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比较教育学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再谈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7)03-0014-03
笔者在1993年曾著文谈比较教育危机：“由于当前比较教育学界尚未对比较教育的定义取得一致的意见，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出现了所谓身份危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比较教育学生机发展的一个表征，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其不断证明自身的过程。”[1] 此后，我国不断有文章谈比较教育的危机。学科危机也是国际比较教育学界热衷的话题。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比较教育学科危机的讨论浪潮此起彼伏。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菲利普·阿特巴赫和艾尔温·埃普斯坦都曾经指出，比较教育不得不经常面对身份危机，不得不经常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主流学科中借用概念、原理和理论。[2] 其实如果我们对这些讨论危机的文章进行研究分析，不难看出比较教育存在的学科危机无非是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过于宽泛，教育方方面面的问题几乎无不在比较教育的视野之下，其边界过于模糊；第二是比较教育缺乏自己特殊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要向其他更成熟的学科借用；第三是教育各分支学科现在都从事比较研究，从而挤压了比较教育生存的空间，甚至产生了对比较教育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尽管对比较教育学的危机的承认有相当的广泛性，甚至一部分比较教育学者离开了比较教育，自觉地与比较教育划清界限，但是毋庸置疑，比较教育具备了一个独立存在的学科所必须具备的所有的基础结构——它有一支规模相当大的专门研究队伍，有一个比较活跃的学会组织，在高等院校普遍设置了比较教育专业，开设了比较教育课程，出版了专门刊物。
那么，既然比较教育学是一个客观存在，为什么关于比较教育危机的观点始终不云消雾散？这首先是由于，作为比较教育学者，我们对自己安身立命的学科关心之切，过于急切地希望看到比较教育学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岂不知一个学科的成熟需要走一段漫长的道路。通常一个学科的发展道路是从边界模糊走向边界清晰，再从清晰走向模糊，这是一个螺旋发展的道路。恐怕比较教育学的发展也要走这样的道路，从模糊到清晰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现在一些成熟学科的边界也开始变得模糊。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边界模糊有利于学科的发展，有利于学科之间的渗透，有利于我们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有利于我们从全局了解和把握教育的现象与本质。至于说比较教育学缺乏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在今天就更不是问题了。今天学科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学科间相互借用研究方法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以数学法研究历史，曾经被视为天方夜谭，今天很多史学家也承认这种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可起到一定作用。再比如人类学的移情贴近观察的研究方法现已广泛用于许多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如果我们说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都可以用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许我们并未言过其实。其次，也可能由于我们一些比较教育学者对何谓比较教育，比较教育在认识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和促进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够有关，因此，在谈到比较教育学科问题时，自己先底气不足了。再加上，教育其他分支学科的专家在做了一些“比较”研究后，就自认为已经知道了比较教育学的真谛，因此倾向于轻视比较教育研究。这样，在比较教育学科内外就出现了置疑比较教育存在理性的趋势。因此，我们实有必要重申比较教育存在的基本理性。
第一、比较教育研究是教育科学知识的源泉。人类天生好奇，好奇是人类认识的原动力，好奇就会去探索，而探索的实质就是在已知与未知之间建立联系，通过已知去认识未知。比较教育学的起源就在于人的好奇，由于好奇而去探索教育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是如何进行的。比较教育学如同教育史学，教育史是由好奇而推动去探索史学家所未经历过的历史上发生的实践，在当代与历史之间建立联系，温故而知新，比较教育则是比较而知新。因此，比较教育研究可以产生原创性的成果，从而拓宽和加深我们对教育原理、教育规律和教育实践的理解与认识。正因为比较在哲学上的意义是在已知与未知间建立桥梁，具有新知识源泉的作用，几乎在所有的人文或社会科学学科中都设有比较类的分支学科，例如比较法学、比较神学、比较文学和比较哲学等。比较教育学在教育学科中的地位与作用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了。当然，从这一认识论的角度论述比较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可能会扩大比较教育的研究范畴，使比较教育研究的边界趋于模糊，但是这对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环境的建立是有益的。我们比较教育研究人员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在教育研究中推进认识的根本途径——比较，以比较的视野审视一切教育问题，在比较中探索，在比较中发现，在比较中建构。
第二、比较教育研究是思想的实验室。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要从试验中发现新思想，在实验中验证新思想。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学在自己物质的、确定的、实实在在的实验室中从事新思想的发现和验证工作。在一间实验室发现和验证的新思想，也要能在其他实验室中做出来，这样的新思想才能被学界肯定为新的发现和新的知识。而社会科学不存在这样的实验室。各社会学科中的比较研究分支学科就发挥了类似自然科学实验室的作用，一种新思想可以在比较中发现，必须在比较中验证或证伪，只有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得到验证的新思想，才能够确定为新的知识和新的社会科学规律与理论。因此，比较教育的中心使命就是在比较研究中发现新的教育思想，在比较研究中验证新的发现，将新的发现上升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
第三、比较教育研究是批判的利器。批判是发现知识的核心过程，在已知与未知之间建立桥梁的过程也是批判的过程，从已知出发，以批判的眼光探索未知，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批判地重新审视已知，这就是比较教育的研究过程。从比较教育的研究过程出发，我们可以把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主张概括为：“只有在深入地了解其他社会的进程中，才能真正理解我们自己。”因此，我们的比较教育研究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尖锐性，要针砭时弊，不能温吞水，不能跟风，不要人云亦云，要有勇气指出我们教育传统中的糟粕，更要有勇气批判我们现实教育改革中的问题。因为我们既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了解本国的教育实践，又了解外国文化和国际最新教育发展，我们要有学者的良知，不能看着我们的改革走弯路而不坦诚地提出批评。同时，因为我们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正在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教育经验理应成为世界教育发展中的宝贵财富。因此，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应该批判地审视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批判教育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商业化等世界教育发展新趋势中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涌现的教育新思想和新思潮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的主张，像巴西学者弗莱雷著《被压迫者教育学》那样，顶风逆流独树一帜，立于世界教育学科发展之林。
第四、比较教育研究是提供前沿服务的平台。比较教育研究不能停留在书斋中，比较教育研究的生命在于改进教育实践。回顾在我国教育改革开放的初期，比较教育研究把大量的国外教育成熟的经验和新的教育思想引入到我国，为我国百废待兴的教育注入了活力，为我国新形势下新教育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对国外教育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对比较教育研究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比较教育研究把最新的教育思想、理念和方法拿到教室里，带到社区去，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要有大气魄改革我国的教育实践，要脚踏实地关注和引导教室中的变化。比较教育研究还要为决策提供咨询，为政治文明建设服务，使我国的教育决策更科学。总之，比较教育研究要顶天立地，对上为教育决策服务，对下为教育实践服务，这样才能使比较教育研究重新焕发生机，服务应该是推动比较教育研究发展的永恒动力。
第五、比较教育研究是国际教育交流的论坛。“比较教育的发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广义的比较教育的历史也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教育交流的历史。”所谓“国际教育交流”就是世界各国教育间的交互影响与作用。[3] 在今天的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着国际教育交流，显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交流在影响与作用上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发达国家处于国际教育交流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教育交流的边缘，交流的过程是中心不断向边缘辐射。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在国际教育交流的论坛中也相对处于弱势，比较起来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的声音都要强过我国，更不要提诸如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了。在国际性的教育组织中、在国际性教育刊物中、在国际教育会议中我国教育学者的声音都非常有限。目前，在我国，比较教育学已经培养了大批有能力开展国际教育交流的学者，他们掌握教育国际交流的语言，理解教育国际交流的话语，了解其他国家教育学者思维的逻辑和方法，学习了至少一个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教育制度，因此他们可能在我国教育国际交流中处于先锋的位置，可能对教育国际交流中的话语霸权和不公平的秩序提出挑战，可能把我国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和教育研究的新发现介绍给世界，逐步改变教育国际交流中的单向性。我国比较教育在日趋国际化的教育世界中要促进教育国际交流，提供教育国际交流的平台，研究教育国际交流中的问题，为提高全民族的国际主义意识，同时保持全民族的民族认同感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我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要有使命感，要有勇气认识比较教育今天所处的危机，走出危机，为比较教育学的发展，为教育学科的发展，为我国教育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