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派殿军张问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殿军论文,性灵论文,张问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问陶（号船山）在清代乾嘉性灵派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性灵派于乾隆时期以主将袁枚、副将赵翼为代表人物，那么于嘉庆年间则推张问陶为重镇，乃性灵派之殿军。纵观整个乾嘉时期性灵派众多诗人，可与袁、赵鼎足而立为性灵派三大家者唯有张氏。其依据在于张问陶之才识非其他一般性灵派诗人可比：一是张问陶有明确的性灵说诗学追求，其观点之完备程度直追袁、赵；二是张问陶诗歌创作成绩斐然，不仅继承了性灵派前辈袁、赵性灵诗之精髓，又因世运之衰败及自身独具的思想、个性而具有新的内容与特色，使性灵诗之价值有新的充分显示。在张问陶之后性灵派已走向衰亡，无人具备重振性灵派的力量，从而使张问陶成为乾嘉性灵派最后一位杰出的诗人，其殿军地位因此而确立。
1
由石韫玉删存编定的《船山诗草》二十卷以及补遗六卷，存诗三千余首，最早版本为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刻印。（见《船山诗草·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86年版）而张问陶的全部诗作当在四千首以上，若天假之以年如袁枚一样高寿，则其数量必将超过写诗四千余首的随园先生。张问陶没有论诗专著与文章，但却写下数十首论诗诗，同样可供我们窥探其论诗要旨。论诗诗有其局限性，但张问陶凭借其高超的技巧，仍能生动简炼地表达了他的诗学观，这在性灵派诗人中只有赵翼可与之抗衡。综观张问陶论诗诗，可知其诗学观与袁枚性灵说是笙磬相应的，又不乏独到之见。张问陶堪称性灵派独具特色的诗论家。
张问陶论诗诗一再标举“性灵”，可见其主性灵之旨。如“性灵偶向诗中写”（《正月十八日……绝句志之》），“传神难得性灵诗”（《梅花》），“同无青白眼，各有性灵诗”（《冬日》），“浓抹山川写性灵”（《题子靖〈长河修禊图〉》），“笔墨有性灵”（《戊辰日依竹堂感怀》）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愧我性灵终是我”（《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之句，更显示其与“独抒性灵”（《随园诗话补遗》卷四）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袁枚“独抒性灵”之性灵说内涵是强调创作主体具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主观因素。张问陶论诗要义一方面与此相通，一方面又有补充与发展。
袁枚性灵说最重真性情，所谓“性情得其真”（《寄程鱼门》），“情以真而愈笃”（《答尹相国》）。张问陶重性灵亦以真性情为创作要旨。首先，他强调创作者必须具备真情实感，有真性情要抒发。因此称“诗人原是有情人”（《题屠琴
论诗图》其六）、“好鸟鸣春尚有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八），因为“有情”才能写出真诗，所谓“热肠涌出性情诗”（《赠徐泰征》）是情与诗因果关系的生动说明。其次，他指出表现真性情是诗的本质，云“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十二），“自磨碎墨写天真”（《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所谓“人情”、“天真”、“性灵”，皆指“诗缘情”（陆机《文斌》）之本质而言。因为主情，故与袁枚一样批评肌理派翁方纲“笺注争奇”，以考据为诗，称“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论诗十二绝句》其八）。翁氏“误把抄书当作诗”（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已远离诗抒情之正轨。张认为，诗情不是从“古人书”中所能得到的，而是从生活阅历、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故云：“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论诗十二绝句》其三）又云：“关心在时务，下笔唯天真。”（《陈荫山舍人……限五古》）这一观点对袁枚性灵说所谓“神韵是先天真性情”（《答李少鹤》）、“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遣兴》）之主观唯心因素无疑是一种补救。另外，就“情”本身而言，袁枚强调其真，尤重“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与理相离。这有其思想解放的意义，但亦有忽视情之美与善的弊病。张问陶主情，既重视其真，亦兼顾其美与善，故云“古人怀抱有真美”，“恶诗尽有真情境，忍与风花一例删”（《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前句主情之真且美，后两句强调情真但须善。这一观点比袁枚要合理、全面。
张问陶于强调真性情的同时，还标举“气”：一曰真气，二曰奇气。《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云：“有情那可无真气？”即明确提出真气与真情相辅相成的观点。如果说真情是诗的血肉，真气则是诗的筋骨，更是诗的精神力量，有情无气仍难见诗人之真本色。此“气”从诗人角度而而言，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具有刚正的气质与高尚的人格力量。从诗的角度而言，则是具有劲健的风骨、壮美的气势。张氏重视气，就是重视诗人的品格、气质的修养，从而赋予诗作以气势。《华阴客夜读〈卷施阁诗文〉怀稚存》又标举“奇气”：“死有替人应属我，诗多奇气为逢君。”《题何兰士方雪斋诗集》亦称“如我有奇气”，《秋夜》则云“胸无奇气酒空浇”。“奇气”是指诗人的非凡、狂放的气质，一种浪漫精神。这与张问陶的个性特征相关。张问陶论诗重气近赵翼，当受至友洪亮吉的影响，洪氏《北江诗话》即将“气”与性、情等相提并论，作为“诗文之可传”的重要因素之一，皆意在针砭某些性灵诗轻佻滑易、缺乏气骨之弊，亦是对袁枚性灵说之补救。
张问陶于性灵特别强调“我性灵终是我”，这是同袁枚性灵说推重“作诗不可以无我”（《随园诗话》卷七）一样张扬个性、崇尚创作的独创性。为此张问陶宣称：“自吐胸中所欲言，那从得失争千古”，“浮名未屑以诗传，况肯低头傍门户！”（《题方铁船工部元鹍诗兼呈吴谷人祭酒》）意谓诗人应该独抒性灵，自出机杼，诗中有人。为此又从反面强调：“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其七）所谓“诗中无我”即缺乏个性、因袭他人，清代乾嘉诗坛之拟古者正是“诗中无我”的典型，为此张问陶讥云：“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论诗十二绝句》其十》），“规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郑婢萧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恐无时。”（《题屠琴论诗图》）矛头指向沈德潜、厉鹗这些规唐模宋者，并认为依傍门户是不会出人头地的。与模拟者相反，性灵派皆主创造，以表现自己的真情与个性，张问陶亦云：“土饭尘羹忽斩新，犹人字字不犹人”，“《咸英》何必胜《箫韶》，生面重开便不祧”。（《论诗十二绝句》）所谓“斩新”、“生面重开”就是诗人所推崇的创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犹人”，才能写出“我”之“性灵”，自成一家。
张问陶重性灵亦如袁枚一样重诗人之灵性或曰诗才，并略有阐发。诗人有灵性表现之一是创作之际易产生灵感，无须雕肝镂肾、生写硬凑。《论诗十二绝句》其四、其五云：“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二诗采用生动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诗人创作产生的灵感现象。前引张问陶关于创作要有“自身真阅历”的观点，亦即是“不凭空”；但创作还须借助“灵光”即灵感。二诗就写出灵感降临“忽来”的突发性、“骤得”的短暂性，以及思维的活跃性，“诗情跃跃”指感情激动，而且想象丰富，所谓“提笔便存天外想，神龙鳞爪破空来”（《题屠琴论诗图》），此外灵感乃自然而生，不可强求，所谓“诗为无心如拾得”（《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等。可见张问陶对灵感的认识还是比较全面深入的。
对于诗歌作品的审美特征，袁枚性灵说要求灵活，有生趣、风趣，张问陶则主张空灵、有真趣，二者颇为接近。但亦有区别。张《题屠琴论诗图》云：“一片神光动魂魄，空灵不是小聪明。”袁枚之注重意象的灵活有趣，就迹近于“小聪明”，而张问陶之重“空灵”，内涵要广，它不仅要求意象灵动，而且追求意境深、韵味长，是一种高境界，故又称“诗到空灵艺始成”（《孟津县寄陈理堂》）。为达空灵之境，在艺术表现上注重以白描之笔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于创作心境则要求自然纯真、摆脱功利。《论诗十二绝句》其六云：“想到空灵笔有初，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我服朝冠对美人。”这说明空灵之境非满脑子礼教，一味“谈风雅”者所能达到，而必须出自于自然“天真”，“天籁自鸣天趣足”（《论诗十二绝句》其十二）。另外，“天趣”、“真趣”亦与雕凿无缘，因为“雕文镂采太纷然，开卷沉沉我欲眠”（《论诗十二绝句》其十一），同拟古、考据之作亦不相干。对诗歌语言乃推重自然、质朴的“常语”，所谓“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论诗十二绝句》其五），这与袁枚“家常语入诗最妙”（《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随园诗话补遗》卷二）的观点相近，但这种“常语”仍需挑选、提炼的工夫，并非矢口而道就可入诗的。
张问陶的诗学观点由于表达形式的限制，比较粗略，远不及袁枚《随园诗话》、诗序等论诗专著观点阐述得详尽周全，范围亦不如袁枚性灵说广泛。但其要旨与袁枚性灵说属同调，性灵说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备，是不难看出的。且张问陶的性灵说是嘉庆年间的诗论，张问陶亦有其独具的个性、思想，因此与袁枚又有差异。难能可贵的是其差异实际上是对袁氏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使性灵说有所发展。这是张问陶诗论的新贡献。
2
张问陶的抒情写景诗与其论诗诗所标举的诗学观点在美学思想上是大体同步的，基本上可视为性灵诗。故人评张氏“所为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小传》）。这表现在张诗注重表现自己独具的个性气质、思想感情，给人生面别开的新内容、新意境。
张问陶个性气质一明显特点是所谓“狂”。性灵派主将袁枚亦有狂的一面，如其《子才子歌示庄念农》即公开宣称：“六经虽读不全信，勘断周孔追微茫。”质疑经典，蔑视传统，颇有些“非圣无法”（章学诚）；又自诩其诗作于“千秋万世后”，可与李、杜、苏、韩等大家相“颉颃”，言所欲言，无所顾忌。可见袁枚之狂放表现的是于乾隆盛世对传统规范的反叛、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以及独立个性的张扬。被弟子崔旭目为“狂士”（《念堂诗话》卷二）的张问陶，其狂则更多地表现为伉爽无城府的坦率个性，一种与丑恶现实不妥协的抗争精神，有时则表现为嘉庆衰世忧国忧民之痛苦的发泄，相比袁枚狂放之乐观，他更多的是悲剧色彩。陈其元《庸斋笔记》记录了张问陶的两则佚事，可见其“狂”之一二：一是“由检讨迁御史，连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名督抚，一劾河漕盐政”，无所顾忌；二是张问陶与洪亮吉皆为朱文正相国门下士，“相国好佛”。在相国寿宴上，洪氏献读祝寿文，竟“洋洋千言，多讥佞佛事。诸人大惊，先生（张问陶）独大笑叫绝，相国大怒。坐是，沦踬有年，先生不悔也”。后来出守山东莱州时，更因恃才傲上而得罪上司并毅然辞职。从上述张之狂举，不难窥探其实质。张诗既“主性灵”，则不能不抒写其“狂”之个性、情感，并一再申诉，如“狂客衣冠总性情”（《乙卯春夏与谷人前辈饮酒诗》），“我是乡人太狂简”（《送蔡吕桥（曾源）之任翼城》），“事近猖狂意最真”（《六士筵上赠歌者才宝》），“只愁狂不古，安敢避狂名”（《解嘲一首示胡子言（唐）》），“不狂未必庸人恕”（《秋夜》），不一而足，皆明言其“狂”。张氏曾将其狂与李白之狂相提并论，说“莫讶上书狂欲死，东山李白是乡人”（《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不作平常文字饮，清狂才称谪乡人”（《闰四月……得长句二首》），因此人目之为“青莲再世”。（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其《醉后口占》即表现其李白式的狂态：
锦衣玉带雪中眠，醉后诗魂欲上天。
十二万年无此乐，大呼前辈李青莲。此诗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作者中进士不久，历尽坎坷步入仕途，其伉爽真率的狂放个性因醉酒而更令人瞠目，大有斗酒百篇，与乡人李白一争高下之气概。如果说此时之狂，蕴含的是中隽之喜，以为可以实践其壮志，但却是短暂的。当诗人真正步入官场后，发现现实与理想相悖，则其狂主要体现为隐与仕的矛盾心态，是“幽愤填胸”（《小游仙馆排闷杂诗》）的宣泄，是对黑暗现实的心灵之抗争。虽然亦是“沉酣诗酒，豪狂不可羁绁”（《清朝野史大观·艺苑》），但与“醉后诗魂欲上天”时之心境已全然不同矣。其云“狂呼燕市三升酒，醉放长江万里船”（《兵部张凌沧饯别》），“熟读《离骚》还痛饮，风尘偏笑不狂狂”（《春日感怀》），“一醉先容后辈狂”（《寿庭吏部招饮》），皆写其借醉显狂，抒发内心郁愤不平之气。“狂者进取”（《论语·子路》），从本质上说，“狂”乃是一种志向高远、勇于进取的精神。张问陶本是胸怀壮志、欲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的知识分子，但其所处的时代已是气息奄奄，日薄西山，朝政腐败、权臣当道的现实政治成为其进取的羁绊。因此张问陶的进取精神就异化为一种狂放无羁，借狂饮、狂呼、狂谈以表现了。这些诗所表现的正是张问陶独有的性灵，独具的情绪与个性，而诗句表面的狂放，实际蕴含着深刻的痛苦，这正是张诗“沉郁”之所在。
如果说，张问陶表现其狂态的诗篇是含蓄、侧面地抒发其忧患意识、进取精神，那么他的一些纪实诗则是正面、直接地表现“关心在时务”的情感，以及抨击时弊的胆识。这类诗在性灵派前辈袁枚、赵翼笔下曾出现过，但均不如张问陶写得深刻、沉郁。此乃气运使然。名篇《丁巳九月褒斜道中即事》、《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等描写嘉庆元年（1796）川陕楚甘豫等地爆发白莲教起义后的景况，即属直触时弊之作。前诗写嘉年二年丁巳（1797）作者由北京返川于陕西途中所见：
旧说还乡好，今伤行路难。连村有戈戟，归将只衣冠。谷暗民风杂，天离日气寒。帅多功愈少，西望泪空弹。
祸始征苗役，悬兵动鼓鼙。荆襄摧虎帐，河洛溃金堤。潼谷军声乱，巴山戍火迷。汉中忧不细，珍重武关西。二诗写出战乱凄凉的景象，盛世不再的严酷现实，令作者忧虑不已。后诗十八首写次年由成都赴北京途经宝鸡之见闻，内容更丰富沉郁。作者虽不能突破阶级局限，视义军为“群盗如毛久未平”（其一），对清军镇压义军亦持肯定态度，但更见作者性灵的是为黎民惨遭战火、生灵涂炭而痛心，如云：“荒驿寒路匆匆过，焦土连云万骨枯”（其二），“磷火飞残新战垒，骷髅吹断旧人烟”，“大帅连兵甘纵贼，生灵涂炭已三年”（其三），“烽烟未扫偏流毒，万鬼含冤指阵云”（其六），“三川人满欲烹珠，曾问今年米价无”（其十一），“天如有意屠边徼，我忍无情哭故乡”（其十八）。诗人更表示出对官兵腐败的义愤，“力诋将帅养痛，与云松《拟老杜（诸将）》同一忠愤”（尚镕《三家诗话》）。如：“犹胜骄淫诸将吏，移营终岁避锋铓”（其七），“能文未易参军事，有口都能说战功”（其八），“断无符拔混麒麟，大酒肥羊误保身”（其九），“不明赏罚终何益，真举才能倘未迟”（其十五），形象地反映出衰世之痼疾，诗人心中所充溢的悲愤之情，“忧心家国，豪宕感激”（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在艺术表现上被评为“自出新意，独抒性灵，真不为古人束缚者”（潘清《挹翠楼诗话》），此乃张问陶式的性灵诗，为袁、赵笔下所无的意境。
如果说上引诗作从全景式的角度描写了乱世苍生之苦难，那么张问陶一些类似新乐府的诗则反映了具体百姓的悲惨生存状态，如《拾杨稊》与《采桑曲》即是代表作。前诗写于“两年不雨”的干旱背景下，一“河北妪”之饥与苦，后诗写一江南采桑女之惨与悲。老妪饥不择食，“杨稊拾得连沙煮”，且孤苦伶仃，“夜枕新坟哭儿女”；少女因春旱“陌上桑枯蚕亦病”，导致“道旁饿杀”的悲剧。两首诗并读，则一南一北，一老一少，颇有典型意义，二者的命运正是衰世广大贫苦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缩影。诗风朴素，纯然白描，颇得元白新乐府之神韵。
朱文治（按：多种著作皆作“李文治”，今据四川胡传淮先生来信指谬改为“朱文治”，朱号少仙，《船山诗草》有赠朱诗。）《书船山纪年诗后》评云：“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随园毕竟成游戏，不及东川老史臣。”高度评价了张问陶诗的风骚精神以及沉郁风格，证之以上述诸诗，堪称的评。称袁枚风骚寄托不及张问陶，亦有见地。但袁枚并非尽是“游戏”，张氏亦不是没有“游戏”之笔，不可说煞。其实张问陶除了心系国运民瘼之外，更多的还是抒写“私情”的性灵诗，即抒写伉俪情、手足情、朋友情等个体感情的篇什。
张问陶论诗主张“好诗不过近人情”；他本人乃“有情人”，如洪亮吉所说“无乃造物赋尔偏多情”（《题张同年问陶诗卷》）。这首先是指伉俪情，张问陶云“房帏何必讳钟情”（《春日忆内》），可谓直言无讳。张问陶的情诗很好地处理了情与理、情与欲的关系。他崇情贬理，声称“《理学传》应无我辈，香奁诗好继风人”（《斑竹塘车中》），这与袁枚观点相同。他认为情中有欲，但欲不可代替情：“人生竟无欲，块然其土木。有欲而无情，强行亦禽鹿。”（《题沈舫西琨太守观空观色图》）这与袁枚时或以欲代情不尽一致。在表现夫妻关系的诗中，张问陶既敢言情，又不耽于欲；既无道学气，又合乎“礼义”。在现实生活中，张问陶对妻子感情深笃，比较专一，与袁枚之放浪、好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其情诗亦与袁枚、特别是袁树颇有差异。
乾隆四十九年（1784）张问陶在北京娶赞善公周东屏长女，次年返川途经峄县（今山东枣庄），妻于船上生下女儿阿梅。两年后周氏殁于涪州，不久阿梅亦殇。张氏后虽然另娶林韵征为继室，但对发妻周氏仍久久不能忘怀。乾隆五十四年（1789）作《外姑杜恭人将赴广州，以亡妇周孺人脂箱粉笺及殇女阿梅衣衫弄物贻余，灯下不寐，凄然有作》五首，抒发追悼之情，其三、其五云：
风雨当年负好春，苦搜荩箧助清贫。
俸钱此日空营奠，谁来泉台觅故人？
客心秋老向谁开？潘鬓中年亦可哀。
梦入夜台惟白晓，离鸾雏凤不重来。回忆当年清贫共守之情，流露此生无法重见之哀，感情真挚，白描之笔，隽永空灵。直到作者晚年途经峄县，仍有《峄县车中忆乾隆乙巳予方为诸生，携家归蜀舟泊仲家浅，周恭人生女，逾年相继去世，今廿八年矣，早食马兰墩志感》之作，忆昔慨今，抒写“闺房”之“沧桑感”，亦发自性灵，感人至深。
张问陶更多的是忆内诗，表现其与继室林韵征的伉俪深情。林氏为成都盐茶道林西厓之女，名佩环，字韵征，顺天宛平（今北京西南）人。工诗善画，堪称才女。林氏与夫君琴瑟和谐，曾有“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之句，对丈夫既爱且慕。张问陶长年外出，亦日夜思念家中娇妻，写下《嘉陵江上立春寄内》、《忆内》、《七夕忆内》、《得内子病中札》、《春日忆内》等十余首诗作抒发感情。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写的《嘉陵江上立春寄内》六首小诗，空灵而富有情趣；其一、其五二首云：
人别春未归，春归人已瘦。
东风如我心，吹入君怀袖。
客行日已远，碧草新愁满。
香泪在征衣，因君不忍浣。二诗本写自己思念内子，但却遥想内子思念自己，从对面写来，构思似杜甫《月夜》，且笔触清新，言情婉曲，有南朝乐府风味。最见夫妻真情的还推《得内子病中札》：
同检红梅玉镜前，如何小别便经年。飞鸿呼偶音常苦，栖凤将雏瘦可怜。梦远枕偏云叶髻，寄愁买贵雁头笺。开缄泪浣销魂句，药饵香浓手自煎。此诗写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月，时作者刚在北京中进士，满心喜悦，但收到寓居成都的妻子病中来信后，不禁转喜为忧，乃赋此诗抒发对病妻的思念。诗以昔日夫妻欢聚之乐反衬今朝伉俪分居之苦与悲。首尾写实，中间二联乃想象、比喻，虚实相生，空灵而又沉郁。张问陶不愧为“有情人”。张氏钟爱林氏，且不讳言林之美貌，诗句“车中妇美村妇看”（《斑竹堂车中》），就是夸奖妻子的美丽。但更重要的是林氏不仅秀外，而且慧中，所谓“妙有才情说妇人”（《汲县怀古》）。而最为关键的还是夫妻同心、知心，爱妻对自己十分理解：“一事感卿真慧解，知余心淡不沽名。”（《春日忆内》）有如此“红颜知己”，是张问陶忆内诗具有真性灵的根本。综观张之情诗，虽写男女之情，而不涉及欲，与袁枚特别是袁树的男女“情诗”大不相同，后者情欲成分甚重，且颇多“婚外情”。这与张的道德观念以及身处世衰世很少享乐思想有密切关系。
张问陶之“有情”还在于对朋友之间的感情亦甚重视，并在诗中予以表现。与张问陶最为莫逆的人就是洪亮吉。洪与张为同年，曾任编修，嘉庆四年（1799）因上书指斥内外臣“误国不恤民”等罪状，并有“视朝稍晏，小人荧惑”之语而犯上，被发配新疆伊犁，次年赦归，从此闭门著书。袁枚说：“诗人洪稚存（亮吉）太史旷代逸才，目无馀子，而屡次信来颂执事（按：指张问陶）之才为长安第一。”（《答张船山太史书》）可见洪对张之推重。张对“一代奇才”（《岁除得稚存诗札》）之洪氏同样很钦慕。加之二人性格亦有相合之处，因此成为知交更是顺理成章。《船山诗草》中与洪氏相关的诗作甚多，如《题同年洪稚存〈卷施阁诗〉》、《赠稚存》、《华阴客夜读〈卷施阁诗文〉怀稚存》、《得稚存书却寄》、《怀稚存》、《寿稚存》等等，多达二十余题。张与洪之关系并非泛泛之交，而是有相近的思想为友情的基础。《华阴客夜读……》赞洪氏云：“敢为险语真无敌，能洗名心更不群。死有替人应属我，诗多奇气为逢君。”既称颂洪氏之诗品与人品，又表明与之意气相投。《赠稚存》更云：“谤谀满耳尽无端，渐近中年得友难。异姓逢君疑骨肉，同朝知我耐饥寒。”于勾心斗角之官场，唯洪氏可视为知心的异姓异肉，这种友情是来之不易、极其珍贵的。因此当洪氏流放伊犁后，张问陶又写下《怀稚存》：
无诗无酒气纵横，谁指伊吾问死生。万里风沙悲独往，旧时李杜愧齐名。是非终向平心得，毁誉徒劳众口争。落日安西凝望远，浮云难掩故人情。洪氏忠而被谤，乃至无辜流放，诗人对好友的不幸不仅深表同情，更为之抱不平，对当政者之是非不清、毁誉无端则充满义愤。诗感情悲慨，意蕴沉郁，又郁勃着一股奇气。洪氏于嘉庆十四年（1809）去世，张于嘉庆十七年（1812）访洪氏故乡，作《过阳湖怀稚存》二首。其一云：
当年慷慨庆弹冠，曾有诗盟结岁寒。爱我猖狂呼李白，看君光气夺齐桓。浮沉世网终须了，进退名场本不难。泉下有灵能笑否？故人今日也辞官。此诗是对自己与洪氏一生友谊的总结：一是怀念二人的友情，二是推许二人的豪气狂态，三是表白自己亦退出名利场以告慰亡灵。诗“生气涌出，生趣飞来”（张维屏《听松庐诗话》），颇具洪氏所评“如骐骥就道，顾视不凡”（《北江诗话》）的特点，洋溢奇情异气。
张问陶于诗主张“写出此身真阅历”（《论诗十二绝句》其三），其阅历的重要内容就是行旅。特别是入仕前，张氏长年出游，多次往返于北京，四川之间，堪称行万里路，看遍名山大川、奇景异观，因此写下大量山水景物诗。正如陆游《题庐陵萧彦敏秀才诗卷后》所云：“君诗妙处吾能识，尽在山程水驿中。”
作为性灵派殿军，张问陶自称其山水行旅诗乃重在“涂抹山川写性情”（《江安舟中遣怀》），或曰借山水景物表现性灵，很少单纯模山范水。张问陶十五岁至二十岁时曾困居江汉。当时其“性情”是渴望摆脱贫困，建功立业，所谓“三十立功名”、“隐轸匡时略”（《壮志》）。故其早年山水诗颇多寄寓壮志之什。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春，诗人从江汉南下潇湘贷粟，沿途写下《临江叹》、《骤雨》、《羁旅行》、《即事》等以五古体为主的山水诗。这些诗主要是表现诗人欲“为天子大臣”（《壮志》）的壮怀，以及“饥来百事非”（《早春游沔阳舟发汉上口占》）的牢愁。如《临江叹》写江水云：
骇浪蹴日回，惊涛激云上。我舟一叶轻，势与水天抗……骇浪惊涛之一“蹴”一“激”，皆呈现遒劲向上的动态，旨在衬托诗人一叶轻舟“势与水天抗”的昂扬奋进的生命力，以追求广阔的精神空间。《骤雨》写“奇云挟雨至，追以千里风。乾坤白浩浩，万马鸣空中”，渲染出大自然盎然的生机，以及宇宙空间的广阔无垠，其中同样寄寓着年轻诗人的壮志豪情。但此诗接下又写道：“我居实湫隘，譬彼笯与笼”，“自倾一壶酒，磈垒难销熔”，又反映现实天地的逼仄狭小，生命受到压抑与束缚，令人不堪忍受。但诗人毕竟年轻气盛，故并不消沉颓唐，相反仍藉山水自然之气激发自己进取奋发之志，乃又云：“呜呼古来烈士多苦心，夜深一诵《猛虎行》”（《临江叹》），“梦中窥海日，意气始得雄”（《骤雨》），对未来仕途仍充满信心。
但当诗人阅历渐深，仕途碰壁之后，这种壮怀就不能不受挫折。乾隆五十四年（1789）张问陶于北京应会试落第西归，沿途经过完州、函谷、潼关、华州、西安、宝鸡、剑州、绵州、成都等地，写下山水诗七十余首，可谓“一处著一诗，诗如记里鼓”（《峡中作》）。但此时作者心中郁积着“文章无命合西归”（《端阳相州道中》）的不遇之愁，因此眼中的山水景物成为王国维所谓的“有我之境”（《人间词话》），即表现为凝重、迷蒙、阴冷、清寂的意境。如《英豪》云“山云陇树远苍苍，铃语鸡声趁早凉。熊耳数峰青似黛，马头初日白于霜”，《灵宝》云“古戍隔河微见影，乱山迎客不知名”、“明日入关须痛饮，卧看残月堕鸡声”，《盘豆驿》云“汉原多暮色，秦月有寒威。碧树围山馆，黄沙点客衣”，《望栈道作》云“返照明
渭，苍苍见益门。乱峰迎客舞，一水抱沙昏”，等等。诗中所写的远树苍苍、月寒色暮、水昏沙黄，都显得黯淡沉寂，缺乏生命的亮度与活力。这种自然境界实乃诗人忧郁迷茫心绪的外射所致。但《雨后发黄牛堡》却写得颇具奇气，充满力度；
夜雨汇众壑，溪涧吞江淮。怒涛奔西南，绕足争喧豗。喷沫漱奇石，宛然滟滪堆。山腰俯危栈，白日腾风雷。仿佛瞿塘激，孤舟落大洄。年时饱艰险，蛟螭狼与豺。片帆峡底出，一骑云中来。所遇无坦途，那得心颜开！一场大雨冲破了黄牛堡溪涧凝滞沉闷的自然状态，溪水终于得到发泄的机会，物极必反，它竟显得狂颠放肆。诗人如此描写势吞江淮的溪涧景观，其实正寄寓了诗人“狂客衣冠总性情”（《已卯春夏与……》）之狂放的性灵，借以宣泄仕途艰难、“那得心颜开”的郁闷。这是诗人“涂抹山川写性情”的又一种表现方式。
张问陶西归不久，又离家赴京准备次年再应会试。此次行旅，“关山辽阔客心长，万里之行从此始”（《己酉十一月七日遂宁西门桥下别家人》），所写山水景物诗偏重于抒写人生漂泊之感，思妻想家的不尽乡愁，所谓“倦客辞家月易圆，年来离合太纷然”（《绵州客夜》）。由于北征时已是冬季，旅况艰难，水山清寒，更增添了乡思。如《德阳途次》“征衣怯晓风，初日可怜紫。寒雾沉亭江，微霜冻犀水。客行当岁暮，恻恻亦乡里”，《雪后宿大木戍》“瘦岭聚灵奇，人烟淡不怡。蓊云千树恶，戴雪一峰危。庙古山君得，
空木客移。拊床惊斗鼠，叹息此何时”，《雪中度凤岭》“路绕千峰上。天低鸟道横。烟云何代辟，风雪下方晴。指顾通西极，苍茫叹北征。岁除乡信隔，吟眺总关情”，等等。诗人北征应试时，其“恻恻恋乡里”之情分明已压倒“三十立功名”之志；或者说，诗人此行对“功名”已看淡，对自己漂泊之归宿心中无底，因而倍觉故乡之可恋。以这种心情北上，就增添了“行路难”之感，山水景物亦因之被主观化，如树恶峰危、水冻山瘦，变得令人畏惧、反感，无法产生审美愉悦。诗人明言其因在于：“去来游早倦，奇景亦庸矣。思家预拟归，陟险愧人子。年来阅世深，真幻识所以。至乐在团栾，浮名何足喜！”（《德阳途次》）“奇景”之变“庸”乃在于倦于出游、淡于“浮名”，但作为清贫的封建知识分子，张问陶又不能不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其此时思想就长远来说，已为以后的隐居埋下根子；就目前来说，就使其笔下的山川缺乏生命的亮色。说张问陶山水诗亦具“沉郁”的特点主要在于此。陈廷焯《白雨斋词话》释“沉郁”风格云：“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张氏山水诗之沉郁，表现为蕴含着深厚浓郁的情思，多借山水形象本身来体现，并不慷慨发越，少浅露单薄之弊。上引诗章多属于沉郁之作，体裁多为古体。
张问陶近体特别是绝句体山水诗，风格则偏于袁枚所评的“空灵”，具有情趣，内容以描写对山川景物的审美发现、审美体验为主，属于性灵小诗。张问陶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考中进士，次年请假返乡，五十七年十一月乃偕妻女与长兄亥白发成都水路赴京。此时诗人已步入仕途，又有妻女、长兄相伴，因此怀才不遇的愁闷已一时消除，思乡之情亦显得淡薄。其心情从未如此开朗、愉快，沿途所见山川景物亦变得从未这样奇美壮观。笔下的山水于是呈现出亮色，行旅亦充满情趣。如七绝《扁舟》写乘舟之趣：
六年未领扁舟趣，一水油油到眼前。
正好残冬初四五，峨眉山月细如弦。低头见“一水”有情，抬头见“山月”有趣，川江月夜宁静温馨，一如诗人的心境，并透出阴柔之美。又如五律《古佛堰》写“石乱篙声碎，滩平竹影留。小山全贴地，尺水亦行舟”，观察细致，遣词奇特，颇能抓住古佛堰山水特点，有袁枚性灵小诗之妙趣。诗人此行看不尽“碧山丹水好画图”（《腊八日过叙州二首》）；而最具诗情画意的则是乐山奇观，《嘉定舟中》二首云：
凌云西岸古嘉州，江水潺湲抱郭流。
绿影一堆漂不去，推船三面看乌尤。
平羌江水绿迢遥，梦冷峨眉雪未消。
爱看汉嘉山万叠，一山奇处一停桡。二诗乃诗人进行审美观照的产物，是比较纯粹的山水景物诗，这在张问陶诗集中并不是很多的。第一首尤佳，上半首写乌尤山依州临水的壮美环境，下半首写乌尤山水中奇观，特别是第三句宛若一幅水墨画，妙喻活字，极具神韵，堪称以白描之笔写空灵之境的佳作。又如《瞿唐峡》：
峡雨濛濛竟日闲，扁舟真落画图间。
便将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唐两岸山。此诗重在虚写，实在是瞿唐峡之美“难写”也。而次句将“扁舟”实即诗人这审美主体融入如画山水这审美对象之间，仿佛成为自然山水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已不存在隔阂，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或者说是“无我之境”。这种境界只有在诗人心境与现实处于和谐状态时才能产生。当然，诗人写美景亦不尽空灵，亦有形象具体的描写，如《白水溪》：
大石不受溪，溪水出其背。散如万斛珠，破椟一时溃。琤琮响碎玉，
聚飞鹭。朴簌千点雪，溟濛十里雾。君不见年年五月风雷吼，急雨腾山白龙走。诗写景状物，笔触灵活，妙喻如珠，又体现出诗人志得意满时的奇气奇情。
张问陶步入仕途任职后，生活相对安定，又忙于政务，不再似入仕前那样南北壮游，故山水诗减少。晚年辞官侨寓苏州，漫游吴越，写了一些江南山水景物诗，开拓出其山水诗的新领域，正如其《江南》所云：“重检纪游诗几帙，尚嫌此笔负江南。”他为还江南之情，于是写下《绿岸》、《晚泊镇江京口驿》、《春水》、《虎丘冬日》、《阳湖道中》等诗，多为近体小诗，风格仍空灵有致。如七律《春水》前面两联：“绿痕微动水知春，烟月却从雨后新。出浴山情初嫁女，过江花韵六朝人。”山情、水意、烟月、花韵，皆具性灵，生气灌注。蕴含着诗人心中的春意。又如《阳湖道中》：
风回五两月逢三，双桨平拖水蔚蓝。
百分桃花千分柳，冶红妖翠画江南。此七绝写江南阳春三月水之蓝、桃花之红、春柳之绿，色彩绚丽，春光明媚。诗既表现了诗人辞官闲居后的恬淡轻松之心境，又暗含诗人侨寓江南，其漂泊的心灵终于寻到寄托之所的喜悦。身居江南，诗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无间，江南春光如画，诗人则是“画中人”矣。与袁枚同类山水景物小诗相比，张问陶较少琐细意象，亦不大注意捕捉景物的瞬间动态；而比较看重意境的空灵，感情的沉郁。与赵翼山水诗相比，则不追求理趣，而以寄寓情思擅长。
余云焕《味蔬诗话》云：“张船山诗清峭拔俗，游戏之笔更为擅长。”擅长游戏之笔，是性灵派代表人物袁枚、赵翼的拿手好戏，这与二人性格诙谐有关。张问陶性狂简，加之所处衰世，悲慨之事充溢于胸，所以《船山诗草》中虽亦不乏“戏作”之题，但其诙谐已远不似袁、赵矣。另，张维屏《听松庐诗话》评张问陶诗云：“古体中诗有叫嚣剽滑之病……至近体则极空灵，亦极沉郁，能刻入，亦能清超。大含名理，细阐物情，或论古激昂，或言情婉曲，或声大如钟镛，或味爽如菘韭，几欲于从前诸名家之外，又辟一境。”其中评价未必都准确，但肯定张问陶“又辟一境”的功绩还是中的之评。张问陶、以及舒位之后的性灵派末流已无人有此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