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勒泰论文,丝绸之路论文,启示论文,草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40(2014)04-0060-07 一、欧亚草原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 在北纬50度附近有一条“欧亚草原路”，它东起蒙古高原而西至黑海沿岸，是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的一条古代交通路线。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巨著《历史》中，曾对这条道路的方位、经过的地区以及这条路线上的贸易活动进行过描述。他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黑海周围是游牧的斯奇提亚人(斯基泰人)的势力范围，黑海沿岸也有不少希腊商人的集居点。他们经游牧人斯基泰人而与东方有着贸易关系。①经过多年的探讨和研究，中外学者对希罗多德的观点不少已趋一致。戴禾、张英莉在《先汉时期的欧亚草原丝路》②一文中通过大量史料阐明，早在公元前6世纪至4世纪，中国丝织品就见于南亚(印度)、西亚(古波斯)和东北亚(苏联阿尔泰等地)，并且还传到了遥远的欧洲。 在法国人L·布尔努瓦所著的《丝绸之路》一书中，有一段颇具文学色彩的描述：公元前53年，当时的罗马“三头政治”之一的执政官和叙利亚总督克拉苏率军东征，与安息人(波斯人)的军队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于正午时分，安息人在阵前突然展开他们鲜艳夺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军旗。由于这些军旗耀眼刺目，竟使罗马军团大受惊吓，最终导致大溃败。那些在这次战役中让罗马军团眼花缭乱的、绣金的、色彩斑斓的军旗，历史学家弗罗鲁斯认为就是罗马人前所未见的丝绸织物。数年之后，丝绸在罗马成为最时髦的服装用料。对于罗马人来说，这种来自世界之端的异国织品是令人惊奇的高级奢侈品。丝绸成为西方认识古代中国的窗口，成为东西方世界沟通的最初媒介，而远古时期中国丝绸输入西方的主要路径就是欧亚草原丝绸之路。 如果说沙漠丝绸之路是西汉中期汉武帝出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需要，而由张骞出使西域开启的一条东西方联系之路，其主要历史作用是政治性的，那么，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则更具文化性。欧亚草原丝绸之路是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要道。公元前5世纪开辟的河西走廊，有力地促进了欧亚大陆之间的商贸文化交流。20世纪前叶在阿尔泰山脉北麓的巴泽雷克古墓，其出土物聚集了亚洲各地文化的精粹，有欧洲风格骑士图案的毛制壁毯，有斯基泰纹饰的马辔以及秦式镜、绣有花鸟图案的中国丝刺绣品等。一般认为，这个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由此亦可推知，东西方文化曾经荟集在这里。 人类在各个地域产生的物质文明，不是长期囿于孤立、封闭状态，而总是向外寻求联系，并在相互交往中得以发展。草原丝绸之路从本意上看是指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但商品交换的附加效应势必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草原丝绸之路正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2002年在古城西安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上，北京大学考古系李水城教授指出：“许多人把公元前138年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的开通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起点。在官方交流正式确立前，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民间交流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经存在了。”③李水城教授以权杖为例说明东西器具间的“相似”很可能是外来文化因子与本地文化接触后相互作用的外在表现。现在欧亚各国博物馆中游牧民族出土器物具有的高度一致性，也说明了这条通道在早期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二、金山银水：草原民族文化的摇篮 欧亚草原通道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在北纬40度～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有一条东起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达喀尔巴阡山脉的狭长草原地带，这里除了局部有丘陵外，地势比较平坦，生态环境比较一致，适宜游牧民族或部族的生活。④这条天然的草原通道，向西可以连接中亚和东欧，向东南可以通往中国的中原地区。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经济互补、相依相生的关系，成为维系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条件。几十年来的诸多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早在青铜时代，这条通道就已经是许多游牧民族或部族往来于东西方之间游牧地的必经之路。 在亚欧草原通道中开发最早的，是由漠北大草原经由阿尔泰山向西延伸的路线。它位于蒙古高原、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组成的亚洲草原东段，其中阿尔泰山享有“黄金之路”的美誉。哈德斯在《中国阿尔泰古代草原丝路》一文中，根据文献记载和本人的实地调查，对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各路段(干线)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⑤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一路奔流，滋润着阿勒泰地区的土地，它们流经的地区被称为“阿尔泰山脉南麓的两河流域”。“金山”和“银水”分别代表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阿尔泰”在蒙古语中意为“黄金”，“额尔齐斯”在突厥语中意为“水流湍急”。独特的地理地貌塑造着阿勒泰地区独特的人文生态环境，这里水草丰美，自然条件优越，是许多古代游牧民族的发祥地。 新疆文物考古所专家张平曾经考察过这条草原通道，他认为地处亚欧草原通道东段的阿勒泰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自古以来就是草原居民迁徙、角逐、逗留的历史大舞台，被称作草原民族文化的摇篮，蕴含着丰富的岩画、鹿石、墓地石人、石堆墓、石围墓、石棺墓等古代文化遗迹。⑥生发在这里的文化，虽然形态各异，但都以草原为共同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生活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游牧民族是传承东西方文明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新疆阿尔泰草原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量史实表明，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国内地与中亚以及欧洲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通过秦国，尤其是赵国与月支等西北游牧民族而建立的。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的古代居民在这种东西文化交流关系中曾起过枢纽作用。⑦从公元前7世纪起，这条草原之路的脉搏，随着强有力的游牧民族的变换而搏动。首先是君临西亚的斯基泰人，然后是公元前3世纪雄踞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后来出现于蒙古高原的鲜卑、蠕蠕(柔然)、嚈哒、突厥、回鹘、蒙古族等相继称霸于草原路上，并据此同东西文化圈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季羡林先生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⑧丝绸之路沉淀着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更多的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为古代世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影响和推动了沿线各地社会历史的发展，进而也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三、碰撞与融合：环阿勒泰草原丝路文化的发展 (一)商贸往来与环阿勒泰草原丝路文化的发展 如前所述，环阿勒泰草原丝路文化的发展首先得益于欧亚草原通道上的商贸往来。贸易是人类自然产生的交换行为，交通则是完成贸易的一种重要工具。由于居住环境的不同，物产与运用物产的智慧也不同。人类的贸易行为在欧亚草原通道上透过村落与村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相互交换而形成。活跃在欧亚草原丝绸之路上信仰各种宗教的胡人，是东西方贸易及交流的承担者。塞种民族最早开辟了亚欧大陆的草原丝绸之路。他们从中原获取丝绸，然后通过互市贸易，卖给前往西方的商人，并从商人手中获得西方的金银、陶器、谷物等生活所需。在远古时期，丝绸被辗转传播到四方。然而，雏形期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驰骋往来于这条通道上的民族纷争与迁徙，常常阻滞道路的通行。所以，当时的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深刻的了解，文化上的交流基本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为了使农业生活不受游牧民族侵扰，以丝绸换取马匹成为汉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于是，在政府的积极管控下，原本或许是区域与区域的区块贸易逐渐成为一条稳固绵长的交通路线。 (二)王朝兴衰与环阿勒泰草原丝路文化的发展 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通向西方的道路，使得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一直到欧洲的贸易往来真正建立起来。由此实现了环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上文化的第一次大跨越——由原始文化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丝绸文化。 自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至北宋建立(公元960年)的千余年，秦、汉(西汉)、隋、唐诸政权均建都于西北关中的长安(今陕西西安)，以汉族(即先秦时华夏族)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藉其政治势力向四周辐射。中央王朝的兴衰与草原丝路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凡中央王朝强盛之时，亦是草原丝绸之路兴盛畅通、草原丝路文化繁荣发展之时；反之，中央王朝分裂割据之时，也是丝绸之路相对荒芜沉寂、丝路文化衰败萧条时期。 汉朝采取了一系列增强汉朝与西域联系的措施，如汉代的和亲、通关市，鼓励汉朝人到西域经商，推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开辟；此外还建立了西域都护府，南匈奴归汉，北匈奴败走金山，解除了匈奴对汉朝及西域城国的威胁，打通了前往西方的道路，保证了来往商人与使节的安全，从而巩固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地位。西行道路上的驼铃声此起彼伏，不同文明之间的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商品的交换空前繁荣。“在乌孙国同汉朝联姻时，设‘译官’等官职，乌孙昆莫向汉武帝赠送乐器，出嫁乌孙国的细君公主作类似哈萨克民歌的歌谣，⑨汉朝公主向其夫‘学乌孙言’等历史史实，均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交流是何等的密切频繁。”⑩ 唐朝贞观年间，当时的统治者借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西域各国，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控制西域的机构。唐朝还设立北庭大都护府，辖天山以北诸部，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及振兴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商贸基础。唐朝与回纥的绢马贸易与和亲使草原丝绸之路达到鼎盛阶段。而此时的丝绸之路所传播的文化已不仅仅是丝绸文化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自汉代至唐代的文化开放政策的形成。受波斯文化影响的粟特人给唐朝的一些都市带来一种开放的胡风；来自中原的唐朝旅行家、使节、学人、僧人在游记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哈萨克等西域民族的情况，为我们今天研究哈萨克等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世纪著名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等文化名人就是这时代所产生的。(11)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衰落。西藏吐蕃越过昆仑山北进，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丝绸之路上失去了往日熙来攘往的人群商队和川流不息的马匹车辆。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起来，草原丝绸之路逐渐衰落，草原丝路文化渐趋沉寂。 蒙元时期，以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大都(今北京)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3条主要驿路，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的交通网络。东西丝路又复建立，欧洲、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国，商队不绝于途。清代初期，准噶尔、哈萨克与清政府的绢马贸易仍在进行。清代后期，随着西北疆域中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斋桑泊以东与帕米尔等大片国土沦于沙俄之手，加之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这条重要的陆上通道最终走向了萧条。 (三)民族迁徙与环阿勒泰草原丝路文化的发展 中国北方草原是游牧民族生息的主要地区。自青铜时代起，在草原丝绸之路上活动的族群先后有卡拉苏克、斯基泰、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他们世代“逐水草而居”。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使得游牧民族迁徙最为剧烈、持久，而与农业社会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最早、最主动。在与中原汉族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草原游牧民族汲取了先进的社会文明，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以丝绸之路草原路为渠道和桥梁，从公元初南匈奴“内附”，到公元13世纪以后蒙古族和契丹、女真、满族等陆续入主中原，民族融合与民族文化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与中原汉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元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从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草原民族通过民族迁徙和同农业社会的经济交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丝路贸易的中介民族，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出现统一和强盛的王朝时，北方草原上就会随即诞生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如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宋朝与蒙古、明朝与女真。这些强大起来的民族势力先后控制北方草原地区，将原先紧紧依靠中原地区农耕经济而生的民族赶离他们的家园。游牧民族的经济是不稳定的，当遭遇内困和外来打击、其势力逐渐衰退之时，必然另寻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北方草原地区的东、南、北部都不适宜游牧民族生活，只有沿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向西迁徙。匈奴、回纥、契丹等民族均属于这种情况。(12)匈奴西迁、突厥西迁、契丹耶律大石西迁并建立西辽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蒙古大军西征，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版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从秦汉至隋唐，在漠北地区先后有强大的游牧民族建立政权，与内地政权相抗衡。自匈奴之后，漠北兴起的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均不同程度地统治过新疆地区。他们带有崇拜山川、日月、河流及英雄祖先的原始萨满教之游牧文化，不仅影响了内地汉族传统文化，而且对新疆草原游牧民族多元文化的产生影响深远。(13)如西迁的回鹘诸族与新疆当地民族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突厥、回鹘各族均系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之游牧民族，他们与原新疆诸族经过长期的交融，逐渐形成了新的新疆少数民族多元文化。 12世纪，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征，建立了强大的西辽政权，统治中亚近百年。西辽立国中亚后，与占据东欧的东斯拉夫人及北宋王朝均保持密切联系，通使和贸易十分活跃。北宋著名的人物，如沈括、欧阳修、苏辙、包拯等，都曾出使辽国。西辽王朝施行比较宽容的文化政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人民“轻徭薄赋”，对属国属部“柔远怀来，羁縻安抚”，对宗教信仰“循俗宽容”，形成汉、唐之后汉文化向中亚传播的又一个新浪潮、新高峰，促进了社会的安定、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 13世纪，兴起于漠北蒙古草原的蒙古族西征和南下，对北方草原地区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分布格局影响巨大。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骑兵，沿着草原丝路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从而使得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和北道，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四川、云贵通向南亚的道路，以及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洋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又一次进入繁荣发展阶段。蒙古西征的结果之一就是中亚、波斯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军士、工匠、商人等大量迁入中国西北各地，伊斯兰教及其文化影响深远。早已突厥化了的蒙古贵族统治者，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使该地区原有佛教文化特征的各族文化发生了第二次大的变异。今天，新疆阿勒泰地区主要少数民族如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均与上述古代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一区域的文化内涵，既包含着其先民在丝绸之路上的固有文化特征，又凝聚着他们与中原汉族和其他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晶。 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文化系统，并非一般人误解的一条商路。它的交通是覆盖某个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交流渠道，在这个环境里，各民族的活动造就了其交流的方式，从而也造就了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特色。 (四)城镇分布与环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发展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的兴旺，往往与草原上政治中心城市的形成有密切关系。草原丝绸之路各段路的选择、形成，与各个地理单元内的山川形势、聚落城镇的分布有关。古代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如乌孙国的赤谷城，汉代蒲类国、蒲类城(今巴里坤境内)，突厥汗国、突骑施汗国时期的别失八里、轮台(今乌鲁木齐附近)、伊犁阿力麻里(弓月城)、博尔塔拉境内的伊克乌格孜(双河城)等古城，与当时中亚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碎叶、怛罗斯、伊斯菲加普、塔勒格孜、石国(今塔什干)、海亚里等古城连成一线，既是当时草原丝绸之路的集散地，也是当地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14) 阿尔泰的古代游牧部落葛逻禄、克马克人于公元8世纪至10世纪分别建立了葛逻禄汗国和克马克汗国，他们在塔拉斯河与楚河及额尔齐斯河畔兴建了许多新的城市，进一步加强了阿尔泰与中原、中亚丝绸经济的密切联系。在克马克汗国的城市中有专门进行商品贸易的巴扎，还有不少学习伊斯兰教的经文学校。伊斯兰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及哈萨克草原后，各突厥语民族逐渐放弃了原有的古突厥文和回鹘文，开始使用阿拉伯文，中亚各国同阿拉伯、波斯等东方大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往来更加密切。辽代和元代时期形成了几个“国际都市”。辽上京、中京、元上都、集宁路等皆为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城市，各国使者、商贾云集于此。西辽建都于今新疆额敏县境内的叶密里。公元1130年后，契丹人征服中亚及哈萨克大部分地区后，在楚河流域的巴拉萨衮附近建立新的都城，称虎思斡耳朵。契丹人在征服中亚及哈萨克时，没有破坏城市和农田，相反他们在这些地区建立了许多新城市。契丹统治者在这些城市里修建了宫殿、佛寺等。这些建筑以中原地区的建筑风格和图案绘画为装饰。(15) 自汉唐以来，草原丝绸之路上以丝绸、茶叶及畜产羊马为主的大型综合贸易——绢马贸易在边疆民族地区以固定的形式进行着。从事绢马贸易的主要民族有匈奴、突厥、回纥、吐蕃、蒙古(包括西蒙古瓦剌部、漠北蒙古)、吐谷浑、西夏、哈萨克等。绢马互市有固定的互市地点，它们都是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明清时期茶马司所在的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位更为显著。北方游牧民族依靠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和封建社会的商品交换机制与中原汉族交流，形成了农业文明社会和草原游牧社会经济互利互补的模式。 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是丝路行旅的依托，为丝路的畅通与秩序安定提供安全保障。丝绸之路自身的发展，也会大大影响所经地区的人文发展和环境变迁。在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城镇。直到今天，它们中的大多数也还是丝绸之路旅游的名胜。 草原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亚欧大陆的贸易联结者，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之地。不同文明传来的新鲜养分，孕育着新的文化。汉族传统文化、中亚及印度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北方游牧文化相互渗透、浸润，促进了环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与发展。这条世界之路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贸易，更重要的是思想的汇集、宗教的传播、文化的碰撞、民族的融合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四、距离与时空的跨越：环阿勒泰草原丝路文化变迁的启示 (一)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草原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联结中原文明、草原文明、中亚文明、西亚文明、欧洲文明的纽带。“黄金之路”阿勒泰是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不仅影响了不同文化、区域和国家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的变迁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文化层面来分析区域经济，其重要特征就是多元文化的碰撞、沟通、交融及在此基础上的整合，这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今天，在着手进行区域经济开发建设时，必须对该区域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认真调查、挖掘，充分考量区域内并存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积极有效的引导，将多元文化整合成为能够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文化力。 (二)重视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在以往时代，文化交流是作为商品交换的附加效应而存在的。商业活动是东西方各民族交流的桥梁，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动力。它所承担的媒介作用波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东西方之间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交流，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商业活动这一媒介而进行的。信息化时代，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乃至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以信息、科技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和引领作用越来越突出。人们用“人类文明的运河”、“中西文化交流的动脉”来赞美和评价草原丝绸之路，这显然包含了对北方古代各民族在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贡献的评价和思考。它不仅涉及经济史问题，同时也涉及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和宗教史诸问题。如今的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已不是实实在在的商品，人们在遥望过去的同时，更关注对文化变迁的考量，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东西方文明再次对话与交流的渴望与设想。 (三)主动参与文化的交往与交流，推动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 自古以来，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都努力从各方汲取艺术营养以丰富自身。草原丝绸之路除了传输丝绸外，文化的传播、宗教的传播、各类发明创造和技术的传播，折射出草原游牧民族宽广豁达和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阿勒泰地区丰富的草原文化遗产就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见证。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使阿勒泰地区与中原、中亚、西亚连接起来，成为开放的历史文化区域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广阔舞台。在经济全球化激烈竞争的今天，文化的交流已经不受地域、民族的限制，超越了时空。任何民族的东西通过交往、交流而具有了世界性。主动推进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实现中华文化更新的一条重要路径。生活在信息化时代的各民族，应有更为积极的交往意识，更加开放的、更加包容的交往心态，主动参与文化交往与交流，推进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现代化的新的起点上，我们需要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实践出发，遵循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把握现代先进文化的方向，着眼世界文化前沿，吸收中外文化之精华，不断发展、创新，才能焕发出一个新兴大国的软实力优势。 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人类社会历史不仅仅是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推动的物质运动过程，而且也是人类世代累积创造出来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文明形态及其交往的序列。文明只有在交往之中才能更好地发展。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大通道，它代表着不同文明之间的无限联系及其最大融合。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延续发展正是借助了地区与地区之间不同文明的交往。今天，这种规律依然发挥作用。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千百年来新疆一直充当着各种文化交流平台的角色，其本身就是一个经济文化的共融区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古代文明频繁接触、相互渗透的地区，它们的交融或排斥对这一地域里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各自的发展。这是一条和平和希望的捷径，和平和希望的新的丝绸之路。在经济文化的意义上，新疆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一座桥。(16)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头连着繁荣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与外界的交流。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丝绸之路都是中外文明交往永远的通道。 注释： ①参见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历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39页。 ②参见张志尧著《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9～21页。 ③参见冯国、李勇、张泽远著《东西方文明交流新发现 早于丝绸之路开通前3000年》，原载于新华网，2002年12月16日。 ④参见张景明著《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原载于《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版。 ⑤参见哈德斯著《中国阿尔泰古代丝绸之路》，原载于《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⑥参见张平著《大漠让我们与世界相连——草原丝绸之路 倾听亚欧草原通道的驼铃》，原载于《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10期。 ⑦参见马雍、王炳华著《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原载于《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9～21页。 ⑧参见季羡林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原载于《中外美术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⑨《细君公主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⑩参见贾合甫·米尔扎汗著、萨恒·松哈泰所译的《哈萨克草原丝路及其经济文化》，原载于《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11)参见贾合甫·米尔扎汗著、萨恒·松哈泰所译的《哈萨克草原丝路及其经济文化》，原载于《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0页。 (12)参见张景明著《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原载于《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版。 (13)参见周伟洲著《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变异》，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 (14)(15)参见贾合甫·米尔扎汗著、萨恒·松哈泰译《哈萨克草原丝路及其经济文化》，原载于《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87页。 (16)参见戴维·戈塞特著《新疆经验与丝绸之路的复兴》，原载于《参考消息》2006年5月31日版。标签：阿勒泰论文; 游牧民族论文; 中欧关系论文; 丝绸之路论文; 丝绸之路经济带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民族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草原风格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突厥论文; 中原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丝绸博物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