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背景下的中美分歧管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管论文,美分论文,大国论文,关系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习近平等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在谈及中美关系时，曾多次提及“管控分歧”，这是一个新说法。2011年6月27日，在接见基辛格博士时，习近平表示，互利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双方应坚持相互尊重，增进战略信任，有效管控分歧。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中美应管控分歧的概念。2013年6月，在加州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他进一步指出，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中方期待同美方增进信任、巩固共识、扩大合作、管控分歧。2013年3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不否认中美之间有分歧，但只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管控好分歧，就可以使共同利益超越分歧。中国领导人为何提出分歧管控？中美管控分歧存在哪些有利条件？又有哪些障碍？如何克服？本文试做解答。
分歧管控提出的背景
分歧管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以及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提出的“求同存异”外交原则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对中美关系而言，分歧管控也不是新事物，从关系正常化时代即已开始。当时，中美在社会制度、国际战略等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但在起草《上海公报》时，毛泽东提出不要掩饰中美分歧，各自摆明两国的不同意见和共识。出于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考虑，中美采用这种各说各话的方式，搁置了双边分歧，建立起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冷战结束后，苏联对美国的威胁解除，中国的支持不再是必需，双边分歧凸显。两国在人权、对台军售、西藏等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屡屡导致关系紧张。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贸爆炸式增长，对美贸易盈余激增，在如何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上，双方产生严重分歧，围绕汇率问题展开激烈博弈。在这种形势下，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美要“妥善处理分歧”，不希望中美关系的大局被细枝末节问题破坏。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实力迅速增长和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崛起大国与既成大国间的权力转移似乎正在发生。中国希望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以免自身崛起进程被打断，但随着中国全面涉入全球性事务，利益在全球不断扩展，不但中美既有的双边分歧没有化解，新的分歧又层出不穷。中美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地区热点问题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管控分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这一说法显示，在当前中美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对妥善处理中美分歧的前景不再抱有过高期待，而是更加务实，希望维持现状。
中美分歧管控的有利条件
当前中美关系中存在很多有利因素，为实现分歧管控提供了动力：
第一，国际环境整体和平稳定，为管控分歧提供了客观条件。与20世纪头十年相比，21世纪头十年的战争和冲突数量和烈度大大降低。据统计，目前是两百年来冲突最少的时期。①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利益相互交织，相互依赖，对立和冲突的代价大大高于收益。一般而言，如果两国争吵得不可开交，在没有任何外部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分歧有可能失控，升级为敌对行为，如经济制裁、终止援助、断交、禁运等，甚至可能引发战争。但是，由于世界总体和平，冲突的代价很大，谈判已经成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国家间分歧失控的可能性已经大为减小。
就中美关系而言，随着双方在经贸、金融等领域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中美分歧失控的代价越来越大。在国际事务上，两国合作的收益远远大于不合作和对抗的收益。在战略上，两国都拥有核武器，至今相互核威慑仍然有效。近来，美国战略界正在进行一场辩论，主题是“空海一体战”(Air Sea Battle)和“离岸控制”(Offshore Control)作战概念的利弊。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哪种战术能有效应对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行动，同时又能避免中美潜在冲突升级为核战争。②从这场辩论可以看出，由于中国拥有核威慑力量，美国根本不愿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第二，自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在应对分歧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对方的政治体制、决策机制和利益关切越来越熟悉，为管控分歧提供了智力条件。中美之间在各领域、各层面的近百个官方对话机制和无数半官方与民间交流机制为分歧管控提供了渠道。两国的国际问题智库和研究人员也居功阙伟，为各自政府提供了丰富准确的信息和外交决策参考。在多数中国国际问题智库中，美国研究在国别研究中最受重视，得到的财力和智力支持最多。同样，美国智库和高校越来越重视中国研究，主要智库和高校都有专门研究中国的专家和机构。
第三，尽管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可能加剧两国战略竞争，但对分歧管控来说未必是坏事。随着实力地位的变化，中国看问题的视角也在变。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外贸只占国民经济中很小比例，对海上航道安全的需求并不高。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对航行自由和安全的关切度自然上升。中国积极参与美欧各国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联合行动，正是出于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的需要，这与美国的利益不谋而合。
在不干涉内政问题上，中国传统立场也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利益的全球性拓展，外交要为海外企业保驾护航的呼声日上，这难免与中国传统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相抵牾。尽管中国政府仍坚持这一原则，但在外交实践中，已经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利比亚内战中对联合国制裁卡扎菲政权的决议投赞成票就是一例。正如著名国际问题学者阎学通所言：“等到中国与美国一样强大时，我们对主权的看法就和美国一样了”。③
中美分歧管控的不利因素
尽管存在上述有利条件，中美要管控分歧并不容易，有诸多障碍需要克服。由于各国之间存在客观差异，分歧是国际关系中的常量。正如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所言：“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不同，中美之间存在分歧很正常”。④美国即使是与同文同种的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之间也存在嫌隙，遑论中美这两个差异巨大的国家。因此，影响中美分歧管控的不是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而是一些更具主观色彩的因素：
第一，中美两国部分民众存在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团队所做研究的结果表明，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美两国民众过高评价自己的国家，并认为自己国家应在国际社会享有特权。⑤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是“自由的灯塔”，“山巅之国”，美国政府也高调宣扬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观”，屡屡公开宣称要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同样，很多中国人也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不但看不起小国，连日本、印度等大国都不放在眼里，认为普天之下只有美国算得上对手，只有中国有能力与美国竞争全球领导地位。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民意，因此当两国出现分歧和摩擦，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起来时，两国政府忌惮民意，很难相互妥协。
第二，中美双方存在严重的战略互疑。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疑虑重重，当美国决定将60％的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时，认为这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之举，而不考虑美国有藉此控制国防开支的因素。“阴谋论”在中国也有很大市场。同样，“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拥趸众多。他们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充满忧虑，担心其威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而不考虑中国受国内问题困扰、无意挑战美国的心态。美国国会立法限制中美航天合作和军事交流，体现出浓厚的冷战思维。严重的战略互疑使管控分歧的难度加大，因为两国政府立场往往会受国内因素的干扰，平添变数。
第三，中美两国不再像冷战期间那样拥有紧迫性共同威胁。通常而言，当面对共同安全威胁时，两个国家会搁置分歧，组建同盟。一旦威胁消失，两国间矛盾又会浮现。“9·11”事件以后，中国加入美国的“反恐同盟”，与美国开展反恐合作，甚至进行情报共享。但是，由于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存在差异，两国分歧很大，难以做到真正的同仇敌忾。美国始终不承认中国新疆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是恐怖主义袭击并加以谴责，主要原因是，这些恐怖袭击只对中国构成威胁，并未对美国构成威胁。紧迫性共同威胁的消失加大了中美分歧管控的难度。
中美分歧管控的途径
中美克服障碍，实现分歧管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双方应努力做到尽量全面客观看待自己，防止“民族自恋”倾向。“韬光养晦”就是邓小平在正确把握中国自身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外交原则，曾经为中国发展经济创造了友善的国际环境。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很多人沾沾自喜，产生幻觉，认为中国已经强大到足以挑战美国的程度，可以放弃“韬光养晦”政策，因此有时不经意间在对外政策宣示和交往上表现出傲慢自大情绪。这一倾向导致中国近年来在周边外交上陷入被动，因此必须加以遏制。
美国也可以借鉴“韬光养晦”原则。例如，美国可以重新评估其推广普世价值观的政策，反思是否这些价值观真的“普世”，是否可以强迫别国接受。
如果双方不能客观看待自己，则难以做出妥协，分歧有失控之虞。反之，如果两国都能做到谦虚低调，互相尊重，将为管控甚至弥合分歧打下牢固基础。
第二，中美应投入更多资源，加强本国国民对对方的客观认识，以减少战略互疑。例如，政治家应多向本国民众介绍中美关系中的积极进展，客观解释存在的问题，避免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发表攻击对方的言论。再如，两国学术机构可以通过举办研讨会、资助访问学者研究、开展二轨对话等形式，加强对对方政策意图的认识。一方面，两国可以在大量客观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判断对方是否存在恶意；另一方面，学术交流与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有助于民间增信释疑，缓解内部分歧。
第三，两国应搁置分歧，设法寻找潜在威胁，特别是在全球性问题上开展合作。一方面，中美在经济总量、进出口总额、农业生产和消费、能源生产和消费、碳排放量等方面已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两国开展合作对解决全球性问题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可以为两国建立信任，使棘手的双边问题更容易解决”。⑥具体来说，两国可在朝核、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存在潜在危机的问题上开展合作，建立危机磋商和管理机制，加强两军交流与对话，开展对有关危机的联合历史研究等。
总之，正如基辛格所言，中美是否走向冲突取决于两国的战略选择而非必然。⑦如果中美两国能遵循上述途径管控分歧，相向而行，同时努力，那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将充满光明，双方便会避免落入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然走向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注释：
①Azar Gat.Is War Declining-and Why?[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013,50(2):149-157.
②Elbridge Colby.Don't Sweat Air-Sea Battle[J].The National Interest,July 31,2013 and T.X.Hammes.Sorry,Air-Sea Battle Is No Strategy[J].The National Interest,Aug.7,2013.
③Mark Leonard.Why Convergence Breeds Conflict[J].Foreign Affairs,Sept./Oct.2013:129.
④杨洁篪．谱写中美跨越太平洋合作的新篇章[EB/OL].[2013－07－09].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kw_602251/t1057443.shtml.
⑤Huajian Cai,Peter Gries.National narcissism:Internal dimens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rrelates[J].PsyCh Journal,2013,2:122-132.
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中美合作：全球未来的关键[R].2013－10－11:3.
⑦Henry Kissinger.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Conflict Is a Choice,Not a Necessity[J].Foreign Affairs,Mar./Apr.2012: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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