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坚持科学论文,评价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家都清楚，“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曾经发生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认为，既然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只能搞“两个凡是”，不能承认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一种是认为，既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也就成为问题了。邓小平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他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同时坚决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为此，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说：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正确地总结过去，才能胜利地开辟未来。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历史决议对此所作的结论，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和极其深远的意义。正如一位老同志所说：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那样，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搞什么“新思维”、“公开性”，全盘否定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那将是一种什么样局面？！只能是天下大乱，人民遭殃。
邓小平当时希望，历史决议通过之后，大家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不再去争论历史问题了，而是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把当前的事情切实办好。这个目的也确实达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对任何人来说，都一劳永逸地获得了解决。1989年2月方励之等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 就曾公开鼓吹“清算毛泽东主义”、“消除毛泽东主义的影响”。有人并且说，苏联已经在清算斯大林了，“现在是对毛泽东采取同样作法的时候了”。否则，“我们将不能越过我们前面的这堵墙，并且向前进”。
为什么那些人认为必须在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大作文章呢？因为他们想要中国走的道路同毛泽东开辟的新中国的历史道路是正相反对的。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来鼓吹“非毛化”，但他们所说的改革同我们党倡导的改革根本上是两回事。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而这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是在毛泽东领导的时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确立的。那些人要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所以，他们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视为一堵必须推倒的拦路的“墙”。不过，他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科学地解决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这就为他们搞“非毛化”设置了一个真正难以逾越的障碍。
我们应当坚持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这并不是说，对毛泽东的错误就不可以、不应当进行批评。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毛泽东的功绩与过失、正确与错误，都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它们不仅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是没有疑问的。事实上，我们党对于毛泽东的过失、错误并没有加以掩盖或粉饰。因为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党，是有义务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进行学习的。问题并不在于能不能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而是在于站在什么立场上，运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评价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提出三点看法：第一，应当实事求是地摆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借批评他的错误的名义，丑化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崇高形象，玷污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旗帜。第二，要以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来看待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科学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三，在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时候，必须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下面，着重谈谈第三点。
尊重事实，这是进行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规则，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具备的起码品质。周恩来说过，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而一些贬损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论著和言论，很难说是尊重事实的，因而也很难说是采取了科学的、忠于真理的态度的。这里，我举几个例子，以供讨论。
例子之一。有人说，在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同共产国际并没有什么分歧，他不仅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压制，相反，是很受共产国际的赞赏的。按照这种说法，党的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就不能成立了。因为决议明确肯定：“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历史的真相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知道，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重大贡献，就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不赞成这条道路，并且在自己的决议、指示中一再强调，要中国共产党坚持城市中心的路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知道，王明路线就是共产国际路线，就是斯大林路线。而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以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人（如邓小平）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也是人所共知的。无视上述基本的历史事实，仅仅以斯大林或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直接地公开点名批判毛泽东这个现象为根据，来证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这种说法实在是太肤浅、太没有说服力了。
例子之二。有人说，毛泽东是根本反对八大路线的。按照这种说法，在党开始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毛泽东就是站在正确路线的对立面的，这样一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地位自然也就应当被否定了。
历史的事实是，八大的政治报告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毛泽东的直接参与下写出来的。刘少奇在主持报告的起草工作时，先请陈伯达写了第一稿，不成功；又请胡乔木修改了两次，也没改好。据邓力群回忆：刘少奇听了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说：“哎呀，这个政治报告改来改去，乔木也搞不透，现在主席讲了十大关系，问题解决了，就以十大关系为我们这个报告的纲（以后就是按这个精神，由胡乔木改的……）。”邓力群同志认为：“可以说，八大的报告是少奇和毛主席两个人密切合作形成的。”（《百年回眸话少奇——访邓力群同志》，见《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 期）另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林克等所著的《历史的真实》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记载：“从（1956年）8月上旬直至9月14日（八大开幕的前一天），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就用在指导并亲自修改八大政治报告上。在现存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的八十多份修改稿，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的有二十一份，增加了许多重要内容”。八大开幕前夕，9月11日， 他还给刘少奇写信说：“你和周恩来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毛泽东从1956年8月上旬至9月14 日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稿都已经汇集刊印出来了。
由此可见，说八大报告是刘少奇背着毛泽东搞出来的，说毛泽东一开始就反对八大报告，实在是弥天大谎。诚然，毛泽东后来对八大就政治报告所作决议的个别提法提出过不同意见，这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那个提法本身确实值得推敲。正因为如此，不仅八大以后，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式文件也不再使用那种提法了。对八大决议中个别不确切的提法表示不赞同，这同反对八大路线是一回事吗？
例子之三。有人说，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这种观点最初是国外学者发明的，国内也有人响应这种观点。对于毛泽东所作的这种指责，带有严重的、根本的性质。因为民粹派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派别，民粹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如果认为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倾向，那就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已。
历史的事实又是怎样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一再强调，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界限，清除民粹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早在1944年8月， 他在致秦邦宪的信中就说过：“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1945年5月， 他在中共七大上又提请全党注意，民粹派的思想“在农民出身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1948年上半年在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他再次提出，要反对民粹主义的思想。所有这些事实，难道是抹煞得了的吗？
胡绳同志在自己文章中指出，毛泽东曾经明确地反对了民粹主义。这是合乎事实的。但胡绳同志同时又认为，毛泽东曾经“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并且把毛泽东关于“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个论断，说成是民粹主义的“典型的说法”。我认为，这是对毛泽东的误解，在理论和事实上都站不住脚。
毛泽东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领导了以156 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他再次强调：“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在《介绍合作社》这篇文章中，当他讲到“一张白纸，没有负担……”这番话的时候，也是想以此论证“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个观点，这同民粹派关于社会主义应当以小生产为基础的思想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历史表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赶上甚至超过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以后，德国超过它了。英国人到美洲殖民时，美洲可以说是一张白纸，而后来美国不但超过了英国，也超过了德国。“譬如积薪，后来者居上”。这是因为它们可以把当时已经达到的先进技术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不需要重复以往技术进步的每一个阶段、每一种步骤。胡乔木在1983年5月14 日同美国记者白修德谈话时，对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就作出过这种阐释，并且曾经在肯定的意义上加以引用。他指出：“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可以发展最新、最现代的科学教育事业。”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这样一个历史规律。这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是同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断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曾经说过：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过，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生产力论的。“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7页）我认为，为了正确地评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同庸俗生产力论划清界限是很有必要的。
总起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长足的进展。但是，考虑到还存在着上面所说的那样一些复杂的情况，我们仍然有必要强调：应当很好地学习邓小平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论述，坚持历史决议的有关的基本结论。江泽民同志说得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在对待这样一个全局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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