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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量、流动与流量》课题的一部分。
［中图分类号］F21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02）02－0034－05
劳动力就业是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难点在农村，只有真正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才能避免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同时避免引发其他的社会问题。
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历史回顾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进行流动与转移，始终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1978年是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转折点。
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促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同时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辟了新的渠道。归纳起来，这一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979年－1988年，为恢复性流动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正处于农村改革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连年丰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强大的内部冲动和外部拉力作用下，第一次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期间，平均每年转移规模为540多万人，年平均增长10％左右，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由1978年的10.3％上升到21.5％。
2.1989年－1991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缓慢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受大环境的影响和自身条件的约束，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放慢。这3年间，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仅增加290多万人，年平均转移规模约为100万人左右，仅为前一阶段的18％。同期， 农村新成长的劳动力又大量进入农业就业，使这一时期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由1988年的21.5％下降为20.7％。
3.1992年－1996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迅猛扩张阶段。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改革推进、发展加快，进一步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有利气候，使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大规模转移的阶段。1992年和1993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总规模分别达到1800万人和3000多万人。
4.1996年至今，为稳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由于部分工业品和农业产品相对过剩，加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我国实行了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城市出现了下岗工人，乡镇企业压缩和调整，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较大的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发展趋缓。据抽样调查，这几年当年转移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基本维持在6％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这是历史发展必然趋势。据测算，1978年－2000年，全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平均每年转移591万人，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的76.5％。
近几年来，我国农村非农劳动力就业比例逐年上升。2000年农村非农劳动力就业比例为23.9％。从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行业结构看，工业作为主导行业，比重为37.8％，其他依次为建筑业、服务业、其他行业、运输邮电业、文教卫生业和农业。
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区域分布，主要转向东部地区，比例为68.4％；转向中部地区占18.5％；转向西部地区仅为13.1％。
2000年全国跨省的农业劳动力流量占全国的农业劳动力流量的比例为24.6％，比1999年的20.9％增加了3.7 个百分点。在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量中，转向东部地区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占84.0％，转向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分别为6.4％和9.6％。在转向东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中，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分别为56.2％、24.7％。在转向中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中，来自东、西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分别为32.5％、24.9％。在转向西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中，来自东、中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分别为10.0％、11.3％。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量分析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量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体。第二，农业劳动力富余主要表现为种植业劳动力剩余。第三，如果从劳动力与农业生产的相互关系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表现为新增农业劳动力边际产量为零。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少专家学者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有不同的看法和估算方法，估算的数值从4000多万到2亿多，相差甚远。本文在测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时， 主要是这样考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需要量，这是得到共识的。其中关键是计算农业劳动力需要量。前面已经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经济学特征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在这之后再增加的农业劳动力即为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函数为Q（A，L，K），其中A、L、K分别为农业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所投入的土地、劳动力、资金。测算农业劳动力实际需要量，首先需要确定现有耕地在资源优化组合情况下，能够容纳多少劳动力，这一点既受农业生产条件（如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也受复种指数、管理程度等生产要求限制。
本文仅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分析农业生产总量达到最大时，各生产要素（本文仅指劳动力与耕地）按最优配置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从而推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
模型构造：
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L[d]K[1－d]，两边取对数LnY＝LnA＋dLnL＋（1－d）LnK，根据其经济特征，农业总产值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通过计算多年的回归模型，发现1978年比较符合这一条件，即劳动力与耕地面积指数之和接近1。回归结果如下：
该模型通过各项统计检验，因此，我们得到下面的农业总产值与农业劳动力、耕地面积的生产函数模型：Y＝18.43×Land[0.6]×Lab[0.32]（其中：Y为农业总产值，Land为耕地面积，Lab为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
实证分析：
根据1999年农业总产值和耕地面积计算，可得到1999年实际需要农业劳动力1.5亿人，而同年农业劳动力数量为3.2亿人，因此，1999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1.7亿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 然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也有所差别。通过应用Cobb－Douglass生产函数分析各区域农业劳动力富余情况，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呈反比。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少；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多。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较高，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也较高，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劳动的机会就比较少，农业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中部地区为9058万人，西部地区为7798万人，其中：安徽、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都有超过千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农业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较低，农业从业人员比例也较低，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劳动的机会就比较多，农业劳动力尽管可以充分利用，但是因为这些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农业劳动力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大量农业劳动力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因此农业劳动力不仅剩余很少，甚至还需要外来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其中：福建还需要2500万人，广东还需要1700多万人。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定量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其转移行为一般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经济的因素；二是资源的因素；三是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为了准确反映各种因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这里以1998年的农村劳动力抽样调查及农村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1.相关分析
根据1998年各省、区、市的数据，以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为因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劳动力剩余率、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第一产业比重、乡镇企业增长率、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城市化率为自变量，进行的相关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高度正相关，表明在不同地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从事食品（农业）生产的人员比重下降，转移的比重提高。第一产业比重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高度负相关，表明在不同地区，随着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城市化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中度正相关，表明劳动力的素质和城镇容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一定的正影响。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中度负相关，表明随着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在上升。农业劳动力剩余率和乡镇企业增长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呈现出低度相关，一是反映出由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较大，对年度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影响不大；二是反映出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减弱。
2.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上述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劳动力剩余率、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第一产业比重、乡镇企业增长率、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城市化率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第一产业比重、乡镇企业增长率4个解释变量通过T检验，整个模型通过F检验，说明回归效果显著。模型的复相关系数为0.9534， 表明上述7个变量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95.34％。根据T 检验值的大小，可以进一步得出7 个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影响作用依次为：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第一产业比重、乡镇企业增长率、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农业劳动力剩余率、城市化率。
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主要原因，各变量解释程度，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
第一步回归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一变量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83.85％。第二步回归结果表明， 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经营耕地面积这两个变量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93.15％。 第三步回归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第一产业比重三个变量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94.49％。这清楚地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首位原因，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第一产业比重分别是第二、第三位的原因，其它变量的影响不大。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定量分析
由于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省流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特点。一般地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流动，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地区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劳动力往往流向高工资地区；二是地区间就业环境的差异，如第三产业发达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就较强，非正式部门（如私营企业）发达地区，就业限制就较少；三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差异，如经济增长水平，城市化水平等。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具体化为可计量的统计指标，可列为：（1 ）因变量：农村转移劳动力流入比重，即全国各地流入某省的农村劳动力占当年全国跨省流动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反映一个地区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和吸引能力。（2 ）解释变量：职工人均工资、第三产业比重、私营企业户数、GDP增长率、城市化率。
在运用1998年农村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时，为了提高分析的效果，没有包含广东的数据。
1.相关分析
根据1998年分省、区、市的数据，对各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入比重与职工人均工资、第三产业比重、私营企业户数、GDP增长率、 城市化率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职工人均工资与农村劳动力流入比重具有高度正相关，表明不同地区随着职工人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比重也愈高；第三产业比重、私营企业户数、GDP增长率、 城市化率与农村劳动力流入比重呈中度正相关，说明这些因素对农村劳动力的跨区流动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2.回归分析
对各地区1998年农村劳动力流入比重与职工人均工资、第三产业比重、私营企业户数、GDP增长率、城市化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结果表明：职工人均工资、私营企业户数、GDP增长率三个解释变量通过T检验，整个模型通过F检验，说明回归效果显著。模型的复相关系数为0.7898，表明五个变量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入比重的78.98％。根据T检验值的大小，可以进一步得出五个变量对农村劳动力流入比重的影响作用依次为：职工人均工资、私营企业户数、GDP增长率、城市化率、 第三产业比重。
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入比重的主要原因，各变量解释程度，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
逐步回归结果表明，职工人均工资这一因素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入比重的66.78％， 职工人均工资和私营企业户数这二个因素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入比重的75.36％，这说明， 地区间职工人均工资的差异是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原因，私营企业户数是第二位的原因。
三、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对策建议
1.加快发展小城镇建设。据测算，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1.7亿人，每年跨地区流动的就有几千万人。我国国情决定了现有的城市不可能容纳如此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依靠发展小城镇的二、三产业进行吸纳，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目前我国约有6万个小城镇。 小城镇与非农产业相结合，既能加快小城镇的发展，又可以安置大量农业劳动力就业。据有关部门测算，2001－2015年，我国城镇化速度如果每年能够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2.5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转为市民。“十五”期间每年至少可安排1500万农村人口。
2.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增大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载体。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累计吸纳了约1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就业， 年均吸纳近600万人，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但90年代以来， 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究其原因，除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外部市场条件变化及自身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等直接因素外，导致乡镇企业就业弹性过度下降还有深层的体制原因。这种体制原因导致乡镇企业的空间布局高度分散，导致自身产业结构畸轻畸重。有研究表明，如乡镇企业改善布局，向小城镇集中，由此将产生积极的连带就业效应，将带动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样投资带动的就业将是分散办厂的150％。
3.大力发展开发性农业，提高农业内部吸纳能力。要把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部分尽可能地稳定在农业内部。在经济增长方式逐渐转变的形势下，应通过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围绕农村资源的综合开发，形成新的主导产业，以主导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以此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立体农业，挖掘农业生产的内部潜力。据预测，最低限度可吸纳9000余万劳动力。
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建设一批投资小、见效快、无污染、资源可再生、并能容纳大量劳动力的新型产业，以达到既发展经济，又启动市场、扩大就业的目的。
4.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积极吸引外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中国已经吸收了26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建立了33万家“三资”企业，创造了18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但大部分都集中在制造业。如果政府开放服务业市场，获得同样规模的外商投资，由于较高的就业增长弹性可能产生4000万－5000万新增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