庄，最早是针对伪村长贪污问题展开集会，由群众提意见、会后获得1500斤麦子；第二次与其他村联合斗争伪乡长彭洪香分麦3000斤[6]。1946年在城内依法处决日伪班长赵洪库，在四区夏谢村召开五千人公审大会当众处决汉奸尹鼎祚，群众热情愈加高涨。
东平三区在此进程中为典型代表，可反映东平土改的基本面貌[4]。三区北与平阴搭界，南临大清河，西起解楼、百户庄，东至杨庄、遂城与肥城相邻，共100多自然村、16万余亩土地、7万余人；多数村群众基础较好，东部、北部山区多为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三区逐步开展反奸诉苦和贫雇佃运动，首先主抓两问题：一、处理汉奸卖国贼。二、清算恶霸地主。与此同时开展贫雇佃运动，三区坚持“二五减租”，若佃农租种10亩地，则地主每年需退还700余斤粮食，若拿不出足额粮食就退地。此外三区逐步落实雇工增资政策。当时一面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展开舆论宣传，一面逐乡连村摸底排队；对老乡进行时事教育与阶级启发，继续扩大农会力量。据1946年上半年统计：全区有80个村建立农会、妇女会、儿童团与姊妹团，10多个村建立民兵组织，其中大羊、井仓、驻驾村三村的民兵排均达三五十人规模。各党组织坚持培养、教育运动中的农民积极分子，截止同年底发展近200名党员。
总的说来，东平县土改运动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华东局等领导下，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动员、宣传教育群众：充分发挥早期抗日根据地与良好的群众基础，有计划、有区别、有次序地开展动员，工作开展顺利的区、村组织土改队帮助“落后”地区展开动员，主张各村自主与邻村联合运动相结合；基于上级文件与指示精神，及时调整政策并落实，从县委到村委注重总结反思并记录、交流；相关负责人与工作组坚持驻村动员，以试点村、基干村、重点村为中心层层辐射，干部与群众紧密结合。
三
经过系统动员与斗争，老百姓们逐步翻身。所谓“翻身”，一方面是政治上的翻身，贫雇农等从直起腰板做人到当家作主，以农会为代表的各类组织提供有效平台，在运动中一批积极分子迅速成长为骨干力量，在党内外发挥影响。另一方面是经济上的翻身，首先是获得最基本的土地，其次则是粮食种子、农具设施、牲畜家禽等生产资料及房屋、家居用品、衣物等，再者是相关债务的清算与规范。这使得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整体的改善而不仅仅是占有土地，斗争出的浮财价值可观；不同身份的人的需求不同，在分配中也直接体现[11]。
不过在动员中也出现过部分问题：1. 青年、妇女的被关注度、参与度留有空间，这也体现在各组织发展中对于这两类群体的吸引；如何更好地兼顾新老成员意见问题，尤其是在支部的发展中[12]。让群众感到“被同情”只是第一步，更重要是让他们得到尊重与实际的“话语权”；同样组织内不同声音如何更好地统一、团结也是一项挑战。2. 不同的基层干部是否充分了解百姓的苦，是否充分依靠群众、听取意见与诉求；其中还存在因所负责片区工作量较大导致具体村工作不细致的问题[13]。面对广大有需求的群众，早期的党员群体在自身数量与实际工作量的分配中难免捉襟见肘，此时动员、培养新一批党员与积极分子便为必由之路。在土改进行中，也出现过某些干部不相信群众的现象[14]，群众是动员更是整个土改进程的基础，此类问题的不及时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进一步动员的效能。
女性盆底在垂直方向上分为前、中、后3个腔室，前腔室包括阴道前壁、膀胱、尿道；中腔室包括阴道穹窿、子宫；后腔室包括阴道后壁、直肠。三腔室概念的提出，可根据器官脱垂的部位判断盆底缺陷的类别和层次，进一步指导临床手术方式的选择以及确定修复层面。膀胱颈在经会阴超声的正中矢状切面易于识别，是前腔室的重要标志点，其位置和移动度代表了前腔室脏器的位置和运动，并可反映相应腔室支持组织的松弛情况及功能状态。
但是既然是“动员”，那么其深入程度、覆盖范围在当时难以有一个十分明晰的标准，工作人员与被动员者均是一个个鲜明的个体，本身的复杂心理与需求也一并加入到此进程中且非一成不变，各种呼声混杂无形中增加不稳定的隐患。基于初期理论下的宣传、启发，在开始时抓住群众的怨念与实际利益两大因素，由此日后产生的部分偏激事件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不过后期的妥善处理一方面印证该大方向的可行与合理，同时也是党组织、基层党员与干群关系愈加成熟、和谐的表现。相应的政策自中央逐级到达村落，而村落的声音也势必回馈到上层产生影响，政策本身也在不断调试中愈加完善。无论是走访调查、反奸诉苦，翻身教育、雇佃贫运动，还是组织清算、分配成果，总体来说在党组织领导下工作人员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宣传动员基础上逐步推进、最终取得有价值的突破与收获。
参考文献：
[1] 山东省东平县志编纂委员会． 东平县志[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4．
[2] 东平县档案馆． 东平县土地改革资料（1940-1951）[M]．内部资料，1982：1-37．
[3] 杜景川，邵文臣，徐波． 山东的土地改革[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60．
[4] 常连霆． 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9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81-85．
[5] 整个土改工作基本总结：1951-2-10[B]． 泰安：泰安市档案馆（0003-001-0021-034）．
[6] 东平五区郭海庄调查：1948-6-25[B]． 泰安：泰安市档案馆（0071-001-0008-003）．
[7] 东平三区辛庄调查材料：1947-6-21[B]． 泰安：泰安市档案馆（0071-001-0005-005）．
[8] 东平三区井食庄调查：1948-6-27[B]． 泰安：泰安市档案馆（0071-001-0008-002）．
[9] 东平李云川同志回报：1948-5-5[B]． 泰安：泰安市档案馆（0071-001-0007-001）．
[10] 东平县委员会工作回报：1948-7-5[B]． 泰安：泰安市档案馆（0071-001-0007-003）．
[11] 东平驻村典型材料：1948-9[B]． 泰安：泰安市档案馆（0071-001-0008-009）．
[12] 东平三区焦村调查材料：1947-6-21[B]． 泰安：泰安市档案馆（0071-001-0005-006）．
[13] 东平六区蔡庄店驻村调查材料：1947-6-1[B]． 泰安：泰安市档案馆（0071-001-0005-007）．
[14] 东平农村阶级斗争情况回复材料：1948-1[B]． 泰安：泰安市档案馆（0071-001-0007-002）．
A Brief Analysis of Rent Reduction and Interest Rate Reduction and Mass Mobilization in Land Reform in Dongping County from 1945 to 1951
LIU Xiao-qi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From 1945 to 1951, Dongping County focused on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land reform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work of rent reduction and interest reduction, in which mass mobilization was a key link. Party members, cadres, working groups and activists led the masses to carry out a series of campaigns against rape and complaint, class and turning over education and poverty of tenants. Under the mobilization at all levels, the process of land improvement has been continuously promoted.
Key words: land reform; Dongping; mass mob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K269，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19）05-0048-04
收稿日期： 2019-04-19
作者简介： 刘晓琦（1994-），男，山东泰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