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智慧·方案·议程的引领与践行
洪 波1，赵宬斐2
（1.绍兴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2.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作为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智慧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契合和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理念与价值诉求，更是指向和指明了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参与全球治理、引领重塑世界秩序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明确的愿景目标、鲜明的价值诉求和完整的框架结构。作为新全球化时代对外传播的重大议题，面对国际舆论场的“话语逆差”，要通过有效设置议题，构建协同性多元主体互动模式，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导力和话语权。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议程
面对全球治理危机与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治理全球的大智慧、大方案与大议程，是着眼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局，超越国家、民族、地域和意识形态的界限，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表达了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美好愿望和追求，体现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天下情怀和大国担当。作为全球治理的智慧、方案和议程，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实现全球善治提供充满冀望和想象力的选择。
“春江水暖鸭先知”，涉及房地产业务的泛海控股很快做出反应。1月15日，泛海控股向深交所申请停牌，拟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将境内外房地产业务整体剥离并置出上市公司，同时置入优质金融资产。拟出售的资产为泛海控股持有的境内全资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司”，7月25日更名为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和境外全资子公司中泛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资产。
一、中国智慧：传承、契合与指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智慧创造。这一充满思想睿智的中国方案，既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突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又契合和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理念与价值诉求，表达出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心声，展现了国际视野和全球共识；更描绘了未来平等互鉴、多样统一、和谐发展的全新图景，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发展方向和行动指南，展现出中国智慧过去、现在与未来所蕴含的三重境界。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传承性
任何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都根源于其历史文化传统。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例外，它根植于中华民族积淀深厚、内涵广博的传统文化之中。与西方文化在政治秩序上更多地关注权力安排和分权制衡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在政道和治道上关注政治秩序的结果胜于其形式。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世界是一个家国、天下与天命有机结合、紧密相联的统一整体，因而倡导的是“民胞物与”“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政治信仰与整体和谐精神，主张“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交往原则和“亲仁善邻”“仁者爱人”“兼济天下”的博爱情怀。这种天下情怀所蕴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正当性、道义性和合理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厚的基因特质和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其所具有的共同性、差异性、包容性、共生性等特征，与“和合”文化具有一致性，体现了“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与殊途同归的理性判断。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价值基因和丰厚的思想资源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鲜明的中华文化特性，增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厚度和理论韧度；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赋予其时代内涵和时代品格，展现出卓越的东方智慧和独特魅力，使得中国在向世界贡献这一中国方案时彰显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Conversely, surge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randomized trial in Taiwan performed a minimum of 80 D2 LD surgeries before the study began. The results of that study revealed a possible increase in survival rates when extended volumes of LD were performed[35].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契合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质的同时，包容和兼顾了不同文化的价值理论，契合和反映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因而具有世界特征。价值共识是主体间形成协同性集体行动的基础，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呈现同质化的同时，文化价值领域却呈现出异质性。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致使全球性和民族性的矛盾在文化价值领域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寻求人类的共同价值何以可能？事实上，所谓价值不过是利益和需求的一种观念反映或文化表达，共同价值正是基于人类共同利益而产生的一种价值诉求。从哲学上看，“人是类存在物”①，人的“类本质”决定了共同利益存在必然性，而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上的依存性和利益的交互性则是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当今时代，“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②。为了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使人类获得永续的生存和发展，就需要有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界限的共同的价值认同和文化想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凝练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反映了近代以来人类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共同价值不是由先验理性决定的、具有排他性的“普世价值”，也不是基于抽象人性论延伸出来的政治实践观念，而是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以共同责任为保障，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尊重文明多样性，兼顾不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价值理念。这种引导世界各国形成宽容、联合、合作的价值理念，打通了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价值理念上的隔阂，契合和反映了新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望和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倡导共同价值，达成一种基于利益共生、情感共鸣、权利共享和责任共担的伦理精神和共同体意识，并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构筑起共同体的团结协作和集体行动，促进人类的整体和谐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指向性
三是责任与担当。全球治理的使命重在责任与担当。在中国议程模式的构建中，应旗帜鲜明地发出中国声音，理直气壮地阐明中国观点，不回避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敢于引领或开创一种新的世界潮流，敢于直面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规则，既要秉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又要体现大国应有的作为和责任；要全面主动设置议程，提前策划有针对性、有指向性、有专题性，能代表多数国家利益的议题与内容，从全球道义的制高点上发挥大国的引领作用和影响力，持续向国际社会传递引领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价值理念和行动原则，为重塑全球治理新秩序做出更大的贡献。
受国内市场资源过剩、价格体系扭曲等影响，集团公司成品油产销矛盾日益加大，按照合理的市场价格制定生产销售计划已无法适应市场变化，亟待改革调整。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共同体的发展要经历从传统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过程。从空间上看，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从狭隘的、民族的地域性历史走向开放的、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过程。马克思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征了世界逐步形成各民族国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整体历史趋势。“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一个时间上不断演进、空间上不断拓展的交互过程。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在历史转向真正世界历史的全球化时代，普遍意义上的资本逻辑主导和泛化的世界历史已经得以形成，在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依然在场的历史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解决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现代性危机，尽力限制和规避其弊端；同时，又承载着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其最终的价值指向就是在“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与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使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作为理想共同体生成过程中的阶段性共同体样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由资本逻辑产生的全球现代性危机、实现每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新全球化时代为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治理勾画出新的图景。
二、中国方案：愿景、诉求与框架
时代呼唤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新全球化时代参与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引领世界秩序重塑而设计的中国方案，具有明确的愿景目标、鲜明的价值诉求和完整的框架结构。
（一）中国方案的目标愿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过程中，要通过建立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分层次、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其中，价值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前提，利益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障和手段，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价值理念的共识、责任的共担、利益的共享和行动的协同得以落实。在中国方案展开的具体实践中，中国政府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作为核心抓手。“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推动沿线区域发展观和价值观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国际合作模式，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中国理念。亚投行作为一个政府间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是支持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助力亚洲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倡议的提出与落实，是中国国家利益对外拓展、地区影响力上升和大国外交博弈综合作用的结果，体现了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议程设置能力、制度创设能力、国际话语权和全球领导力的提升。
从外在延展性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蕴含多向度、多要素的立体复合性结构，涵盖了多元行为体、多重层次、多方领域和多维空间。从行为体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涵盖的行为体是作为“类存在”的人，既包括共同体中作为群体存在的主权国家、特殊地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也包括社会生活中作为个体存在的“现实的人”，其中最重要的行为体是主权国家。从涉及层次看，作为一个多向度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层次分明，涉及民族、地方、区域和全球四个层面，其中主权国家作为最重要的行为体，由于受地理空间或历史传统的影响，往往处在不同层面的命运共同体之中，比如中巴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非洲命运共同体、美洲命运共同体、欧洲命运共同体等。从涵盖领域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是对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的进一步概括和升华”⑧。从地域空间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通过由近及远，由点连线，由线到面，将双边、区域、全球三个不同空间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展现出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外交布局。
（二）中国方案的价值诉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表达了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层面的立场与目标，更是表达了中国方案的价值诉求。“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⑤，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突显了主体间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行为体利益诉求的异质性和力量差别的迥异性、既有治理体系的不合理和国际权威的缺失使得治理主体难以形成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在国际旧秩序下，先发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超额利润，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平等，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隐患。同时，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全球治理体系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尽管西方不少人已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各自提出解决世界困局的方案，如新自由主义以虚假的“超意识形态论”提出了一种全球主义的观念，当代世界主义则在反思全球贫困的基础上关注全球正义。但是，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论”及由此形成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导致无法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全球治理危机。
“提升全球发展的均衡性、公平性、普惠性，才是改善人类现实生存境遇的应然之举和根本之道。”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世界未来发展的整体视角谋划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规范，摒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通过民族—地区—人类三个层次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理念运用到国与国的交往中，保证各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使全球化的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以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凸显的“共同”本质，其实质是追求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发展，“其基本逻辑是同舟共济、风险共担，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找到促进全球和区域共同发展的最为合理的制度表达形式”⑦。这种价值诉求是对共同价值的解释、展开、说明，它以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彻底颠覆了利己的现代性价值基础，勾勒出一个全新的全球化图景，开启了可分享的共赢主义时代。只有“共同”才能发展，因而，也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中，全球化才具有本真的意义。
（三）中国方案的框架结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立足于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与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超越了“单极中心意识”和“自我中心意识”，通过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和构建包容性、互补性、协商性的关系治理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和完善，使之更加公平、合理和高效。全球治理是不同治理主体协作应对全球问题所形成的复杂机制，其治理主体应当是多元的，在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然而，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理论，还是以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规范扩散论为代表的中层理论，普遍体现了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价值判断标准，因而难以有效破解全球治理困境。在此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超越资本逻辑所构筑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探寻一种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之路，是为消除“治理赤字”和“发展缺位”而提供的中国方案。
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愿景就是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演变进程加快，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改变着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使世界越来越“去中心化”。全球权力分布的消长要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然而，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反映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不断加大的全球治理难度凸显了西方霸权治理和“碎片化”治理格局的危害。全球治理的失灵致使全球问题不断地积累和蔓延，导致世界秩序的失调和无序状态。从根本上看，全球治理失灵的原因在于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滞后，现在的治理理念是与现代性思维相关的，其中三种理念尤为明显：一元主义治理观、工具理性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④。因此，要走出全球治理的困境，必须有新的价值理念和新的制度设计。
三、中国议程：议题设置与模式建构
智慧和方案需要通过实施才能成为一种现实的自然存在。然而，“在复杂的社会实践特别是关涉全球的复杂实践中，各民族到目前为止还很难从根本上彻底超越培根意义上的种族假象、洞穴假象”⑨。事实上，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存在着误解和质疑，甚至存在排斥对抗心理。因此，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中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议程设置的技巧方法、议题的框定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关系互动中能否得到客观的认知和评价。
（一）中国议程的议题设置
向国际社会表达和传播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所认知和认同，这是中国议程议题设置的根本目的。议题设置是引领国际舆论的前提和形成国际共识的关键。然而，在一个“话语喧哗”、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的时代，并非任何议题都会得到国际社会所有行为体的关注，只有那些能够引起强烈共鸣的议题才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并有望最终进入议程。为此，要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进行顶层规划和议程设置，通过有效设置议题来展现其道义感召力和价值吸引力，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传播力和国际话语权。
一是议题的全球性。在议题设置的场域和维度上，要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体现人类情怀和普惠世界的大格局。要在引发共鸣、建立共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置全球性议题，议题既要关注国家层面、民族层面和区域层面相互关联性的问题，更要从全球治理层面积极介入超越国家、民族、区域界限以及意识形态与制度分歧并与整个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并最终使其纳入国际议程。如当今世界面临的气候变化、国家间冲突、发展不均衡、大规模移民等这些综合性、挑战性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全球性的方案，需要各国协作。
四是策略与能力。国际议程设置是多方博弈的产物，其过程充斥着妥协、让步与交易等行为。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利益动员，需要通过冲突拓展和利益动员建立广泛的议题联盟，实现“需求聚合”，推动主体间性的建构；要把握好议程设置和话语表达的时效性，通过重大活动的议程和议题设置吸引国际主流媒体。面对国际舆论斗争，要善于避开矛盾与冲突，建构差异性、包容性、认同性的中国话语，提高国际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和话语效力。
二是议题的公共性。框定议题的公共属性并增加其显要性，这是成功设置全球治理议程的关键。这种公共性其本质是公益的、公众的和整体的。因此，要对与人类共同利益密切相关并具有普遍性的议题进行设置，尤其要关注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问题，如气候、粮食、民族主义、难民危机、核安全、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应在外交和国际政治中有规划、有目的地进行议题设置，表达现实关怀和合理关切，并利用议程设置引导国际舆论，引领国际社会的思想倾向和思想潮流。
三是议题的协商性。议题不能是霸权性设置，而要顾及伙伴关系以及议题的可协商性、可妥协性和可处理性，坚持开放性和双（多）向度，以充分包容各种可能的异质性对话要素。作为新兴经济利益体的代言人，中国在与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形成合力以充分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注重与西方发达国家沟通和协商，回应发达国家的关切，努力协调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立场，全面考虑各方的具体利益诉求，兼顾各方利益，体现议题设定的包容性、合理性、公正性，实现治理效度与代表性的平衡。
金融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是本文的研究假设1同时也是后文的研究基础。对此我们依据模型(1)，对各国金融开放程度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估计结果可见表4。
四是议题的前瞻性。科技的日新月异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因此，要对新兴的全球性议题进行前瞻性探索，坚持以人类整体利益和共同福祉为根本，积极设置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前瞻性议题，“要加大对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的参与，加大对教育交流、文明对话、生态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机制和项目支持力度”⑩。中国自2014年起每年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搭建起互联网全球共享共治的平台，打造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正是新兴领域治理路径的成功尝试。
Q陈老师你好，我儿子4岁8个月，大班。这个学期一个多月了，每天说很多遍不想上幼儿园，想放假，说午睡时间太长等等，还说幼儿园老师说“闭嘴”，这些我们都跟老师交流过。换学校他也不肯，孩子也有些执拗，放假，就会数时间；平时玩的时候，睡着了中间突然醒了会问“我可以玩××吗？”
（二）中国议程的模式构建
全球治理作为一种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合作，其基本原则是建立民主基础上的多样性协商，其实现机制是由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架构的多元、多层合作治理模式，这种由各种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模式最具有效性和合法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议程的模式中，多元主体平等对话的前提下，通过互惠沟通和理性协商达成政策共识，并推进特定全球问题进入决策程序的国际议程。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一是主体与伙伴。“其中主体指负责制定和实施全球议题的个体，主要包括各主权国家及其政府、非正式的公民社会组织和精英个人。三者均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或目的发现问题、提出议题并推动议题的设定。”[11]全球治理中的不同主体代表着不同空间、时段、层次的利益，全球治理的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各行为主体之间应该确立一种伙伴关系，通过对话、沟通、磋商、协调与合作，加强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与良性互动，生成科学高效和运转协调的“公共能量场”，以提高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实现全球善治。
二是角色与机制。新兴国家群体性的崛起对发达国家主导的治理体系形成巨大冲击，进一步促进了治理角色的多元化和合理化发展，从而对议题设定权的分配和议题设定的机制提出新的要求。在全球治理中，议题的全球性、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利益关系的多重性以及博弈能力的不均衡性，要求通过大国协调、机制协调、区域协调等多种协调方式，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和多边机制平台。从“八国集团”（G8）到“二十国集团”（G20）、从传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到“金砖国家”（BRICS），多边治理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现实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特点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仅指向当下，更指向未来；不仅是对新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遭遇的生存危机的理性反思，更是以高瞻远瞩的全球观和世界历史的整体观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展现出对人类未来发展终极指向的深度关切，标志着中国在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除产业布局相关政策之外，我国纺织服装各行业也制定并发布了相关产业结构政策措施，使得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方向与方式更加明确。
四、结语
我们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一个领域的问题都有可能上升为一种全球性问题。如何应对复杂的、多重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突破全球治理困境？中国共产党正视全球性危机的严峻挑战和全球治理的困境，深刻把握全球治理深度发展的时代趋势，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项国际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整体人类、世界发展的高度，用宏大的中国智慧破解了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用可行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议程推动着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的、虚幻的、空泛的理念，而是现实的、实际的、具体的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2]，清晰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指明了风向标、确立了现实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以“中国方案”的实践性促进“世界方案”的现实性建构，并由此展现出其经验性和此岸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5年来，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亚投行的设立，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到博鳌亚洲论坛，从二十国领导集团峰会到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从经济领域到安全领域，中国正通过不断努力和生动践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正能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大国责任与担当，彰显出中国道路深刻的世界性意义。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注释：
④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
⑤习近平：《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人民日报》2016年6月7日，第2版。
⑥王岩、竟辉：《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红旗文稿》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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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医院对于积极参加科普公益活动的医护人员，会在诊疗业务量稍低时期，为其安排补休。外出学习、进修等方面，也会给予一定倾斜。唐以军指出，医护人员为太和医院，甚至十堰市人民身体健康付出了劳动，医院为其提供一些照顾，也是合情合理的。
⑦赵可金、赵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当代世界》2018年第6期。
⑧王存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人民日报》2017年7月27日，第7版。
最近几年，武当山积极地推进武当武术的发展，倾力打造以武当武术为核心的武当文化展示区、健康养生体验区、武当太极品牌以及精品赛事活动系列，促进武当山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2017年太极拳公开赛在武当山举行，届时，武当山景区的自媒体传播效果将会进一步提高。除此之外，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将在武当山举行，这将大大提高武当山景区的知名度，为此，武当山景区专门设计了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宣传口号有奖征集活动，通过对自媒体技术的运用，为武当山景区进行宣传。
⑨沈湘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3期。
(2)拓展话语空间。成为“人物符号”的专家尚属少数，但在互联网时代，更多的非官方专家学者通过微博、博客、微信等自媒体平台，自发主动地宣传自身政策主张，极大拓展了话语空间。如吉林独立人口研究者杨子实，其微博粉丝数达13 878人，共发布13 945条微博，有一定的转赞评量；关注人口问题的专栏作家何亚福从2010年末开始在微博上探讨人口问题，始终支持放开生育，现微博粉丝近4万。[注]数据截至2017年4月6日。 这些“草根”学者尽管无法直接向决策者提交政策议案，但通过新媒体平台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
从实践出发，从工程角度尝试构建完整的信号获取、处理和分析检测控制系统。在教学实践中，基于能力培养的项目化教学设计充分发挥了学生参与的主体地位，教师讲授法也发挥了教师主导的作用长处。两种教学模式的有机结合过程，使课程教学成为一体化过程，提高了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效果明显增强。
⑩《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人民日报》2016年9月29日。
[11]赵隆：《议题设定和全球治理：危机中的价值观碰撞》，《国际论坛》2011年第4期。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59页。
Leadership and Practice of Wisdom,Program and Agenda in Global Governance
Hon gBo,Zhao Chen gf ei
Abstract: As a wisdom creation originating from China and belonging to the world,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not only inherits and promote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but also conforms to and reflects the common ideas and value demands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and points 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uman society.As a Chinese plan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lea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order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has a clear vision,clear value appeal and a complete framework.As a major issue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new globalization,facing the“discourse deficit”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field,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effective topics,construct a synergistic multi-subject interaction model,and constantly enhance the guidance and discourse power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Key words: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Chinese Wisdom;China Program;China Agenda
中图分类号： D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5X（2019）06-0029-06
收稿日期： 2018-12-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17YJA710009）
作者简介： 1.洪波，女，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赵宬斐，男，杭州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研究。
编辑 王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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