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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D691.2
土官制度是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行政体制。土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少数民族首领，又是封建皇朝的地方官吏。土官制度正式推行于蒙元时代，蒙元政府由于实施了这一制度，不仅加强了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而且将该地区纳入中央统一的行政建制之中，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不拟全面论述土官制度，仅就蒙元时代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略作探讨。不当之处，尚望方家赐教。
一、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
蒙元政府之所以推行土官制度，主要有以下原因。
1.土官制度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如众所知，西北民族地区早在汉晋时期就设立了护羌校尉、属国都尉、西域都护和西域长史等官职。同时，鉴于当时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不能直接委派汉族太守、县令对其进行统治，于是分封当地土著贵族为王、侯等，使其按旧俗管理属民，向中央纳质朝贡。唐时设置羁縻府州，仍令土著贵族为府州县官员，实际上是汉晋政策的延续。唐末大乱，回鹘、吐蕃、党项等互相攻伐，先后建立民族政权。在饱经战乱之后，人心思治，各族人民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和安定的政治环境，加上大部分民族首领主动归附，在此历史条件下，蒙元政府为了革除前朝弊端，废除汉唐以来的羁縻制度，推行土官制度，即对归顺的各族首领授以原职，允许世袭，但在其境内派宗王率兵驻守进行监督，派达鲁花赤参与管理，土官的升迁如同流官，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
2.土官制度的推行，与其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
土官制度最适合于封建领主制经济。蒙古贵族在统一西北地区前，西北各族已进入封建社会。除汉族和部分党项族外，其他民族都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其经济基础与土官制度相适应。
宋元时期的高昌回鹘是建立在部落制基础之上的封建领主制社会。亦都护统领各族，每族均有酋长。“高昌……所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斯、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1〕。农奴的基本成份有伊得如（燕齐户）和库瓦克。 伊得如受小封建主支配；他们被固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甚至听任主人转卖。库瓦克具有双重负担，一方面向国家交纳赋税，另一方面给本族土官纳捐服役〔2〕。
五代至宋末，吐蕃社会向封建制度过渡，到公元13世纪初，封建制度普遍在藏区确立。土地作为主要生产资料已掌握在农奴主阶级手中。元朝统一西藏后，藏区结束了长期的分散割据局面，封建农奴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3〕。
西夏在元昊立国之时，即已进入封建地主制阶段，但仍保留着大量农奴制残余和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残余〔4〕。在这种社会制度下， 分据于各地的大小部落酋长分别占有一定的土地和畜群，并役使属民为其生产。如谅诈时，宰相没藏讹庞在侵耕宋朝麟州屈野河一带土地时，就曾从“鄜、延以北，发民耕牛”〔5〕， 即驱使人民为其无偿劳动。
总之，封建农奴制将农牧奴固定在土地上，不允许自由迁徙，这种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处于落后状态，而土官制度与这种社会形态是相适应的。
3.蒙古帝国初期实行了一种与羁縻制度相类似的政治制度
蒙古帝国在铁木真的统治下，建立了千百户制度。该制度将全蒙古的部落编为十户（阿儿班）、百户（札温）、千户（敏罕）、万户（土绵）的制度，即分为能提供十名、百名、千名和万名士兵的帐篷群，并分封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等进行管理，其职衔是世袭的〔6〕。 它既是一种军事组织，又是一种行政组织。这种制度将所有民户固定在百户、千户之内，所有成年男子亦兵亦民，“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7〕。为了防止牧民摆脱控制， 札撒规定：“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着军士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到严惩”〔8〕。这种制度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官职、世守其土、 世长其民的羁縻制度十分相似。因此，蒙古贵族统治西北后，很自然地在该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了土官制度。
4.恩威并重，文武并举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于边疆民族向来持有两种政策，若其听抚，则置以官位；不听抚，则以武力代招抚，这就是恩威并重、文武并举的政策。蒙古统治者从大一统的前提出发，在征服周边民族的过程中，往往采取招抚与武力征服相结合的措施。史载：“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9〕。如果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于太祖4年（1209年）杀“恣睢自擅”的西辽少监，而“通款於蒙古”，并奏云“愿率所部以效犬马之劳”〔10〕。成吉思汗准许他“仍领其地及部民。”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在征西夏过程中，留兵围西夏都城，自己率军南下攻积石州，进入青海，攻下西宁。同时，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撒里畏吾特勤、赤闵等部及德、顺、镇戎、兰、会、洮、河诸州〔11〕。太宗时，将此地划为皇子阔端的封地，开府于凉州。阔端率军攻秦（天水）、巩（陇西）等州。金朝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归降。阔端“锡世显章服，官从其旧”〔12〕。此后，汪氏家族“门阀承荫，迄於元终”〔13〕。
公元1239年，阔端派大将多达那波率军入藏，由于西藏各教派和地方势力无力抵抗，很快控制了藏区。多达那波鉴于仅凭借武力，不足以使吐蕃臣服，于是建议阔端邀请西藏诸教派中德高望重、实力雄厚的萨迦派法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简称萨班）前往凉州会谈，议定吐蕃归顺蒙古的条件。其主要内容是：（1）各地世俗首领各安其位；（2）任命萨迦派首领为达鲁花赤，赐金、银符；各地官员处理政务要请示萨迦金符官，不许自由行事；（3）各地编籍册，开列官员姓名、 俗众人数和贡赋定额，一式三份，一份进呈，一份交萨迦官，一份由本地官员保管〔14〕。从此阔端利用藏传佛教，通过与宗教领袖结盟，实现了臣服西藏的政治目的。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在藏区建立3 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仍然通过僧俗首领统治藏区。
此外，西北社会经济及民族成份复杂，也需要由土官进行管理。西北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不同，其中有游牧者、绿洲农业劳动者和农牧兼营者，还有像喀什噶尔、叶尔羌以及阿克苏那样的商业、手工业中心；西北民族，除汉族和蒙古族外，还有回鹘、党项、吐蕃和西域回回等等。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加上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于中原，如果采用内地一样的统治方法，是难以达到富有成效的预期政治目的。
二、西北土官制度的特点
蒙元时代，蒙古贵族在西北民族地区设置行省、宣慰司、路府州县等行政组织，并安置了许多土官，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用土官，土官因功可以升迁
蒙古贵族重用土官，不惜赐以金、银符和虎符。至元4 年（1268年），“鱼通、岩州等处达鲁花赤李福招谕西番诸族酋长以其民入附，以阿奴版的哥等为喝吾等处总管，并授玺书及金、银符。铁旗城后番官官折兰遣其子天郎持先受宪宗玺书、金符，乞改授新命，从之”〔15〕。大土官汪世显、赵阿哥潘等皆佩虎符。
土官因屡立战功可以升迁。陇右土官李庭玉初“隶皇子阔端为质子，从征西川”，跟随汪氏兄弟用兵四川几十年，攻城拓地，战功显赫，宪宗赐其金符，升为管军总领兼总帅府知事〔16〕。至元年间，“蛮僚叛服不常，往往劫掠边民”。李庭玉“遣谕诸蛮豪长，率众来降”。后授资善大夫，陕西行尚书省左丞〔17〕。
2.土流参治
蒙元政府在委任流官进行统治的同时，又广泛任用土官。如阿姆河、别失八里、甘肃、陕西行省官员有流有土。曾任职于甘肃行省的长官有汉人张文谦、畏兀儿人干栾、蒙古人朵儿只失结和党项人亦邻真班。由于陇右土官汪氏家族在统一全国、平定内乱中军功显赫，因此，汪氏历代有人出任陕西四川行省要职，史载汪氏“累朝殊遇，异于他族”〔18〕。一般地说，行省、宣慰使司都元帅、路总管府长官以流官为主，民族地区的州县官、万户、千户、百户和西域各城城主由土官担任。如果说汉唐时代的土官和流官只是流官站在一边，中间通过土官联系起来，到了蒙元时代，大部分地区土官与流官并肩站在一起，或土官为正，流官为副，或流官为正，土官为副。由于大批汉族和蒙古族移民遍及西北各地，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从而使中央政府能有效地对土官进行控制，把各种对土官的措施规定得更加具体，使土官的活动受到更多的限制。
3.土官民族成份复杂
土官大多数是各民族内部的酋长，但也有汉人、蒙古人和色目人因功受封，或因居住时间长久而成为某部首领，变为客籍土官。如礼店文州汉番军民元帅石连吉，“不知其世籍”，“子孙世袭其职，遂为礼店人”〔19〕。畏兀儿人干栾，其祖哈剌“自元太祖起兵四年来归，居于永昌，故世为永昌巨族”。“久居政府”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20〕。又如元代青海地区的土官主要有吐蕃人李南哥（西宁州同知）、蒙古人朵尔只失结（甘肃行省右丞）、祁贡哥星吉（甘肃省理问所官）、畏兀儿人薛都尔丁（甘肃行省佥事）。到明代形成李土司、东祁土司（朵尔只失结后裔）、西祁土司（祁贡哥星吉后裔）和冶土司（薛都尔丁后裔）。这些客籍土官世代驻守该地，必然与当地民族交往密切，从而逐渐被同化。
4.中央政府对各级土官有任命权与处置权
元朝土官隶属于“掌天下官吏选授之政令”的吏部〔21〕。据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畏兀儿亦都护怯失迈因去逝后，其弟萨仑的奉太宗皇后脱烈哥那的命令继位。当窝阔台与拖雷两系宗王为皇位继承权而斗争时，萨仑的站在窝阔台家族一边准备叛乱，因消息泄露，被蒙哥汗处死，由玉古伦赤的斤继位〔22〕。当时西域土官牙剌瓦赤及其子马思忽惕父子俩由于牵连不深，而且很快表示效忠蒙哥汗，因此，官留原职。正如志费尼所描写，马思忽惕“战粟而来，经历了艰难和险阻，迄至最后逃脱了那个危险。他变得权势赫赫，受到很大的尊敬”〔23〕。可见土官的荣辱升迁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过去他们那种目无王法、夜郎自大的观念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其隶属、尽忠于中央政府。这种情形与“前代虚名羁縻而异”〔24〕，中央政府对土官具有绝对权威。
5.土官制度的推行，将西北地区纳入了中央统一的行政轨道之上
蒙古统治者在统一的行政管理之下，关心西北土官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表现在扶困解难，对于迁徙、流亡的人给予适当安置，避免流离失所。如畏兀儿地区经过海都之乱，政府“赐钞给之，仍免其民差役三年”〔25〕。遇到荒年，政府给予赈济。至元22年（1285年），合剌禾州饥民得到“户给牛二头、种二石，更给钞十一万六千四百锭，籴米六万四百石，为四月粮赈之”的巨大救济〔26〕。大德元年（1297年），赐“朵思麻十三站贫民五千余锭”〔27〕。中央政府对西北民族地区的赈济史书记载很多。这种赈济对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克服灾害，保证生活与恢复生产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这也反映了中央政府与西北各族休戚与共的关系。
*收稿日期：1997—01—16.
注释：
〔1〕《宋史》卷490《高昌传》。
〔2 〕[苏]吉洪诺夫：十至十四世纪维吾尔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姬增录译，《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第12期。
〔3〕王辅仁、索文清编著：《藏族史要》，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
〔4〕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247页。
〔5〕《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五月条。
〔6〕彭大雅撰：《黑鞑事略》。
〔7〕《元史》卷98《兵志》。
〔8〕〔22〕〔23〕[伊朗]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 何高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34页；上册第58—59页；下册第700页。
〔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10〕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4页。
〔11〕《元史》卷121《速不台传》。
〔12〕《元史》卷155《汪世显传》。
〔13〕〔18〕《陇右金石录》卷5《汪义武公神道碑》， 《汪氏祠堂碑》。
〔14〕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王尧译，《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79年第3期。
〔15〕《元史》卷6《世祖纪》。
〔16〕张维撰：《甘肃人物志》卷8，和通印刷馆印，1926年版。
〔17〕〔19〕〔20〕《甘肃通志》卷34，卷86，卷35。
〔21〕《元史》卷85《百官志》。
〔24〕许有壬：《至正集》卷31《大元本草序》。
〔25〕《元史》卷11《世祖纪》。
〔26〕《元史》卷13《世祖纪》。
〔27〕《元史》卷19《成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