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学术讨论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5月12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召开学术讨论会，邀请部分在京史学工作者讨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问题。
苏双碧（《求是》杂志原副总编）、王思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蒋大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桂生（北京大学教授）、施丁（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德金（《历史研究》主编）、于沛（《史学理论研究》主编）、马金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卫（《中国史研究》副主编）、周溯源（《求是》杂志哲史部副主任）、马宝珠（《光明日报》理论部副主任）、瞿林东（北师大史学所教授）、吴怀祺（北师大史学所教授）、陈其泰（北师大史学所教授）、许殿才（北师大史学所副教授）、向燕南（北师大史学所副教授）、张越（北师大史学所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部分访问学者、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龚书铎教授主持，他说：20世纪即将过去，为了迎接新世纪，更好发展史学，有必要对走过来的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而准确估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是其中的关键问题。20世纪史学变化很大，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又发生新的变化。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应怎样估计？有人讲20世纪学术经典，不提马克思主义学术作品，这是否恰当？有的文章提出解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叫“战时史学”，以强调阶级斗争为主要特点，解放以后延续了这一特点，现在发生变化，正在突破，这样说是否合适？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中有得有失，得是什么，失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左的影响，但怎么看，也需要研究。文学界现在也出现一些情况，反映也比较突出，有的人排文学大师，把茅盾排除在外，把金庸、张爱玲等人排进去。对左联的评价，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说明不光是史学，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各方面，都有不同的反映。所以请大家讨论，讨论中请按照双百方针，畅所欲言。
讨论围绕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和怎样看现在的学术思潮等问题展开。会上发言的意见不完全一致，有待于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本纪要反映的是各发言人自己的观点。
一、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
与会者认为应从20世纪社会发展和国际文化的大背景下认识史学，资产阶级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继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都与救亡图存的社会主题有关，也都是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在打破封建史学体系方面有卓越的建树，新方法论的引进，也带动历史研究和新史料开发整理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但在理论建设和对历史的系统性总体把握上，资产阶级史学表现出先天不足，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取代新史学，成为史学主流，是历史的必然。
王思治：传统史学到《清史稿》的编纂，可算是一个完结。关于《清史稿》的体例，是用纪传体还是改用章节体，刚开始就有争论。梁启超、柳诒徵等人都反对采用旧史体例，认为应该研究社会生活等内容，说明史学观念在一部分人中有了变化。首先指出传统史学缺陷的是梁启超、胡适。梁启超提出要从历史中求进化之公理，对史学发展有很大促进。本世纪初甲骨、敦煌经卷等面世，为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学术大师提供新的东西，他们创立新考据学，力图客观描述历史真实，在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这样的学派在20世纪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另外一个重要学派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要充分肯定。他们与王国维等人治学特点不同，注意把传说中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分别开来，冲击了传统史学。对他们的成就要进行科学总结。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三十年代随着革命形势得到发展。我认为这是20世纪辉煌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历史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改变了以往只注意帝王将相，对社会发展的整体、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研究不够的状况。因此，要理直气壮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于沛：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同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处于被西方列强掠夺瓜分的更加危险境地。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新高潮。而封建文化无法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因此必须向西方学习。西学输入的步伐明显加快，以满足人们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的需要。中国近代文化的开放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处于封建社会发展末期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
就中国史学而言，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历史观所发生的深刻变化。19世纪末，严复将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思想介绍到中国，《天演论》广泛流传，“优胜劣败”、“物竞”、“争存”等思想开始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时对历史学产生深远影响。康有为对“天道不变”、“复返其初”的循环论提出批判，强调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草昧向文明、由专制向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更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思想，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是历史上每一民族无法逃脱的天演公例，并以此为武器，批判封建史学，中国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果说鸦片战争时，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中国大门，中国对外国文化的接受是被迫的，那么在20世纪，被迫的对外国文化的接受便成为主动的自觉的吸收。20世纪上半叶，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和德国兰克学派，陆续传入中国，并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发生深刻影响。
进化论是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第一次重大的选择，另一次重大的选择便是马克思主义。当时西方哲学思想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还有罗素、柏格森、杜威、尼采、叔本华、康德的思想，反映在史学发展方面，这些哲学思想激励了中国知识分子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和勇气，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20世纪初，唯物史观已开始传播，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历史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以后，在十年内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得到发展，并在实践中走向繁荣。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随着中国开放意识的不断加强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过程是中国传统史学与外国文化撞击交融、消化吸收的过程，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施丁：本世纪我国的史学，大致是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它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本世纪初至二十年代。这时的史学，新陈代谢，西方近代史学进来了，是新的，与土生土长的旧史学争领地，旧的相形见绌，败下阵来。《清史稿》于1927年问世，以后便难以为继了。这标志着旧史学告一段落，但它也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不能不委屈求生而已。
第二阶段，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各家相争，各显神通。这一斗争此前已见端倪，此时更为激烈。唯物史观的宣传和运用，显出威力，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起来。文化史观、古史辨说、唯心之论、史料之学等等，纷纷登台亮相，有着可观的成绩。相互比较，自有长短，但都有生命力，各有建树，很难说谁胜谁负。在当时的战乱年代，史学能有作为，实在难能可贵。
第三阶段，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独享际遇，随着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凭着党和国家明确的指导思想，再由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导演”作用，顺利地处于史学主流，有虎虎生气，也有明显失误。其他史学流派似乎“蛰伏”，或偶尔流露。
第四阶段，“文革”时期，为时十年。这时期很特殊，史学也有特殊性。各家史学都在经受严峻的历史考验。
第五阶段，自1978年至今，各种学派似逢初春、惊蛰前后，生气与死气并存，胜笔与败笔都有，浮躁与谨严不一，阵线待清理，家数有更新。颇疑“三王之道若循环”，实在螺旋式之又一环。能得道者得天下，能说明历史者必生存。试看今日之史坛，竟是谁家之天下？！暂且慢言主流支流，只是断言唯物史观依然有生气。
马金科：20世纪是中国史学的变化和大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发展，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首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是新史学的产生。但新史学诞生时即带有某些先天不足的方面。它主要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也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日本翻译的西方著作中吸取理论的。它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初至三十年代以前。新史学的主要贡献是打破家谱式的封建史学体系，建立起初步的史学理论，探讨史学研究的科学性问题，带动了新史料的挖掘，特别是河南殷墟的挖掘、敦煌资料、内阁大库资料等的整理，是了不起的，开拓了史学领域。为考古学、敦煌学、史料学及某些专史或断代史打下基础。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家的辉煌成就，代表了新史学的黄金时期，而他们的成就与新的方法论和新史料的发现是分不开的。
新史学的不足之处是史学理论的不成熟，某些方面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现象，如讲史学宗旨及民族形成等问题上都有表现。另外，这时期的史学著作中教科书居多，断代史研究较多，专门性的问题研究较多，缺乏系统全局性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使史学领域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有一个酝酿阶段，这个阶段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的。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很多，那时介绍和论述较多的是《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李大钊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研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形成，是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时。其重要标志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虽出版较晚，但也应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时期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熟与高潮时期的到来是在延安时期。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对中国古史、近代史及中国古代、近代社会性质的系统论述。可以说他的许多论证支配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近半个世纪，直到现在仍具有广泛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后，史学研究进入系统化研究的阶段。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发展；而且出现带有全局性的专题和专史研究，及历史方法论研究，使史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同各种思潮与流派斗争、竞争中得到发展，解放后随着唯物史观的普及，取得核心主导地位。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资产阶级新史学要高出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学的面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要理直气壮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蒋大椿：解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同其他派别互相补充、斗争和竞争中成长的，从其他派别那里学到好多东西。解放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定型化时期，是最先进的，代表进步潮流，但还不能说是主流。解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也很多。对此要理直气壮地充分肯定。比如在历史认识上，讲历史是合规律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解释历史，总比其他派别强，为什么不能肯定？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系统揭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史料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绩也很大，解放后成果更多。这些完全应该肯定。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讲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平等发展的历史，这也比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强得多。另外讲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在解放前是正确的，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肯定人民革命自然会承认这一点，这是真理相对性的体现。解放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按定型化方向发展，普及传播开来。郭老在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讲史学的六大变化，第一条就是向唯物史观的转变，这是有意义的。
吴怀祺：如何认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是当代史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一时期各个史学家所作的重大贡献，都要给以科学的评价。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其他史学家的成就是十分重视的。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其他史学的成就对立起来，是不符合事实的。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一方面指出罗振玉与王国维在思想上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指出：“大抵在目前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侯外庐先生也多次说到他的研究与中国的考据学的关系。同样，不少其他史学家在这一时期，认识到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出现了向唯物史观靠拢的倾向。
从史学发展的趋向上看，从史学的实际上看，我们都有理由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成长为这一时期史学的主流。这样说，没有忽视其他史学家的创造与贡献的意思。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在谈到史学近代化的特点时说：“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此后三十年代的最大的特色和主流，也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最大特色和主流。”书中引用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说：“我们细细思索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可以认识到‘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之重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的话是：“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 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任何历史时代。”后来，白寿彝先生在他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收录了这一论述。不过改称之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这涉及到近代史学史评价，也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基本估价。
陈其泰：科学地总结过去，是为了预见未来。在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时，我认为有三点很重要。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要放在史学发展大背景下考察，才会看出其意义的巨大。20世纪史学内容丰富，从新史学的倡导，新考据学的出现，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史学获得重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但在本世纪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创立到今天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评价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不是说看不到它发展中的曲折、失误，而是在充分看到成长过程中的曲折教训的前提下进行总结。第三，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进行比较，会得出更恰当的结论。
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把20世纪史学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这有充分的事实根据。1、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史学家，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2、在人才培养、资料整理、刊物创办上都有卓著的成绩。3、在史学理论上，我们充分肯定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陈寅恪提出民族盛衰连环性、陈垣使用类例法等的价值。但要承认，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大工业时代，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历史现象，在理论要比他们的建树高出整整一个时代。4、在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用历史知识教育人民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作用也是其他史学流派不能比的。如把握好民族问题，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所作的工作可说是有目共睹。
下面着重谈谈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以及“战时史学”的提法有没有道理的问题。这里可以范文澜为例，因为范老被称作“战时史学”的典型。
范文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1940至1941年在延安著成《中国通史简编》，56万字。建国后修订出版了第一、二、三编，共约110万字。范老于1943年至1945年离开延安时，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约30万字。以后对此书多次进行修订，至1955年已出版修订第9版。
建国初，范老严格检查《中国通史简编》原著存在的缺点：一，唯物史观运用得还不熟练，对汉武、唐宗有贡献的一面写得不够。二，“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观点。”如借三国时孙、刘联合抗曹类比抗日统一战线，借写孙权来批评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范老治学特点是不爱讲自己的成就，常爱作严格的自我批评，因而上述讲的两项缺点给人们的印象很深。实际上，延安版《简编》成就是主要的。1，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演进提出系统的看法。对起于西周，迄于鸦片战争的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奠定了范老以后关于古史分期学说的基本格局。2，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二者的结合，做到比较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各个时代的特点。3，正因为本书是运用科学理论为指导，对大量史料分析、综合而写成，体现了治史的正确方向，故书中许多篇章构成以后修订本的基础。范老的书写于延安窑洞，而其理论方向和学术品位，则标志着史学新时期的到来，以其新颖的观点、系统的内容、生动的文字而大受欢迎。故戴逸教授评价说：“它集中了当时许多革命者的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观点新颖，气势磅礴，使人发聩振聋，耳目一新。”
《中国近代史》（上册）更是一部名著，被誉为“造端宏大，材料新颖”。范老做修订工作，还请了近代史所许多同志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的同志帮助审订、修改。其史料采自大量官私文献，包括许多以往很少被征引的文集、笔记；还有许多外文材料。书中论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都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中考察，有开阔的视野。范老仅论证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这一论点，所引用的史料有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言论、英国外相及外交部副大臣的演说、奥京报纸评论、赫德的著作、印度总督的言论、法国议员的演说等，可见史料之翔实，立论之有据。故范著《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建立在详细占有材料基础上、体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结合的成功之作。它深刻、丰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肯地评价了各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阶段，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一系列深刻的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
本书揭示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深刻地阐述人民大众和进步人物爱国反帝和反封建斗争推动着近代社会前进，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统治集团的卖国和腐败则是近代中国灾难的根源。本书担负着让广大读者了解和掌握真实的近代史知识的任务，使人们懂得要救国，就必须继续把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坚决进行下去，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书中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复杂进程，尤其是对戊戌变法中各派力量的作用、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等，都有精到的论断，深刻地、中肯地反映了近代史的进程，证明范老具有卓越的史识。如果说“学术经典”，范老著《中国近代史》就是成功的一部。范著出版以来，近代史研究更加深入，恰恰是在范老著作的基础上更向前推进，恰恰证明范老奠定的基本格局具有指导意义。近代史又担负着思想教育的任务。在今天，弘扬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传统，珍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坚持民族独立，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如果听信蒋延黻之流帝国主义侵略有理的胡说，中国将永远处在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也就决不可能有今天祖国强大、香港回归、“百年耻辱一朝洗刷”的胜利！
范老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做的奠基工作，我们应予充分肯定。范老的创始工作固然有缺点，但不是主要的，而其成就才是主要的。今天的史学要前进，要解放思想，要大力学习外国有用的东西，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我们的创新是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创新。不久前，学术界有“战时史学”的提法，用以指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认为范文澜即其典型。持这一看法的学者的动机是出于推进当前史学工作，但其立论是否有据，值得商榷。“战时史学”的含义大致有二：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所写的著作，学术听从于政治，配合中心任务，是战时政治的附属物，自然谈不上学术价值。二，“战时”早已结束，这些著作早已过时，其学术方向也无价值。我们拿上述范老的成就来相比照，“走出束缚和禁锢”之说，岂不是等于抹杀老一辈学术业绩，否定在时代推动下中国史学所达到的新阶段，岂非不恰当地夸大范老等人在三四十代存在的缺点而本末倒置？如果按此“走出束缚和禁锢”之说，那么范老等人所坚持，并且成功地做到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治学方向，岂不是也产生疑问了吗？
周溯源：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我认为有两点必须肯定：
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史学后，使中国史学发生了深刻变革，许多观念、研究法、研究领域都起了重大变化。例如传统史学认为历史的主体是帝王将相，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少数杰出人物有重要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传统史学认为压迫有理，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有理，历次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传统史学认为历史发展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循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不出清晰正确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则洞若观火，认为人类社会的结构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们的实践可分三个方面：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历史的发展规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引起历史变革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社会的生产力。这些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传统史学是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史学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追求的是人类的解放、自由与进步，等等。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使史学真正成为科学，对历史的认识更客观、更深刻，从而更好地发挥了史学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
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帮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同志对历史的重视和运用，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革命政党要取得胜利，有三个必要条件，即具备革命理论、历史知识、了解现实。他一生实践中的成功决策，无不借鉴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井冈山革命时期，他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就是总结了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犯流寇主义的错误。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适逢甲申年李自成失败三百年。毛泽东重视李健侯写的《永昌演义》历史小说，认真研读。重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并作为整风文件，要求全党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避免重蹈“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覆辙。1949年上半年，蒋介石集团为挽救垮台的命运，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有朝一日卷土重来。此时国际上兄弟党某领导人也建议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毛泽东断然拒绝，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不可沽名学霸王”，避免了使革命半途而废的历史悲剧。在进京前夕的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一定要考好，决不能退回来，决不当李自成。由于借鉴了历史教训，从而头脑清醒，措施得力，避免了李自成“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那种悲剧。总之，每逢重要关头，都可看到毛泽东对史学的运用，史学对他的宝贵帮助。
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推进史学发展
同志们对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谈出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新时期思想活跃，是文化探索的新阶段，多种思潮与流派并存表现出学术文化的繁荣，但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会上，有的同志就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些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苏双碧：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吴晗解放前写的《朱元璋传》还有学术性，解放后因为要为政治服务，所以再版的《朱元璋传》就没有学术性了，没有价值了。我查阅了有关材料，实际情况正相反。吴晗自己讲解放前他写《朱元璋传》，有两个目的，一是挣稿费，二是骂蒋介石，而且写在西南联大，材料少。因此他自己说：对这本书，感情极端坏，连看都不想看，很反感，唯一的办法是重写。解放后重写的本子重视了学术性、科学性，材料也充实了。写上述文章的人，可能并不了解这个情况。但却要这样说，是不是反映了简单否定解放后的学术工作的一种倾向。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两次文化讨论热潮。第一次文化热的主调逐渐演变为否定传统文化；第二次文化热主要是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
文化热本来是繁荣中华文化，积极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的契机，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有个正确的认识，对建造社会主义文化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第一次文化热中，讨论的声音和基调都向西方化倾斜。以至于一说到传统文化，就引起年轻人的反感。这种偏激的舆论导向，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其实，从方法论上说，对任何文化都要抱着辩证的、分析的态度，外来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只有否定其糟粕部分，肯定其精华部分，才能减少一些片面，更接近客观实际。外来文化如何吸收，吸收什么，最好是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比较进行鉴别。如果简单地一边倒，人们的思想就会受到禁锢。特别是青年学生，多听一些不同声音，不仅可以引导思考，而且可以避免那些偏激。
九十年代出现了第二次文化热，这次文化热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研讨会接连不断召开，出版了许多大型的“国学”研究丛书。对于这次出现的“国学热”，学术界评价不一，有的人认为，“热”得不正常，是“炒作”出来的。特别是一些封建迷信读物趁机泛滥，应该降温，加以整治。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国学热”中，出现一种“话语转换”，亦即批判激进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从批判激进主义，否定革命入手，其主旨“关心的主要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起某种“侵蚀”和“解构”作用。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重视传统文化是个好现象，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总体上应加以肯定。所谓“国学”热，只是传媒的一种形象说法，许多国学专著还无钱出版，根本谈不上热。至于重新使用“国学”这一概念是否妥当，只能说也无不可。严格来讲，“国学”含义并不清楚。它不过是表示中国学术的约定俗成的用法。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内容，这些都包括在“国学”这一概念之中，含义很庞杂。其实，就文化学术这个范畴来说，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但都没有用“国学”这个概念来给本国的文化定位，特别是欧美各国，从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宣扬的是文化的国际化，向外国介绍和推行他们的文化，而没有把一些本国特点的学术文化称为“国学”，自囿于本乡本土。文化学术是历史的积淀，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但它并没有被德国人看成“国学”，而很快地向世界各国扩散，成为人类最进步的思想和理论之一。从这点来说，把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概括为“国学”未必科学。至于国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有人担心国学热会导致用国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和国学不是处在一个层面的问题。二者不可能互相代替。
我认为，九十年代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建国以后，我们在文化建设问题上走了弯路。特别是在“文革”中，一方面排斥外来文化，一方面反对传统文化，导致文化发展出现了深刻的“断层”。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首先关注外来文化，这是自然的。但是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由于存在“全面批判传统”和要求“西化”的偏差，这就自然导致九十年代出现重新重视传统文化问题。这本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任何事物都要有个度，有个标尺。任意肯定，任意拔高，就会泥沙俱下，或者出现新的故步自封，影响我们去吸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只有摆好传统和现代这个关系，对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才是有益的。
蒋大椿：解放后史学的问题出在本应向建设方向发展，应为建设服务，为建设而研究历史，但没转过去，仍然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这是虚幻的，影响了很多人。五十年代有所谓的五朵金花，六十年代基本是农民战争一花独放。当时一些高明的史家讲历史主义，就是从实际出发，从封建社会实际出发，为现实提供经验教训，但没能贯彻下去，因为无法跨越阶级斗争思想。当时凡是接受历史主义的史学家都很有成绩，凡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往往脱离开建设的实际需要。
阶级斗争发展史是文明史主要内容，当然文明史不光是阶级斗争过程，也是统一的过程。有人讲告别阶级斗争，是愚蠢的。历史螺旋式上升，阶级斗争现在不是主要问题，但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对于塑造现代人的人生观也有价值。不能因为现在不是主要问题，就否定其历史上的价值。
最近正在想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教条主义，很难摆脱，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还是学习者的水平问题？教条主义是从哪里来的，研究历史应从哪里出发？比如五种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马克思也经常讲我们的历史观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现实的人为前提。如果离开这一点，可能变成无人式的劳动，成了幽灵。物质是基本东西，但是人创造的成果，研究物质生产及方式是对人创造结果的分析。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讲的，既坚持物质第一原则，又考虑是人的劳动结果，就可能在具体研究中避免教条主义。
王思治：过去，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存在缺陷，教条主义的东西比较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取代历史理论，用个别语句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历史分析，对马克思主义讲到的研究历史的范畴重视不够。马克思主义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是历史的主体，但人是有思想的，由此就产生一系列问题。如社会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东西，而社会规律是由人来实现的，不同于自然规律，那么同样的社会规律，由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对此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规范，如存在决定意识、阶级属性等，但个人作用到底怎样体现？比如，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偶然怎样体现历史的必然过程？再比如，史学工作者本身有主观知识结构，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些对认识客观历史有多大影响？这些我们研究得都很不够。很多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到的历史研究范畴，我们没有认真研究，把丰富多采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简化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等几大块。所以我认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还要从它本身的范畴开始，进行科学的研究总结。
宋德金：新时期以来，由于政治上出现了较为宽松的局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摆脱了以往的框框，更加接近了马、恩原意，在史学理论研究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并有所突破。许多“禁区”被打破，史学研究领域有了很大拓展。先是“文化热”，随后是社会史研究。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目前仍方兴未艾，还有发展下去的趋势。
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与运用，是新时期史学的一大进展。近十多年来，“三论”等自然科学方法及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跨学科研究等引进许多学者的兴趣，有的学者还试图运用这些方法从事具体问题的研究。尽管对于如何评价这些方法，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就改变我们过去那种闭塞状态，增加对外面情况的了解这点，史学界取得了共识。在运用这些方法，特别是在跨学科研究上已经发表了一些成果。如新近出版的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体现了政治学与历史学、法学、民族学的结合。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也就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作了尝试。汪征鲁著《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据作者称，在研究方法上，除了采用传统的考证方法、典型史料的定性方法之外，还采用了系统的方法。这部著作还是很有分量的。至于单纯利用“三论”方法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目前还不多见。在诸多方法中，比较、计量、心理、跨学科等方法，在国外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正在逐渐为我国一些学者所接受和采用，它们应该是有前途的。当然，在运用新方法过程中，有的作用对相关学科缺乏足够的驾驭能力，有的显得牵强，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由于这些尝试和探索刚刚起步，存在一些缺陷，是难免的。
普及历史知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也是新时期历史学的一个趋势。在一个时期，一些学者忽视史学普及工作及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史学研究成果传播的范围很小，作品不讲文采，缺乏可读性，也影响了社会功能的发挥。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其原因：一是市场经济使然；二是史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的观念在变化。当然，不是大家都去从事普及工作，但它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缺少的，应该受到重视。就是高深的学术著作也应写得好读一些。
近十多年来，史学界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比较关注。而认真总结苏联史学发展历程，对我们来说，也很有必要。过去我国史学曾受过苏联史学的很深影响，从发展历程上，也有相似之处，我们应注意汲取他们的成功经验，避免他们的弊病和失误。
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学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不断更新观念，借鉴和吸收行之有效的新方法，中国历史学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吴怀祺：世纪之交，史学工作者都在思考史学发展的课题，提出转型时期的史学问题。我认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我们的史学向什么方向转？怎样转？史学发展是不是还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史学界许多同志，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见。但是也要看到有一种观点认为，转型时期史学发展，可以不必再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这种观点在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史学工作对立起来，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明了史学创新的道理之所在。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要不断深化，李大钊同志曾指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说：“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其次，当代史学史发展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有活力、创造力的。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各种考验，日益证明当代史学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当然，当代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不断吸收中外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发展自己，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担当起指导新时期史学发展的重任。从考据风到方法论热、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热以及国学热、文化热等等，在各种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吸收新的东西发展自己，回答新问题。20世纪史学发展的事实，表明中国史学发展的主线，而未来的新世纪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大发展的时期。
马金科：当前在史学研究中，如何排除某些西方非科学的思潮干扰，以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地研究历史，推动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特别是如何使青年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历史，是21世纪的重要课题。
应该提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导地位时，不应该排斥其他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史学与史著。特别是在现今改革开放形势下，更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因为科学是有继承性和联系性的，例如，早期郭沫若、吕振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作，就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当时新发现的考古史料；又如毛泽东的史学理论也是在系统总结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基础上形成的。又如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成就，是积累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21世纪是电子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史学必将面临新的挑战。实际上，史学仍存在着改革与发展的问题。
刘桂生：回顾20世纪史学，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回顾要充分认识20世纪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把握准世纪的特点再来总结史学，这样会看得深一些；二是对本世纪史学的反思要力求深透，最好的办法是从建设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用向前发展、走向21世纪的思路去回顾反思。
先说第一点。20世纪与上个世纪相比，很不一样，先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来两个世界的巨变，第三世界的崛起等，这些大特征对我们理解史学关系重大。19世纪基本是平稳发展，小有波澜，因此进化论为人们接受很自然。20世纪大波澜来了，用进化论来理解显得不够了，理论上把握不住了，各种新思想都出来，由此引起观念等的变化。比如，历史学这个词是哪里来的？是舶来品。中国历来叫“史学”，从来没有“历史学”这个完整的名词，这就有大问题在里头。这个词是日本送来的，中国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是蔡元培先生。在欧洲传统上有两个词表示历史学，意思不大一样，一个侧重于从中得到借鉴，一个相当于总体的历史，它背后有社会学的背景，日本人把这两个意思合起来，送给我们历史学这个词，至少有亚当斯密、孔德、斯宾塞等人的社会学观念在里面。所以研究20世纪史学要把其中一系列观念的变迁搞清楚，要看到中外交融的深远文化背景。再举一个例子，有人说甲骨文救活了殷商史，但是谁救活了甲骨文？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一个王懿荣老先生？王先生发现甲骨文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以后是刘铁云先生继续收藏。19世纪西方考古学已大大发展起来，接近西学的人接触了这些东西，刘先生家是三世西学，接受很多西学观念，他把这个意义讲出来，人们才认识了它的价值。所以是中西的文化交流救活了甲骨文。这也说明就史学解释史学，是解释不通的。
第二点，回顾要一心一意以马克思主义为思考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是受前苏联影响比较大。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误认为是史学理论，这就弱化了史学理论的建设。一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就想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设等，这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哲学，与史学是两回事。在西方文化背景中，两者差别很大。我们以前编的马恩论历史科学的书，讲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是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但不等于史学理论。实际上，马恩论史学的东西很多，很丰富，建议北师大史学所编一部马恩论史学的书。中国需要这样的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需要这样的书。我们象吸乳汁一样接受马克思主义，但爱之深更要思之切，要注意不能对之有误解，更不能用我们的误解影响了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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