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大师东方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师论文,幽默论文,东方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东方朔怀才而遇汉武帝却不受重用。他以滑稽狂放、幽默讽刺、调侃揶揄的言行举止，在破坏封建专制的权威性的同时，超越了自身的悲剧性，成为汉代首屈一指的幽默大师，在中国古代幽默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地位。
关键词 幽默大师东方朔 悲剧性
一
汉魏六朝的幽默大师首推东方朔。尽管东方朔经常与雄材大略的汉武帝相处，就这一点说，他并非怀才不遇。然而，东方朔始终都被武帝视为俳优，仅仅被当作打趣逗乐的宫廷文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治国才能。因此，他的一生根本上是悲剧的一生。与那些怀才不遇者相比，东方朔更令人惋惜，其悲剧性也更深刻。
当汉武帝刚即位，广泛地收罗各种人才时，东方朔就上书自荐：
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
（《汉书·东方朔传》，按：以下引文凡出自《汉书·东方朔传》者，均不再注明。）
以上不无夸张的话语表明：东方朔对自己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廉洁诚信等方面十分自信。他选择并且准备扮演治国安邦的重要角色。同时，东方朔对武帝任用自己也期望颇高。不料，武帝虽然惊异他的才识卓越，但却没有真正重视他。只是“令待诏公车，奉禄薄”，且“未得省见”。
这就不能不引发东方朔由于角色期待的失落激起的不满。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朔绐驺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过，叩头请罪。”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
东方朔凭空捏造武帝要杀百无一用的养马侏儒的谎话，把侏儒吓得大哭不止，从而趁机见了武帝。他借助自己身材高大与侏儒矮小的形体不谐调所产生的滑稽对比，巧妙地说明自己“奉禄薄”、“饥欲死”的不合理。这是东方朔为了引起武帝的重视而用幽默对悲剧性的处境进行的抗争。“朱儒饱欲死”是嘲他。“臣朔饥欲死”则是半真半假的自嘲。这既逗笑了武帝，避免矛盾激化；又表现出东方朔正视自身的悲剧性，在精神上有所超越、有所解脱。不少学者认为，自嘲是幽默感的最高表现。在我看来，自嘲与嘲他的奇巧结合，才是幽默感的最高层次。因为，这样恰好最充分地显示出幽默的进攻与防守、自卫的多功能，显示出幽默的丰富性。
可以同上述例子相媲美的是，东方朔擅自割走赐肉反而受到武帝的奖赏：
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昭，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有一个热天，武帝准备下诏赐肉给朝廷官员。但大官丞迟迟不来，东方朔就擅自拔剑割肉而归。当武帝令他自责时，除了“何无礼”一句，表现上像是自责以外，东方朔反过来称赞自己的行为“壮”、“廉”、“仁”。这并不仅仅是对“大官丞日晏不来”的戏谑性挑战，更重要的是对武帝迟下诏让众官久等赐肉的机智的嘲弄。
汉武帝曾经这样问东方朔：“先生视朕何如主也？”朔对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谕当世。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贡使外国，……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候。”上乃大笑。这里，东方朔貌似在歌颂武帝功德无与伦比，尽得天下贤士；而潜台词却是揶揄武帝：差得远呢！他的机灵在于：通过极度的夸张赞美，让人们感受到武帝的名不符实，由此获得轻快的幽默讽刺效果。
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叙述：东方朔放荡不羁，被汉武帝左右称为“狂人”。可是，他却毫不在意地说：“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朝廷本来就是出仕从政的地方，而东方朔则偏偏在朝廷中避世。通常的隐者，都到深山密林里隐居，可东方朔却故意在朝廷里隐居。这就构成了双重的滑稽性幽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全身”。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只能混口饭吃，这就是东方朔朝隐的悲剧实质。因而，《据地歌》的结尾不无激愤地呈现出一种悲剧性的心态。
《七谏》的悲剧意味比《据地歌》更强烈。如：
悲楚人之和氏兮，献宝玉以为石。
遇厉武之不察兮，羌两足以毕斫。（《七谏·怨世》）
文学史家向来轻视《七谏》，理由不外是本篇模拟屈原《九章》，缺乏独创性。其实，从《七谏》中倒是可以看出东方朔的幽默与悲剧性的密切联系，看出东方朔的滑稽、讽刺与幽默的根源所在。王逸曾经这样概括《七谏》的创作目的：“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楚辞章句·七谏》第十三）因而，《七谏》是东方朔借题发挥，对自己不受重用的悲剧处境进行的抗议。
二
真正的幽默大师善于用幽默来消解、征服悲剧性。史述：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子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其辞曰：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候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禀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孟，动犹运之于掌，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文中反话正说，似褒实贬。既赞颂武帝“圣帝流德”，但在“圣帝”领导下，又出现“贤与不肖何以异哉”的现状，故“圣帝”之“圣”，于此可见一斑。真正的人才到哪里都是人才。但在“圣帝”手下，既可成“虎”，也可为“鼠”。是“虎”或“鼠”的区别，全在“圣帝”的用与不用。于是，“圣帝”的用人政策倒像玩魔术，“圣帝”则不外是个滑稽可笑的魔术师了。按照东方朔的逻辑推理，结论必然是：今不如夕。“圣帝”瞎了眼睛，看不见人才。由于巧妙地针对汉代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这样的牢骚就发得幽默而讽刺深刻。（此段亦见拙著《先秦幽默文学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个别文字有改动、增补。）东方朔正是通过上述歪打正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幽默答辩，展示自我精神上的优越，获得一种喜剧式的宽慰的。
如果说，《答客难》主要体现含泪的幽默的话；那么，《非有先生论》则基本上表现含笑的悲剧。其中的笑，是苦笑、怒笑、悲愤的笑，是难以奈何的笑。作品中的“非有先生”可以看作是东方朔的代言人，而“吴王”则是武帝的化身。作者虚构非有先生“仕于吴”，“默然无言者三年”。当吴王感到奇怪、问他什么原因、要他说出来时，非有先生针对吴王的昏昧，大谈历史上忠臣进谏的艰难，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影射、抨击当今人主的是非不分、善恶颠倒。试看以下两段：
先生曰：“于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夫谈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
“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王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
文中一连串的“谈何容易”带有突出的嘲他成分，洋溢着强烈的调侃讥刺色彩。在攻击的尖锐性胜于《答客难》的同时，作品的悲剧性也随之增强了。
需要探讨的是，总的看来，汉武帝并不是一个轻视人才的帝王。他也有求贤若渴与人才济济的时候。史称：“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坚，卫青奋于奴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在这里，班固罗列了汉武帝时的各种人才，提到了东方朔、枚皋。结合《汉书·东方朔传》来看，可以推知，不管是在武帝还是在班固的心目中，所谓“滑稽者流”并非不值一提。这就与东方朔作品中的牢骚或多或少产生了矛盾。怎样解释这个矛盾呢？
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了汉武帝诸多迷信鬼神方术的荒谬言行。这样的统治者尤其不可能在用人方面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封建帝王在缺乏人才时，可以求同存异；而当人才毕集时，往往就要对人才求全责备了。某个封建统治者重视人才，并不等于他对某一人才的使用上没有失误；也不表明他始终都能重视人才。历史事实往往是：人才多了以后，统治者就轻视人才、扼杀人才了。对汉武帝亦可以如是观。
不过，从汉武帝与东方朔俩人的关系看，更带实质性的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腐化的生活方式，他的好大喜功、专横独断的品格，决定了他与东方朔的思想、个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汉武帝准备兴建上林苑，东方朔上书《谏除上林苑》历数武帝奢侈越制的危害，把武帝与商纣王、楚灵王、秦始皇等人穷侈极欲相提并论，曰：
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忘生触死，逆盛意，犯隆指，罪当万死。
这样大胆的言论自然不会叫武帝高兴。武帝既“虚心接受”，又坚决不改，“遂起上林苑”。
东方朔的个性轻名利，重自由，正直，豪放，爽快。其《与友人书》云：“不可使尘网名缰拘锁，怡然长笑。脱去十州三岛，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华，共轻举耳。”（严可均《全汉文》卷二十五）有这样的性格难免时常要违禁犯规。东方朔又曾经“醉入殿中，小遗殿上，劾不敬。有诏免为庶人，待诏宦者署。”我以为，东方朔是于有意无意之间借酒醉在殿上小便，发泄内心深处对武帝的某种愤慨。
武帝在生活上大肆挥霍，“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聚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导致“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可笑的是，他还问东方朔如何教化民众。东方朔毫不留情地指出：“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陛下诚能用臣朔之计，推甲乙之帐燔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则尧舜之隆宜可与比治矣。”由此体现出东方朔以民为重的优秀品质。
如果联系汉武帝时又设“腹诽之法”，“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史记·平准书》）的宫廷环境，看看东方朔临终前对武帝的劝谏：“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再结合班固所叙述的：东方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就不难想见，在东方朔与汉武帝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冲突，只不过他们的矛盾有时隐蔽，有时激化。而武帝不重用东方朔，也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西汉重要的赋家之中，无论是比东方朔稍前的枚乘、司马相如，还是后于东方朔的扬雄、王褒，在直言切谏、对封建统治者批评的尖锐深刻方面，在作品的叛逆精神和幽默感方面，整体上都逊色于东方朔。
综观东方朔的生活与创作，他的幽默和讽刺与人生、甚至与国计民生的某些重要问题都紧紧相连着。随着东方朔对自我痛苦、对社会问题的体验理解的深化，对汉武帝用人政策、治国措施的失误之认识的加深，其作品的悲剧性也随之深刻了，而其幽默讽刺、调侃揶揄的成分亦增加了。
幽默讽刺、调侃揶揄与悲剧性在东方朔身上是统一的。一方面，东方朔的悲剧性及其忧患意识是他作品的幽默讽刺、调侃揶揄成分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东方朔作品的喜剧性又撕下了汉武帝的假面具，破坏了封建专制的权威性，是其悲剧性的升华。
在宫廷生活中，东方朔处于两难的境地。他既不能不以某些滑稽幽默的言行满足武帝的愉乐需求，以便有可能受到重用；同时，他又不满武帝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批评他，讽刺他。因此，东方朔的人格是分裂的、双重的人格。他渴望干一番事业，但现实决定了他只能无所事事地朝隐。东方朔的主观愿望与封建专制冲突的结果表明：他既不能入世，也无法真正朝隐。亦即：入世不像入世，朝隐不像朝隐。东方朔一生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此。这也是明代张溥所感叹的“事雄主其诚难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东方大中集》）的关键所在。而正是因为“事雄主难”，才真能表现东方朔的悲剧性，突出东方朔人格的光辉，彰显其滑稽狂放、幽默讽刺、调侃揶揄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武帝是失败者。他有不少滑稽可笑的地方，不时地被东方朔当作嘲弄调侃的对象。武帝的种种滑稽可笑隐藏着东方朔的悲剧性。而东方朔正是凭借幽默的人生态度，借助生气勃勃的喜剧精神，宣泄情感，平衡心理，去征服现实世界与自身的悲剧性。
三
班固在总结评价东方朔时指出：“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扬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戎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这段话虽短，但涉及的问题不少，有必要细加探讨。它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
东方朔因为具有滑稽幽默的辩才，善于开玩笑，提不出好的主张，言辞的内容肤浅，适合凡人的口胃，在后世传闻广、影响大。这里“不能持论”——不能立论，不会说正经的东西，是世人对东方朔的误解。可见，一位幽默大师要被世人正确理解，真是“谈何容易”！
班固关于东方朔的看法，基本观点来源于扬雄。扬雄曰：“世称东方生之盛也，言不纯师，行不纯表，其流风遗书，蔑如也。……或问：东方生名过实者，何也？”曰：“应谐、不穷、正谏、秽德，应谐似优，不穷似哲，正谏似直，秽德以隐。”请问“名”。曰：“诙达。”“恶比？”曰：“非夷尚容，依隐玩世，其滑稽之雄乎！”（《法言·渊骞》）
在扬雄看来，东方朔名声虽大，但是他的言行含有杂质，不纯粹，不能为人师法，不能为人表率，盛名之下，其实不副。这或多或少是带着儒家的眼光来挑剔东方朔的滑稽、放荡。其实，扬雄的《解嘲》模仿《答客难》，他的《逐贫赋》、《酒赋》、《解难》等篇，都不无滑稽的意味，不无放荡之处。而他却如此批评东方朔，看来，一位幽默大师要不被人们误解，真是“谈何容易”！当然，扬雄并没有一棍子打死东方朔。诸如“似优”、“似哲”、“似直”等数语，对东方朔是有所肯定的。
不过，班固比扬雄更清晰地概括了东方朔对“隐”的认识：否定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赞同柳下惠的朝隐。同时，引用东方朔的《诫子》诗，证明东方朔凭借朝隐，滑稽幽默，玩世不恭，与时相违却又不遇祸难。高度评价了东方朔是“滑稽之雄”。
班固最后认为，东方朔天性幽默诙谐，喜欢参与猜测覆盖之物的游戏，凡人儿童以之为炫耀的话题，好事者又变本加厉，把各种奇谈怪论也归于东方朔。所以，他要详细地记录东方朔的事迹。结合他为东方朔立长篇大传，如实记载汉武帝的种种过失以及东方朔对武帝幽默讽刺的事实，可见，班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正统观念的束缚，是有胆量、有史识的。
从表面上看，人们喜欢把各种“奇言怪语附著之朔”，如汉代托名东方朔的小说有《神异经》、《十洲记》，这似乎表现了东方朔影响的某种喜剧性。但深思之，还是证明东方朔的个性及其滑稽幽默的真正价值，并没有为世人所认识，而这正是东方朔的悲剧性之所在。一个幽默大师，要受到真切的理解，又“谈何容易”！
凡是可以称之为幽默大师的人，其幽默的类型总是主调鲜明而又色彩丰富的。在东方朔的滑稽性幽默、讽刺性幽默、机智性幽默中，滑稽色调与悲剧色调几乎是一以贯之的。这不仅受宫廷生活的制约，而且是创作主体心理的自我调整与自我运动的结果。
可以称之为大师的，必然会以自己的独到之处影响后人。在中国古代幽默文学史上，东方朔和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地位。
刘勰把宋玉《对楚王问》和东方朔《答客难》视为同一文学体裁。他在论对问体散文时指出：“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辩。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张衡《应间》，密而兼雅；……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文心雕龙·杂文》）
刘勰对汉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家扬雄、班固、蔡邕等人都给予肯定，实际上对这些作家具有幽默感的作品也给予了赞扬，尽管他没有从滑稽、幽默、讽刺的角度来展开论述。
而萧统《文选序》则曰：“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在文学体裁的分类上，萧统在《文选》中立宋玉《对楚王问》为“对问”体裁，立东方朔《答客难》为“设论”体裁的始祖。显然，刘勰的分类，着眼于《对楚王问》与《答客难》两者的共同点，侧重于文体之间的继承；而萧统则着眼于这两者的不同点，侧重于文体之间的发展变化。其实，《答客难》的想象虚构成分和审美因素，特别是幽默感，都较多地超过了《对楚王问》。相比之下，《文选》的这种分类，更周密细致，更严谨合理，也更符合文学史的实际，突出了《答客难》在中国古代文体学上开创性的意义。
《答客难》是富有幽默感的“设论”体的典范，自它以后，“设论”的体裁几乎成为一种幽默的文体。在结构、思想观点、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影响了不止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
历史上，扬雄、班固等人都曾因淡泊名利，受到讥笑，从而发现自己与东方朔的某种共同点，进行“设论”文学创作的。如扬雄《解嘲》曰：“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汉书·扬雄传》）
而不随世俗的张衡、蔡邕，也模拟《答客难》，以明其志。如张衡《应间》曰：“战国交争，戎车竞驱，……纵往则合，横来则离，安危无常，要在说夫。咸以得人为枭，失士为尤。……今也，皇泽宣洽，海外混同，……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后汉书·张衡列传》）
上述作品都通过反话正说的技巧，推崇战国重视人才，贬低当世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样的思想倾向显然是与《答客难》一脉相承的。
至于郭璞也“自以为才高位卑”，类似东方朔，而著《客傲》，其辞曰：“不恢心而形遗，不外累而智丧，无岩穴而冥寂，无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应机，洞鉴不以昭旷。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怀。寄群籁乎无象，域万殊于一归。不寿殇子，不夭彭、涓，不壮秋豪，不小太山。蚊泪与天地齐流，蜉蝣与大椿齿年。……故皋壤为悲欣之府，胡蝶为物化之器矣。”（《晋书·郭璞列传》）这既对东方朔避世全身的“朝隐”理论有所借鉴，同时，又更清高脱俗，更潇洒自如了。
此外，史称北齐人樊逊“貌丑陋，有才气。常服东方朔之言，‘陆沈世俗，避世金马’，遂借陆沈公子为主人，拟《客难》制《客诲》以自广”。（《北史·文苑列传》）
为什么扬雄等人要以《答客难》为创作原型，用模拟的方式进行创作呢？一是现实与个人遭遇的刺激，使他们感到自身具有某种东方朔式的“情结”，进而产生自我发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创作冲动。二是《答客难》本身幽默讽刺的艺术魅力使扬雄等人产生一种契合感，引发他们的共鸣。因而，通过模拟之作，玩文学，自我娱乐，获得喜剧性的效果，最终得到某种自我满足，平衡了心理。
先秦至汉魏六朝的历史表明，几乎所有的幽默大师都具备了深切的悲剧性。正是悲剧性激发了创作主体的幽默感，进而造就了幽默大师。悲剧性造就幽默大师，这是中国喜剧文学发展中的一条规律，悲剧性与幽默的关系，的确是须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