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反思与前瞻——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范式论文,述评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于2007年10月中旬在苏州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130多人参会，收到会议论文67篇。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经历了一个由单一转向多样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研究者以单一视野、单一方式、单一路径思考问题的局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不同学术观点探索、争鸣的良好的学术氛围，而这一过程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实践和现代化建设是同步进行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之所以可能的现实基础，其中蕴涵着研究范式转换的理论逻辑和历史必然。尽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研究者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问题，但是只是到了本世纪，尤其是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讨论才真正引起研究者广泛关注和自觉反思，而哲学研究的自觉反思往往是哲学研究新的起点。范式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的取舍，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性质、本真精神的理解和阐释，关系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的评价，关系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形成，因此，梳理、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历史、现实样态、存在问题，展望其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对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应当说，无论从本届论坛的大会交流和小组讨论以及提交的会议论文来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作总体反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一问题上，大多数学者已经取得共识；但是对于什么是哲学研究范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以及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必要性、必然性等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甚至根本分歧；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时代的高度这一原则问题上，大家已经取得共识；但是对于怎样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以及怎样才是站在时代的高度这样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仍存在诸多分歧。
问题之一：何谓哲学范式转换？何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新旧范式之间存在何种逻辑和历史联系？如何评价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演进过程？
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视为哲学思想的“研究范式”和“解释原则”。他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亦即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结为本体论的前提批判。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是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
对哲学范式问题关注较早的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始终坚持一种基于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的批判和开放视野的实践哲学范式。他主张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中不同坐标点之间的内在的有机联系，使之成为富有张力和理论穿透力的动态的理论范式，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深层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时代内在的、活生生的文化批判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郭湛教授明确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是多元发生的，存在多种路径，其中最根本性的范式转换在于：前主体性——主体性——主体间性——公共（共同主体）性。
如何看待哲学范式的多样性？南京大学张亮副教授认为，多样性范式的出现并非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变成多样性的话语，多样性解释只是从多方位来展示马克思主义可能境界的途径，正是通过这种途径，我们才会达到特定时代要求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回应时代的提问，也实现主体建构自身历史的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侯惠勤教授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般学科所遇到的主题转换、视域拓展、范畴更新等共性问题，而是这一学科的根本定向问题，是其灵魂和立脚点何在的问题。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拓展和更新，可能比目前为止的任何新框架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更能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前进。
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它们都这样那样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应有的研究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于这样一个旧的范式既已失去约束力，新的范式尚未形成的“危机时期”。
其他研究者也提出各自不同的研究范式，例如，苏州大学任平教授的“出场学”范式，中国人民大学马俊峰教授的“总体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黑龙江大学张奎良教授的“辩证法的实践范式”、北京大学王东教授的“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中央党校董德刚教授的“以新解马”范式、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的“整体的历史科学”解读模式等。其中，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李德顺教授提出的“打井”问题，引发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所谓“打井”意指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活动。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需要不需要“打井”？二是打的是什么“井”？关于前一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认为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是对“井”的拓展，而不需要再“打井”；另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源源不断的、不需要再“打井”的说法给人一种“保护文物”的感觉。关于后一个问题，一种意见提出，“打井”是分“公”、“私”的，如果打的是“私井”，那可以随便打，但如果打的是“公井”，就要讲规则，就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另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这里说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下进行的研究，前提已定。判断一个“井”是“私”还是“公”的权力在实践、人民，还是在某些人或某个人？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理论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
研究者们基于各自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所选择的不同哲学范式以及由某些范式引发的争论表明：事实上已经呈现多样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将继续分化下去，围绕这一分化展开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也将继续进行下去。对于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大多数研究者予以肯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多样化并非简单否定过去，而是在“中国问题”的语境中，站在时代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解。这无疑是一种学术进步。同时也有研究者提出应对这种多样化本身存在的问题保持一种自觉的批判态度。例如，怎样才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多样化与统一性的关系，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本届论坛讨论的问题涉及范围较广，但对研究范式的创新、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形成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关注不够。事实上，研究范式的意义以及研究范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学术共同体或学术流派的分化、形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学派的形成，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本届论坛上研究者们提出的各种研究范式大多是研究路径，即以何种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且大多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兴趣有关。这种意义上的研究范式与作为学派重要标志的研究范式存在较大的差别。后者不仅关乎研究方法、研究课题，更关乎研究者的价值观念、研究视野和理论取向等深层次的因素，它不是仅属于某个研究者的，它因为有一批研究者自觉接受和共同坚持而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群体，并以其独树一帜的哲学理念、学术风格和理论建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其研究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发展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一意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我们认为，尚在形成过程之中。因此，研究范式的创新、转换仍有相当大的探索空间，以成熟形态的研究范式为重要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真正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成长过程。总之，如何评价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多样化态势，进而展望这一态势的未来发展，仍然是一个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问题之二：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较少，其问题症结何在？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何应对挑战，走出困境？
衣俊卿教授认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由于其内部还存在着“弘扬马克思学说当代价值”与“开展历史文本解读”之间的脱节；“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脱节；尤其是理论研究深层的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的缺失，且未被大多数研究者自觉接受并坚持，所以，难以真正形成人们预期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
王南湜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黑格尔主义阐释模式构成了中国马克思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而必须突破黑格尔主义的束缚，走向对于马克思哲学更为准确的把握。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走向一种康德主义的阐释范式；超越卢卡奇等人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践哲学范式，只是超越那种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思辨的实践哲学，走向一种“有限理性论”的实践哲学。
汪信砚教授认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需要澄清几个前提性问题：第一，必须纠正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性质的误读。第二，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正确的学术定位。第三，必须明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领域的研究之间的重要区别。
中央党校侯才教授试图从中国历史传统中寻找深层原因，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封建体制所造成的传统之下，“重视统一，忽视差别”成为主导性思维定势，政治统摄和包容了哲学。到了当代，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旧有的历史传统及其遗存有了很大改变，但彻底改变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徐长福教授则对实践哲学范式做了具有启示意义的辨析。他认为，一种实践哲学范式，只有当它具备关于实践的哲学和作为实践的哲学这两个面向时，才能保持足够的活力与凝聚力，否则就只能变成与现实实践脱钩的纯粹学问，或者不问学理是非的谋略之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范式，在经历了从阶级斗争范式蜕变为主体性范式的过程后，因其实践品格严重退化和扭曲而陷入了深度危机。他对此表示深切的忧虑。
北京大学杨学功副教授认为，研究者在剧烈变动的时代面前失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失去了亲切的现场感，失去了对于当代生活的解释力，也失去了对于公众的吸引力，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以出现“危机”的症结所在。重建与当代经验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和中国学者的理论架构，才是真正摆脱困境的出路。可是我们又做了多少呢？
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在不同的层面上切入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终都聚焦于哲学研究范式的选择与转换。从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之所以成为关注焦点的深层原因。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从根本上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整体风貌，也在总体上引领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哲学的研究范式无疑也只有与时代要求相适应，才能体现哲学的根本性质，发挥哲学的基本功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研究范式的转换、新的研究范式的建构要求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又不固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既有范式；既充分肯定前人研究成果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以一种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去审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哲学的任何一种研究范式总是以一种相对固定的方式、视角、方法去思考问题，无论哪种研究范式，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时，随着时代变迁又暴露出各自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哲学怀疑、批判的对象不仅指向客体，而且指向自己，哲学的自我批判是哲学发挥自身功能的一个重要前提。马克思本人力主怀疑、批判现存的一切，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怀疑、反思、批判，打破狭隘眼界和故步自封的惯性轨迹，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在这里，孙正聿教授提出的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以及衣俊卿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逻辑思路和方法论原则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问题之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范式转换与问题研究的互动中，以哲学的方式捕捉当代“中国问题”，并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从而回应时代挑战，为解决当代“中国问题”提供可供选择的道路？
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首要关注的问题有五个，分别是：总体性上的领域分离问题、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权力与资本的问题、社会领域的公民社会问题、文化领域的理性精神的建设问题、人的发展领域的“政治解放”问题。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转换哲学研究范式，对“中国问题”做出符合时代水平的哲学阐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元梁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不同的研究范式，它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破解马克思问题遭遇的时代挑战。而所谓马克思问题即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探求人类解放的道路，探求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过渡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道路。马克思问题所面临的、尚待破解的时代挑战有三个：1.当代资本主义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它如何走向未来的新的社会形态？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一种新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它如何由初级形态走向高级形态？3.人类社会究竟将走向何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理想社会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
这一系列深刻、尖锐的问题的提出，不仅显示了研究者对当代中国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把握问题的准确性，也显示了研究者在研究中对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充满着深切的关怀。问题是哲学思维中的疑难和矛盾，当原有的哲学范式不能解决这些疑难和矛盾时，必然会引发研究范式的重新选择和新旧范式转换。正如讨论中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真正的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哲学研究中，范式研究与问题研究从未分开过，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游离于范式之外的问题是盲的，无视现实问题的范式是空的。时代的变化、新问题的出现，促使研究者以批判的态度审视既有研究范式的历史局限性，以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观照新的时代问题，任何新的时代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和深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走向成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本届论坛还有值得特别指出的三个亮点：一是在一些学者的发言中，对问题的分析和观点的阐释，已经摒弃独断论，彰显着一种历史精神。例如研究者对“传统研究范式”的评价，就已经走出了非历史批判的老路，开始以一种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评价它的理论得失，总结经验教训。
张亮副教授对此有深刻的思考。他指出，范式的意义正在于其历史性，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传统研究范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它实际上是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相适应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存在困境和危机，它决非仅仅意味着传统研究范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它也是由于缺乏对传统本身的审理而在当代产生的那种无根性的体现。
任平教授对这一问题持同样的态度。他认为，“教科书改革范式”在系统地普及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新理解、新运用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而它最大缺陷是容易“非历史”地对待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容易造成对“原理”的僵化理解。要深刻理解马克思文本，必须要深入文本背后去把握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文本形态的关联。
二是论坛倡导的平等对话与自由讨论营造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宽松氛围。很多学者在讨论中呼吁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的观点，以理论的真诚参与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马克思的“真理是由争辩确立的”原则成为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倡导的独立的、怀疑的、批判的反思态度，反对教条主义、不盲从任何现成结论的批判精神，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
杨学功副教授深有感触地说：要允许并鼓励不同观点、不同学说、不同学派的存在和竞争，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去探求真理，而不能搞“唯我独马”，垄断论坛。学术争鸣是学派互动的经常方式，也是增进学科共识和学术积累的必要平台。要注意防止学术争鸣政治化和学术争鸣利益化的偏向。
马俊峰教授则从制度层面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创新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失误甚至严重的失误，难免会出现不同意见的分歧甚至重大的分歧。应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创新过程中难免出现的失误或失败，甚至需要设置一定的保护措施和条件，保障研究者的各种合法权益。
三是本届论坛上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与前几届论坛相比，无论是大会发言还是提交的论文，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整体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青年学者在学术上正在走向成熟。论坛是一个开放式的交流平台，为年轻学者的成长提供更多的机会，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需要，也是老中青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共同心愿和马克思哲学论坛义不容辞的责任。
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开始呈现出向诸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拓展的趋势，马克思哲学论坛显然有必要考虑到这一趋势并且有所作为；中西马交流对话也已经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历史地展开，学术研究理应呈现并引领这一现实。
应当说，这表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哲学论坛、对整个中国哲学界的期待。毫无疑问，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是思想解放的产物，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将带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的自我超越。马克思哲学论坛所具有的探索性、开放性、包容性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不同观点的交锋、各种思想的碰撞中不断地走向深入的局面已经形成，适应时代要求的、多样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生成，与求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重大的历史与时代课题，将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同时也是可以期待的过程，它的完成将有待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