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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2)04-0046-03
英国学者柏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堪称近代保守主义的原典，里面阐释的六个主要 问题是：尊重宗教并使之为国家所承认；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不得侵犯个人权利；不能 以革命的平等观念取代等级和地位的差别；确认私有制是神圣的制度；承认社会是一个 有机体；保持同过去的连续性，尽可能使变革逐步进行而不打乱原来的正常秩序。英国 保守党理论家塞西尔在《保守主义》里概括英国近代保守主义由三个部分组成：守旧思 想，即所有的人内心所固有的不信任未知事物和眷恋所熟悉事物的思想；王党主义，即 维护教会和国王，尊崇宗教和权威的原则；帝国主义，即热爱国家和热爱国家的团结。 这两位所阐释的保守主义理论，长期成为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在他们那里，保守主义 显然并非不要变革或是要求变革较少，而只是要求变革范围于特定的价值取向之内，即 在尊重传统、尊重权威、民族主义等范围之内。按照保守主义的经典原义来衡量，保守 主义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其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其理论纲领和政 治实践是系统、顽强和有力的。固守着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固守着传统社会观念 与人生目标的亿万民众，是保守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
一
以文化保守主义而言，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已形成三股很有影响的潮流：以《劝学 篇》为代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旗帜，以扶纲常、复名教、正人心为号召， 维护以孔孟之道为主干的传统思想；以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庸注》、《大学注 》、《论语注》为代表，图谋通过对儒家学说进行新的解释，给它注入新的生命力，建 立孔教，树立一种足以压倒旧权威的新权威；以《国粹学报》为代表，倡导国粹主义， 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积极资源，给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提供道德之源泉。这三 股潮流分别以封建卫道者、君主立宪主义者及投身于反清的革命者为其载体，但是，在 坚持文化本土主义，坚持认同本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及若干内容方面却是一致的，都具有 保守主义的根本特征。
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上述三股思潮各自沿着自己的路线向前发展。首先是传统的卫 道派，袁世凯统治时期遍及全国的各种孔教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辜鸿铭及东方文化派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肯定和提倡，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发动的新生活运动，都是此 一派的继续；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50、60年代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 运动，是两个新的高潮。其次是力图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生命的新儒学运动，从梁漱溟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钱穆等构建的新心学、新理学、 新史学，到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所构建的新儒学，较之前一股思潮影响更广泛和更 深刻。再次，国粹主义派在辛亥革命以后，逐步演化为在各个专门学科领域内对传统文 化资源的发掘、清理和研究。数十年来，包括易学、尚书学、诗学、礼学、公羊学、左 氏学、论语学、孝经学、孟子学在内的经学研究的成就；包括甲骨学、金石学、声韵学 、训诂学、文法学在内的语言文字学在内的成就；包括古代正史、别史、地志、敦煌学 在内的史学研究的成就；包括先秦诸子、汉魏两晋南北朝诸子、隋唐佛学、宋代理学在 内的诸子学研究的成就；包括古文、白话文、骈文、古诗、词学、曲学、古典戏剧小说 在内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存在与活跃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就政治保守主义而言，从清末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 到袁世凯的帝制，到国家主义派的活跃，到国民党军政、训政的实施，到30年代新独裁 论、新法家理论的提出和40年代战国策派的登场，到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四 人帮”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横行，一直到8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新权威主义的提出。贯穿于 其中的，正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内核的认同与呼应，这就是主张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 ，确保行政权力对于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全面控制和全面支配。
二
一百多年来，中国处在一场激烈的社会大变革之中。各种力量都对现状不满，但现代 化运动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力量有限。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取得的统治地位以及由 此而引起的社会动乱，并非反传统，他们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传统的东西。构成 社会大变动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波澜壮阔的现代农民战争、现代农民运动，他们所追 求的是大家有田耕，大家有饭吃，这也并非全盘反传统。以都对现状有所不满而将这三 种路向迥异的运动都放在激进主义范畴之内，这个激进主义便失去了和保守主义相对应 的应有涵义。真正改变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规范与结构，而代之以与现代文 明相适应的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规范与结构的激进主义在百年来的大部分时间 之中，实际上是相当弱势的。
这种弱势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首先，中国百年来现代化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 会力量都相当弱小，文化力量稍大一些，但同经济、政治、社会力量一样，僻处一隅， 这就是：基本上集中在沿海及沿江、沿铁路的一些大中城市，处在广大内地与广大农村 的包围之中；基本上局限于接受了新文化洗礼的少数新型知识分子及投身于实业、政界 的少数新人，他们也处在广大继续为传统观念所支配的下层民众的包围之中。其次，中 国现代化运动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的入侵，之后，在推进中国现代化方面起了重 要作用的，有和传统政治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具有垄断性的国家资本力量，有从买办 、官僚、地主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有不仅与社会化大生产同命运而且不懈地 为使现代化成果为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新的社会力量，这几支力量的主观意图、利益原 则、行动方式互不相同，严重的冲突和内耗，又不能不削弱本已有限的现代化力量。再 次，中国现代化运动内部，也渗透了大量非现代化的成分。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几乎 与此同时开始的资本积聚，中国以机器大工业建立为标志的产业革命，从一开始便是同 君主官僚专制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同传统的地租剥削及超经济强制力紧密结合在一起 。它造就了国家垄断资本，同时堵塞了被无情剥夺的广大农民转变为以商品经济为业的 新式农民的道路。外国资本依靠强权通过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掠夺性的盘剥，民族资本在 重重高压下也将自己的负担转加到农村与农民，造成了同样的结局。这是中国现代化运 动长时间处于劣势的内在根源。
这些事实足以证明，致力于将中国从古代文明引向现代文明的真正的激进主义，力量 是不宜夸大的。
三
纵观20世纪中国，少量的大工业生产和大量分散的小农业劳动同时并存，一部分现代 化工业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并存，一部分经济较发达的 地区和广大贫困地区同时并存。面对这种局面，康有为首先扯起了改革大旗，其后，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章太炎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光复运动，毛泽东的新民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改造、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所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与其说是一个比一个激进，毋宁说是为达到在中国建设现代文明的目标而作出 的不同的道路选择。
不同的选择，分歧首先在如何解决中国农民和农业问题：一是要不要耕者有其田，满 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二是要不要限制、打击及至消灭长期在中国农村中占据统治地 位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三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向现代化、社会化方向 发展。康有为回避了第一、二个问题，实际上是打算在承认农村土地占有现状的前提下 通过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办法来解决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 。孙中山主张平均土地，但在第二个问题上态度比较温和。毛泽东在第一、二个问题上 都很激进，在第三个问题上却过分迷恋于农村公社式的小生产共同体，一种仍然建立在 手工工具劳动为基础上的扩大了的自然经济。邓小平在农村所实行的改革，是在承认农 民对于土地相对稳定的占有权、使用权的条件下，通过发展乡镇工业、发展农业商品市 场经济及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等途径来解决上述第三个问题。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哪一种 选择更切合中国实际。
分歧其次在如何解决建设现代文明所需要的资金问题：一是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 民，究竟是通过剥夺的办法还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办法从他们那里获得必要的资金 ?二是如何准确地把握建设的规模、速度和合理配置，使资金及其他各方面的负担不超 出现实所能承受的水平，保证现代文明建设能协调、稳定地向前发展，避免出现大的失 调与危机?三是如何借助国家政治权力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防止国家资本变为少数 权力掌握者所垄断和挥霍的私产；如何通过发展私人资本作为国家资本的辅佐而又防止 资本向极少数私人手中集中?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有着极不相同的主张，同一个人不同 时期也有过不相同的主张，无论是孙中山、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一 个反复认识、反复实践的过程。正确的构想和重大的失误曾多次集中在同一个人、同一 个派别、同一个政党身上。这里的问题也不是后人比前人是否更激进，而同样是哪一种 选择更切合中国实际。
分歧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外部世界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建设现代文明过程中需要建 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等等一系列问题上，说到底，这也是 哪一种选择更加符合中国实际需要和实际可能的问题。如在政治上：康有为主张君民共 治；孙中山主张军政训政；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建立的工农苏维埃，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 “三三制”民主联合政府，建国后的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在新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他们同样都认为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具体做法又有很大不同， 很难用思想不断激进概括历史演进曲折的过程。
百年来，除去以上一些最有影响的选择外，还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乡 村建设、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其他各种主张。为了在中国建设现代文明，人们曾经参考了 英、俄、德、日、法、美、苏等等各种模式，设计了和试验了许许多多方案，经过无数 曲折和反复，花费了极大代价，通过多方面的比较，方才逐步懂得在中国为什么必须通 过同亿万农民结成联盟的方式来建设现代文明，逐步懂得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使现代化 既能给广大民众不断带来实际利益而又始终保持自身的主导作用，不让落后吞没先进、 过去压倒未来。直到今天为止，也并非所有问题都已解决，人们还在继续探索，继续比 较，继续选择，前辈们的各种设想和各种尝试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源。
四
中国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自始自终都交织在一起，其关系是复杂的，二者除了互相 反对外，还有互辅和相反相成的一面。保守主义为自身的利益，有时做了激进主义的事 。清王朝1901年开始实行的新政，是一场自我抢救运动，但是，商务和实业的发展，新 军的编练，科举制的废除和留学生的派遣，这些都是做了当时激进主义想做而未能做的 事。同样，激进主义为了通过迂回的历史之路达到自己的目标，有时也会做保守主义的 事。一直以代表社会化大生产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使命的共产党，却花了极大的努 力发动农民在1949年恢复了他们千百年来一直依以为命的小土地所有制(只不过这是激 进革命一个极短暂的过渡策略，一两年后这个“小土地所有制”便在农业集体化中解体 ，再过几年更在人民公社的浪潮中消失)，便正是做了保守主义一直视为理想而又没法 实现的事。
就整体而言，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形成自觉地互相制衡互为辅正的良性 关系。二者经常处于你死我活的对峙之中，形成一种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势不 两立的关系。其结果是二者都不能免于极端化：保守主义变为顽固，激进主义变为过激 ——最终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政变、武装镇压、暴力革命、内战以及政治动乱，社 会一次又一次卷入激烈的动荡和巨大的反覆之中。
百年来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各趋极端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缺少一支足够强大和成 熟的中坚力量作为稳定的基础。社会中产化程度过低。在过去一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温饱型生活对中国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当一部分人为确保自身的既得利益，而另一部分人为使自身获得生存的权利而进行殊死 斗争时，要使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自觉地有所节制而避免极端化，自然是困难的。同 时，新型知识阶层力量过弱。新型知识分子理应是推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良性互动的 一支最积极和最理性的力量。但是，明清以来在长期专制政治的压迫下，多数知识分子 逐渐丧失了自信与自尊，滋长了一种“天王圣明，罪臣相诛”的自疑与自罪的潜意识， 他们在近代社会大变革中也像期待明君、圣人一样寄希望于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和精袖 导师，“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从而失去了应有的批判精神以及追求知识和追求真理 的独立性。新型知识阶层这种不成熟的性格，使他们担负不了防止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 极端化的任务。
当代中国已经有条件形成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良性互动的机制。但是，这种良性互动 机制的真正形成，有待于对先前历史的准确观察，更有待于确保二者良性互动的社会中 坚力量的壮大，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高度自觉和实际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