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两次农村改革的理论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启示论文,发展史上论文,理论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0）03—0078—04
本世纪，在俄国和我国分别进行了两次令世人瞩目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革。改革使两国的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农业生产以及整个农村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农民生活的贫困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深入研究两次农村改革的规律性，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和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一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有效彻底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实践。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实施农村改革
首先，“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购制，农民以粮食税的形式向国家缴纳粮食，剩余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所有，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获极大的解放，促进了农业的巨大发展。这样既保障了国家的需要，也满足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缓和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巩固了工农联盟的基础，使农民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
其次，农民在经营自己土地的基础上，可以出租和租赁他人的土地，国家允许自由雇工。一方面，使得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改变了农奴制度下受剥削与压迫的地位，扩大了农民的经营权。地位的改变和生产条件的改变，再一次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激发了农民开发俄罗斯家园的热情，使得国家的荒山荒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使得国家的农业逐步走向了集体合作经营的道路，为以后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奠定了一定基础。
再次，农民可以将自己的余粮和其他农产品进入市场，实行自由贸易。1921年，列宁提出商品经济不可逾越的论断，突破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确立了商业和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家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农民可以利用其农产品来交换他需要的产品，以提高自己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农民的需要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国民经济得到了根本改善和全面恢复。
最后，由于确立了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通过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和开展农业技术的革新改善生产条件，客观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正如列宁所说：“在任何社会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所反抗的大体上的基本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高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社会生产率。”（注：《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09页；）
总之，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农村改革的关键，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农民问题的解决是建设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消除了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兼顾了社会主义同农民之间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粮食税实质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社会主义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的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注：《论粮食税》第481页；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适合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
二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它不仅对于指导当时俄国人民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也很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农村改革，列宁从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在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充分尊重农民利益，改革一切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思想，对我们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国原是一个比俄国更落后的国家，虽然已进入社会主义，但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如何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振兴农业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邓小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列宁从实际出发，坚持农村改革的思想与实践，结合中国国情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农村不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而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
（一）我国农村改革的背景
我国农村改革，是因“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左”倾错误而导致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候展开的。“左”倾错误的长期盛行，严重阻滞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所有制关系上，过分强调一大二公，将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均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革除；二是生产缺乏自主权。说起来，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人，但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自己并无权决定；三是劳动方式片面夸大集中劳动的优越性，一窝风，大呼隆，出工不出力，劳动效率低下；四是劳动成果分配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基本上吃的是“大锅饭”。这些问题，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由此，农民对“左”的农村政策极为不满。文革结束后，当邓小平再一次担负起领导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任后，他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断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并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邓小平首先又把目光集中投向了农村改革的探索。我国农村的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并随着进一步的解放思想而推向前进。
（二）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实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农村贯彻执行党的新经济政策。但是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很难一下从习惯了的生产方式转变到新的生产方式上来，有些同志甚至对新的政策持怀疑态度，致使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发展极不平衡，思想认识也很不一致。在这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80年5月对农村的政策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应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5页；）他还进一步强调：只要生产发展了， 低水平的集体经济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经济，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这就从理论和历史发展的高度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和积极评价，使一些干部排除了长期以来思想上、政策上“左”的影响。到1982年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80%以上，并继续向其它领域和部门扩展。中国农村的新经济体制也由此逐步建立起来。
这次改革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给农民以更多的经济利益，建立一个安定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我国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使用权同所有权分离，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使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政策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一改过去长期缓慢增长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呈现出大幅度增长的态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4倍，平均每年增长8.1%，比1953—1978年的年均增长速度3.3%快4.8 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 提高到 1997 年的5160.3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倍，平均每年增长6.2 %，比1953—1978年的年均增长速度1.1%快5.1个百分点。实践证明，经过改革新建立的农村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给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一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结束了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二是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是农民生活显著改善，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四是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三
如上所述，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邓小平的农村改革，为落后国家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建设道路开辟了新途径。这是本世纪两位伟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丰富和发展。两次改革的实践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改革的前提
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它的思想旗帜，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它的思想主题，思想的旗帜指引着时代发展的方向；思想的主题，影响着人们在实践中如何改造这个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而思想旗帜的高扬，每一次都是经过无数人的探索、冲撞乃至痛苦磨难的思想解放的不断实践才达到的。在本世纪两次社会主义农村的改革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对推动社会实践过程——生产力解放、社会进步，起着超前性、引导性的作用。战时共产主义和我国农村改革前在指导思想上都存在着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左”的错误。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体制，由于脱离了实际，都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曾告诫俄共不应从书本上争论社会主义，而应从活生生的现实中，从亿万群众实践中来研究社会主义。并提出了要向资本主义学习等著名论断。把全党的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结合起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国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的困扰，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全党思想空前获得解放，这才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及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正是解放了思想，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迎来了全国范围内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创造奇迹般的成就。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党确立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这是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复归，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和历史起点。正是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才使改革后生产力极大解放，并创造了奇迹般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现在和将来，没有深刻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就不会有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不断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两次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是导引了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繁荣，而思想的保守甚至复归，必定带来社会的退步与经济的呆滞。
（二）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是改革的原则
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而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在苏维埃俄国的农村改革中，当时的俄国共产主义政策作为渡过困难时期的临时措施起过积极作用，但这些措施违背了“小农不能剥夺”的原则，遭到农民的强烈抵制，致使社会局面不稳定，社会生产力不断下降。然而，列宁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尊重群众，尊重实践，随时总结经验教训，始终强调对农民不能强迫命令，这才导致将战时共产主义转变为“新经济政策”。在我国，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致使在实践中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经营方式屡受压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停滞不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农村改革中继承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力支持农民提出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从理论上给予肯定，从政策上给予支持，使农民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大大提高了生产率。邓小平同志讲：“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本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 ）这些论断高度概括了我们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两次农村改革说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是要通过实践来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和掌握的。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得以发挥，人民群众的利益要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来并得到满足，从而使社会主义不断前进。俄国和我国两次农村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开展任何一项工作，实行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建立在农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我们的工作之所以有成绩，总的来说就是两条：一条是靠实事求是；一条是靠群众路线。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这是过去二十年我们在领导农村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的根本经验，也是今后推进农村改革，做好农村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改革的基石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是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础和出发点。据此，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最终根源。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同生产力相适应，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逻辑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如前所述，从两次改革的实质中我们看到，列宁和邓小平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观点。1920年底，当胜利粉碎了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后，列宁提出：“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力，发展农业、工业和运输业”。（注：《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第259页；）并一再号召全党：“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 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生产力。”（注：《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第369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于1921 年底废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了以农村改革为主体的“新经济政策”，促进了当时俄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年中，全党工作重点基本上是“以阶段斗争为纲”，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深刻总结了俄国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到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性。首先，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邓小平认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页。）其次，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最后，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来看，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6 页。）1984年6 月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从而邓小平在理论上恢复了生产力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地位。为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他又提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以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我国农村通过二十年的改革，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这一根本性的变革，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总体上正在向小康阶段迈进；乡镇企业的突破和农业产业化的兴起，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农村改革的成就，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广大农民看到了走向富裕的光明前景，坚定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两次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仍然是社会主义实践走向成功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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