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运论文,周年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毁于一旦。苏联为何会发生如此剧变？西方一些理论家将其根源归咎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污蔑十月革命犯了“原罪”，苏联解体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结果”；在俄罗斯也就“十月革命的意义”展开了激烈争论：一些人诋毁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精心策划的“阴谋”，是一次“政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偶然事件巧合”，使俄国“偏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轨道”，“中断了俄国的自然发展进程”。总之，十月革命是俄国的“悲剧”。
苏联解体后，列宁主义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列宁主义被一些人认为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认为它“以极左的面目、崇尚暴力专政，是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他们还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使俄罗斯走了70多年的“弯路”，直到90年代初才回到历史的“正道”上来。与此同时，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还声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时间内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宣扬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不难看出，如何认识十月革命，是和如何认识列宁主义，从而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正确评析十月革命，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21年10月14日，十月革命四周年前夕，列宁指出：“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① 80多年过去了，在十月革命90周年到来的今天，列宁的话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给人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宣言》问世，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式诞生。它的核心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虽然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已不再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的大生产必然要求消灭私有制。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而且他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宣言》公开宣布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②《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③
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发动武装起义。这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是一次划时代的伟大革命。4月17日，当巴黎公社还在浴血奋战的时候，马克思在写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就指出，“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④ 如果说在这以前社会主义能够代替资本主义还只是一种科学预见的话，那么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表明，这种预见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历史趋势。由于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正处在上升阶段，法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巴黎公社起义仅存在72天就失败了。
为了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马克思在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殉难后两天，写下了《法兰西内战》。他精辟地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概括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国家机器代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⑤ 巴黎公社运动被镇压后，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虽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基本结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歌舞升平，处处弥漫着享乐主义的情绪，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各国无产阶级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积极积蓄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巴黎公社——人类第一次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46年之后，马克思的预言在俄国得到证实。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
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⑥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自由竞争时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揭示了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列宁则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这一具体事实，在科学分析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变化、准确把握时代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揭示出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并针对新的情况，回答新问题，得出新的结论。早在1899年，列宁就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⑦ 然而，这一切不能脱离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20世纪初的俄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⑧ 列宁正是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仅继承、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9世纪“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⑨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欧美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仅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而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发展到顶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历史开始进入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世时的新的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全面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揭示了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结论。列宁在开创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时，坚持社会历史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法，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民族性，以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如何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实践问题。列宁说：“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⑩ 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时，造成“多样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每一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民族特点等。
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商品生产占优势、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停留在一般的认识上，而应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俄国的特殊性，特别是清醒地认识到如何才能将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找到从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列宁不囿于成说，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得出的个别结论，深入地研究了俄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些新问题，他从不否定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同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革命主动性、创造性和革命实践的能动作用，此外，他还深刻把握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新的时代本质特征，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认为帝国主义战线有可能在它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从而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1） 的结论，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情况所得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举行进攻才能获得胜利的结论。
当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都认为十月革命违背了历史的普遍规律，指责列宁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首先在俄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却证明正是列宁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对各种机会主义和错误思潮的批判中，根据新情况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其核心内容包括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等。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十月革命的胜利，进一步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工人、农民和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是，列宁清醒地看到“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12） 当时摆在苏维埃俄国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努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产物，从其产生到今天不过150多年。在20世纪，社会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统天下，并从一个国家发展到多国，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原来10个社会主义国家分裂成了28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随之处于低潮。但是，社会主义遇到挫折、困难、甚至暂时的失利，都不足为怪。“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13）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通常循着曲折的道路向前发展，不会像走在平坦的“涅瓦大街”上那样始终凯歌行进，有时倒退几十年也是完全可能的，不能因此而抹杀社会主义对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不能因此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14） 邓小平针对苏东剧变曾指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5）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的，而苏联解体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苏联解体不仅不能否认十月革命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反而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如果说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遭到了“失败”，那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只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模式”并不等于“本质”，而且这种模式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恰恰是鼓吹“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确立体现全人类价值的“新的政治思维”，（16） 在“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彻底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果。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奠定了基础，推动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17） 而且“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18） 有力地推动了被压迫国家、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19） 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成为过去，“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20） 十月革命后，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祖国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指明了方向，中国人民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时，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选择了社会主义理想，这种历史性的选择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等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十月革命爆发后三天，上海《国民日报》即报道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当时《太平洋》、《劳动》、《东方杂志》等杂志先后发表了《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列宁）事略》、《述俄国过激派领袖列宁》、《俄国过激派实行之政略》、《俄国外交代表对外之表示》等文章，介绍列宁生平和苏维埃俄国的内外政策。1918年夏，孙中山先生致电列宁，热烈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表示极大的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十月革命在中国引起广泛反响，这是因为“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21） 十月革命使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的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给中国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启示，推动了他们认真研究十月革命和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十月革命后，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俄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他最早了解十月革命的性质，以极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预见到这场革命对人类历史进程将产生划时代的影响。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明确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22），是推动世界革命的巨大力量。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大会，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讲，接着又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论文发表。李大钊在这两篇文章中强调：“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23）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24）“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5） 同年12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1919年元旦社论《新纪元》中，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号召全世界劳工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26）。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求民族解放之路，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失败了。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是在十月革命后，“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27） 在政治、经济、文化都落后的中国，如何用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从列宁的革命实践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
列宁主义是实践的、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它的“精髓”，是要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极端困难的新道路的特点”，从俄国实际出发确定革命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一步也不能脱离“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28） 列宁在晚年探讨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苏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苏维埃俄国如何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这一崭新课题。列宁强调，“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29） 在这里，强调列宁主义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列宁主义是俄国的民族特色与时代本质的辩证统一，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有着非常重要的革命启示。否则，就会把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十月革命的经验简单化、绝对化，从而脱离本国的实际，把列宁主义当作普遍的“公式”不加分析地照搬套用，这样只会脱离本国国情，使这些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受到挫折，甚至遭到失败。
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认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革命独特的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0） 这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同各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成功地指导各国的革命实践。
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之坚实地扎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获取具体的中华民族形式，从而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1） 1938年6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具体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他说，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他，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2）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本质要求，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3）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革命的指导作用。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入中国以来，就存在着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还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种不同的理念。这是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的历史，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创立了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概括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以下六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独创性的理论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秉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融入中华民族的本土特色和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创造性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实践中全面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努力做到用实践来检验一切。如果说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胜利；那么，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与十月革命迥然不同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从中国的国情、时代特征和革命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34） 尽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全面确立，却实现了近代以来我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建立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遇见过的。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不断实践的、探索的过程，而不是僵化的公式。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5）“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6）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深刻地揭示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江泽民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变化，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37） 为坚持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做出了杰出贡献。
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开辟新道路、使理论上不断创新的历史。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还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争取自由解放的思想武器，是亿万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指南。90年前，俄国人民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十月革命开创的争取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续得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乘胜前进，为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已经做出并将继续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1894年，恩格斯在写给意大利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中，曾满怀信心地预言，“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获得胜利的时代。（38）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开辟了“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39）。这里所说的“世界性交替”，是指“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的到来，这是“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40）。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时代”的具体涵义是指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时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关系，是划分不同历史时代的标准。因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41）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时代”的基本理论。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具体指出，“消灭资本主义及其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42）
时代的性质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无法自行得到解决。十月革命的胜利揭开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序幕。无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统治阶级，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十月革命已经过去90年了，无论是十月革命的故乡，还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现时代的性质，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在不同程度上也为西方一些学者所接受，例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认为，“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43）“资本主义将成为过去，它的特定的历史体系将不再存在”。（44） 他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处于崩溃中》认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发展因先天的局限，已经处于崩溃之中，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在走向衰亡。
十月革命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不仅在俄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为国际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十月革命的胜利充分证明：被压迫阶级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被统治地位；被压迫民族完全能够在世界上争得平等的地位；在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之后，工农大众完全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国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这清楚地表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阶段，这是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崭新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纪元”。（45）“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来说，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46）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仍生活在十月革命开辟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80年代已经显露其雏形，90年代则呈加速发展之势。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历史潮流，它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47） 在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合作及相互影响将长期存在，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一球两制”这个基本事实。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并没有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仍然是历史的必然。今天的社会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理念或社会理想，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制度存在。这种存在是全球化进程中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基本力量，对于改变资本主义极力追求的经济全球化的一元格局，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经济全球化并非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历史阶段，全球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化。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时代，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8） 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发挥完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社会主义就还得和资本主义在同一个地球上并存下去。
在西方，经济全球化最初被认为是一场经济上的革命，其实质是资本、技术、通讯、管理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的自由组合。（49） 后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其认识也不断深化，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1990年指出：所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50）。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巨大的“时—空变化”或“时—空转换”，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生活中，甚至主要并不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受到全球化的直接挑战。所以他强调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51）。“全球化不只是一个‘外在’（out there）的现象。它不仅指大规模全球体系的产生，而且指日常生活每一环节的变革。因此它是一个‘内在’（in here）的现象，甚至影响着个人认同的亲密行为（intimacies）”。（52） 不难看出，经济全球变化并非只是指经济活动，其影响已经延伸到政治、社会、文化和传媒等领域。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全球化，（53） 因此，西方学者在提出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同时，还从不同视角提出“后冷战时代”、“后后冷战时代”、“新帝国”时代、“建立‘新帝国’时代”、“公民权利的时代”、“环境时代”、“信息时代”等概念。这些概念的涵义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否认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十月革命开辟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和平与发展”并未成为当今世界的现实，因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长，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面对的，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例如，美国为了维持其在世界贸易和生产中的霸主地位，始终把强化军事实力当作王牌。（54）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从来没有停止：1989年入侵巴拿马，1990年至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1992年至1993年对索马里进行军事干涉，1998年至1999年对海湾地区发动空袭，1999年空袭科索沃和南联盟，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9·11袭击事件为美国扩大和加强对欧亚地区的军事和经济控制提供了契机。……美国产生追求实力的新动力并非因为‘9·11’事件，袭击前美国经济实力已经开始削弱了。如果历史上不存在‘9·11’事件，这一天的可怕事件从未发生过，美国很可能照样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55） 这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当代的各种矛盾从来没有解决，而且看不到解决的远景，军事实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衰落的命运。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不等于世界已经完全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更不能因此而宣布十月革命开辟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已经结束，或已经过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主题，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时代的性质。“时代主题”和“时代性质”是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不应将其混淆在一起。现时代依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是时代的性质，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来，时代的性质从本质上看，并没有改变。“9·11”事件向世人表明了美国的脆弱。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短暂繁荣的结束，必将开始一个混乱的年代。这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性质将有更清晰的认识。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哈贝马斯撰文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表明“由1917年布尔什维克所引发的全球内战终于取得胜利”，“从法西斯主义开始的一个时代正在走向终点，自由主义的社会组织观以宪制民主、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主义的形式初见成效，有关‘意识形态终结’的匆匆预断似乎最终成为真实”（56）。在哈贝马斯等西方理论家的话语中，所谓“意识形态终结”是和“历史的终结”，即“社会主义的终结”联系在一起的。既然资本主义是“永恒的”，那么，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自然就“终结”了，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也不复存在。近年，“意识形态终结”论在国内也有反映，有论者认为，全球化使国家利益中“意识形态的因素下降”，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放弃简单的意识形态对抗立场”。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利益相比较，“意识形态利益显然居于次要地位”。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本质，应概括为“意识形态统一论”，即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的意识形态，都“统一”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体系中去，形成西方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即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没有一些意识形态，只有一种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宿命”。（57） 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新的意识形态加倍冒出来，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例如，1993年，美国国会建立“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200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出席“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时恶毒攻击共产主义。他说：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大约一亿男男女女和孩子的性命，光是在中国和苏联就夺走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以“邪恶和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到今天还继续存在。他还说，共产主义不只夺走受难者的生命，他们还企图盗窃他们的人性，抹消他们的记忆。这座纪念碑的落成，就是要归还他们的人性，重建他们的记忆。布什把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认为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一样，“野心勃勃，藐视自由，打击异己，追求专制统治”，而且“杀人不眨眼”，但只要自由世界团结一致，共产主义将和恐怖主义一样，“终将走进历史灰烬”。（58） 从布什和美国政府的言行中，人们看到的只是放肆的诋毁和野蛮的霸权，哪里有什么“意识形态终结”可言。
资本主义是比封建主义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其萌生至今的500余年来，历经了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发、资本原始积累、自由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等发展阶段。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始终存在着腐朽、停滞和迅速发展这样两种趋势。但是，“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59） 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之一，是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量。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则是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包括金融全球化、传媒全球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等在内的所谓“全球化时代”到来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60），“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61） 那么，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也是如此，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离社会主义更近了。在今天的帝国主义国家内，无论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强大的物质生产基础，还是完备的社会经济条件，都是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所不可或缺的。经济全球化形成的世界生产力，以及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高度增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从这一意义上可以理解，全球化必然导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既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化的产物。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为实现资本、资源、劳动力、信息、技术和人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提供了优化的条件，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世界经济的发展似乎更加有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能力及潜力。然而，这既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没有改变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没有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没有变；帝国主义的垄断特征没有变。这样，就不存在着所谓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更不会因这场“革命”使资本主义进入“人人都是资本家”的“人民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使时代的特征有所改变。
资本主义生产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尽管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的扩张和增值开辟了新的天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但并没有改变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且有时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这一基本矛盾。这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在自身的范围内无法解决。全球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的实质。资本家阶级仍然拥有巨额资本，无偿占有和瓜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工人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工人作为受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在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欧盟统计局1997年5月份的报告说，有5700万欧洲人，即17％的欧盟人口生活在贫困家庭。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与19世纪以来欧洲传统相反，欧洲，即欧盟，第一次处于贫困不断加重、不断扩大的境地。各种各样的穷人受排挤和排斥的现象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62）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展，使资本更加集中。据世界银行1992年的报告指出：世界上35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之间的业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占到全球贸易的40％。（63）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明显优势，操纵全球性的经济组织，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进行不平等、不等价的交换，破坏性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变得更加不平等，世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最富裕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20％，却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6％；而构成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国家只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外国直接投资的68％集中在最富裕的20％国家中；20％的穷国只接受了1％。（64）
全球化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着新的历史前提。当代资本主义是资本社会化的最高形式，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准备了条件与手段，为资本主义最终消亡和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是不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扩展到全球，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愈来愈接近极限，使它缓解矛盾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将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如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以及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等。但是，这既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同”。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存在着原则的区别，只是资产阶级主观上是为了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在“旧社会”内部形成“新社会”因素的过程中，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充当了历史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艰苦探索，我们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然而，有些人却要把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民主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否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否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就是划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这对于汲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至关重要。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宏伟成就令世人瞩目，这一切是我们始终不渝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这不仅扭转了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趋势，使世界各国人民重新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而且必将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积极的影响。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复兴的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景光明。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10—21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7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11—312页。
⑦《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4页。
⑩《列宁选集》第2卷，第777页。
（11）《列宁选集》第2卷，第554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第77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页。
（14）《列宁选集》第2卷，第694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83页。
（16）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0、181页。
（17）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欧洲出现革命高潮，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及共产国际成立等。
（18）《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9页。
（19）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亚洲以及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主要内容包括：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印度的非暴力运动；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埃及的华夫脱运动；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改革等。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1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页。
（22）《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02、104页。
（23）《李大钊选集》，第111页。
（24）《李大钊选集》，第112页。
（25）《李大钊选集》，第117页。
（26）《李大钊选集》，第124页。
（2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
（28）《列宁选集》第3卷，第483、614页。
（29）《列宁选集》第1卷，第162页。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32）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1938年第57期。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2—743页。
（34）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6年全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以上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38页；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09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37）《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58页。
（39）《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8页。
（40）《列宁选集》第4卷，第56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257页。
（42）《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3页。
（4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序言》，《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44）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此书作者即沃勒斯坦，译名有所差异——作者注）。
（45）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5周年的电报，1962年11月6日。
（46）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页。
（47）汪道涵：《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见雅克·阿达著《经济全球化·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Ⅰ—Ⅱ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49）Richard Longworth,Global Squeeze:The Coming Crisis for First-World Nations.Chicago:Contemporary Books,1998,p.7.
（50）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6—57页。
（5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族党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第36页。
（52）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53）参见Roland Robertson,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Sage,1992,p.9。
（54）冷战结束后10余年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2万亿美元，超过所有对手花费的总额。如今，“美国的国防支出相当于世界189个国家总和的40％至50％”。见Niall Ferguson,American Colossus,http://www.channe14.com/history/microsites/H/history/a-b/American.html。
（55）瓦西利斯·福特卡斯等：《新美帝国主义》，薛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56）哈贝马斯：《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0、41页。
（57）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58）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7/06/20070612-2.html.
（59）《列宁选集》第2卷，第685页。
（60）《列宁选集》第3卷，第266页。
（61）《列宁选集》第3卷，第265页。
（62）参见胡元梓等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9页。
（63）World Bank,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ies,Washington,D.C.,1992,p.33.
（64）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9,p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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