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丰硕成果 ——回顾50年来的中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立自主论文,丰硕论文,年来论文,成果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前，新中国的诞生为我国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旧中国屈辱的外交终于成为历史。50年来，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充分地显示，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具有充分的力量和坚强的意志，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对一切外来力量对我国内政的干涉。中国创造性地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并且主张以这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适时地调整外交政策。中国始终如一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建立各种力量可以相互制约的多极化世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中国重视发展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致力于创造和平的周边关系。
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建国前夕，毛泽东阐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周恩来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引申到外交领域，提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他指出，维护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政治上自主而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经济上自主而不依赖外援，是我们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区别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所在。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能让步的。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政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同盟，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
“一边倒”
1949年9月，在建国的前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确定了中国要“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再请客”这三大外交决策，以逐步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和影响。同时对外宣布，只有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对我友好的国家，新中国才与其通过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一边倒”的政策是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8 周年撰文《论人民民主专政》第一次提出的。他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近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就近十年和二十八年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建国之初，中国外交面临艰巨的任务，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怀有敌意，苏联对中国还不放心，不少周边国家对中国也疑虑重重。为了捍卫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支持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战争，坚决反对美国霸占台湾，不断打破美国对我国的封锁、制裁和孤立，从1949年到1971年和美国直接对抗达22年之久。中国在建国之初坚持“一边倒”，赢得了苏联、东欧和亚洲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支持。1971年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下，中国挫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也持续加强。
“一条线”
中国执行“一边倒”政策，倒向苏联，并不意味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周恩来都多次明确指出，对苏联不能有依赖之心，并且对苏联的大国主义不断地进行批评。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之间存在的分歧日趋加剧，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进行必要的斗争。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要求在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潜艇舰队问题上，暴露出苏联企图从军事上进一步控制中国。中国寸步不让，进行了坚决斗争。此后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直到破裂。事实上此时中国处于腹背受敌，面临反美和反苏两条线作战的险恶形势。美苏在争夺世界霸权中，苏联日益咄咄逼人，到处采取攻势，而美国则陷入越南战争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邓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 日对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讲过：“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7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1973年2月， 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第四次来访的基辛格时，提出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设想，以对付苏联的威胁。通过中国外交政策的这一重大调整，有力地牵制了苏联的扩张主义势力。而中美的接近，改变了两国直接对抗的局面，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1970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还只有55 个， 到1980年后已增加到124个。在推行“一条线”战略方针时期， 中美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对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则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特别是围绕台湾问题，为了维护我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大业，对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邓小平同志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就改变了“一条线”战略。这一政策重大调整的原因，一是美苏争霸世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由苏攻美守进入了相互僵持不下的局面。二是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经过7年之久， 卡特总统终于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与台湾“断交、废约和撤军”三原则，中美两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但是美国政府不顾中国的抗议， 又在同年4月签署了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三是中苏关系开始有所松动。1979年9月，中苏两国为了解决中苏关系悬而未决的问题， 开始两国副外长级的国家关系谈判。这标志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外交进入具有邓小平外交思想鲜明特点的新时期。
邓小平外交思想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发展中的重大变化，作出了新的判断。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这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改变了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保持了核战略平衡，没有一家敢于动手。与此同时，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各国人民不希望战争，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20世纪下半叶，围绕着是否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观察国际形势、确定本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依据。而基于对世界大战是否爆发的判断，又对本国国内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邓小平同志对世界大战是否爆发的判断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和平环境下加速进行经济建设，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策的最为重要的依据。
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从建国后50到60年代“一边倒”的第一阶段，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一条线”的第二阶段，进入到具有鲜明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特点的第三阶段。中国在经过了和苏联结盟、共同抗美，和中美相互接近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时期，提出和谁都友好、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此，中国特别重视发展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要始终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为维护第三世界的权益而斗争。
90年代前后，国际形势剧变，两极格局瓦解，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这一期间，我国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受住西方国家企图孤立、制裁和压垮我国的巨大冲击，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我国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事业，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为开创外交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展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是外交政策基本立足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旧的殖民体系正在崩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
回顾建国50年的中国外交发展进程，人们清楚看到，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外交上始终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和大量的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签订了友好条约。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10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进行历时近两个月的访问，体现中国和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中相互支持的紧密关系。在这期间，周恩来总理还发表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加强团结、和平协商解决相互争端的五项原则。周总理发表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成为长时期以来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加强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基本原则。
从近几年国际形势发展看，中国在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深感和发展中国家永远站在一起不应是权宜之计，而应是长远的战略。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始终和亚非拉国家领导人保持密切的接触，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各国的主权独立而互相支持。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更是密切配合，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西方一些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企图。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加强团结合作，才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营造和平周边环境逐一解决边界争端
今年8月24—28日，江泽民主席出席了中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比什凯克会议。会晤期间，中吉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吉国界补充协定，从而在两国全长1096公里之间已经有了一条没有争议的边界。
新中国成立50年来，始终重视开展睦邻友好外交工作，逐一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争端，和一些国家签订边境条约或协议。中国陆地边界有2万2千余公里长，在15个陆地接壤邻国中，已有10个国家和我国签订了边界协定。现在还有4000公里边界尚未划定，主要是和印度以及越南等几个国家。
为了保障边境地区安定，中国先后分别同印度以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签署了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等协定。1994年江泽民同志访问越南时，提出解决中越两国关系的十六字方针：“方向明确，逐步推进，大局为重，协商解决”。中国致力于和越南解决边界问题。198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争取解决与有关国家围绕南沙群岛出现的争端问题。中国在坚持主权属我的前提下，尽可能和有关国家达成共识，减少因领土争端导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50年的中国外交工作中，最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是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1954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新德里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是新独立国家的主要任务，主张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原则已经逐步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作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准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1974年邓小平同志在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就提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实际上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初步构想。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日益认识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需要各国共商大计，建立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在联合国大会上、各种国际论坛以及双边领导人接触中一再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重申，中国“要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国际新秩序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巨大的成果
在新中国外交50年中，中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不容讨论的前提下，分别与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进行成功的谈判。香港已在两年前顺利回到祖国怀抱，澳门也将在今年底回到祖国怀抱中来。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久前，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立即有100多个国家发表声明，重申“一个中国”政策，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这一切再次表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已大大不同于50年代时的中国。50年来，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加，从1959年的32个国家，到今日已达到161个国家。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特别是近年来，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国际形势中政治、经济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面对这一形势，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国际声望不断增加，被赞誉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处理国际上发生的各种政治危机和冲突，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鲜明外交特点。中国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动武，主张维护联合国安理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性，期望科索沃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都能切实得到保障。中国坚定地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国重视发展和各国的关系，主张建立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反对坚持冷战思维、为防范第三国加强军事同盟关系。
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前夕，国际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新形势下，中国将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有利的和平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