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对策论文,当代论文,我国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9753(2002)05-0001-12
一、当代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
当代科技发展主要的趋势，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当代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蓬勃勃的兴起，它标志着人类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历史性的跨越。在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当中，科技进步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表现出六个方面的特点：
（一）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呈现知识爆炸的现象
三十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2000年的总合还要多。以此推算人类在2020年所拥有的知识当中，有90%现在还没有创造出来。人们用指数函数来描绘当前人类知识增长的趋势，也就是媒体经常提到的知识爆炸现象。伴随着知识爆炸现象的出现，科学技术研究的规模也呈指数函数增长。全世界用于科研的经费已经达到每年5000亿美元以上，人数已经达到5000万人。预计在今后一百年，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将占世界总人口的20%，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将会成为21世纪末人类的主要活动。
（二）科学技术创新的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周期大大缩短
在19世纪，电的发明到应用时隔282年，电磁波通信时隔26年，而到了20世纪，集成电路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得到应用，而激光器仅仅用了1年。信息技术是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呈现指数增长的代表性领域。有三个典型的例子：
微电子技术——自1975年以来，一直遵循摩尔定律增长，也就是单位面积IC上的晶体管数量，每十八个月增加一倍，成本基本不变。
计算机技术——每5～7年，速度增长十倍，体积减少十倍，价格下降十倍左右。
光纤技术——从1975年到1998年，光纤带宽从每秒2M比特增加到每秒400G比特，增加了二十万倍，成本指数从100下降到0.08，下降了1250倍，也就是每年平均带宽增加约70%，成本下降约30%。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到20世纪末，短短50年，科学技术发展经历了五次大的革命：
1)1945～1955年，人类实现了原子能的释放和控制，开始了利用核能的新时代；
2)1955～1965年，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人类开始摆脱地球的引力，进入外层空间；
3)1965～1975年，DNA重组实验成功，人类开始可以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
4)1975～1985年，微处理机大量生产和应用，扩大人脑的能力；
5)1985年以来，以软件和网络化为标志，人类进入了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新纪元。
这五次大的技术变革，构造出上个世纪最为壮观而又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人类也正是由这些变革的合力带向了一个新的世纪，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
（三）各学科、各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
最近几十年来，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多种学科的综合、渗透和交叉，用于解决在科学发展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导致了一系列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出现。比如环境科学、信息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等等。学科分支已经从上个世纪初600多门，发展到现在6000多门。
科学和技术的高度融合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一个基本的特征。当前科学和技术的结合以及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更加迅速，逐步形成了统一的科学技术体系。在这个统一体当中，基础科学的作用日益增强，不断为技术的进步开辟新的方向，并且以更快的速度向应用开发和产业化转移。
数学和定量化方法的广泛应用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个基本特征，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已从定性阶段全面进入到定量阶段。量子力学的突破促进了量子化学、量子生物学应运而生，使化学、生物学进入了定量化阶段，深化了人类对于化学、生物学基本原理的认识。数学和统计力学的发展，结合大规模计算和仿真技术的应用，深化了人类对于复杂系统的认识，促进了地学、环境科学等学科向定量化的演进。
当前科学技术相互渗透、交叉和综合，集中表现在科学技术正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上向着最复杂、最基本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上的复杂系统研究已经列入科学研究的重大议程，如对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大脑和生命系统、生态系统、网络系统的研究，将对经济、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对微观系统的深入探索，如对基本粒子研究和受控核聚变、基因、微机械、微加工和纳米材料的研究，可能将引起全新的技术革命。
（四）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密切结合
科学的发展提示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所存在的内在的紧密联系。“混沌理论”的研究表明，在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巨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带来以后状态的巨大偏离。科学家举例说，假如在大气环流中，如果北京有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有可能几星期后导致纽约的一场暴风雨，也就是微小的不确定因素或系统外一个微扰有可能导致巨大的、不可预测的波动。这种科学观念启示我们，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都可能由于微小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而引发重大事件，因而人的及时干预和调控极为重要。这就要求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密切结合。
同时，人类面临的这些问题都具有综合性质，如环境问题（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污染）、资源问题（能源、粮食）等，既是科技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自然科学技术能力的范围，必须综合运用各门自然科学、各种技术手段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去研究解决。所以加强科技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联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化趋势明显加快
全球性的信息网络，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科研机构以及仪器、资料等基础设施的共享和信息流动，大幅度降低了研究开发的成本，使得全球的研究开发资源有了可以充分流动和利用的巨大空间，出现了虚拟实验室等多种新型的研究组织形式，逐步形成一个“全球研究村”。
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化现已成为发达国家争夺市场和资源，开展全球竞争的新形式。在这个进程中，发达国家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是一个挑战，因为这有可能加剧科技人员的流失；同时，跨国公司的产品还将更具有针对性和本土化的特征，有可能对民族产业产生更大的冲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研究和开发的国际化有可能成为一个机遇，也就是通过技术扩散和人才的流动，加速提高自身的科技实力。
（六）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20世纪以前，科学技术一直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基本的模式就是生产的实际需要刺激技术的发展，并进一步为科学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例如：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下，人们在1782年制造出往复式蒸汽机，但作为蒸汽机理论依据的热力学原理，直到19世纪中叶才建立起来。时至当代，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相互作用机制出现了逆转的现象。科学理论不仅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而且为技术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各种可能的途径。比如，先有了量子理论，而后促进了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又如，运用相对论和原子核裂变原理形成和发展了核技术；运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成就，形成了生物技术。所以当代重大技术、工艺或工程往往是理论超前性的，也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科学技术这种特点，就决定了它在经济发展中成为先导力量。
实践已经证明，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是当代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它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我国手工业人均年产值大约二千元，传统工业人均年产值大约二万元，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人均年产值超过二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
总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其与社会、经济、文化互动的多样性，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启示和新的理念，也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它要求我们按照全新的原则来组织研究工作和生产过程，对科研教育和生产的体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央深化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要实现这种变革，我们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特别是观念上的创新。
从教育方面来讲，为适应知识爆炸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改变原有的教育方式，从传统的知识教育、应试教育转向学习能力的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或者说向素质教育转变。
从科技工作上讲，要按照创新规律的要求，实现科学、技术、生产、服务的全程链接和紧密结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市场和国家目标出发，强化创新各个环节，加速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立足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未来社会根本的要求，跳出原有的学科条块，营造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富有活力的创新环境，加强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加强科学和技术的结合，加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联合。
从经济发展上讲，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推动作用，牢固树立科教兴国战略观念，真正把经济和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二、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已经渗透进入了各个层面，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信息产业已成为主导产业
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引领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主导力量。
微电子技术——芯片工艺技术将极大地影响信息产业的发展。目前512M的动态随机处理器已经大量进入市场。1G的DRAM（动态存储器）已开始进入市场；预计2010年前后，16G和64G的产品将要问世。目前，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产技术已经推进到0.13微米，2010年前后有望提高到0.07～0.05微米的水平。微电子技术的前沿是传统硅工艺的突破和替代技术。虽然有人认为摩尔定律还有10～20年的发展余地，但普遍认为微电子技术即将进入“后光刻时代”，必须尽快研究开发新材料、新手段，提出晶体管结构新设计和运算新理论。其中，生物芯片的研制有可能在近期取得重要进展。生物电子学研究表明，许多有机大分子在不同结构下具有存储、开关和信号传输的功能，超大分子的排列可以用于描述复杂的信息系统，因此运用生物膜自组装技术，在未来十五年内，可能产生存储量达到每立方毫米一百万G，而功耗仅仅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千万分之一的生物芯片。
计算机技术——微处理器的高速化和多媒体化，构成了计算机硬件技术发展方向。目前处理器的工作频率已经达到20G赫兹，2010年左右将达到10G赫兹。并行处理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美国已建成3.8万亿次／秒的大规模并行处理计算机(MPP)，日本最近报导，已建成处理能力相当于美国20台最快计算机总和的计算机。我国在这一领域也取得骄人成就。预计21世纪应用光子技术和生物芯片的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将要开始模拟人的大脑，用于传感认识和思维加工。
通信和网络技术——宽带化、数字化、多媒体化和智能化是发展方向，总趋势是数据、话音和图像三种技术的融合。美国新一代因特网计划，比用现有因特网快一百倍或一千倍的高速网络，连接大学和实验室，容纳的用户可以增加一百倍。全球移动通信的发展，经历了第一代模拟技术，到第二代以至于现在向第三代发展的过程。系统性和容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使个人移动接入、多媒体服务成为可能。信息网络技术当中物理带宽紧张和网络设备处理速度不高的两个关键问题将基本得到解决，今后5～10年因特网将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在网络基础上的"4C"（计算机、通信、内容和消费电子）的融合，以及个性化、多样化嵌入式产品的发展，使现有的微处理器(CPU)和操作系统垄断格局（也就是WIN-TEL体系）受到挑战。
由于对带宽强烈的要求，无论有线接入、无线接入还是主干网，更高的带宽将是下一个通信网络主旋律。未来网络的主要功能是将分布在地球各个角落宽带多媒体业务无缝地连接起来，用户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用任何一种接入方式，访问全球任何一个数据库和网络，同时可以和任何用户保持任何方式的通信交流。传统网络由于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局限，在网络安全、规模、性能、提供的业务等方面都存在缺陷，未来的网络必将朝着更大、更快、更及时、更安全、也更方便的方向发展。
软件技术——国际信息产业结构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由以硬件为主导向以软件为主导的方向过渡，软件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软件产业由销售软件产品向提供软件服务方向发展，利润来源向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转变。软件构件化设计技术既提高了软件的质量，又减少了对高层次软件人才的需求，降低了开发成本。因特网成为巨大的软件运行平台，软件的网络功能将会得到空前的加强。以Linux为代表的共享软件的出现，促使软件由垄断封闭型开发向社会开放型的开发方向演化，代表了在网络上合作进行研究开发的新趋势。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信息产业将会成为主导产业。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增加值比重已经占到60%～70%。美国对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的投资占资本设备总投资的40%。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为美国创造了1500万个高薪就业机会，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速度三倍于美国出口总速度。现在，全世界微机的年销售量已经超过一亿四千万台，计算机互联网的用户已经超过三亿。以数字化、网络化为基础，多媒体为特征，数字式电子信息产品将成为新一代产品中的主角。1996年，世界计算机年销售台数第一次超过了工业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汽车的年销售总量，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在信息产业的支持下，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加速，传统产业的就业比重迅速下降。传统产业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嫁接促进了产业的升级和自动化、智能化，加速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进程，电子信息技术将波及、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经济信息化大大加速了劳动力在产业中的大转移。以美国为例，1960年传统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比例为31%，1995年下降到15.8%；1995年美国的蓝领工人已经下降到占社会劳动力的20%，有人预计到2020年将下降到2%，相当于美国现在农业人口的比例。信息服务业和其他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将占劳动力总数90%。这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18世纪工业革命后，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革的影响。
（二）生物技术的突破正在酝酿新的主导产业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DNA重组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蓬勃发展。全世界每年授予一万多项专业技术当中，有近1/3出自生物技术。有人估计，到2020年，在三十项最主要的创新技术中，将有一半来自生物技术。生物技术和相关的产业将会成为21世纪主导产业之一。生物技术正在酝酿大的突破，表现在几个方面：
人类基因组计划——其目标是把人类数万个基因全部进行鉴定和定性，预计在2003年可完成全部基因组30亿对核苷酸的测定。人类基因组计划一旦完成，将给医学和生命科学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那时科学家可有目的地去鉴定和分离出更多的功能基因，开发人类遗传病的早期诊断技术及疾病治疗药物和基因治疗产品。
生物芯片技术——生物芯片技术是国外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技术，它不是一种电子元件，也不是所谓的生物计算机，而是利用微电子芯片的光刻技术、纳米技术和其他方法，将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生命信息集成在一个很小的芯片上，从而将生命科学研究中的样品制备、化学反应和分离检测等步骤连续化和微型化。利用生物芯片做成的各种用途的生化分析仪器和传统仪器相比，不仅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防污染、分析过程全自动化，更重要的是它的分析速度和信息处理量得到成千上万倍的提高，同时也成千上万倍减少了样品和试剂的需要量。这类仪器的出现将对生命科学研究、疾病诊断和治疗、新药的开发、司法鉴定、食品卫生监督等领域带来一场革命，也会带动一批新的高技术企业的崛起。
DNA芯片是目前生物芯片研究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利用DNA芯片技术，可以研究基因表达的时空差异，这种差异构成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体的生长和发育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索生命过程的本质。利用DNA芯片技术，可以检测到遗传信息个体差异，预测外貌长相、性格特征，这是21世纪法医学的新方法。利用DNA芯片技术，还可以寻找基因和疾病，特别是和癌症、传染病、遗传性疾病的相关性，据此来预知每一个人未来可能患什么病和患这些病的概率和时间，从而预防可能发生的疾病。医学的主要任务将由治疗转为防病，这将是医学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源于生物技术的新药开发，是目前生物技术领域中最重要的发展方向。转基因动植物生产药物蛋白是一种全新的药物生产模式，目前国际上已经成立了几十家转基因动物公司，转基因牛、羊和猪的成功实例已经有多种，生产出很多贵重的药用蛋白。正在培养奶汁当中含有药物成份的牛、羊。有人从效益上估计，一头母山羊可以抵一座投资1亿美元的药厂。同时，转基因动物还能够提供人体器官移植所需要的器官。
农业生物技术——近年来，在转基因动植物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生物学家正在设法往植物中插入更多的基因，重绘作物遗传蓝图，培育出生产改良食品、药物和化学产品的作物，使它们转变为生产化工产品和药品的“生物工厂”，包括培育产出塑料的作物、果实含有疫苗的作物、高含油量的大豆、有天然色彩的棉花等等。未来“化工农业”、“药品农业”等新兴产业的出现，将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概念。
克隆技术和干细胞研究——目前克隆技术和干细胞研究主要涉及经济动物和人类体细胞或干细胞。经济动物的克隆研究直接导致了“多莉羊”的诞生。人类干细胞的研究用途不可限量，正在综合生命科学、医学多个领域，研究越来越深入。
干细胞及其衍生组织器官的临床应用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治疗技术——干细胞治疗技术，也就是再造正常的甚至年轻的组织器官，或者说可以通过这种技术使任何人利用自己或者他人的干细胞和干细胞衍生的新器官，代替病变或衰老的组织器官，从而推动了一门新兴学科——再生医学的发展。
（三）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国际市场竞争中决定性的因素
技术创新能力已经取代价格等传统因素，成为竞争优劣决定性的因素。技术创新不但能够适应市场和消费的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开拓市场，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引导消费结构的变化。
从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可看到技术创新的极端重要性。美国依靠极为活跃的技术创新活动，在过去20年创造了经济长周期、高速度的增长。虽然美国去年开始遭遇到了经济衰退，但是现在也在恢复过程中，总的来讲还是有一个相当高的平均发展速度。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非常深重，但也有差异。在我们过去经常提到的四小龙当中，台湾受影响最小，新加坡次之，韩国最重。他们的科技竞争力强弱也和这个顺序一致，在近一个时期科技竞争力排名表上，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名次分别为第七名、第九名和第二十八名。亚洲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受到的损失最为严重，而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基础也非常薄弱，一些科学技术发展指标还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各国和地区曾经创造出经济奇迹，但早在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就已经警告，东亚各经济体的奇迹建立在浮沙之上，没有技术创新支撑，很容易出问题。结果不幸而被言中。
技术创新是科技综合实力的竞争，同时也是研究开发投入的竞争，但更重要的是国家科技战略和政策的竞争。特别在引导产业发展和制定产业技术标准方面，国家的政策往往决定了技术创新竞争的成败。
技术创新能力上的差距导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以资源、劳动力和传统技术为基础的低层次产业结构与以高技术为基础的高层次产业结构相互竞争，劣势十分的明显。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初加工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价格竞争优势已经逐渐消失。新产品，特别是高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成本越来越高，而且研究开发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吸引着世界各地优秀科技人才，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严重，使得本来已经倾斜的科技实力进一步加剧。所以，迅速地提高科技实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自强自立的当务之急，是事关民族利益、地位乃至民族生存的迫切任务。
（四）在激烈的技术创新能力竞争中，企业组织结构经历新的调整
主要表现有以下特点：
1.高新技术大企业中，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销售服务的一体化。
2.生产经营分工的专业化，公司结构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式组织结构形式，也就是把研究开发和市场开拓作为高技术企业的主业，而把大部分制造业分离。
3.公司之间强强合作、技术结盟，谋取在行业国际市场中的垄断地位。
4.跨国公司加强网络化和国际化，以谋取利用世界各地资源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出现了“虚拟公司”的概念，也就是围绕某一产品开发生产，不同的公司包括异地、异国公司之间进行协作、联合，进行一体化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
（五）高新技术的发展强烈影响国家安全的观念和格局
经济安全：冷战结束以后，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主要是军事竞争转变为主要是经济的竞争，集中表现在对一体化国家市场的占有，表现在国家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上。一位西方国家的朋友曾经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对一个国家来讲，失去市场比失去领土的后果更为严重，占领市场比占领领土能够享受更多的好处。”讲这句话的立场暂且不论，但是这句话值得深思。在当代，经济安全的确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有些国家可以花钱购买武器，或者靠别人的帮助获得军事安全，但是任何国家很难以同样的方式获得经济安全。这一点在未来国际竞争当中将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文化安全：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科技优势，其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目前，网上的文化竞争表现为语言文字的竞争，在其背后则是各国民族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的竞争。在因特网上，西方学术界、新闻媒体的观点明显占了压倒性优势。这种西方文化大肆传播和渗透的潜在作用不可低估。
国防安全：高技术已经成为国家军事安全的核心技术和支撑力量，是决胜的关键。高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使未来的战争更多的是依靠以质取胜。未来的战争将成为在核威慑、信息威慑、甚至生物威慑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
生态环境和社会安全：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广义的安全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在生态环境、健康、生活必需品等方面一旦出现重大问题，都将会严重扰乱社会甚至国际的安全结构。因为这类问题往往带有群体性、蔓延性和灾难性，有时有突发性。其中很多问题没有国界的限制，其跨国界的蔓延防不胜防，已经成为引发国际政治争端的一个诱因。全球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石油、淡水、粮食等重要战略资源的储备，核泄露、疯牛病、艾滋病等，都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全球安全的重要因素。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以防范，或者应对措施不当，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会直接受到影响，还常常会给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带来负面影响。因而，这些问题也将会成为有关国家安全科技研究的重点。所以，我们既要拓宽国家安全概念的视野，还要聚集在科技创新这一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上。
（六）人类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
终身职业的概念将会成为历史陈迹。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引起社会职业结构的调整，促使人们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办公自动化和信息化大大提高了政府和商务工作的效率。1995年在美国已经有了760万人上班不坐班，信息网络已经改变了工作的传统观念，有人预计在这个世纪将会有40%的人在家里上班。信息革命对生活方式的变革，标志着人类在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大踏步地跨越。不同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将进一步增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人们可以通过信息网络，不出家门就可以进行购物、保健、图书阅览、教育、娱乐等活动。通过计算机网络的教育系统，大约可以减少40%的学习时间，30%的费用，而多获得30%的知识。1994年纽约建立的互联网购物中心，入网商店两万多家，有一千一百多万户家庭网上购物。联机式网络保健服务病人可以在家选择外地医生看病。医疗保健这种革命性变革，仅在美国估计每年可以节省360亿～100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而且将大幅度提高医疗质量和人们的健康水平。
三、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广大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有几个数字可以反映我国科技发展的状况。
·200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的总支出已经达到896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这和我们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在0.6%、0.7%的投入水平徘徊相比，和我们历史上的科技投入相比，是重大历史性突破。
·2001年1月到11月，全国共受理专利申请十八万五千项，授权十万四千项，其中发明专利申请五万七千项，授权一万五千项。
·2001年全国技术合同交易额预计可达800亿元。
·科技人员在国际上发表论文数继续保持在世界第八位的水平。
·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取得突破，比如人类基因组计划、水稻基因图谱、高性能计算机、神州号飞船等等。
·高技术产业发展在过去这些年也保持了高速增长，2001年53个国家高新区技工贸总收入实现1.2万亿元，是“九五”初期的7.8倍，“九五”期间年增长率超过30%。
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和进步，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组合单项技术成果的集成创新能力也不足；科技投入虽然近年来有了较大增加，但投入强度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科技进步对调整经济结构、改造传统产业和培育新兴产业的影响与带动作用还不够显著；全社会科技力量协调运作和有限科技资源的整合利用有待加强。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认真在谋划应对的战略和对策。当前，首先要对科技发展的思路做必要的调整：
（一）调整科技创新战略的指导思想，更加强调原始性创新，力争实现科学技术发展的跨越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深刻指出：“原始性创新孕育着科学技术质的变化和发展，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重要体现，也是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进入新的世纪，国际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原始性创新已成为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分水岭，成为决定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基础条件。能否顺应当今国际科技、经济发展的趋势，增强一个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将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地位，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长期以来，我国在产业技术和高技术发展中，主要立足于跟踪当前国际先进水平，也就是做外国人已经做过的工作。但是，面对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特别是面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我们必须调整这种以跟踪和模仿为主的发展思路。我们看到，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抢注专利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专利，设置了重重专利壁垒。如果我们仅仅跟踪国外的技术，就很难在这种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专利；如果一味地要在这种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产业，就会在专利问题上与跨国公司产生诸多法律纠纷，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成果，再接近国际水平，也很难形成新的产业。所以，我们只有横下心来，强调要创新，要跨越，要走在他人的前面。为此，我们一方面要鼓励科学家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支持他们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的结合上开展基础研究，寻求新的科学发现；另一方面还要支持高技术和产业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鼓励企业和个人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我们始终认为，在科技发展上，中国不但要发挥制度的优势，更要促使科技界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老一代科学家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主要标志的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表现了极大的智慧和创新精神，表现了高度的自信心。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的今天，我们更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而是要紧紧把握新科技革命的大好机遇，在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有一定基础与优势的重点领域寻求原始性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调整科技创新的理念和管理体制，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价值观
人才特别是尖子人才对于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怎样估价都不过分。面对当今日趋激烈的国际性人才争夺战，我们必须改变“重物轻人”的观念，把“以人为本”体现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导更多的科技人员进入市场创新创业，促进科研机构形成开放、流动、竞争的局面，以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努力营造有利于科学家成长的良好环境和条件，包括通过科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数据共享、科学资料提供等多种方式，为各类人才特别是那些“小人物”的创新活动给与公平的对待，发现和培养人才。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推进管理机制改革，引导科技人员关注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强调技术创新成果不要仅仅停留在论文、报告的形式上，而是尽可能地物化成为可操作的技术、可交换的产品，把知识变成专利、标准，并最终在市场上取得收益。产业化研究要以产生有需求的产品、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为导向，激励科技人员以市场选择而不是以纯粹的学术、技术导向作为创新成功的标准，技术创新行为要从注重学术奖励转变为注重市场激励。在人才的问题上，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构建创新环境、完善创新服务和营造创新文化氛围。这就如同森林中的蘑菇一样，只要有了充足的营养、空气和水分，蘑菇就会自然而然地、成片地生长起来。
（三）调整科技创新的工作方针，下决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办大事
江总书记很早就指出，在科学技术发展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在实践中越来越体会到总书记这个指示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在科研当中有时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总想为国家多做一些事情；这种愿望毫无疑问是好的，但是因为大家想做的事情太多，而且都要做，所以钱就容易分得很散。我们往往是先定项目，然后分钱，每个项目的钱都不够，都做不好。另外在管理体制上也存在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不同部门，省、地、县研究机构重复，研究项目也重复，很难集中力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科技资源本来就不是十分丰富，更应当克服研究工作的分散现象，把有限的资源用好。因此，我们要以产品、生产线或者新兴产业为中心，把国家、地方、企业各方面的力量集成起来，实施一批重大专项，办成几件大事。同时，我们也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创新是多元化思维活动，各种思想、方法碰撞在一起，需要弹性管理。特别是在创新的起步阶段，针对不同的创新思路和技术路线，可以把一些原创性的项目适当分散，调动各方面创新的积极性，有些项目可以两家、三家在起动阶段同时做，用小资金来发现和提炼重大科技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支持的重点。
（四）调整科技创新的模式，从注重单项创新转变到更加强调各种技术的集成，强调在集成基础上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
长期以来，我们的科技计划比较注重单项技术，这是技术开发初级阶段的必然过程，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做好单项技术开发的基本功。但从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内在需求来看，单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因为缺乏与其它相关技术的衔接，很难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新兴产业，往往鉴定之日也就是这项技术活动的终结之时。事实上，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不仅是一个创新过程，更是一个组织过程。使各种单项和分散的相关技术成果得到集成，其创新性以及由此确立企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意义远远超过单项技术的突破。所以，我们更应当注重技术的集成创新，注重以产品和产业为中心实现各种技术集成。任何层次上的科技计划都不应当仅仅只是分配资源，更主要的是按照既定的目标组织和集成资源，否则我们的许多技术和成果就无法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五）调整科技创新的政策对象，从注重科研院所转为调动和组织全社会科技力量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逐渐深入人心，全社会关注和重视科技的程度也不断增强。今天的科技工作，正在成为众多社会群体自觉的行为与价值取向，如地方科技工作在国家科技工作体系中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科技的需求十分迫切，并且与经济的结合比较紧密，地方政府对加强区域科技创新也更加重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宏观上加强对地方科技工作的指导，促进地方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高等院校是公共科学知识生产的主体之一。由于高校具有能激发创新思维的独特人文环境，大跨度的学科间交叉、渗透以及数量巨大、源源不断地脱颖而出的创新人才，使其在原始性创新方面往往具有独特的优势。实现科技与教育的紧密结合，对于我国科技事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近年来，民营科技企业的迅速崛起，使我国科技事业的总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确立企业在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总之，调动地方、高校、企业以及全社会力量投入科技工作，形成浩浩荡荡的科技大军和科技工作万马奔腾的良好局面，不仅是科技管理工作的内在要求，而且事关科教兴国战略的大局。我们将努力打破过去以条条为主的传统工作格局，改变科技管理工作对象以行业主管部门为主、行业主管部门以研究院所为主、研究院所以操作项目为主的模式，形成部门、地方、高校和企业相互结合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
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史向我们宣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将更深入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长期可靠的动力。近一个时期，为了有效应对中国进入WTO后带来的新挑战，抓住扩大开放和技术创新的新机遇，我们已经和将要采取以下对策和行动：
1.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提高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迅速抢占一批21世纪科技及高科技产业的制高点，力争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过渡期内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和产业化，经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批准，科技部决定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信息安全和电子政务及电子金融、电动汽车、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奶业发展、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等。科技部计划投入55～60亿元，力争在5年内取得实质性成果。在信息技术领域，以开发基于新概念的CPU、网络计算机(NC)和网络软件核心平台为突破口，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我国信息产业“空芯化”、核心技术基本被外国公司垄断的局面；通过系统芯片(SOC)技术和集成电路制造关键设备的突破，使我国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在5～10年的时间内进入世界前列；构建统一的安全电子政务和电子金融平台，建立起与国家信息化同步发展的安全基础设施体系，并拉动一批相关技术产业。在生物医药领域，把握国际生物技术竞争的热点，力争在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的研究开发中获得一批有重要商业价值的专利，以保障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空间；同时，通过加强创新药物研究和推进中药现代化，尽快扭转我国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药物的被动局面。在交通领域，结合国情，发挥“后发优势”，力争在电动汽车方面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和实现产业化，抢占新一轮竞争的制高点。在农业领域，以农产品深加工为龙头，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突出畜牧业特别是奶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节水、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形成一批专利技术，推动农业结构调整。我们希望，这些重大专项的成功实施，能够对调整我国产业结构、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2.积极应对入世挑战，实施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战略 加入WTO与科技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突出表现在WTO在原关贸总协定主要规范货物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既反映了当代科技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特点，也表现出当今世界经济竞争实质上是科技竞争的现实状况。能否过好入世这一关，主要在于我们能不能积极应对，趋利避害，争取主动。为此，我们将组织实施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作为应对入世的重要举措。
一是实施人才战略，积极参与国际人才争夺战。当今国际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核心是尖子人才的竞争。一个研究所，一个高技术企业，实际上是一个研究开发的梯队。我们不能够也没有必要要求这个梯队的所有人才都是最好的尖子人才，但这个梯队一定要有一两个、两三个尖子人才，包括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而正是这一两个尖子人才的水平，决定了这个梯队，包括研究机构和高技术企业在整个国际竞争中的位置。所以，对于尖子人才的作用不可忽视。各国政府可以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的产业，控制有关生产要素的流动，但唯一无法控制流动的就是人才。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一样，近年来我国优秀科技人才流失的现象也在不断加剧。在这一方面，我们当然不能采取关闭国门的办法，不能限制科技人员的流动，但我们应该做到有进有出，进出平衡。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积极参与国际人才争夺战，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留住人才、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为此，我们将落实和体现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指导思想，切实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先。当前，我们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国家科技计划和项目都将把发现、培养和稳定优秀人才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建立开放、流动、竞争的机制，提高科研经费中人员费用的比例，克服科研管理中“见物不见人”的弊端；根据重大专项实施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海外顶尖人才，包括高水平人才团队的引进力度，并为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保障条件，努力推动形成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创新创业的潮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用人制度、薪酬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探索包括运动股权、期权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充分体现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创新价值。
二是实施专利战略，强化知识产权管理。随着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实施，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将面临严峻挑战。当前，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将其技术独占优势转化为市场垄断优势。在我国，外国企业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正以大量的发明专利申请作为抢占中国市场的前导。在信息通讯、航空航天、医药制造等高技术领域，国外专利申请的比例均占60%～90%左右，这将使我国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的专利制约。从总体上看，我们不仅要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更重要的是提高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和运用能力。为此，我们要建立鼓励科技人员和企业、高等院校注册专利特别是发明专利的积极性，要把发明专利的利益交给研究单位，同时要给科技人员相应的奖励。美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一个《伯顿法》，它的核心就是由政府经费所支持获得的发明专利，原则上归发明者所在的研究机构所有，并且给发明人以奖励，这对于美国专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国最近也已经制定和颁发了类似的政策，相信将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我们要求以立项前及项目执行过程中都要进行国内外知识产权状况分析，提出绕过专利壁垒的途径；863、攻关等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应以发明专利的获得作为立项目标和验收指标。
三是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建立健全我国技术标准体系。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发达国家以安全标准为理由，以专利技术为盾牌，进而借助技术壁垒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完成了由简单的关税壁垒向复杂的技术壁垒转变的过程。我国加入WTO后，技术壁垒将成为贸易出口的重要障碍。在出口方面，由于我国的许多技术标准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从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成为扩大出口的障碍；在进口方面，由于我国的技术标准不够完善和统一，技术手段落后，很难起到合理、有效维护市场稳定的目的。据测算，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直接与潜在的影响每年超过450亿美元，占年出口总额的25%以上。因此，建立既符合WTO规则，又能有效、合理保护我国弱势产业与本国市场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已是当务之急。最近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联合开发的第三代移动通讯通过了一个国际标准，我们在其中注册了92项发明专利，这就意味着一旦第三代移动通讯大规模进入市场，我们就会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有人讲现在的情况是，三流的企业卖产品，二流的企业卖技术，一流的企业卖专利，超一流的企业卖标准，这是符合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势的。实际上，建立技术标准体系，并不是与其他国家进行简单的水平比较，而是要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形成有特点和优势的技术标准体系。为此，我们提出要实施技术标准战略。这里包括要高度重视世界范围内技术壁垒变化与发展趋势，对主要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现行政策及潜在动向进行跟踪研究。要通过改革建立国家的标准研究机构，组织、规划和协调全社会包括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力量共同从事标准研究。另外，科技部已在12个重大专项中设立了一个重大标准专项，集中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高技术领域标准的制定，类似第三代移动通讯的标准，我们要尽可能、尽快地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一些优势，制定一些国家标准；另一个是我们国家有优势的领域，比如像中药、中文信息处理等，这些国际标准很多已经被外国企业抢去，我们要抢救性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国家的技术标准体系。总之，标准的问题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竞争，包括科技竞争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
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一个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体制环境正在形成之中。国家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为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提供了坚实保障。在今后一个时期里，我们要进一步优化国家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推动企业成为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主体，真正形成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和市场要求的新型科技创新体制。
一是继续推进开发类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工作。开发类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步骤，是对我国科技结构和布局的重大调整。转制后的科研机构，在体制上由附属于政府转变为面向市场竞争进行技术创新的主体和法人实体，在机制上由政府主导型的事业机制变为市场主导型的企业机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科研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大量的科研人员由此进入到市场竞争第一线，有利于转变过去科技人员只关心成果本身、不关心市场需求的观念，减少了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中间环节，是提高科研成果的实用质量和转化效率的有效途径。当然，企业化转制本身并不是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我们必须着力于制度创新，必须实现以股权多元化为基础和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公司化改制，必须发挥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所有的转制院所都要努力探索与大企业或资本市场的结合，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高科技巨人，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二是全面启动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的分类改革。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公益类科研体系，重复分散现象十分严重，而且大部分机构公益研究与面向市场的开发研究并存，真正需要支持的公益性科研投入被其他研究工作大量占用，支持强度和研究水平都难以提高。据统计，部门属公益类研究院所人均经费只相当于开发类院所的1/3到1/2，科技人员的人均年收入大部分在15000元以下，骨干特别是青年骨干人才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另外，机构重复设置的问题也很严重。全国公益类研究机构2400多个，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地方。有一个城市仅小麦育种单位就有14家，每个单位还有若干个课题组，各有各的经费渠道，任务差别并不是很大。在相当一部分社会公益类研究机构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承担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科研项目，有一半以上的人员从来没有承担过科研任务。因此，不深化改革，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没有出路；不深化改革，在现有体制和机制下仅靠增加投入，也难以发挥投入的效益。必须在分类改革和精炼队伍的基础上加大投入，这样才能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使真正的公益性科研工作得到加强。国家已经明确了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的原则。一方面，凡是应该面向市场的公益类科研机构，要进入市场，通过转为企业、进入企业或转为中介等方式向企业化转制，增强产业化的压力和动力；特别是一些应该进入市场的涉农类科研机构，要努力发展成为带动农民发家致富的龙头企业，迎接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对于确需国家支持、无法从市场获得相应回报的公益类科研机构，在调整结构、分流人才、转变机制的基础上，按非营利科研机构管理和运行。国家将加大支持力度，中央部门所属公益类科研机构年人均事业费投入强度由1.9万元增加到5万元。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强，这一标准还要逐步提高。
三是大力发展社会化的科技中介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学研结合主要是由中介服务机构实现的。特别是对于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政府也应当主要通过中介机构给予扶持和引导。近年来，我国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迅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服务能力。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也是国家创新体系中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为此，我们将引导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广大科技人员和其他社会力量，把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作为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以组织网络化、功能社会化、服务产业化为方向，使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尽快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重点扶持一批专业化服务水平高、组织协调能力强的骨干科技中介机构，支持基础好的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评估、技术交易机构等打造精品服务项目，树立服务品牌和信誉，带动中介服务机构整体水平的提升。广泛吸纳社会各界力量加入建设和发展科技中介队伍的行列，特别是要促进科技中介行业协会的建设和发展，建立政府指导下的行业自律性管理体制，推进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建设。
4.努力营造良好环境，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 与传统产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其特有的规律，包括资金密集、智力密集，市场变化较快，产品生命周期较短。政府部门的作用，主要应当是要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良好环境。
一是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多年来，我国通过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形成局部优化的聚集环境，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转移和优化组合，促进了有市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到2001年，国家高新区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从1991年的7家发展到现在的1539家，过10亿元的企业185家，过100亿元的企业10家，有将近6000项先进科技成果在高新区内实现了产业化。在上海、北京、深圳和西安等智力资本密集的城市，高新区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或超过60%，并且继续保持调整发展的态势，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要求，国家高新区必须以完善环境、提高服务为目标，加强自身管理体制改革。为此，我们提出要在国家高新区推进“二次创业”，着重强调实现以下五个转移：即从注重招商引资和优惠政策的外延式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转变；从注重硬环境建设向注重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和提供优质服务的软环境建设转变；从以面向国内市场为主向大力开拓国际市场转变；从小而分散的产业发展规模向集中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转变；从逐步的、积累式改革向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的新体制、新机制转变。这对于高新区未来持续健康地发展，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大力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三百年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证明，高新技术小企业往往是孕育高技术大企业的摇篮，像通用、菲利浦、西门子等跨国大公司都是从小企业、从车库、从作坊里发展起来的。即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也没有阻塞这条道路，惠普、英特尔、微软、戴尔等高科技企业都是走的从小到大、滚动发展的道路。近年来，我国一大批民营科技企业的迅速崛起，也充分印证了这一道理。一批有竞争能力的高科技企业，如联想、方正、华为、海尔、地奥等等，也都是从十几万元、几十万元起家，在短短几年、十几年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产值数十亿、上百亿的小巨人。这进一步说明，政府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方面，应当把主要力量投入到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上。目前，我国与中小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创业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特别是资本市场体系的结构和功能过于单一，难以有效地发现和评估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价值，阻滞了中小企业的迅速成长和发展。为此，我们将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推动构建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创业资本市场体系，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包括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建立风险合理分担的小企业信贷与担保体系，加快制定有关产权激励、创业投资、担保等法律法规。
5.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未来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将会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科技合作的基础之上。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中国将按照平等互利、成果共享、维护知识产权的原则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支持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世界大科学工程以及各种全球性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鼓励跨国公司投资研究开发，并把引进技术和人才作为今后利用外资的主要内容。我们还将扩大国家科技计划的对外开放与合作，拟将863、973等重大计划与欧盟的科技框架计划实现对接。鼓励在中国建立国家学术组织的办事机构，积极实施“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支持地方建立本地的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为地方和行业科技发展提供更多的国际合作渠道和支持。根据科技体制改革和我国科技型中介组织发展的需要，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专业化运作模式，支持留学人才回国创办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鼓励国外中介机构进入国内科技中介服务市场。总之，中国的科技事业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新的世纪是科学大发展的世纪，也是社会大变革的世纪。在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曾数次与大好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从而陷入列强欺侮的悲惨境地。今天，我们又面临着新科技革命的良好机遇，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有幸身处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应当志存高远，力争做出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努力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