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兼论经济增长贫困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人力资本论文,贫困论文,陷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5－0011－06
一、引言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系统研究始于西奥多·舒尔茨，他指出，“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以及原始劳动对于发展现代化高度生产经济来说还不够，因而，用大量的人力技能来为发展的势头增添动力实属必要。没有它们，经济发展的前景就会黯然失色。……此外还应补充一点：如没有相当发达的人力技能，也就不可能充分利用各种复杂的现代化的物力资本。”[1]之后，经济学家逐渐将人力资本引入生产函数模型并予以内生化。[2]Uzawa（1965）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假定社会资源以一定的比例配置到教育部门，教育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然后教育部门通过其对生产部门技术水平的影响来间接影响产出。[3]Romer（1986）的知识溢出模型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引入生产函数，认为知识具有外溢效应，知识自身的生产具有递减的规模收益，但作为投入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4]Lucas（1988）强调人力资本通过教育投资的积累，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认为正是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存在导致生产函数出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经济增长得以持续，人力资本便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5]
我国学者同样进行了大量研究来论证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李健伟（1998）指出，在制度因素给定的条件下，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是人力资本、产业资本和技术进步，而不是传统理论下的劳动力（劳动）、资本与技术进步。对生产起作用的是劳动力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对生产有用的知识和劳动技能，即真正投入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生产对劳动需求的扩大，实质上是对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6]蒲勇健和杨秀苔（2001）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添加人力资本变量，并在对产品开发成本不变和生产成本不变假定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指出人力资本投入或教育部门的效率及资源投入在提高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中具有重要作用。[7]杨立岩和潘慧峰（2003）构建了一个新的模型来刻画人力资本与基础科学知识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他们认为，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力资本存量决定了基础科学知识的增长率，而基础科学知识存量和从事应用研究的人力资本存量共同决定了应用技术的增长率，应用技术又依照新增长理论刻画的方式影响经济的增长，因而，经济长远增长率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力资本。[8]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看，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典型的投入要素比例结构与产出的关系问题。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其存量以及和物质资本的比例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2]人力资本存量过少会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陷入了经济增长的“贫困陷阱”。以往对经济增长“贫困陷阱”的解释大多从物质资本的角度出发，[9-10]本文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引入人力资本匮乏引起的经济增长“贫困陷阱”假说，尝试从人力资本角度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本文还分析了中国1978－2007年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积累状况，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与物资资本存量的比率持续下降。如果人力资本匮乏引起的经济增长“贫困陷阱”假说适用于中国，那么随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偏离越来越大，中国就有可能陷入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二、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
（一）经济增长模型
假设生产仅有两种投入，人力资本H和物质资本K。为了简便起见，我们选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假定该生产函数对于其两个自变量规模报酬是不变的，即如果人力资本H和物质资本K加倍，则产量也加倍，该假定意味着生产函数可被写成集约形式：
y＝f（h） （3）
其中，y≡Y／K是产出一物资资本比率，也可以理解为单位物资资本对应的产出数额。h≡H／K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比率，也可以理解为单位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数额。人力资本存量的持续变化由式（2）给出。该式两边同除以K，整理得到：
图1 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
（二）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现实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很难看出它们有赶上发达国家的迹象甚至是可能性。对于这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稳定性，一种可行的解释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处于低水平的稳定状态，受制于人力资本贫乏引起的经济增长“贫困陷阱”，而发达国家处于高水平的稳定状态，于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便存在一定的稳定性。[11]可以把“贫困陷阱”理解为一个有着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均产出的稳定状态。这一结果之所以被称为“陷阱”，是因为如果行为人试图打破它的话，经济却有着回复到低水平的趋向。[12]
“贫困陷阱”产生主要是因为f（h）不是单调的函数。实际上人力资本报酬递减并不是必然的，如人力资本的专业化就会带来报酬递增。[13]假定生产函数在h很低时呈现出对h的递减报酬，对于中间区域的h报酬递增，到h很高时报酬或不变或递减。因此。曲线sf（h）／h对于低h来说是负斜率的，对于中间区域的h是正斜率的，对于高h是水平的或负斜率的（如图2所示）。[12]
以上表明，如果“贫困陷阱”的增长模型与实际情况相符，那么处于“贫困陷阱”中的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陷阱”，赶上经济发达国家，必须设法使单位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临界值
。可以采取引进人力资本或者是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率、降低物质资本积累率两种途径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摆脱“贫困陷阱”。如果引进的人力资本可以使人力资本水平高于，那么就可以使经济趋于较高的稳态。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率相当于将sf（h）／h上移，降低物质资本积累率相当于将（n＋δ）下移，此时sf（h）／h与（n＋δ）均只有一个高水平交点，从而摆脱“贫困陷阱”。[12]
三、中国人力资本状况
（一）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许彬和罗卫东（1999）考察了近年来兴起于西方经济学界的新增长理论的几个重要理论模型及其对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启示和意义。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功能将会更加具有关键性。[14]李宝元（2001）基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本意义，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约束的基本矛盾和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宏观审视了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机遇和国际环境，指出以人力资本为依托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15]邱晓华等（2006）计算了1980－2004年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1980－2004年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8.2％，年均拉动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而且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由1996年的5.2％上升到2004年的6.4％。因此，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进而形成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16]
（二）“贫困陷阱”对中国的威胁
中国不仅不具备从外部引进人力资本的优势，相反本国的人力资本又大量流失（如图3所示）。1978－2007年，中国向国外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但是大量的学生在留学后选择留在国外，学成回国的比例一直不高。仅在1988、1989、1990、1991、1992等少数几个年份回国比例超过了50％，大多数年份回国比例都不到40％。1980年留学人数为2124人，回国的人数为164人，回国比例仅为7.6％。2001－2007年，共派出留学生837656人，回国人数为196053人，回国比例仅为23.4％，超过3／4的留学生选择留在国外。因此，中国是人力资本输出国，人力资本的供给不可能通过引进外来人力资本加以解决，只能通过自身积累，而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十分令人担忧。
图3 1978－2007年中国留学生情况 （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1978－2007年，中国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快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于是人力资本存量与物质资本存量的比例迅速下降，由1978年的22.6（万人·每年／亿元）下降至2007年的1.5（万人·每年／亿元），2007年的单位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仅相当于1978年的6.6％。而且，后15年增长率的平均值（－12.2％）远远小于前14年增长率的平均值（－5.3％），这说明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与物质资本存量比例的下降呈现逐渐加速的趋势（见表1）。
目前中国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需要大量的物质资本。充足的物质资本是经济起飞的保证，从这一角度看，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还将持续存在，高物质资本投资仍是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要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人力资本与物资资本应协调增长，而且，如果人力资本匮乏所引起的经济增长“贫困陷阱”假说适用于中国，那么随着人力资本存量与物质资本存量比例的越来越小，中国就有可能陷入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四、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原因
（一）人力资本积累的源泉
人力资本的两个重要构成部分是：第一，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第二，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状况。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主要是通过教育来提高。西奥多·舒尔茨（2001）认为，教育是一种对人的投资，可以把教育所带来的成果当作一种资本，教育的目标除了发展文化以外，还可能提高一个民族的工作能力以及管理各种事务的能力，而人的能力得以提高，又会增加国民收入。[17]Lucas（1988）将人力资本分为专业化人力资本与社会一般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起直接作用的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然而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却直接受社会现有的一般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学校教育可以形成人力资本生产的规模效应，并突破专业的限制，最有效地提高一般知识水平，从而使学校教育成为一般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佳途径。[5]因此，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就越大。如果社会劳动者人均受教育程度提高，则社会人力资本水平也相应地得到提高。
劳动者身体健康状况是维系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保证，健康的劳动者工作效率更高。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个方面。直接影响是通过劳动者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来实现的。健康使劳动者工作精力充沛，而疾病却会导致缺勤率上升，大面积的疫情更会给经济造成重创。通过影响教育以及其他人力资本形成因素，健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改善健康状况可以提高学习效率，从而提高教育的回报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18]张车伟（2003）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系统地研究了营养、健康对劳动生产率或者说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其中，营养摄入和疾病的影响最为显著。平均来看，卡路里拥有量每增加1％，种植业收入会相应增加0.57％；而家庭劳动力因病无法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月，种植业收入将减少2300元。因此，人力资本并不是一个单维度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教育，还包括营养和健康。[19]
（二）中国教育和医疗投资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教育事业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当前，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5年，远远低于美国的13.4年、爱尔兰的11.7年、韩国的12.3年，甚至低于菲律宾的9.4年。教育投资不足是出现这个情况的重要原因。1980－1997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平均值世界为4.8％，较发达地区为5％，欠发达地区为3.8％，最不发达国家为2.4％，而1990－2006年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多数年份都在2％～2.5％之间徘徊，平均值为2.2％。
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相比，我国教育经费支出比重不仅远低于较发达地区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欠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另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印度，1997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1980－1997年平均水平为3.4％，我国与其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见表2）。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20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这一比例我们现在仍未达到。[20]
中国的医疗卫生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如表3所示）。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并不大，2000年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中国为5.3％，比世界平均水平（5.7％）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水平（5.6％）稍低，与转型国家相当（5.3％）。但是，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存在个人负担过重的问题。个人负担的比例为60.6％，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8.2％）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水平（42.8％），甚至高于最不发达国家（40.7％）。而且，即便是承担了巨额的医疗费用，患者往往也难以得到有效治疗。中国医疗系统中部分行为人（医生及医院的各行政部门）的行为扭曲现象相当普遍。医生对服务变量任意操纵，公立医疗机构在药品零售环节上的双向垄断地位所导致的药价虚高等行为剥削了患者的利益，[21-22]不利于国民享受足够的医疗卫生服务，从而有碍于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五、结论与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物质资本的巨大积累实现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物质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的作用会逐渐增强，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本文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引入人力资本匮乏引起的经济增长“贫困陷阱”假说。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与物质资本存量之间的比例迅速下降，如果人力资本匮乏引起的经济增长“贫困陷阱”假说适用于中国，那么随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偏离越来越大，中国就有可能陷入经济增长“贫困陷阱”。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遏制这种趋势。教育和医疗卫生投资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源泉，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
第一，增大教育投入，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就越大。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储备。教育是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国家的重要功能。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政府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严重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阻碍了人力资本积累。因此，应当尽快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占GDP的比重，至少应达到4％的水平，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本。
第二，增加医疗卫生投资，加强监管，提高国民健康状况。劳动者身体健康状况是维系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保证，健康的劳动者工作效率更高。与教育相同，医疗卫生也是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来提供。引入市场机制的医疗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医疗卫生产业的发展，但是这种改革将医疗负担转嫁给了普通国民，使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中个人承担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沉重的医疗负担严重制约了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从而有碍于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因而，政府应当增加医疗卫生投资，提高医疗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减轻普通民众的负担。另外，制定相应的措施，加强对医疗卫生的监管，杜绝医疗卫生系统中的寻租行为，使医疗卫生服务更加有序化。
收稿日期：200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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