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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在欧洲历史上通常把18世纪称为“启蒙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积极宣传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发动了欧洲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开创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时代，使人们的思想开始从传统偏见、基督教会和专制政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上做了准备。这场运动中产生的各种哲学和政治理论，成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学术理论奠定了基础。启蒙运动也促进了欧洲史学的发展，启蒙思想家在进行历史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证资产阶级代替封建阶级取得政权的必然性和进步性的过程中，为史学领域注入了一系列新观念，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丰富了欧洲史学理论的内容。
启蒙时期的欧洲史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用理性的尺度衡量传统的史学观念，开史学研究的一代新风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它宣扬的宗教迷信是对人的理性的蒙蔽和禁锢，勇敢地向宗教势力和荒诞迷信进行挑战，摧毁基督教的精神统治，开创一个非宗教的理性时代，是启蒙思想家们的一个共同任务。为从历史的角度完成这一任务，当时的历史学家们一改过去对上帝歌功颂德的风气，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基督教会。
尽管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在清除中世纪欧洲史学中的荒诞迷信，陈腐陋见和推翻以教会史为中心的史学体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试图把史学从天上引向人间，但历史学的面貌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启蒙时期的史学家们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史学的传统，并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运用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以理性作为评判是非的最高准则，对以往的一切历史观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价。宣布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上帝从历史中被排除，统治西方史学界这一千多年之久的神学史观被彻底推翻，最终完成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使史学世俗化同神学史观决裂的过程。此后，史学家们开始用人们的天然意向、利益及其欲望、偏见和错误，来解释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成因。理性史观代替了神学史观。在这种史观的支配下，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对这种进步的研究成为启蒙时期史学家的主题。
二、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开始重视经济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进入18世纪后，随着欧洲社会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航路开辟后世界联系的加强，要求扩大历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启蒙时期的史学家们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对历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提出了新见解。开始认识到历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不仅是国王和英难们的活动舞台，应首先是文明史和人类史。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方面，人类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全部经验教训，都应成为它研究的对象。历史应通过对过去各方面的研究来表现人类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说明人类的时代精神。因此，他们把广义的文化史、风俗史和人口史等都纳入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并开始认识到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这方面伏尔泰的贡献最大，他最先把文学史引入历史学领域，首开西方文化史之先河。伏尔泰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当只写国王们的历史，也应写“仆人们的历史”[①]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风俗、法律习惯、道德、科学、商业、农业、财政和人口上来。在被西方史学界推崇为近代第一部历史著作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伏尔泰并没有仅仅局限在为路易十四作传上，而是用大量的篇幅，详细全面地阐述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社会生活情况，对当时的政治军事事件、国家政策、财政问题、司法制度、特别是科学文化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功地描述了法国历史上这个时期的精神风貌。在书的导言中，伏尔泰开门见山地写道：“本书拟叙述的，不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作者提出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作者企图进行尝试，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②]在这部历史中，作者将只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③]伏尔泰第一次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摆到了历史应有的地位上。
由于意识到了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在某些启蒙史学家的历史观点中还萌发了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在研究导致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因时，孟德斯鸠认为，人类社会是受“一般精神”所支配的，“一般精神”的变化促成了社会的演变，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所说的“一般精神”就是地理环境、宗教、法律、风俗习惯、施政的准则和人口等因素的综合。他认为，所有这些因素的彼此联系，构成了每个国家或民族的“一般精神”。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由于孟德斯鸠的“一般精神”中包含着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因素，即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既有精神的因素，也有物质的因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孟德斯鸠在探讨一些具体历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甚至在个别地方还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因素在社会演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的第6卷第30、31章关于法国君主制形成的论述中，他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依据，论述了自由土地变为封建采色的过程。并措出，由于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分配不均和继承方法上存在缺陷，造成了封建割据时代的长期内战和动乱。这表明，土地的占有和分配，是在法国君主制形成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因素。
三、提出了历史有规律发展的思想
早在17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力学的发展和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的发现，当时的一些先进思想家就试图将自然科学据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原理，运用到社会研究方面，建立一种既包括物理现象也包括社会现象的科学思想。他们认为，同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着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被人认识和利用的。上述思想对启蒙时期的史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历史研究中，他们把人类社会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重视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研究，主张从总体上来把握历史，写作“带有哲学意味的历史”。意大利的维柯是近代西方最早认真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启蒙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在耗尽其毕生精力的宏篇巨著《新科学》一书中，维柯写道，他要向人们揭示的不是希腊人或罗马人在某些方面的特殊性，而是想“展现一些永恒规律的思想性的历史，这些永恒规律是由一切民族在他们兴起、进展、成熟、衰颓和灭亡之中的事迹所例证出来的。”[⑤]维柯认为，各种千变万化的历史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发展必然性的表现，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都要经历大体相同的阶段和道路。他在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方式、风俗、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后，把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是由并没有历史的原始野蛮状态，经过神的时代（国家出现的时代）、英雄时代（封建贵族时代）、而最后到达人的时代（人民共和国、“人道王朝”和理性的时代）。只在到了人的时代，才能实现政治民主、公民权力平等和科学繁荣。但是，人的时代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处于这个阶段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会自行瓦解，重新开始一次新的周期性运动。这就是维柯著名的“历史发展循环论”。但他的循环论与古代希腊和罗马循环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认为每一个新的周期运行开始后，并不是第一次周期运动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比前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的，是一种渐进的螺旋式的上升运动。两者只有形式上的重复，并无内容上的契舍。“固为历史决不会重演它自身，而是以一种有别于已成为过去事情的形式而出现于每个新阶段。”[⑥]
伏尔泰也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历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有着同样的任务，这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规律中寻求隐藏的规律，而这个规律是不依神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他看来，“如果整个自然界都服从永恒的规律，而唯独人这种‘五尺高的小动物’居然能够按照自己任性的要求行动，那才是怪事”。[⑦]孟德斯鸠则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各自的规律。所谓规律和法，就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⑧]世界没有这些规律将不能生存”。[⑨]支配人类社会生活的不是什么偶然性和天意，而是一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
经过维柯、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努力，从此，研究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成为历史研究中一项重要任务，对后来西方史学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理论由此发韧。
四、创立了历史进步的理论
启蒙史学家不仅着到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且还相信人类能无止境地完善，创立了充满历史乐观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进步理论。这个理论由伏尔泰首先提出，后经杜尔阁、赫尔德、孔多塞等人的发展而逐渐完善。他们从近代文明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事实中，确认人类社会正沿着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路线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必将在战胜一切邪恶之后达到尽善尽美的“理性时代”。他们认为，历史上的所有进步，都是由于人类理性的不断进步所致，人类的理性是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中世纪的历史晦暗无光，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理性受到了禁锢和摧残。孔多塞在其代表作《人类精神进步史纲》一书中对历史进步理论作了强有力的辩护和系统论证。他确信人具有趋向完善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具有从简单的感觉一直发展到复杂观念的能力。整个人类理性的发展也同个人一样，不仅在过去的历史上表现为不断的进步，而且只要人类存在，这种进步将无限继续下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因为有许多偏见和谬误在对它阻挠而可能出现某些停顿和倒退，但进步却一直是其总的趋势。“除了宇宙的期限”和“全球性的灾变”，人类的进步将是无止境的，历史学的任务应当是研究人类连续不断的胜利，揭示造成这些胜利的原因。
历史进步理论充分反映了处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因为它在强调了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同时，也否定了封建制度的永恒性，证明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五、坚持从人类社会自身去寻求历史发展的原因
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就明确指出，他研究希波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录下来，以永垂后世。进入中世纪后，他的主张逐渐被基督教会宣扬的“因果报应”所取代，直到启蒙史学家这里，对因果关系的探求才开始受到真正的重视。为什么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发展速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导致一些强大帝国走向衰亡的原因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深深吸引着启蒙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地理和气候条件的不同，使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发展道路。维柯认为，适用于一切民族的某种“集体心理”，才是推动历史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创造性力量。这里所说的集体心理，并不是每一社会中个体意识的总和，而是每个时代人类经验、知识、价值、意志和行为等主要因素的组合，是整个阶级、人民、民族及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加思索的判断[⑩]维柯的集体心理的观点，对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特别是今天的心理历史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吉本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基督教的破坏作用是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的结论。在该书的第15、16两章，吉本指出公元一世纪以前的罗马帝国是强大的，那时它的臣民崇尚务实，富于进取精神和忠勇爱国。后来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使人不满于现实的尘世而耽于幻想死后天堂的幸福，传统的罗马英雄精神和爱国精神在基督教影响下消失了，蛮族乘机入侵。因此，基督教所起的破坏作用是导致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
这些史学家们在寻找问题的答案时，有的重视物质的经济因素，有的强调心理宗教的文化因素。尽管他们得出的结论还很肤浅，但他们肯定历史是一个过程，坚持从人类社会的自身去寻求历史发展的原因，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种研究方法，为以后欧洲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的发展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和规范。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启蒙时期的欧洲史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完成了启蒙运动赋予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证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任务。启蒙史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也大大增加了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①①]，把文艺复兴以来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初步构筑了欧洲近代史学理论的框架，为以后欧洲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倡导的写作“带有哲学意味的历史”的主张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标志着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真正开端。
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启蒙时期的欧洲史学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历史观仍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启蒙史学家在很多问题上常常缺乏历史的眼光，往往以今人的是非标准去要求古人，看不到历史是各个阶段的有机更替过程，甚至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而不惜阉割历史。对宗教史和中世纪史则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把历史研究的中心仅局限在近代，只对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感兴趣。而在此以前，一切都是迷信和欺骗，不值得进行历史研究。另外，在历史研究中，启蒙史学家们一般都把人当作抽象的生物学的个体来进行研究。不懂得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却片面强调理性等精神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人类理性的不断进步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力量。有些史学家虽然意识到了物质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他们还不能用“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①②]因此，启蒙时期的历史学家们不可能揭示人类历史的进步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真正关系，更不可能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真正动力。他们在历史研究中只重视近代和用鄙视、厌恶的态度看待以往的时代的做法，实际上是反历史的，启蒙史学在这方面的缺陷，为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史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注释：
①C·阿尔塔莫诺夫：《伏尔泰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62页。
②、③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5、10页。
④古奇：《历史科学的成就》，转引自张广智《略论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一文。
⑤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502页。
⑥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27页。
⑦、⑧、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1、2页。
⑩参见维柯《新科学》87页。
①①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209页。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卷，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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