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赋家的入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8)02-0051-07
学界研究汉赋家的学术成果颇多，但是多关注汉赋家的文学创作、生平考证、文人心态等方面，较少学者涉猎他们的入仕途径及仕途发展。两汉赋家多入朝为官，研究他们的入仕途径，不仅可以全面准确了解汉赋家和汉赋作品，还可探求两汉选官制度的运作方式以及两汉赋家在汉代官吏体系中的地位。本文较全面地收集整理汉赋家的入仕资料，研究他们的入仕途径以及仕途迁转情况，由此探察汉代察举制度的发展变迁以及汉代中央皇权的盛衰变迁。
一、研究的前提
汉代赋创作繁盛，作者众多，仅班固《汉书·艺文志》就记载西汉赋共941篇，作者当在73人以上，史书未提及的汉赋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但多数汉赋作品因年代久远已经散佚。过去学者研究汉赋，主要是依据清代严可均辑校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但是该书收录了汉代各种体裁文章，汉赋作品分散收录在各个作家的名下，很难看出汉赋的整体情况。当代学者费振刚等著《全汉赋校注》，①全面收录整理辑校现存汉赋，本文以该书辑录的汉赋家为研究对象，以此分析汉赋家的入仕情况。
《全汉赋校注》共收录汉赋家90名（包括一名无名氏），有70名曾入仕，其余则为帝王、诸侯、妇女、隐士。帝王诸侯有7名，有汉武帝刘彻、汉灵帝刘宏、汉献帝刘协、淮南王刘安、中山王刘胜、蓼侯孔臧、临邑侯刘
。女性赋家有班婕妤、班昭、马芝（马融之女）和丁廙妻。未曾入仕的汉赋家仅五名，其中侯瑾“州郡累召，公车有道征，并称疾不到”；②王延寿少有俊才，但是溺水早卒；③外戚梁竦感叹“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不愿入仕；④刘琬善于占侯，“举方正，不行”；⑤郦炎“州郡辟命，皆不就”，后来因官司死于狱中。⑥此外尚有三名赋家的生平无法考证，他们是盛览、庆虬之和刘广世。《西京杂记》载盛览曾向司马相如请教作赋；⑦而庆虬之作《清思赋》，不被世人看好，于是假托司马相如之名才被世人所知。⑧关于刘广世，仅在《艺文类聚》卷五七傅玄《七谟》序提到他曾仿照枚乘《七发》作赋。
入仕的70名汉赋家或为朝中大臣，或为诸侯贵宾，或为公府掾属，或为郡县小吏，约占《全汉赋校注》收录汉赋家总数的80%。他们兼有赋家和官吏的双重身份，因此，研究汉赋家不仅要了解他们的创作经历，还要了解他们的为官经历。此外，由汉赋家的入仕途径亦可加深对当时的选官制度和人才制度的了解。
二、两汉赋家的入仕途径
汉代选拔官吏的方式多途并进，有察举、辟除、征诏、荐举及杂途等，其中察举具有岁举常制性质，在两汉仕进制度中占据主体地位。⑨
汉代察举始于汉文帝时期，文帝于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曾下诏“举贤良”、“举能直言极谏者”，首开汉代察举之风。汉武帝元光元年，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岁举，这一选拔官吏的形式遂成定制。西汉通过察举进入政坛的汉赋家不多，仅董仲舒通过察举中的特科——举贤良进入仕途，东汉由察举入仕的汉赋家剧增，有12名。
察举作为汉代推荐选拔人才为官的制度，包括许多特定的科目，如孝廉、茂才（秀才）、贤良方正与文学，以及明经、明法、治剧、武猛等科目。汉赋家由举孝廉入仕的人数颇多，如葛龚“举孝廉，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荡阴令”；⑩崔琦“少游学京师，以文章博通称。初举孝廉，为郎”；(11)朱穆“初举孝廉。顺帝末，江淮盗贼群起，州郡不能禁。……冀亦素闻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见亲任”；(12)延笃“举孝廉，为平阳侯相”；(13)刘梁“举孝廉，除北新城长”；(14)袁安“举孝廉，除阴平长、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爱之”；(15)桓彬“少与蔡邕齐名。初举孝廉，拜尚书郎”；(16)杨修“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17)有三人通过举贤良进入仕途，“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焉”；(18)皇甫规“冲质之间，梁太后临朝，规举贤良方正”；(19)张奂“复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20)此外，班彪以举茂才入仕，“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21)崔寔以举至孝独行入仕，“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寔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22)可见，东汉由察举入仕的汉赋家不仅人数增多，而且察举科目也多样化，包括了举孝廉、举贤良以及举至孝独行等，这一变化与东汉察举制度日趋完善、察举人数增多有关。
除察举外，征召、辟除、纳赀、上书等也是汉赋家入仕途径，其中又以征召和辟除居多。
两汉通过皇帝直接征召进入仕途的汉赋家以武帝、宣帝时居多。武帝还是太子时，就十分仰慕汉赋家枚乘，他即位后，“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23)宣帝仿效武帝，也广招人才，“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24)成帝时，刘歆也以能文得以召见，他“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25)东汉光武帝时，班彪以才被召，“帝雅闻（班）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26)明帝博召文学之士，傅毅因此被任命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27)安帝“公车特征（张衡）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28)
征召入仕的汉赋家中，还有一些是经私人推荐后再被皇帝征召的，如廷尉推荐贾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29)司马相如通过蜀人杨得意推荐，被汉武帝召见。扬雄经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推荐为“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30)王褒则通过地方官推荐，“（王）褒既为刺史作颂，又作其传，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轶材。上乃征褒”。(31)李尤因为“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32)
辟除亦称辟属或辟召，是各级主官聘请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汉代，通过辟除入仕的汉赋家人数颇多，有崔骃，“（窦）宪为车骑将军，辟（崔）骃为掾”；(33)蔡邕，“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34)赵岐，“永兴二年，辟司空掾……其后为大将军梁冀所辟”；(35)王充，“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36)崔瑗，“后事释归家，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后复辟车骑将军阎显府”；(37)马融，因为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辟大将军邓骘之府；(38)边让，“大将军何进闻让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既到，署令史，进以礼见之”；(39)张超，“灵帝时，从车骑将军朱俊征黄巾，为别部司马”；(40)崔琰，“自去家四年乃归，以琴书自娱。大将军袁绍闻而辟之……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41)王粲，“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42)陈琳，先为何进主簿，后又先后任职于袁绍、曹操府；(43)阮瑀，“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44)应玚和刘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玚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桢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45)繁钦，“为丞相主簿”；(46)丁仪，“（太祖）辟仪为掾”；(47)丁廙，“初辟公府，建安中为黄门侍郎”。(48)
除前述察举、辟除、征召、荐举外，汉代选士入官的其他途径有学者概之为杂途，包括了上书、任子、纳赀等方式。(49)上书求官以武帝时最盛，汉武帝雄才大略，鼓励吏民上书言事，“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50)汉赋家东方朔即在其中，他“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51)枚皋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使匈奴”。(52)东汉世风大变，上书求官被士人鄙视，但是仍有少部分汉赋家上书，如马融，“（安帝）时车驾东巡岱宗，（马）融上《东巡颂》，帝奇其文，召拜郎中”。但是在此之前，他曾上《广成颂》，因“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53)同为上书，崔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54)但未及得官，却碰上皇帝驾崩。后虽被窦宪辟为掾，但因与幕僚不和，出为长岑长，“骃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55)
西汉初期，诸侯王国有权自行任命官吏，汉赋家邹阳、公孙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枚乘等曾客游诸侯国。由于诸侯王的礼遇，有些文人甚至因此辞去朝中的官职，如司马相如“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56)再如枚乘，景帝召拜其“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辞赋，乘最高”。(57)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诸侯国的削弱，许多汉赋家或其后人又回归到朝廷，如司马相如、严助、枚皋等。
以任子入仕，即因父任而入仕的汉赋家，如刘向“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58)桓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59)汉赋家以纳赀入仕，即纳财求官，有司马相如“以訾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60)以军功、上计入仕的汉赋家人数很少。
在《全汉赋校注》收录的70名入仕汉赋家中，经过察举入仕的有13名，通过辟除入仕有19名，征召荐举入仕11名，诸侯王国宾客6名，上书入仕7名，任子入仕2名，还有通过纳赀、军功、上计、著书等方式入仕7名，此外还有12名汉赋家因史料不详不能确定其入仕途径。可见，汉赋家主要通过察举、辟除、征召荐举等多样化方式进入仕途。
三、两汉赋家的仕途迁转
两汉赋家入仕后多拜为郎官。郎官即帝王宿卫侍从官的通称，职位不高，但是宿卫禁中，近侍君王，地位特殊。
经征召入仕拜为郎官的有司马相如“为郎数岁”；(61)扬雄“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62)刘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63)班固与人共同著《世祖本纪》后，“迁为郎，典校秘书”；(64)张衡“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65)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66)黄香“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67)
由察举入仕为郎官的有崔琦“初举孝廉，为郎”；(68)张奂“复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69)崔寔“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寔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70)
汉赋家辟除公府后也有拜为郎的。马融辟除邓鹜府后“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71)而蔡邕辟司徒桥玄府后，“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72)此外，任子入仕者亦拜为郎官，如刘向“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73)桓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74)
汉赋家还有上书求官拜为郎官的。如枚皋“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使匈奴”。(75)东方朔上书而待诏公车，很快也拜为郎。秦汉长吏多出自郎官，故正史中传主“为郎”事常被省书，(76)所以可能还有些汉赋家任过郎官，但在其本传中没有提到。
汉赋家入仕起点相近，但是此后仕途发展却相去甚远，有些官运亨通，位至三公九卿，如刘歆、张奂等人；但是亦有汉赋家沉滞下僚，仕途不畅，如扬雄为黄门郎后，三世不徙官，后来以年老迁转为大夫。
汉人有“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77)之说，汉制亦有“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78)的规定，汉代跻身高级官吏的赋家人数不少，其中数人位至三公九卿，如刘歆担任国师，封红休侯；张奂担任大司农；袁安担任过太仆、司空、司徒等职；赵岐担任太仆、太常等职。此外，担任二千石官职的汉赋家尚有十余人，司马相如拜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巴、蜀（中郎将，秩比二千石）；刘向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延笃任左冯翊，又徙京兆尹（左冯翊、京兆尹的官秩为中二千石）；皇甫规也先后担任太山太守、中郎将、度辽将军、使匈奴中郎将、弘农太守等官职（中郎将、使匈奴中郎将、太守的官秩为二千石）；黄香为尚书令，其官秩本千石，后因皇帝恩宠，增秩二千石，赐钱三十万，后来他还官至魏郡太守（太守的官秩为二千石）。担任太守的汉赋家还有边韶任北地太守、边让任九江太守、崔寔任五原太守、马融任武都太守和南郡太守，蔡邕在董卓执政时，曾拟任巴郡太守。王国相亦为二千石，担任此官职的有董仲舒任胶西相、李尤任乐安相、张衡任河间相、崔瑗任济北相。
汉赋家进入高级官僚阶层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些因为擅长带兵作战，临危受命，如皇甫规“三公举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斩首八百级”；(79)张奂“举尤异，迁度辽将军。数载间，幽、并清静”；(80)朱穆“冀州盗贼尤多，故擢穆为冀州刺史”；(81)赵岐“会南匈奴、乌桓、鲜卑反叛，公卿举岐。擢拜并州刺史”。(82)有些擅长治民理财，政绩突出，如崔瑗“岁中举茂才，迁汲令。在事数言便宜，为人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之”；(83)延笃“其政用宽仁，忧恤民黎。擢用长者，与参政事，郡中欢爱，三辅咨嗟焉”；(84)袁安才能突出，“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85)“能理剧”，即能治理老大难的郡县。有些因为提出治国对策而被赏识，如董仲舒“举贤良文学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86)崔寔“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87)有些因为是皇室宗亲且有才，如刘歆“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88)此外，张衡因善术学而被诏，黄香因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而被召。因此，能确定因擅长作赋进入仕途并跻身于二千石的汉赋家只有司马相如和李尤，不过司马相如担任中郎将的时间十分短暂，他担任此官职不久，“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召为郎”。(89)此后，他一直郁郁不得志，只担任了孝文园令之类的低级官职。李尤在太子废立问题上，“上书谏争。顺帝立，迁乐安相”。(90)
由此可见，能跻身高级官吏的汉赋家人数不少，但是真正因为文学特长入仕而被升任高官的人数极少。
四、两汉赋家的仕途发展与政局变迁
两汉赋家的入仕途径和仕途发展体现了汉代政局变迁的一些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两汉赋家多样化的入仕途径，体现了汉代进取开放的社会风尚
汉赋家多入仕与多数汉代统治者爱好汉赋有关。前文提到多名汉代帝王诸侯亲自参与汉赋创作并有作品流传至今，因此他们对汉赋家十分优宠，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扬雄、王褒、李尤等汉赋家只因擅长作赋就被征召，除了枚乘卒于途中，其余汉赋家应诏作赋之后都被授予官职。因为汉代帝王爱好汉赋，一些大臣虽然通过察举、辟除等方式进入仕途，但是也常常作赋、献赋，扩大了汉赋家的队伍，如班固《两都赋序》所言：“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91)
汉赋家的入仕环境也相对宽松，就个体汉赋家而言，他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仕途。以司马相如为例，他先纳赀入仕，“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后来又为诸侯王国宾客，“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乃著《子虚之赋》”；(92)此后他再次因汉武帝喜爱他的汉赋作品被征召入仕。像司马相如这样先后通过纳赀、诸侯王国宾客、皇帝征召等多种方式进入仕途的还有桓谭、崔骃、皇甫规等人。
汉赋家入仕途径呈现多样性和相对宽松的环境，体现了汉代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气度和胆量。汉代是一个颇有建树的朝代，其文治武功需要选拔大量的人才，不单是汉赋家，有些大臣的入仕方式也不同一般。史载：“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
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93)这些汉代名臣竟出自牧羊人、商人、奴仆、俘虏等地位低微的人，这在以后的朝代中是比较少见的。正因在这个开放的大环境下，汉赋家才得以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仕途，由此也可以看出汉代社会积极进取开放的社会风尚。
（二）汉赋家的入仕途径呈现时代性特点，体现了汉代选官制度的变迁
汉赋家入仕途径多样化，但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了不同的特点。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汉赋家的入仕途径，可以探求汉代选官制度的发展变化和政治权利的变迁。
西汉初年客游诸侯的汉赋家较多，汉高祖大封同姓王，期望形成拱卫中央的地方势力。当时的诸侯王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广招宾客，培植自己的势力，因此邹阳、公孙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枚乘、司马相如等汉赋家都选择客游诸侯国，其中枚乘和司马相如还辞去朝廷的官职，成为梁孝王的宾客。后来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汉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诸侯王国，比如平定七国之乱，对诸侯王国实行左官律、阿党法，限制、打击游士到诸侯王那里做官。此后许多汉赋家或其后人又回归到朝廷，如司马相如、严助、枚皋等。至汉亡，诸侯王国再也没能形成足以吸引大量文学家的文学团体。
此后，由皇帝征召和察举入仕的汉赋家人数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加强。东汉后期，由上两种途径入仕的汉赋家减少。此时，察举常常被权贵豪族所把持，再加上皇权的衰弱，许多人不再以察举为荣，出现了拒举不就的现象，而辟除逐渐成为主要的入仕途径，尤其公元189年董卓入京以后，汉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这以后的汉赋家基本上是辟除入仕，如崔瑗、王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繁钦、丁仪和丁廙等人任职于曹操府或袁绍、刘表府。
汉赋家入仕途径的变迁，不仅体现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发展变化，还与中央皇权的盛衰息息相关。他们从地方到中央再到地方的流向，恰好反映了中央皇权由弱变强再逐渐衰弱的过程，因此，研究汉赋家就须探索汉代整个时代的变迁。
（三）两汉赋家不同的仕途迁转体现了汉代选官体系的价值取向
据前文所述，汉代统治者十分优待汉赋家，司马相如等人仅因擅长作赋进入仕途，他们常常献赋而被赏赐财物、甚至官职，但是仅凭文学特长，他们很难晋升高级官吏行列，这与汉代选官体系的价值取向有关。
汉代对官吏有一套严密的考核制度，根据官吏的治绩功状，评定优劣，分别给予迁降赏罚。(94)主官考课属吏一般注重才行和功绩，如光禄勋考核郎官，“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95)高功久次，即指功次劳绩；才德尤异可用“四行”概括，即“敦厚、质朴、逊让、节俭”。(96)在这一考核体系下，汉赋家的文学特长则无优势。实际上，皇帝大量征召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汉赋名家，不是让他们治民、理财，更多的是从文学需要出发。因此，他们在皇帝左右实际上是一种文学顾问、随从，多从事典校书籍、应召作赋、顾问应答等文化性事务，很少从事治民理财等工作，因此很难进入高级官吏阶层。
另外一些汉赋家通过察举、辟除等方式入仕，比较符合汉代选拔官吏的标准，他们有的擅长带兵作战，有的擅于理民，有的治国有方，不少人还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仕途发展十分畅通。他们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也积极创作汉赋，故汉代有“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97)之说。
注释：
①(91)费振刚、仇仲谦等：《全汉赋校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②③⑥⑩(11)(14)(27)(32)(39)(40)(66)(67)(68)(90)《后汉书》卷八十《文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649、2618、2647、2618、2619、2639、2613、2616、2645、2652、2613、2614、2619、2616页。
④《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72页。
⑤《后汉书》卷五十七《刘瑜传》附《刘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8页。
⑦⑧葛洪：《西京杂记》，周天游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3、154页。
⑨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6页。
(12)(81)《后汉书》卷四十三《朱晖传》附《朱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62、1470页。
(13)(84)《后汉书》卷六十四《延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103、2103页。
(15)(85)《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17、1518页。
(16)《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附《桓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61页。
(17)(47)(48)《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植》，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58、562、562页。
(18)(86)《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95、2495-2523页。
(19)(79)《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130、2133页。
(20)(69)(80)《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138、2138、2139页。
(21)(26)《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24、1324页。
(22)(33)(37)(54)(55)(70)(83)(87)《后汉书》卷五十二《崔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25、1721、1722、1718、1722、1725、1724、1725页。
(23)(52)(57)(75)《汉书》卷五十一《枚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65、2366、2365、2366页。
(24)(31)《汉书》卷六十四《王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21、2822页。
(25)(58)(63)(73)(88)《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7、1928、1967、1928、1967页。
(28)(65)《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97、1897页。
(29)《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21页。
(30)(62)《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83、3583页。
(34)(72)《后汉书》卷六十《蔡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990、1990页。
(35)(82)《后汉书》卷六十四《赵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122、2123页。
(36)《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0页。
(38)(53)(71)《后汉书》卷六十《马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953、1970、1954页。
(41)《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67页。
(42)(43)(44)(45)(46)《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98、600、600、601、603页。
(49)(94)陈蔚松：《汉代考选制度》，武汉：崇文书局，2003年，第85、209页。
(50)《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41页。
(51)《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205页。
(56)(60)(61)(89)(92)《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29、2529、2577、2589、2529页。
(59)(74)《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5、955页。
(64)《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附《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34页。
(76)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402页。
(77)《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135页。
(78)《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43页。
(93)《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33页。
(95)《后汉书》卷六十一《黄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040页。
(96)孙星衍：《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0页。
(97)《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