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结构调整的主要课题：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产品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结构调整论文,产品结构论文,城乡论文,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长期性课题，在当前我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结构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突出。
一、结构调整的主要课题
在产品的短缺现象基本消除，产业的瓶颈制约大大缓解的情况下，经济、社会的诸多发展变化，赋予了结构调整新的内涵。结构调整，不仅是供给结构的调整，更主要的是需求结构的调整；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城乡结构等社会结构的调整；不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更需要的是对产品结构的调整。
1.需求结构的调整
当前的需求不足固然与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环境的突变有关，但也不可忽视内因的作用。较长时间以来，国内需求结构中，消费过少，储蓄过多，经济增长过多地倚重投资带动，从而生产能力的增长快于最终消费的增长，是造成目前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储蓄率一直很高。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当年增加额占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比重，“六五”平均是33.6%，“七五”是60.5%，1991年到1997年平均为72.1%，最近3年，分别高达75.2%、88%和126.5%。这组数据的背后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这里只想说明一点，即当年新增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个人收入的结余以居民储蓄存款的形式存进了银行，边际储蓄率相当高，而且，储蓄倾向越来越强，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
世界银行公布的1995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分布，私人消费所占的比例中国是40%，是所有低收入国家中除安哥拉以外最低的，是所有130多个国家中最低的5个国家之一。日本是公认的内需严重不足的国家，其中主要指的也是私人消费的不足。尽管如此，日本1956年到1993年期间，私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仍平均达到58%，其中，1973年以前的发展中阶段平均为62%，1973年以后的发达阶段平均为54%。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充其量也就是日本70年代以前的水平，但我国的边际消费率却低得多，1979年以来的19年，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平均为50%，甚至比日本进入发达阶段以后还低4个百分点。
消费少，储蓄多，储蓄必须有出路。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储蓄恒等于投资，或者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或者表现为库存增加。因此，储蓄多，也就意味着投资多。在我国国内总支出的结构变动中，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表现为截然相反的两个趋向。1979年，最终消费的贡献份额为81.2%，1997年降到了60.7%，虽然在这一期间内有一些波动，但总趋势是下降的，直线斜率为负，平均每年减少1.15个百分点（日本1956年到1993年平均每年减少0.38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1979年为20.6%，之后在幅度较大的波动中逐步攀升，最高达到1993年的62.1%。1997年由于抑制投资、库存减少以及净出口的超常规增加，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跌至23.4%。但从20年的长过程来看，总趋势是上升的，直线斜率为正，平均每年增加0.73个百分点。
上述需求结构演变的必然逻辑是：(1)国民生产总值中，储蓄较多、消费较少，储蓄如数转化为投资，并成为对当前和未来生产的支持，生产能力增加。(2)在第二年以及之后的若干年，伴随收入增加的是边际储蓄率的进一步提高，边际消费率的进一步降低，总消费比重不适当地过快缩小，总投资进一步增大，生产能力大幅度扩大，与最终消费的容量和增长相比，生产能力显得过大和增长过快，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投资的增长，其边际作用越来越大。(3)在这种情况下，若压缩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要下滑，剩余的生产能力增加，效益下降，就业紧张。为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剩余的生产能力，一是通过银行短期贷款，表现为库存的非正常增加，1981年、1985年和1989年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年份，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高达16%、24.7%和50.2%；二是挤进国际市场，弥补需求缺口，表现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正常地增加，1982年、1987年、1990年和1997年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净出口的贡献份额分别达到13.6%、16.1%、37.5%和16.9%。在银行约束机制开始建立，风险意识增强，国际市场突变难以挤进去的情况下，要保持短期的经济增长，最有效的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带动，但要保证长期的、健康的和低成本的增长，根本的还是调整需求结构，刺激最终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个人的消费需求。
2.城乡结构的调整
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互相关联的，经济发展对促进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社会进步的快慢及结构的合理与否，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目前社会发展中城乡结构的不合理——“城市短缺”，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对需求结构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下降并不主要是城镇居民造成的，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20年来基本持平。导致最终消费份额下降的，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份额的相对下降。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整个80年代基本在35%上下波动，90年代以后，降到了20%多。如果把整个居民消费作为100，农村居民消费从1979年68%降到1997年的47%，城市居民则从32%提高到5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分布的变化，也表明了这样一种趋势，乡村所占比重，1978年是52%，1984年达到最高的59%，之后就直线下滑，1997年已降到43.4%。如果说，最终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那么，增加农民需求则是保证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的关键。
增加农民需求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但提高农民收入，根本的措施是要减少农民。改革开放以来，鉴于我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及管理的落后状况，我们一直倡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本乡本土“就地转移”，大力提倡和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不鼓励或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农民进城，以此企望在农村再造一个工业化，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并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20年来，乡镇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功不可没，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完全在本乡本土“就地转移”的方式，至少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宏观的负效果是我们没有估计到或估计不足的。
一是就业门路的缩小。由于乡镇企业一般布局比较分散，农村工业化的结果并没有带来相应的人口集中，这就使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局限。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与消费在时空上的高度同一性，不会象工业一样在此地生产，到彼地消费；第三产业的第二个特点是，要求最低“入门人口”，也就是人口必须集中，人口集中达到一定规模，第三产业才能盈利，才能作为产业来经营。“就地转移”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第一，第三产业不能象乡镇工业一样在农村生产，在城市消费；第二，由于人口分散，许多第三产业即使有需求，也不会有供给。这样，在“就地转移”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只有一个，只能挤入工业。这不仅加剧了工业领域的“重复建设”，更主要的是，第三产业的就业门路被限制住了，同样的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了许多。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四国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时，其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分别为：1:1.5、1:2.9、1:2.5和1:1.9，即第二产业每增加一个就业，第三产业增加1.5到2.5个就业岗位。我国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1979年到1996年，乡镇企业中的第二产业职工净增7839万，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及其他行业仅增加2739万（不是第三产业的全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新增变业之比为1:0.35。按我国乡村劳动力行业分布的另一种统计，1984年到1996年，上述比例也不过是1:0.65。即使我们的上述就业比达到1:1，20年下来，我们至少可多创造3000万到4000万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
二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及需求的缩小。“就地转移”，不让农民进城，实际上是使城市劳动力市场相对封闭起来，维持垄断的就业市场格局。由于劳动供给的竞争不充分，使城市职工保持了一个高于全社会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平衡点的工资率和高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的工资上涨率。换句话说，按中国的劳动供给与需求，供需均衡的城市工资不应该这样高。这就是为什么城市许多工作没人干，同时又有大量下岗职工存在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之一。为增加农民收入，我们作了极大的努力，多次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但其增收效果一两年就迅速消失，道理也在这里。
在国民收入增量一定时，不让农民进城，意味着城市劳动供给少，平均工资高，城市居民总收入高；对农村来讲，意味着劳动力无法减少，农民平均收入难以提高，农村总收入难以增加。平均收入相对高的城市居民继续得到国民总收入增量中更多的份额；平均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得到收入增量中相对较少的部分。不同的收入分配对总需求的效果是极不相同的。若增加的收入更多地分配给高收入者，由于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边际储蓄倾向较高，总消费增加的效果不大；反之，若增加的收入更多地分配给低收入者，由于低收入者往往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总需求增加的效果要比前者大得多。此外，农民消费需求的相对萎缩，除收入问题以外，其消费习惯、消费模式、学习效果等也是重要原因，在保持这种消费习性的民众占人口绝大部分比重的情况下，很难保持长久不衰的增长源泉。
3.产品结构的调整
尽管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仍很艰巨，如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性任务远没有完成，公益性强的基础设施的供给仍显不足，农业基础薄弱的局面没有完全改变等等，但这些都是长期性的结构调整问题，作为中短期的结构调整，当前更需要的是对产业内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当前产品结构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矛盾；电力工业中的电网与电源的矛盾；煤炭工业中的数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钢铁工业中的数量与品种、质量的矛盾；化学工业中的低浓度化肥过剩与高浓度化肥不足的矛盾；机电工业、轻纺工业的中低档产品总量过剩，与普遍存在加工深度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的矛盾等等。
二、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1.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
根据上述分析，针对国内外新的环境，以及当前结构调整面临的新课题，今后一段时期的结构调整，应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需求结构调整和供给结构调整相结合，并要更加重视需求结构的调整，采取鼓励消费的方针，逐步扭转经济增长过于倚重投资的格局。
(2)经济结构调整与城乡结构调整相结合，采取鼓励中小城市壮大规模的发展方针，鼓励人口的适当集中，鼓励农业过剩劳动力进城经商办厂打工，并逐步转换其身份。
(3)处理好提高效率和扩大就业的关系。在抓好大企业改组改造、组建集团、提高竞争力以及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同时，继续鼓励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发展，继续鼓励有国际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4)处理好国际分工与进口替代、国产化的关系。把作为结构升级重要内容的部分产品进口替代和国产化抓紧抓好，但也不应超越发展阶段，过度追求一切都要自己生产，一切都要填补空白。
(5)处理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需求结构及城乡结构的调整，公益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等重大结构性课题，涉及到许多体制和政策问题，需要政府发挥好应有的作用。但产品结构的调整、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等，主要是市场中的企业行为，应减少各级政府的过多干预，避免政府的失败。
2.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
今后的总体方向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心应从对供给结构的调整逐步转向对需求结构的调整，逐步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增长的格局，扩大内需要更重视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着手对城乡结构的调整，研究解决城乡结构调整的方向、步骤、方针和政策；在继续加强农业、水利、经济适用住宅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强化产品结构的调整，采取措施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力度；继续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
(1)农业和农村经济
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同时，重点改进农产品质量、品种，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名特优产品，优化品种结构及地区布局，发展高产优质品种，提高畜牧水产品的品质。
继续加强十大防护林体系的建设，按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原则，提高宜林宜草地区的植被覆盖率。坚决停止天然林的砍伐，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大对长江、黄河上中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建设力度。
继续加强中低产田综合治理，加强节水农业设施的建设，建设好商品粮、棉、糖等农产品基地，搞好草业和草原建设。对不适合种、养殖业发展或影响生态的荒地、荒山、荒漠及水面滩涂开发，一律退耕还林、退耕还山、退耕还水、退耕还草。
加强大江、大河防洪保安工程建设，特别是长江、黄河等七大流域的干堤堤防、河道整治、防洪控制工程、重点海堤加固、重要支流治理、重点病险水库加固、重点城市防洪、重点蓄滞洪区安全建设等。
农业的结构调整，要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加快动植物优良品种改良，发展和应用脱毒种苗、无土栽培、农产品保鲜储运技术等农业适用技术。
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要促进产、加、销一体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创新，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把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机结合起来；乡镇企业调整要重点进行布局结构的调整，使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加快农村各类服务业发展。
(2)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
电力工业。重点加快城乡电网改造和建设；以提高大型火电站利用率和水火电的合理搭配为重点，调整电源结构；提高火力发电中洁净煤燃烧的比例，减少污染；发展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垃圾、生物能发电及大型风力发电；破除垄断，稳步推进电力管理和运营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煤炭工业。加快煤炭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国有煤矿的改革，减员增效；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整顿煤炭流通市场；严格控制新的煤炭项目的建设，做好在建项目的结构调整工作；积极开展煤层气的勘探和开发利用，发展煤炭气化、液化、水煤浆及管道输煤等带动煤炭结构升级的项目。
交通运输业。要加快在建项目建设，重点建设好国家规划的重点路段、重点机场和重点港口等项目，加快现有铁路线路的提速改造。运输企业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加快体制改革步伐，加强内部管理，尽快实现市场化运营。国有亏损运输企业要减少亏损，提高服务质量。
城市基础设施及房地产。这是今后几年固定资产投资集中的领域之一，重点应投向经济适用住宅、城市防洪、城市道路、地铁轻轨、电网改造、环境治理等方面。采取多渠道融资方式，扩大资金来源。财政性资金应主要用于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对部分可由社会各界参与建设经营的项目，要加快改革，通过特许权转让、出售经营权等方式吸收社会资金进入。
(3)工业
工业领域结构调整的重点是，适当压缩低效率、高消耗、无市场的富余生产能力，同时，提高主要行业产品的多样化程度，提高技术档次，提高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
钢铁工业。要通过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引进，重点解决国内自给率较低的专用钢品种，加快淘汰能耗高的落后工艺和设备，降低成本。
建材工业。重点发展节能、节水、节地、低污染的新型建筑材料，逐步淘汰污染环境，规模不经济的生产工艺及产品。
造纸工业。要调整原料结构，提高木材原料的比重，加强林纸结合，建设造纸用丰产林基地，扩大对国外资源的利用；增加高档短线产品，通过技术改造，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
纺织工业。重点是通过企业重组、技术改造和加强管理，提高化纤工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对若干国内短缺且市场需求量大的化纤新产品实行进口替代；通过引进技术和设备更新，提高纺织印染的后整理加工水平，为服装制造业提供质地更好的面料；积极开发工业用、农业用、建筑用以及医用等市场需要的产业用纺织品。
家用电器制造业。要进一步加强新产品开发能力，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继续扩大家电产品的出口，多开发适合农村市场需求的家电产品，逐步增加“绿色”家电产品的生产。
电子信息工业。重点对移动通信设备、新型电子元器件、网络用信息技术产品、应用软件等进行研究开发，在短期内实现部分重点电子信息产品的进口替代。
汽车工业。要充分利用我国目前私人购车比例稳步上升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现有制造能力，通过引进和开发的结合，加快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提高新产品开发能力，提高零部件生产和整车生产的技术水平，尽快缩小国产车在外观、质量、性能、价格方面与国外产品的差距。同时，研究开发面向21世纪的可替代传统燃料的新型环保汽车，并做好产业化的准备。
设备制造业。要重点对若干国内市场潜力较大的设备，如环保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垃圾处理设备、挖泥船，以及水稻、玉米等农用收割机械，组织力量进行开发，尽快实现进口替代。输变电设备制造业要配合城乡电网改造，生产符合质量和性能要求的输变电设备。
船舶工业。要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不利影响，努力扩大出口，稳定市场份额。要扩大船用设备制造业的开放领域，通过国际合作和中外合资，提高出口船舶的国产化比率。
(4)服务业
旅游业重点是集行、游、吃、住、娱、购等为一体的旅游服务；房地产业和物业管理业重点发展经济适用商品住房及其物业管理；新型流通业重点发展包括以便民、利民为目的的便民超级市场、大中型配送中心、连锁经营等现代化的流通形式；社区服务业重点是商业化的社区服务和家庭服务；信息服务业重点发展信息采集、加工、专业和综合性的网络服务；咨询服务业发展各种专业性的咨询服务，如会计咨询、法律咨询、市场调查和分析、资产评估、广告咨询等；文化体育产业，主要包括电影、音乐、有线电视等文化娱乐服务、图书、报刊出版、盈利和非盈利的体育服务、职业化的竞技体育等；科技服务业，包括面向城乡、企业和个人的各类科技服务和研究开发活动。
三、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
1.创造扩大和鼓励消费的宏观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重点，应从过去侧重于鼓励生产和调整供给结构，转向鼓励消费和引导消费结构的合理变动。取消阻碍消费需求实现的各种不合理规章制度。
2.加快改革，明确个人负担的改革成本，增强改革的透明度，减少居民预期的不确定因素。加快实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影响居民即期消费的改革。对一时难以实施的改革方案，应适时、有节度地宣传，避免负效应。
3.有序发展一批中小城市。引导少数基础较好、条件具备的小城镇，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壮大规模，发展成为中小城市，允许外地人口进入这些中小城市。在户籍管理、土地制度、社会保障、财税体制等方面大胆探索，积极试验。今后农村地域的地震、水灾等的灾后重建以及扶贫等都应与小城镇的建设相结合，避免简单地复制。
4.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信贷体系。稳步发展城镇住房信贷，住房信贷应简化贷款手续、建立明确的个人信用评定制度。尽快将消费信贷业务扩展到家用轿车及其他耐用消费品领域。使一部分人的储蓄转化为另一部分人的即期消费，避免储蓄资金全部转为投资。
5.尽快研究制定汽车消费政策。规范轿车各项税费的征收，以燃油税为杠杆，鼓励低能耗、低污染轿车的发展；改革公车使用制度，鼓励家庭购买；建设好城市道路、停车场等设施，为汽车使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6.开放市场，破除垄断，有选择地吸纳国内外投资者从事部分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建设经营，通过竞争，降低垄断性行业的使用成本，扩大消费。
7.加大工业主要行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力度。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通过自主开发引进和合作等方式，有选择、有重点地建设一批技术先进、产品市场广阔、企业生产经营有规模效益、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技术改造项目。
8.通过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建立政府采购机制，推行重大项目公开招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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