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至今，管理学界仍然公认“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1]（也有说“管理是科学，是技术，也是艺术”的[2]），然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3]在2004年11月19日（他95岁寿诞）却说：“管理既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实践，其成就是以管理结果来衡量的，而不是以学术奖励。”（简称“德鲁克名言”）临近生命终点的他在如此隆重的场景中究竟要表达什么呢？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知道，这可能仅仅是对management这一“美国特有的词”（“甚至难于译成英国的英语”）[4]的解读，显然这与他1954年出版的发韧之作《管理的实践》[5]、1974年出版的被誉为“经营管理的经典著作和百科全书”的《管理——任务、责任、实践》的命名是一脉相承的。被尊崇为“管理大师中的大师”[5]，甚至被认为是“现代管理之父”[5]的德鲁克为什么不把他的传世之作命名为《管理学》是否是一个问题呢？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顾基发先生提出了学科体系的新视角，即把科学分为物理、事理、人理三大范畴，并提出W（物理）S（事理）R（人理）系统方法论，指出“WSR系统方法是从物理、事理、人理3个方面探讨如何有效解决管理问题的新方法”[7]。换言之，管理者必须“知物理、明事理、通人理”，即管理是物理、事理、人理的综合学科，从中可见其复杂、多面之一斑，由此导致的管理理论丛林，以及由此而来的疑惑（究竟有没有普适性的管理学？有没有中国管理学？……）自然是不足为奇的。
德鲁克强调管理是一种实践，管理学界达成的共识是，管理学揭示组织运行的规律，积淀达成组织目标的经验与知识。问题是，工作规律就是学科体系吗？社会工作千万种，对于每种工作都应且能建立起学科吗？如烹饪规律作为典型的技艺只宜被称为烹饪法，而不宜被冠以“烹饪学”。管理学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呢？
陈荣平[7]给出的答案是，“管理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由理念与操作2个部分构成。我把管理学的这种学科构成性质称为‘管理的艺术和技术’”。接着又指出，“既然艺术（扩展到世界观）层面（中西方）的管理不存在根本的文化冲突……那么技术层面就更加没有冲突了！”进而认为研究“中国式管理”是学术误区，但是他又承认西方管理学引入我国会“水土不服”。这一演绎的内在逻辑成立吗？——既使是“世界观层面中西方的管理不存在根本的文化冲突”，并不等于没有文化冲突，就这么一句带过显然缺乏说服力：“水土不服”不是冲突吗？
仅以上寥寥数语中便隐藏着诸多疑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管理学在中国未臻成熟，值得探讨的问题甚多。笔者从学术期刊的视角（学术期刊应如何投入学科建设中），选2个主题词（“名词术语”和“研究经费”）不揣浅陋就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谈一点管见，以就教于各位学者，显然是出于抛砖引玉的初衷。
1 从名词术语看管理学在中国
我国管理学界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基础上，对西方管理学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结合，以及对管理学本身的认识都在不断深入之中，其中有一些值得推敲的现象，今仅从名词术语这一创建学科的起点试述一二：
1.1 管理学与管理科学
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管理学”的一级学科[8]，而且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正式确立”（经过我国相关学者10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后的阶段性成果）。管理学界对“管理科学与工程”有2种解读：一是“管理科学”＋“工程”[8]；二是“管理科学”＋“管理工程”。文献[8]认为“作为术语‘管理工程’在1997年以后已经被淘汰”（如果按照第2种解读，“管理工程”这一术语至今也没有被淘汰），但是，无论哪种解读都认为“管理科学”“处于基础学科地位”。换言之，“管理科学”是“管理学”的一级子学科——这显然是有违汉语语义的。
作为我国基础研究主要资金管理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学科设置也反映了我国管理学界的这一主流看法——下设3个子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宏观管理与政策。可见，“管理科学”被我国主流管理学者确立为“管理学”的一级子学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将“管理科学（广义）”作为自己学科的总称（学部名称），却又在其下设“管理科学（狭义）（与工程）”便显得过于迁就时下的主流看法，而不是从学科体系上确立自己的（组织）结构（资助重点）①。
究其原因，大约是源于对“management science”的直译（学界已不乏应重视名词术语翻译的呼吁[8]），但从构建学科体系的视角看这符合逻辑吗？这种景象应该永远存续下去吗？
1.2 管理现象与管理活动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9]一文指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现象和管理活动，并进一步解释说，管理现象是社会的“物”，而管理活动则包含了“人”与“情境”。于是，对管理现象的研究（可客体化，能与情境分离，可以运用科学方法论定量化进行研究）具有普适性，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特质，而对管理活动的研究（不可客体化，不能与情境分离，因涉及价值命题不能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量化研究）具有特殊性，这就是管理学的人文特质。这显然代表了当前的主流看法。
对此，至少有2处疑惑：
(1)管理现象从管理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价值何在？在现实中，我们需要管理理论（管理学）指导我们解决的是管理活动中的问题，而不是从管理活动（实践中存在的）中抽象出来的管理现象（实际上是经学者们客体化之后的虚构）。换言之，管理学的普适性存在于虚构的抽象中，而管理学的特殊性才存在于活生生的现实中。按照文献[9]的逻辑，学者们运用科学方法论建构起来的具有普适性的“管理学”并不能指导实践，而能够指导实践的却是立足于人文情境中的具有特殊性的“管理学”。也就是说，全世界普适的管理学是不存在的，按不同的文化（人文情境）建立不同的管理学才具有理论意义（能够指导实践），现实中出现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0]、《东方管理学》[11]正是这一逻辑演绎的结果。由此进一步设问有没有“中国管理学”便顺理成章，也很敏感（主流学者认为这是伪命题）。2006年11月北京和上海分别出版了《和合管理》[12]与《中国管理学》[13]，使这一问题表面化，而更早出版的《和谐管理》[14]与《中国式管理》[15]都具有同样的学术冲击力。这几部探索“中国管理学”的著作都出现在2002年以后，说明经过20多年从西方引进管理学的努力，我国管理学者越来越看清“水土不服”的顽症之后，开始重视研究能够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
(2)管理现象能不能从管理活动中抽象出来？试从实例出发分析，如供应链、股票都是典型的社会的“物”：供应链并不是单纯的物流，物流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组织与组织的关系都受着价值观的影响，抽象后的作为社会的“物”的供应链与现实中运行的供应链的机理显然不能等同。同理，作为管理现象的股市数据，实际上是凝结着其背后人为活动的影响的，有时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单纯的社会的“物”的规律已然被淹没，所以不少关于股市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或沦为常识的再现，或仅止于出论文，只能在学术圈内打转转，并不能指导实践。
1.3 管理学与一般管理学
在对管理学学科体系的讨论中，经常出现“一般管理学”[16]的字样，并有《一般管理学原理》[7]的专著面世，这在其他学科建设中很少见到，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令人担忧。使用这一术语的学者认为“一般管理学”是管理学的子学科，指具有普适性的、反映管理学科学特质的知识体系。那末，反映管理学人文特质的知识体系应该称作什么学呢？这种逻辑设问显然毫无意义。按主流派的逻辑“管理科学（以数理科学为基础的狭义的管理科学）”＋“行为科学（亦称管理文化理论）”＝“管理学（广义的管理科学）”[16]。且不说为了与国际接轨引入“管理科学（狭义的）”，（丰富的汉语应该有不同于“广义的管理科学”与“狭义的管理科学”的另一种表达②？）这一术语造成一词二义是否科学，就是把另一学科（行为科学）直接纳入自己旗下去构建学科体系也值得怀疑（其他学科能够指导管理实践说明没有必要再建立自己的学科）。
1.4 指导性与实践性
管理学者不断重复“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几乎都觉得推敲它没有什么必要。对此，主流的看法是管理学与工程技术的性质相同，属于应用科学。问题在于“是否有没有实践性的学科”（如基础研究范畴内的学科，它只具有间接的实践性，由此可以认为“有”）和“是否有实践性不强的学科”（如何按实践性给应用科学划分等级恐怕是一个伪命题，由此可以认为“没有”）。由此，便可对这一习以为常的结论提出质疑。能否认为这是管理学未臻成熟的一种过渡性表达，反映出管理学界既不可能放弃“管理是一门学科”，又承认现时其实践性强于其理论性的一种无奈（“德鲁克名言”亦含此意）。一旦管理学学科体系完美确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入良性循环（我国管理学界与实业界远未达到这一境界），这一表达就将自动消失，因为在哲学层面，理论就是指导实践的，理论对于实践只有指导性，没有实践性（“理论的实践性”是值得质疑的，正如“实践的理论性”一样），而且指导性是不需要用强弱来表达的。
1.5 管理文化与组织文化
德鲁克[4]指出，管理是一门学科，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管理受到文化的影响，管理又影响文化的形成。可见，研究管理学不能不研究文化。鉴于此，德鲁克接着说的就是：“管理是多中心的”，即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管理。这是否意味着德鲁克支持了东方管理学（或中国管理学）的存在？尽管他在创建管理学科时已经十分注意吸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实践经验[4]。
在学科高度分化的当代，学术界有一个极强的惯性，即任何2个学科的交集便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于是管理与文化的交集顺理成章的就成为管理文化。对管理文化、组织文化，学者们有不同的定义[18～21]，问题在于管理文化与组织文化究竟有什么不同？
德鲁克[4]说：“使各种组织有所成就的是管理”，而组织中只有2种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所以管理在组织中是无所不在的，管理文化是“与管理活动相关联的所有价值观的总和”[19]（可从7个本质特征[20]看），它跟“与非管理活动（如技术活动、营销活动、财务活动等③）相关联的所有价值观的总和”会有什么不同吗？能否认为，在操作层面会有很多不同，而在学科层面则很难说（构不构成学科首当其冲，理论构架的区别也不好说），这是否与“德鲁克名言”相通呢？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有必要分解出这麽多子文化吗？这与后文将涉及的更多的新学科是否必要实际上有共通之处。
1.6 管理哲学与管理学
学者们对管理哲学的重视是空前的，如曾仕强[15]说：“21世纪是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相结合，并获得发扬的时代”；尹毅夫[22]说：“中国管理哲学为‘科学管理中国化’提供了一条道路”；刘文瑞[23]说：“什么时候中国管理学界真正形成自己的管理哲学，管理学的理论建设才能真正起步”；孔冬[24]说：“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的最终解决需要管理哲学”；成中英则指出，管理学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人文管理的时代、科学管理的时代和哲学管理的时代[25]，与此相关联的观点便是“20世纪是管理的时代，21世纪可望迎来的就是管理哲学的时代”[24]。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什么是管理哲学”的关注：有人认为“管理哲学所研究的是作为各种管理学建立之前提的基本理论假设……为管理实践者提供正确的管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24]；也有人认为“管理哲学一开始就要走向管理研究的主流（中心），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及其相互关系将因此而被重构”[25]——显然是各说各话，不成熟可见一斑；《管理哲学论》则提出了一个管理哲学学科体系[26]，但这种以哲学家的眼光看管理学的结构体系，只是对管理学的内容作了另一种组合，是不是真的构建出新的学科还值得追问。
德鲁克[5]认为，他自己对管理哲学的贡献是“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显然，这与哲学家对管理哲学的学科构建落差甚大，又说明什么呢？
作为“人类最高层次的智慧之学”的“哲学是关于宇宙、人生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范围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人生观四大领域”[27]，所以既可进入到任何学科之中，又能推动其发展，于是出现了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研究领域，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需要衍生出无穷尽的应用哲学学科呢？
说句并非一定是题外之话——作为“人化”与“化人”[18]的无所不包的“文化”，可以亚文化的形态出现，因而“管理文化”得以被广泛重视与研究。同理，作为科学的基础的哲学已经从远古的“一切尽在哲学中”进入到当代的“哲学尽在一切中”，应用哲学得以可能[28]，所以一直以来“管理哲学”备受关注。问题是，哲学与文化的交集究竟是称“文化哲学”，还是称“哲学文化”呢（“文化哲学”是从文化审视哲学，以哲学丰富文化；“哲学文化”的研究是基于“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但也有研究哲学与文化关系的学者称之为“哲学与文化”[29]，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的学术期刊也命名为《哲学与文化》，是“文化哲学”与“哲学文化”的集大成，还是更理性的选择？当学者们都从自身的知识体系出发观察世界时，自然无法还原客观世界的整体性，这种“学术繁荣”是很难有实际意义的，能否认为这也是对“德鲁克名言”的一种解读？
能否以此反证不是任何2个学科的综合便能形成一个新学科的！随着学科分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研究领域越来越窄，必然引发综合研究的螺旋式上升，但是，综合研究不等于创建新学科，对随处可见的数不尽的将2个研究领域一交叉便可缀之以“学”的“新术语”，会令人担心它们最终沦为泛起的学术泡沫。当然，提出新术语容易，创建新学科艰难，需要实践（时间）和智慧，问题在于很多直指新学科的“新术语”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因为满天飞的这些“新术语”一直都停留在术语阶段，很难见到能载入学术史册的、相应的“新学科”著作。
在学术术语中兜圈圈产生的一些疑惑，并不能阻挡管理学已然成为一门能够解决东西方管理实践的知识体系。1999年1月德鲁克[5]自我评价说“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这与“德鲁克名言”是否自相矛盾呢？
不仅惠普、通用电气、摩托罗拉和福特等西方大公司深受被誉为“永远的‘管理圣经’”《管理的实践》的影响，而且日本人也认为《管理的实践》的观点奠定了日本经济成功与工业发展的基石，就连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我国成功的企业家张瑞敏也从中受益匪浅：他说“《管理的实践》指导你在实践中学会管理，并在成功的管理实践中得到升华”[5]。这是否意味着早在1954年就已经出现了普适性的、大一统的管理学——《管理的实践》，于是本文上述的种种疑惑完全没有实际意义，是否是因为管理学的学科构建不需要从学科特有的术语出发去建立术语间的逻辑联系，而只需要管理者从理念出发承担对组织任务、目标的责任，并把实践引向成功，这便从逻辑上回到“德鲁克名言”上了。
2 从研究经费看管理学在中国
应该说明，本文不是从数字上来讨论“研究经费”的（但是应该指出，仅就“基金委”管理科学④研究经费而言，1996～2005年比1986～1995年的投入增加了10倍以上，且仍呈上升趋势[30,31]，可见这一视角的必要），而是做了一定转化，即关注的是研究经费使用的指导思想——“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制订的管理科学发展战略和与之相关的学科结构。
逝者已去，来者可追——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现在和未来更为合适。
2.1 战略目标
管理科学部的首任主任成思危[31]先生提出，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战略目标是“提高水平，走向世界”（对此管理科学部的正式提法是“指导思想”[32]）。他对此的解释是“我国仍然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没有历史的或国际的经验可借鉴，一切只能依靠我们自己在学习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指导我国管理实践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并把经验系统化和抽象成理论知识，以进一步指导我们的管理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提高管理水平并走向世界。”现任管理科学部主任郭重庆院士[32]认为：“中国管理科学的研究和教育缺乏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基础……缺乏联系中国实际的创新性研究……是我们很难走向世界的障碍”，所以“解决中国管理实际问题，就是最好的走向世界”。这既是把准了我国管理科学基础研究的脉并开出了良方，也是对成思危先生的解释的强化，相当于将战略目标明确为“立足中国，走向世界”。
这一指导思想在“十一五”期间被显化为3项战略目标：“……逐步建立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学科基础；显著提高管理科学研究为中国管理实践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完成管理科学研究基础设施的总体设计和部分内容建设”[33]。实际上，第1个目标才是基础研究的归属；第2个目标是对第1个目标的检验；第3个目标是实现第1个目标的必要条件。换言之，管理学基础研究的战略目标就是“创建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这是迄今为止对是否有“中国管理学”之争的最稳健而权威的表达），因为“在经历了20多年‘学习、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后……21世纪初中国的管理科学正面临一个发展的跃阶点，即从跟踪模仿阶段进入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阶段”[33]。
问题是，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决策，还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决策呢？说是“自上而下”，是因为是“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发布的；相关佐证还有，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早已指出“要大力提倡振兴中国的管理科学，要总结中国管理实践的经验”[35]，同时有管理学者身份（时兼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他，使这一佐证更具份量；相关反证是，众多知名学者在纵论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时几乎都绕开了这一命题[30,36～39]。说是“自下而上”，理性上是因为“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发布的这一战略目标，是当前国内最具权威性的一流学者（我国管理学者的杰出代表）集体智慧的升华，并有丰厚的群体学术底蕴做基础（课题组发放了成百上千的调查问卷），但需要得到现实的积极响应做检验：从数以万计的管理学术大军以往的研究实践看，从事“创建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力量显得过于单薄，这一战略目标能否调动起我国管理学者的学术雄心目前是令人不无担忧的。
这显然不是一个5年的目标，但是5年中应看到向此目标逼近的迹象：一是立项中应有直指“创建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重要课题；二是成果中应有直指“创建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阶段性硕果。20年的基础研究实践说明，这是难度很大的企盼，但却是我国伟大的管理实践的急切期盼，不容我们有些许的迟疑！
基于此，《管理学报》自2005年始开展了以“创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基本问题”为主题的学术讨论，陆续刊发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讨论文章；开辟了“中国管理学派园地”的专栏，先后介绍了和谐管理、东方管理学、全面创新管理、和合管理的理论概要，并为这些学派的后续研究成果提供交流园地；设立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专栏，力图贯通学术界与企业界，为“在解决中国实际管理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管理理论和方法”[33]做应尽的努力；开辟了“管理与文化”专栏，深入探讨管理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并努力营建中国的管理文化；在管理科学部的支持下，还在国内管理期刊界首辟“基金项目巡礼”专栏，集中宣传后评估为“特优”和“优”的基金项目：介绍项目成果的创新点、在国内外产生的学术影响和对我国管理实践发挥的重大作用。当然，这些初衷带来的欣喜是有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事管理学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是术有专攻的，在相对狭窄的专业方向上左右逢源都须付出毕生的精力，很难再有从总体上构建“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学术目标；另外，甚至有人认为那是一个虚设的目标，不如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换言之，在我国管理界“创建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意识相对淡薄的今天，提出这一战略目标是需要极大学术气魄的，更重要的是，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究竟要做些什么是需要具体落实的，这其中学术期刊能做的《管理学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2 学科结构
理想决定使命，使命决定战略，战略决定结构[31]，学科结构是创建学科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国，对管理学学科结构阐述影响较大（转引较多）的当属成思危[31]先生提出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3个基础（数学、经济学、行为科学⑤）；3个层次（基础管理、职能管理、战略管理）；3个领域（管理基础理论和方法、企业与事业单位管理；宏观管理与政策研究）。全面探讨这一结构的逻辑关系当是管理学者的份内之事，作为期刊更关心的却是这一结构产生的实际功效：“3个基础”只是表达了管理学与这3个学科紧密相关，至于是“基础”，还是“工具”，或是“借鉴（融合）”仅仅是表述问题，并不影响学者们的研究工作；“3个层次”是西方管理学率先关注、积累丰厚，并成效卓著的领域，由于相对成熟更容易形成借鉴大于创新的局面；“3个领域”应该是最具实际功效的，管理科学部的立项、监督、结题、评估、运作，基本上是按“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宏观管理与政策研究”进行的，只是用“管理科学与工程”置换“管理基础理论和方法”。然而，“管理基础理论和方法”当是学科结构的应有之义，但“企业与事业单位管理”与“宏观管理与政策研究”显然是“管理基础理论和方法”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它并不是理论本身的成分，置于学科结构中是否恰当？诚然，在《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管理学下列有11个一级学科、48个二级学科，《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学科辞典》中收有管理科学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100多个（其中不乏应用学科），但已经受到学者质疑[40]，何况这类学科体系（结构）的表述，与成思危先生所定义的学科结构显然不是一回事。这些疑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管理学，其学科结构会有什么特点吗？管理学的学科结构与“创建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是怎样的关系呢？在“创建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历史进程中，学科结构值得组织力量研究吗？
3 结语
管理是科学、技术、艺术的综合，即解决现实的管理问题应该是知识、工具与艺术的综合运用。然而实际上往往是，越是高层的领导者越不是通过运用技术来进行管理的，而且《管理的实践》也不以探讨管理技术为重点，“而是‘第一本’将管理视为一个整体的管理书籍”[5]（德鲁克语）。正如他所言：“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做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他对“综合艺术”的解读却是“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
对于我国的管理实践，德鲁克的管理学是否足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国管理学者的任务是什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应该全面研究管理科学、管理技术与管理艺术，创建能够指导我国管理实践的完整的管理理论——这一理论的学科架构是怎样的？经过严密审定的名词术语之间的逻辑联系是怎样的？学术界与企业界脱节的历史性痼疾怎样才能消除？实业界和行政系统能够经常而简便地将其运用于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吗？这些都是“管理学在中国”应该回答的问题。本文仅从2个侧面（名词术语、研究经费）作了初步审视，提出一些问题终因热情有余而功力不足无法作出回答，仅仅表达了《管理学报》对发展能够指导伟大的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的关注与倾心，期望有志于创建中国管理学派、关注管理学整体发展、关注中国管理实践的学者，能够同时关注本刊的创建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基本问题的“学术探讨”、关注“中国管理学派园地”、“管理与文化”等栏目的成长，以宽容笔者班门弄斧的唐突。
收稿日期；2007-06-23
注释：
①已有学者撰文对“管理科学与工程”作为学科提出质疑[8]。
②狭义的管理科学学派亦被译为“数理学派”，而广义的管理科学在我国一直被称为“管理学”，本已眉清目楚，一定要回到有违科学表达的一词二义上去自然是有原因的：管理学在汉语语系中通常会被纳入社会科学范围，而跻身自然科学（资金来源丰厚）需要强化国际通行的（狭义的）“管理科学”，以便用（广义的）“管理科学”来代替管理学。历史终将证明，这种迁就是不必要的。
③严格说，这些非管理活动中也有管理，管理本就无处不在，但却不是无时不在。
④这里的管理科学是广义的，在引文中均遵循原文未加说明。为了区分广义与狭义，本文在叙述中均将广义的管理科学写作管理学，狭义的管理科学按约定俗成写作管理科学。其实，将“定量研究”与“科学”划等号是经不起推敲的，狭义的管理科学迟早会成为历史符号，广义的管理科学也就随之消失。正如“经济学”被确立为学科名称一样，“管理学”作为学科名称并无任何不妥。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是，创刊于1977年的台湾出版的《管理学报》，1984年更名为《管理科学学报》，1997年又恢复原刊名《管理学报》[34]。
⑤作者此前的文章中，3个基础是数学、经济学、心理学。
⑥相关文章如下：
1)《新华文摘》2006年第9期谭劲松《关于中国管理学科定位的讨论》，摘自《管理世界》2006年第2期；
2)《新华文摘》2006年第23期林曦《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摘自《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6年第3期；
3)《新华文摘》2007年第11期谭劲松《关于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进一步讨论》，摘自《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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