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地方志的纂修及其对旧版的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志论文,其对论文,旧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历史的统治者，不仅重视正史的编纂，同时也十分重视地方史志的编纂。从春秋战国到宋代，地方志从初起发展到逐渐完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政治的稳定，元明清的统治者都有大规模的修志之举，不仅修一统志书，且也修省府州县志。而地方的为政者，也延续旧志所载，拾遗补缺增补前志，形成一朝多志、一地多志的局面。我国现存方志，不包括山水等专志，约8200余种。作为地方性的综合史志，其所记山川、地理、职官、选举、户口、钱粮、物产、学校、人物、风俗、艺文等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大部分内容为正史所不载，是研究地方史极好的资料。
北大图书馆所藏地方志4000余种，约占现存地方志品种的一半，在国内为收藏大家。馆藏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即从方志入手。从1997年年初开始，考证版本，参考史籍，填写工作单，至今已完成2000余种，其中所遇到的问题涉及到古籍编目的各个方面，笔者发现地方志与其他类型古籍相比，在纂修方式及书版流传使用上有其较为特殊的一面，前人对此认识不足，因而在编目著录时较为混乱。今就积累的材料，对这两个问题加以论述，并希望以此加深人们对地方志的认识，为地方志的著录规范化打下基础。
一、地方志纂修的方式
地方志发展的历史极为漫长，且又具有连续性，往往一部方志书，既保留了此前旧志的部分内容，又为此后的新志所包括，其纂修的方式较为复杂。而对地方志纂修方式的旧纳总结，不但可以加深人们对它的认识，更对编目著录时题名、卷数、责任者、责任方式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意义。认识方志纂修的方式，最主要的是分析它与前志在体例、内容上的承袭关系，据此划分，可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创修，也即初修，就是某一地区初次纂修方志。由于地方志的编纂源远流长，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初修方志极为罕见。目前尚存的少量所谓初修方志，多是因后世行政区划的变动，而出现一个新的行政区域，当地官绅最初为其编写的方志。实际上，这类方志与下面将论及的重修方志相同，是在该行政区域原有旧志的基础上完成的，它的体例及内容都存在着对旧志的继承关系，其区别仅仅在于行政区域的名称及隶属关系有所改变。
二是重修，又称新修，就是在前志的基础上重新修纂，其体例有所改变，内容包涵前志。如《青州府志》，目前我馆所存最早版本为明嘉靖间杜思等纂修的十八卷本，此后有万历间王家宾等纂修的二十卷本，清康熙间陶锦等纂修的二十二卷本，咸丰间毛永伯等纂修的六十四卷本，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纂修者的《青州府志》，每一种都是后者在前者资料的基础上重新修纂的，它包含着此前历次修志的内容而又有所增加，体例卷帙上对旧志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应该说它们都是独立完整的一部著作。
三是续修，就是接续前志的内容及时限续纂，它衔接但不重复前志的内容，并且独立成书。如：清嘉庆间秦瀛等纂修有《无锡金匮县志》四十卷，卷首一卷，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此书涵盖了前代历次修志的内容，体例卷帙有所改变，属重修本。至道光间，李彭龄等又纂修了《无锡金匮续志》十卷，卷首一卷，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据其《凡例》云：“嘉庆志所详不具载；轶者补之；异同者参之；其新修者，则自嘉庆庚午迄道光庚子止。”很清楚，它与前志相互衔接，在内容上不相重复，互为补充，而且它与前志一样是一部独立的著作，这是比较典型的续修方志。
四是增修，就是不改变前志的体例，保留前志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增修补纂并将其附在前志之后。它的最大特点是依附原志而不独立成书，这也是它与续修的本质差异。这种纂修形式较为普遍，也较为复杂。其具体的方法有：
（一）按旧志体例将增修内容加以类编，并附在前志各卷相应内容之后。它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另行标卷。如：清康熙间陆陇其等纂修《灵寿县志》十卷，卷末一卷，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同治间刘赓年等又在此书基础上重订，成《灵寿县志》十卷，卷末一卷，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刘赓年在《重修灵寿县志序》中云：“爰集邑人士，协心采办。乡虽有数子之雅，而故者实难为之词，乃依稼书先生原订旧本，每类各续于其后，条分缕析，阅十月而纂辑成编。”此书是在《康熙灵寿县志》的基础上，依照其编次，保留其全部内容，并在其相应类目之后编入增补内容而成书。它没有增加卷数，与前志在原有框架内融为一体。
一种是另行标卷。如：《新乐县志》，明万历间张正蒙等纂修有十卷本，至清康熙、乾隆时，又相继出现了林华皖、麻廷璥等纂修的二十卷本。经检阅发现，在二十卷本中，凡一、三、五等单数卷，其内容、版刻皆与万历十卷本相同，且卷数有剜改痕迹，而其二、四、六等双数卷皆为万历以后至康、乾间内容，从字体上看版刻时期亦为清康、乾间。又据乾隆二十二年(1757)麻廷璥序云：“余方拳拳于邑志之修，喜诸绅士之先得我心也。爰是旁搜广揽，取其大文删其繁，各为编次附缀于前志之末。”知此书万历时编为十卷；康熙、乾隆纂修时在完整保留原有内容基础上，将增补内容附编于原志各卷之末，所附内容单独标卷，增为二十卷。
（二）不按旧志体例一一类编，甚至不加任何类编，只是将增修内容集中到一起，作为续卷或续补附在原志全书之后。它又分有增修记录和无增修记录两种情况。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李廷芳等纂修《重修襄垣县志》八卷，至光绪六年(1880)李汝霖等在此基础上增修两卷，其卷次续接前志卷数，标为卷九、卷十。封面镌“襄垣县志 续志附后 乾隆四十七年重修 板存杂货行”。卷端题“襄垣县续志卷之九 知县李汝霖编辑”，又有光绪六年(1880)增修序文及增修姓氏，增修记录较为全面。
无增修记录的例子如：《万历华阴县志》八卷，明王九畴等纂修，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此本至清代又增修了第九卷，其内容全部为记文，但除在书口处刻有“卷九”外，并无其它有关增刻情况的记录，甚至连卷端都没刻。因而无法考知其增修者和增修的确切年代，只是从增刻字体及记文中作品的下限为康熙四十二年判断，其增修增刻的时间约在康熙时期。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创修”、“重修”、“新修”、“续修”、“增修”等词汇古人在修志时也经常使用，但随意性较大，并未做严格的界定。因而在判定其纂修性质时，应以全书的实际情况为主要依据，而不能单凭古人的某个用词。
二、方志旧版的利用
（一）刻印新志时对旧版的利用
通过以上对方志纂修各种方式的归纳总结，不难看出同一地区的新旧方志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旧志内容在新志中常常是大量甚至全部保留。而由于地方志书版一般归官署所有，容易被长期保存下来。因而旧志的书版常为历届官署编刻新志时所利用。这种情况既多又复杂，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可进一步加深对方志特别是方志纂修方式的认识，更为编目著录时版本的确定提供充分依据。按照方志的纂修方式，刻印新志时对旧版的利用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重修志对旧版的利用。由于重修志包括旧志的内容，为节省经费及其它原因，在雕刻重修志书版时，往往不再雕刻与旧志重复的内容，而是将官署中保存的旧志书版中的相应部分抽出，将其排放到新刻书版中的相应位置，经过组织的新旧版便成为一套完整的重修志书版。因此，重修志的版本初刻年代有时会早于其修纂年代。根据重修志对旧志原有内容改编及加工程度的不同，又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大量或全部使用旧版，并打散原版顺序，按新志的卷次、页码重新组合。如：《乾隆和顺县志》八卷卷首一卷，清黄玉衡等纂修，乾隆三十三年(1768)刻本，此本又分为四集，并于书口下镌“文集”、“行集”、“忠集”、“信集”；至清光绪五年(1879)陈守中等重纂为十卷，附卷首一卷卷末一卷。陈守中“续修和顺县志序”云：“其卷轴之次第及各门之前后，一仍其旧，惟是百余年之风物灾祥与夫忠孝节义仍分门类，续刊二卷（实为二集四卷）附于旧志四卷（实为四集八卷）之后。”说明此志基本保留旧志全部内容，只是编次略有改变。光绪十一年(1885)刻印此书时大量使用旧版，其书口所镌“文集”、“行集”、“忠集”、“信集”仍予保留，而新增内容则刻为新版，版心下复镌“智”、“仁”、“圣”、“义”、“中”、“和”。两副书版按新志的体例编次组合成一套完整的新志书版。
②重修志对旧志改动较大时，很难大量利用旧版，但为了节省人力物力，一些地方仍尽可能地利用旧版，特别是不易雕刻而又变化较少的图部分，其刻版常被重修志多次使用。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三十四卷卷首一卷，清胡德琳等纂修，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道光时徐宗幹等又纂修有十卷本，附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此志先后有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及清咸丰九年(1859)庐朝安刻本。我们在咸丰九年刻本上，还可以看到部分图仍用乾隆四十三年的旧板，只是稍有修补。
(2)续修志对旧版的利用。由于续修志与旧志间不存在内容上的重复，因此它本身并无利用旧版的情况，只是在与旧志汇印时，才会间接涉及旧版。例如：《平山县志》八卷，清王涤心等纂修，清咸丰四年(1854)刻本；《续修平山县志》六卷首一卷，清郭奇中、唐世禄等纂修，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这两种志书都有单行印本。其后又出现了《平山县续志》八卷末一卷，清熊寿籛等纂修，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此续志有单行印本，但更多的则是与前二志的汇印本。
值得注意的是，续修志与旧志汇印时，有时会出现一些简单的编辑加工。如《掖县志》，先后出现了《掖县志》八卷首一卷，清张思勉纂修，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续掖县志》四卷，清张彤等纂修，清嘉庆十二年(1708)刻本；《再续掖县志》二卷，清杨祖宪等纂修，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三续掖县志》四卷首一卷，清魏起鹏等纂修，清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这四种志书都有单行本流传。但《三续掖县志》刻印不久，藏版者又将这四种书版按类拆分，重新编排页码成为一书，即《掖县全志》，封面题“掖县全志 光绪癸巳(1893)冬合订 本衙藏板”。
(3)增修志对旧版的利用。由于增修志与旧志体例相同，内容重复较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旧志，因而它对旧版利用得最多，情况也最复杂。根据上面对增修志的分析，它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按旧志体例将增修内容加以类编后刻成新版，保留原志旧版的体例秩序，并将新版插在前志相应卷帙类目旧版之后，组织成一套完整的重修志书版。由于旧版卷数、叶数相互联贯，新版一般用“又”字或“续”字排序，表示新增的内容。如：《康熙东明县志》八卷，清杨日升等纂修，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雍正七年(1729)周承濂等在此基础上加以增修，但未曾刻印。乾隆时储元升等再一次增修，成《乾隆东明县志》八卷，储元升序云：“予窃不自揆，欲继高杨诸公之志，将取其旧而新之。询有雍正七年未刊旧稿加以近今十余年来未登于志者，依类而增入之。”乾隆二十一年(1756)将增修内容雕刻成版，页码用“又”字排序，并将其插到康熙志旧版相应位置中，成为一套增修志书版。
由于旧版流传使用较久，版片难免出现损坏、丢失等现象，因此编刻增修志时会对其进行适当的重刻或修补，此外，也有剜刻、改刻旧版以使整部增修志的篇章结构自然连贯的。如清光绪间刘发岏等纂修的《祁县志》十六卷，是在《乾隆祁县志》（十六卷）的基础上增修的，有清光绪八年(1882)增刻本。这个本子几乎利用了乾隆旧版的全部，但旧版中一些损坏的则重刻为新版，像卷五第一、二叶即属这种情况。而同卷中第十八叶原为“职官·教谕”类目的尾叶，旧版没有刻满，为保持全书的整体性，增修志重刻了此叶，使增修内容与原志内容相互连接。又如前面所举的《新乐县志》，即属于剜改卷数以使其自然连贯的例子。
②全部使用旧版（旧版丢失损坏的部分则加以修补），保留其原有的编排顺序，将增修内容刻成新版附在旧版之后，组织成一套增修志书版。前面所举清光绪增修《襄垣县志》及清康熙增修《华阴县志》即属于此类情况。
③一些方志书版在流传使用过程中，会在书中相应类目后或全书后增刻少量的内容，有的甚至只增刻了几条内容。其中有的还有增刻版记，增刻序跋文及续修姓氏，更多的则无任何增修情况的记载。这种情况在方志中为数不少，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下简称《地联》）往往漏著。如：《顺治云中郡志》十四卷，清胡文烨纂修，《地联》只著录有清顺治九年刻本，而书中出现了少量康熙三年的内容；《顺治清源县志》二卷，清和美修，王灏儒纂，《地联》只著录有清顺治十八年刻本，书中有增补康熙初年的内容；《康熙徐沟县志》四卷，清王嘉谟纂修，《地联》只著录有康熙五十一年刻本，而书中增刻内容至乾隆二十三年。这些书都在原刻本的基础上有少量的增刻，虽说不上是正式的增修，但也反映了方志增刻的复杂情况。
④有的旧版在增修新志时多次利用，有的版甚至在长达数百年后还在利用。如：《乾隆满城县志》十二卷，明冀懋中修，张邦政纂，清裴国祯续修，刘之源续纂，张焕续修，张云翥等续纂，贾永宗续纂修，皮殿选续纂修，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康熙十九年(1680)增刻，康熙五十二年(1713)增刻，乾隆十六年(1751)增刻，乾隆二十三年(1758)增刻，民国间后印本。书前分别列明万历四十二年“重修旧志姓氏”；康熙十九年“续修满城县志姓氏”；康熙五十二年“续修满城县志姓氏”；乾隆十六年“新修满城县志姓氏”；乾隆二十三年“续修满城县志姓氏”。书前还有历次增刻的目录，并将每次增刻内容的叶数注在目录中。经过鉴定此书的书版从万历四十二年开始刻，康熙十九年、五十二年两次增刻，乾隆十六年、二十三年又两次增刻。还经过很多次的修补，其修补具体时间和次数无法断定，最晚的印刷时限可断在民国间，因书中出现很多油印修补版。这样复杂的增刻递修本，在方志中并不少见。
（二）方志书版的流传利用
除了上述利用旧版组织刻印新志以外，方志书版的流传利用还有下列几种形式。
(1)修补版
如：《雍正抚州府志》，据咸丰二年(1852)元善《重补雍正抚州府志叙》云：“一日金溪进士前湖北竹山令徐君奏钧来谒，与之谋，更搜旧本得若干帙。于是检板之朽蠹阙逸者，捐俸金为补刊，未周三月而工竣。”封面镌“抚州府志 咸丰二年补刊 府学尊经阁藏板”。从序文和封面可以看出，此书只修补了雍正七年所修府志的书版，没有增刻新的内容。
(2)后印本
方志的后印本情况非常多，少数一些有重印牌记或封面，多数则是从它字迹模糊的现象及印书所用纸张上判定其为后印本。一般后印的确切时间很难断定，但是根据挖改讳字情况，可以判断出一些后印本及部分本子的大致刷印时间。如：《康熙宣化县志》三十卷，清陈坦纂修，清康熙五十年(1711)刻后印本。此书虽是康熙五十年的刻本，但是书中挖改了乾隆讳字“弘”“历”，其印刷时间当在乾隆间或之后。
还有一类情况，一些书版在流传使用过程中出现了残缺，而藏版者不加修补，继续用其刷印流通，结果使一批缺叶的后印本流传于世。现在还会发现这种现象，常常是某馆藏后印本缺数叶，其它馆藏也缺少同样的叶数。
以往学者论地方志时，将地方志归纳为具有资料性、地域性、连续性、可靠性等几大特点。其中连续性，即指连续不断之修纂，此是地方志非常重要的特点。但对于连续纂修志书的各种形式，前人没有详论者。本文所述是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根据地方志纂修的特点总结出来的，兼及对书版的利用的情况，以此为研究地方志的学者和图书馆工作者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