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诗派的西化与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现代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湾现代诗派，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个文学流派。1953年，台湾现 代派诗人的“旗手”纪弦公开宣称：“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完全追 随西方现代主义，提倡“纯艺术”。以余光中、覃子豪为代表的《蓝星》诗社，以痖弦、洛 夫、张默等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社》，极大地推进了西化的步伐，他们和现代派小说作家一 起汇成台湾文学的主流，汹涌澎湃，风行一时，直到70年代初才渐趋衰落，为乡土文学所取 代。
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文艺思潮，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强有力地影响台湾现代诗派的产生 和发展，决非偶然。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台湾经济开始复苏，从小农经济结构的社会慢 慢地向工商经济结构的社会演变，社会竞争趋向剧烈，人际关系出现反常，自杀、凶杀、抢 劫、色情、堕落等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势必引起固有文化、文学 与经济的不平衡，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必然处于崩溃的边缘，再加上台湾弧悬海 外的政治现实和地理现实，造成了普遍存在的漂泊心态。这样，西方现代派文学所流行的主 题，从虚无、孤独、病态，到性与暴力，都可以在台湾当代社会中找到它的现实的影子。台 湾作家王尚义在《达达主义与失落的一代》中指出：“二十世纪是个幻灭的时代，也是一个 充 满挣扎和苦痛的时代；人类集体意识中表现出来的，是失去了信仰的空气，是失去了道德的 彷徨，是失去了价值的反叛和堕落。”李敖甚至还说过更极端的话：“在文化移植上，要椟 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不要，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 胡瓜、洋葱、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酒吧、离婚、大腿舞和 摇摆而来的疯狂。”（注：《李敖文存二集·给谈中西文化变化的人看病》，台湾四季出版公司。）
西化从政治、经济一直深入到文化。乡土作家陈映真对台湾文学60年 代的西化问题作了如下解释：“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中断了，他们就在西洋文学中找传统，模 仿西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从事创作。这样说，绝不是批评嘲笑他们，在社会经济全面附属 于西方的时代，文学艺术不向西方‘一面倒’，才是不可能的。”（注：现代主义的再开发》，台湾远景出版社，1978年。）
1952年初成立的“现代派诗社”把现代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归结为对外来文化“移植的结果 ”。纪弦在“现代派信条释义”中历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渊源：“世界新诗的出发点乃是法 国的波特莱尔。象征派导源于波氏。其后一切新兴诗派无不直接间接蒙受象征派的影响…… ”在他的《新诗再革命》中，也曾提出过相同的主张：“在中国或日本，新诗，总之是‘移 植之花’。我们的新诗，决非唐诗宋词之类的国粹。”这些观念相当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现代 诗的发展。尽管从它一提出，就受到各方面的反对，并且成为日后对现代诗诟病指责的焦点 ，但它实际上反映了台湾现代派文学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向，是台湾社会生活在文学上的反映 。在这些理论主张的影响下，台湾的现代派文学，由于盲目地否定民族文化的传统，全面效 法西方现代主义，在文学创作的内涵，抒发情感的方式，语言的运用以及结构的组合形态等 方面，都呈现出严重的西化倾向。洛夫的名作《石室之死亡》中有这样的片断：“只偶然的 昂首向邻居的甬道，我便怔住，/在早晨的虹里，走着巨蛇的影子，/黑色的发并不在血液里 纠结/宛如你的不完整，你久久的愠怒/支撑着一条黑色的支流。”诗中充满浓烈的西方色彩 ，犹如西方作品的不够水准的中译，正如同样是现代派诗人的杨牧所嘲讽的：“自从现代以 后，中国也很有些外国诗人，用生疏恶劣的中国文学写他们的现代感觉。”
全盘西化的观点是一种矫枉过正，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缺陷的一种反动， 其严肃性如洛夫所言：“即在于它那破旧创新，绝对开放的精神。”正是由于当时各种报刊 和诗社对西方文学理论与作品的译介，使得文学青年们大开眼界，获得许多现代文学的新知 识与技巧，使得整个文坛气象蓬勃，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取得台湾新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 成就。西化为文学注进了新的血液，激活了沉寂的文坛，但也带来了许多弊病。它完成了西 方现代诗歌艺术在台湾诗歌中比较充分的发育，也留下台湾诗歌在一个时期割断传统，脱离 社会现实所造成的一系列后遗症。
文坛这种严重的西化倾向，现代派内部作家各有看法。“倾向抒情”的《蓝星》诗社的发 起人覃子豪就对纪弦的“六大信条”表示不同意见，他指出，如果诗全部为“横的移植”， 将自己植根在何处？他认为“中国新法应该不是西洋法的尾巴”。创世纪诗社由洛夫带头提 倡“新民族诗型”，强调“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字之特性，以表现东方民族 生活之特有情趣”。这种主张被认为“褊狭的本乡本土主义”，很快被自我抛弃，影响甚微 ，但已经在西化的滔天巨响中奏出了回归传统的前奏曲。余光中作为台湾现代诗的主将，早 年对西方社会充满无限向往之情，《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抒发了对西方的一种梦绕魂牵之 情：“何等芳醇又鲜红的葡萄的血液！/如此暖暖地，暖暖地注了我的胸膛，/使我欢愉的心 中 孕满了南欧的夏夜，/孕满了地中海岸金黄色的阳光。”由此可见其对西方崇拜之极，他发 起并参与了这一场现代诗革新运动。但真正转向西化，踏上异国之后，他开始了反思，重新 发现和认识民族传统。1967年所写的《中国的土壤上》一文中，余光中批评了“崇洋”的“ 国际派”，指责他们“抛弃传统惟恐不及，效颦西方惟恐不似，但是不明白，文化原是生活 加上心灵加上时间的一种东西，不是像借一条领带那样地容易拥有。我们的这一角所谓文坛 ，仍然是西方现代文学的一小场面殖民地。”“叛变”后的余光中成为台湾现代派西化论者 的一个强大对手，影响一部分诗人走出西化现代诗的漩涡，有助于纠正台湾现代主义的误差 。《我之固体化》一诗可看作余光中的诗之宣言：“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 块拒绝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坚度。”诗中的“冰”是诗人独立人格和民族节 操的外化形态。另一首流传很广的爱情诗《等你，在雨中》：“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 中/蝉声沉落，蛙声升起/一池的红莲如火焰，在雨中……/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是隔着 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从句型、结构可以看出西洋诗的痕迹，然而一池荷花、蛙鼓蝉鸣 、雨后黄昏，以及那位踏着红莲翩翩而来的少女，当然是典型的中国风味，典型的中国诗的 意境。这种唯美追求后来转变为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追求，《白玉苦瓜》交织着深沉的 历史感情和民族感情，“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白玉苦瓜”正是有悠久历史文化 的中华民族的象征，历经磨难，“仍翘着当日的新鲜”。此诗尽情抒写了诗人对祖国的眷恋 热爱与对民族历史的思考。他在《白玉苦瓜》诗集序中说：“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 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也无非1842年的葡萄酒。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 情始深，那支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回那块大陆……”余光中这段话不仅符合他自己的创作实 际，也是符合台湾一般现代派诗人的创作经历的。先西化后回归，这是台湾现代诗坛的一个 基本走向。
70年代起，以关杰明、唐文标为代表发起的对现代诗的大举批评也加速了回归的步伐。现 代诗派的诗人们开始了对现代诗的再认识和对中国诗传统的重估，痖弦的观点带有共识性： “现代中国诗无法自外于世界诗潮而闭关自守，全盘西化也根本行不通，唯一因应之道是在 历史精神上做纵的继承，在技巧上（有时也可以在精神上）做横的移植。两者形成一个十字架 ，然后重新出发。”（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纪弦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回归，罗门由《都市的落幕式》到《日月的 行踪》，杨牧放弃叶珊笔名，写作《将进酒》，洛夫由《石室之死亡》到《众荷喧哗》，都 是由年轻的生命意识转向中年的淡化超然，以现代观念重新把握传统题材意象，是70年代台 湾现代寻求回归东方传统文化的证明。这回归还源于70年代初发生在台湾的“联合国事件” 和“保钓运动”，这两件事激发了年轻一代的民族意识，由政治上的反美情绪，逐步发展为 经济上对美、日国际资本的揭露和批判，进而在思想文化上出现一个要求削弱西方影响，寻 找自己文化的民族归宿的思潮。这是对50年代以来台湾从军事、政治、经济到文化全面依赖 美国的西化浪潮的反拨。台岛普遍高涨的民族意识反映到文学上来，要求清算文学的“西化 ”倾向，而现代诗则是“全盘西化”的典型。这样的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已跨出了文学的 范畴，带有浓烈的社会批评和政治批评的色彩。
西化与回归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它与精神启蒙、文化批判紧密相连。世纪之初 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企图利用西方文化的部分输入来补 救传统文化，结果失败了。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更为彻底和严厉的西化运动 ，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中心大肆鼓吹“扬西抑东”，认为“东西文化，相距尚远，兼程以 进，犹属望尘”；鲁迅在几千年的经书中看到的是吃人礼教，大声疾呼“救救孩子”。这些 从政治角度看无疑是一场自我救助运动，但对传统文化的开火带有狂热偏激的色彩，他们在 攻击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价值的同时也怀疑其审美价值。一时间，西方思潮与流派如尼罗河水 泛滥一般在中国大行其道。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抗日运动，解放区文艺运动 的兴起，引发对传统文学的回归，但带有片面肯定的性质。3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意图克服 “五四”新文学的西化倾向，强调通俗性，毛泽东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 位》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及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1942年著名的 《讲话》为解放区文学指明了方向，赵树理的创作就是对民间形式通俗文学的回归；新中国 成立后，意气风发的自我赞扬歌颂中自然中断了“西化”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不仅破四旧还 打倒洋奴，陷于自我封闭自我折磨的时期，无从谈文学的西化与回归。而此时台湾现代派的 兴起无疑是对中国文学空白时期的一种填补。1978年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人的眼界，此时的 经济背景与台湾50年代中期有相似之处，在文化上人们蛊惑于西方近现代艺术的魅力，意识 流、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象征主义……种种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审美方式进入中国 新时期文学领域。明显西化的先锋文学以苏童、余华、格非为代表，注重文体实验，技巧翻 新，叙事零散，交错闪回，如苏童《井中男孩》、余华《往事如烟》，给人们一种新鲜但晦 涩的冲击力。1991年苏童以《米》为开端，又重新回归传统的情节故事，以较为平实的语言 格调展示人物命运，走向通俗化。余华的《活着》把福贵苦难一生徐徐道来，消解了以前的 虚无神秘感；《徐三观卖血记》故事情节清晰，手法写实，已回归到现实主义的主流之中。 朱寿桐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中认为在中国本来就缺乏现代主义养料的土地上，现代主 义摆脱不了边缘性命运，其富于反抗的非传统气质和先锋性姿态注定它不甘于边缘性命运， 不断向文学中心地带突进，而突进的过程也就是回归和消亡的过程。陈独秀30年代坚决反对 激进主义，拟定写书计划是《古代的中国》、《孔子与儒家》胡适主张整理国故；新感觉派 的施蛰存、现代诗派的戴望舒都回归现实主义大本营。7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派，90年代的先 锋小说也同样走在回归现实，回归传统的大道上。
20世纪欧美现代派文学和我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各民族文学交互渗透，互相学习， 取 长补短，可以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狭隘的民族自尊和自卑都不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 。盲目的自卑，产生“全盘西化”的倾向，将使文学丧失民族独特性；盲目的自尊，则满足 于艺术上的自给自足，拒绝外来影响，使得文学总是在一个比较狭小的天地里徘徊。台湾的 现代诗派的“西化”与“回归”给我们当代文学最大的启迪即是“借欧美现代派之琴，唱中 华民族的歌”，将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手法与中华民族的特征和心态紧密结合起来，创作出 优秀的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