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税收政策提升居民储蓄存款的投资、消费转化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政策论文,储蓄存款论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由国家拿大头、居民拿小头的分配格局已逐步调整为国家通过税收掌握一部分财力，而大部分社会财富留在民间的新格局。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已达10.3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8%。而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只增长9.5%，表现出明显的“超储蓄”现象。尽管“花明天的钱”已成为相当多的现代都市人的消费理念，可为什么大多数老百姓仍把钱存在银行不花也不去投资呢？
一、我国超储蓄现状的成因
依据居民储蓄潜在用途的不同，一般可以把居民储蓄分为满足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应付失业、养老、医疗、供子女上学、买房子以及生活中不确定的意外支出的需要；后者则是为了购买别墅、汽车、旅游、自我发展等方面的需要。据2002年5月中央银行的调查显示，目前65%左右的被调查者在选择剩余资金的去向时，选择了“储蓄存款”。而储蓄的动机分别是：教育占19.8%、养老占13.6%、买（建）房或装修房占11.9%、应付治病、失业或意外占11.1%，等等。对于这些主要是为未来特定支出、突发事项支出做准备的储蓄，目前还很难促使其进行投资和即期消费，除非居民的失业、养老、医疗、子女上学、买房子以及生活中不确定支出等能得到可靠的社会保障。然而，在国家相应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以我国保险市场为例，2002年中国保险密度（人均保费收入）为237.6元人民币，而世界平均水平约为360美元；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本国当年GDP的比例）不到3%，而世界平均水平为6%。因此，为满足基本需求的这一部分储蓄，不管利息如何变化，都很难转化为投资和即期消费，但这一部分储蓄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来源于闲暇资金沉淀的非基本需求储蓄，在投资条件具备，市场吸纳能力足够时，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可能性本来是较大的。问题是当前民间投资产品中占重要地位的股票、国债、基金、保险各有其弊：股市风险太大；国债利率偏低；保险市场服务水平不高。以中国股市为例，在上市公司、投资机构和散户三种投资主体中，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散户处于严重劣势。2002年7月《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的研究资料表明，提供了80%市场利润的散户，却只有获得市场10%利润的可能；我国上市公司中有70%的企业未给投资者创造价值。从1995～2000年的数据看，上市公司派现平均每股在0.2元以下，投资者获得的股息收益远远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由此可见，在当前的情形下，上述两部分储蓄都很难转化为投资和即期消费，从而形成我国目前的这种高储蓄状况。高储蓄一方面有利于聚集资金用于投资，另一方面又是投资渠道不畅的表现。长时间的高储蓄，特别是“超储蓄”，对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如何使高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即期消费，乃是当今社会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即期消费的必备条件
目前在我国，民间储蓄中的80%集中在20%的人手里，这20%人手中的储蓄，再依据“二八定律”推算，大致有20%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80%可用于投资。如果按照这一情况，那么，在当今10.36万亿元人民币的储蓄存款中，大约就有6万亿元左右的储蓄存款是属于非基本需求储蓄，这部分储蓄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能够迅速转化为投资和即期消费的。因为这部分储蓄不像为满足基本需求的储蓄那样具有稳定社会的功效，它若不能转变为投资或即期消费，则不仅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资金需求，不能通过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反而会使银行由于大量的资金贷不出去，而出现被胀死的潜在危险。
对于拥有非基本需求储蓄的人来讲，是否投资于一项资产，最基本的考虑有两点：一是资产的预期收益有多大；二是获得收益的风险有多大。是否进行消费，最基本的考虑也有两点：一是消费的效用有多大；二是消费的成本有多大。因此，要使这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即期消费，主要应从两方面创造条件：一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减少投资风险，引导这部分储蓄的拥有者主动把其储蓄转化为投资；二是提高储蓄成本，相对减少投资成本和消费成本，给这部分储蓄的拥有者施加一个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的压力，促使他们去投资和消费。
三、提升居民储蓄存款的投资、消费转化率的建议
（一）加强法制和信用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1.规范、发展金融市场，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以往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要创建良性发展的投资环境，没有一个规范化的金融市场是不可想象的。为此，就要加强相关法律的立法、执法工作，以法制来规范投资市场，进一步完善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提升依法行政、依法监管的水平；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尽量避免上市公司出现虚构利润、关联交易、欺诈上市等问题，恢复上市公司的诚信，让投资者“放心入市”。
2.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形成良好的信用体系。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有赖于建立良好的信用体系。对于金融市场来说，由于金融市场交易的是价值符号，双方的交易纯粹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交易双方的任何一方不守信，特别是强势一方的不守信，就会造成交易市场的萎缩；良好的信用则会促使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对于消费市场来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消费形式已在逐步缩小，而持卡消费、信贷消费的比例正在稳步上升，信用在消费领域越来越重要，良好的信用必然会有力地促进消费的增加。因此，良好的社会信用可以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拉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当然，信用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法律的支持。
（二）运用税收政策，促使非基本需求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即期消费
加强法制、信用建设对于储蓄的转化具有基本而深远的作用，但这毕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目前来看，我们还可以从税收政策着手，尽快提升非基本需求储蓄的投资和消费转化率。
1.修改部分税法，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人们一般都是在高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超过无风险资产（如政府债券）的预期收益率，并足以补偿这一冒险活动时，才会冒着高风险去投资。如果法律允许投资者从其应税所得中冲销部分亏损，政府则不仅可以分享投资者成功时的收益，而且也应该酌情分担投资者的损失。这样，就会激励人们从事具有高风险的投资，扩大投资面。如果税法不允许冲销亏损，政府只在投资者成功时分享利润，而在投资者亏损时不分担损失，就会引导人们选择更具安全性的资产拥有方式。1999年11月1日起，我国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由此促使了非基本需求储蓄寻求新的货币增值渠道的愿望，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分流储蓄的作用。但由于同时对股息、红利等资本投资所得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而没有任何扣除的规定，使个人投资报酬减少，且与企业所得税存在着重复征税问题，个人在承受高税负的同时还要承担投资的风险，这就使得一部分人为寻求资金保险，更愿意在储蓄和投资之间选择前者。这样就降低了投资收益，从而降低了投资的欲望。
2.开征社会保障税，增强居民投资意愿。自19世纪末德国首创社会保障（险）税以来，国际社会进行了广泛的实践，且实践结果表明，正是社会保障税自身的优越性，促进了这一税种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兴起和发展。我国正处在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原来那种几乎全盘复制前苏联模式、实行与就业高度重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合时宜，而现行的主要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比率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模式，其弊端也很多。现在，由于人们收入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同时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制度的改革，使居民目前及预期的支出项目和数额增多，居民持币惜投的意愿十分明显。为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使居民在医疗、住房、失业等方面免去后顾之忧，从而刺激其投资欲望，分流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无疑是明智之举。当然，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不仅要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还必须特别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低水平、广覆盖，以避免出现福利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危机。
3.开征个人财产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政府都重视财产税，并把它作为税收体系的重要组咸部分。大部分国家财产税的征税对象主要是房屋、土地等不动产，但也有不少国家对居民存款征税，其主要作用是缩小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针对当前我国的现状，征收个人财产税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促使满足非基本需要的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即期消费。因此，可将它设计成静态的个别财产税，即对个人所拥有的财产进行分类征税：(1)征税对象重点是居民的储蓄存款，其他实物性财产可以少征税或不征税。(2)计税依据是居民年均存款余额。(3)税率为超额累进税率，存款余额越高，适用税率越高。只要合理设计累进级距和对应税率，就可以使满足基本需求的储蓄负税很低甚至为零，满足非基本需求的储蓄负税大幅上升。这样，在投资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高收入阶层为了避税，就会将储蓄存款向投资领域和消费领域分流，汽车、住房、耐用电子产品的消费就会升温，继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4.调整个人所得税，增加税收抵扣项目。个人进行某些投资，或购买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支出，可以凭合法有效的凭证，分期按比例抵扣个人所得税。这样，将存款向投资和消费领域分流的居民从税收中得到双重好处：一方面，减少了存款，每年可少缴个人财产税；另一方面，某些投资和大宗消费支出，又可按比例抵扣个人所得税。因而，在税收杠杆的作用下，高收入阶层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就会被迫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根据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将存款向消费领域或投资领域分流，使消费——投资、效益——收入、就业——消费出现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