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绝句议论化的差异及衍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绝句论文,唐宋论文,议论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绝句议论化从唐至宋呈现一定的差异。盛唐绝句寓议论于写景、抒情或记叙之中；中晚唐议论化渐趋明显，多寓咏史之中，为宋人风气的滥觞。宋代议论化已成为绝句创作中的主要特色。也是区别唐诗的显著标志。
关键词 唐宋绝句 议论化 时代风格
自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批评苏黄等“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后，人们习惯上用散文化、议论化来概括宋诗的特征。但实际上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古已有之，即使就近体诗而言，唐代也已经具备这种倾向，只是宋人将其推向极端，遂成为宋诗的主要特征。我们考察一下唐宋绝句中议论化的情形，就可以看出由唐至宋议论化的倾向在绝句中明显的衍变过程，这对于全面认识唐宋诗歌不同的时代特征是不无裨益的。
一
近体诗虽然孕育于六朝，但实际上到了唐代才完全成熟，盛唐时达到了繁荣的高潮。那么盛唐绝句中有没有议论的成份？答案是肯定的。不过盛唐人在绝句创作中牢牢把握住“诗言志”，亦即诗的抒情性这一点，始终不让议论说理在诗中占上风，即使在绝句中需要或者不得不发议论时，也往往变换手法，使人感觉不到是在发议论。有些绝句甚至表面上看是议论，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表现在3个方面。其一，如王之涣《登鹳鹊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前二句写景，用10个字概括中条山傍晚所看到的雄浑壮阔的景致，可谓力扛千斤。后二句人们习惯上认为是诗人在发议论，告诉人们一个普通的真理：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但如果考察一下鹳鹊楼的实际情形，再推究诗人的初衷，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据沈括《梦溪笔谈》云：“河中府鹳鹊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由此可知首二句是诗人登上鹳鹊楼第一层时所看到的壮丽景色。正由于景色的吸引力不可抗拒，才使诗人产生了再登一层楼的想法。因此，从诗人创作时的心理活动方面讲，后二句并非是为了要发议论、讲道理，而是为了记叙下一个登楼动作，在表现手法上是记叙而不是议论，只是在客观上起着议论的作用，是寓议论于记叙之中。这种寓议论于记叙之中是初唐议论化的第一个特征。
寓议论于写景之中则是其第二特征。登高临远，游览古迹，诗人们往往爱发思古之幽情，因此，这类题材最容易发议论。在盛唐咏史绝句中，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内涵被高度浓缩，其功能被借用来主要抒发诗人自己的怀古情结，因而使历史内容抒情化而不是议论化。并且诗人往往是以景作结，寓议论于写景之中。如“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李白《越中览古》）“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李白《苏台览古》）“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事改，春来还发旧时花。”（岑参《山房春事》）在这些咏史绝句中，诗人对于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不是主观地评价其对与错、是与非，只是抒发由之而引起的对于人世沧桑变化的感慨；是“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是盛唐咏史绝句的又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不同于宋代咏史绝句的地方。
在即使明显地带有议论色彩的盛唐绝句中，往往通篇诗也是以抒情为主，议论成份被诗中的主调情感色彩所掩盖，使议论带有浓重的抒情色彩，变成抒情化的议论，这种形式可谓其第三特征，在盛唐最流行的绝句中也不乏其例：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更进一杯酒，西出阳秤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仿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从军行》）
这类绝句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在发议论，实际上诗人的着力处仍在于个人情感的抒发。通过某一事件的记述或某一景物的描写，不是要揭示其中所具有的理性的内涵，而是为了表现诗人内心的感情变化。
由此可见，盛唐绝句中并不排斥议论，但往往不从正面阐发，而是出以委婉含蓄之笔，寓议论于写景、叙事或抒情之中，始终以情为主，以情感人，而不是以议论取胜，以理服人。正如刘熙载所云：“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傍面，须如睹影知竿之妙。”（《艺概·诗概》）至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直接以绝句体评论前人优劣，只是杜甫的一种尝试，虽对后世有极大影响，在当时只能算是一种特殊现象，远非盛唐绝句创作中的主流。
二
中晚唐是绝句议论化逐渐明显、逐步发展的时期。由于盛唐是处于诗歌的高潮时期，大家迭出，名手如云，各类诗歌题材已被诗人们开拓殆尽，而且都有名篇佳作，流传人口，使中晚唐的诗人们难于与盛唐诗人争胜。但是，在这个“以诗取士”的时代，企图进入仕途的每个人又都无法回避诗歌创作，他们只好另辟蹊径，在表现手法方面求取创新。因此，为盛唐诗人们所竭力回避的议论化，到了中晚唐，已经成了诗人们有意追求的方式了。
开中晚唐绝句议论化风气之先的诗人是韩愈、白居易、刘禹锡。韩愈继李杜之后，力求新意，首倡以文为诗，其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对宋人影响既深且巨，以致成为宋诗风气的滥觞。叶燮《原诗》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端，可谓极盛。”白居易绝句数量最多，议论亦多，“以文为诗，亦开宋人之门户。”（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刘禹锡的绝句擅长讽刺，在中唐成就最高，直接影响了晚唐杜牧。王世贞云：“刘宾客无体不工，蔚为大家，绝句中之山海也。始以议论入诗，下开杜紫薇一派。”其绝句的讽刺风格对苏轼的影响尤为明显。这几位开创议论化风气的诗人，具有议论化倾向的绝句也触处皆是。如：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韩愈《晚春》）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白云泉》）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禹锡《白郎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晚唐的杜牧、李商隐，都以擅长绝句著称，在追求新意方面，更超过了中唐的韩、白诸人。明胡应麟认为杜牧、李商隐议论化的绝句“皆宋人议论之祖。”（《诗薮》）他们二人议论化绝句都以咏史题材比较突出，数量也比较多，足以代表他们议论化绝句的特征。由于他们同处在风雨飘摇的晚唐时代，面对日暮途穷的李唐王朝，他们思考得更多的是对于历史的反思。如杜牧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细将洗磨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前二句记叙写得平平淡淡，毫无出奇之处，这是由于诗人主要着力于要在后二句中翻这场历史旧案。前人对周瑜在赤壁之战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给以极高评价，认为由此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但在以精通武略著称的杜牧看来，周瑜只不过是侥幸取胜而已。这种以绝句体翻历史旧案的写法对宋人特别是王安石、苏轼影响甚大，以至使七绝成为翻案诗的主要形式之一。杜牧集中此类七绝颇多。如：《题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题桃花夫人庙》等。
在这类最容易带上议论色彩的咏史题材的绝句中，李商隐与杜牧在表现手法上反差很大，也非常明显。杜牧力求直致，从正面抒发议论，故尔言尽意尽，不含余蕴。而且主要用意在于警示世人，所以前二句由于作用在于引发结尾二句的议论，往往显得粗率。宋人的绝句议论化在手法上受杜牧影响为多。李商隐则往往倾著全力，精雕细琢，工于比兴，巧于用典，因此整篇构思精密，意境含蓄。于咏史题材则多以小见大，寄托遥深，虽著以议论，而力戒直致，往往寓议论于叙事之中，因而显得情韵兼胜，无偏颇直露之病。李商隐的这种手法更为明显地继承了盛唐绝句议论化的特点。如：“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龙池》）“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齐宫词》）“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隋宫》）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唐代绝句的创作中已存在议论化现象。从盛唐诗人的有意回避到中晚唐诗人有意追求，绝句的议论化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只是从整体上看，议论化并非唐代绝句创作风格的主流，更远没有形成有唐一代诗歌创作的总体特征。
三
作为一个时代的总体特征，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是到宋代才具备的。宋代之所以形成以散文化议论化为主体的时代风格，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随着宋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其社会政治意识也相应增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社会政治意识的介入，无疑会增加诗歌中议论化的成份。其次，宋代理学的盛行，也影响了诗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对外部客观世界的审视中，往往不自觉地偏重于理性的思考。另外，宋人在学习唐人的过程中，议论化特征实是宋人力求创建自己时代的风格，故尔学唐而不似唐。唯其如此，宋人方才建立完全不同于唐诗的宋诗面目，这也正是宋人善于学习前人的高明之处。
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特征虽然至苏轼方才臻于大成，但是奠定这种时代风格基础的应该是欧阳修。欧阳修作为北宋中叶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直接继承中唐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散文创作上树起韩愈的旗帜，同时在诗歌创作上也深受韩愈的影响，“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方东树《昭昧詹言》）不过，欧诗的散文化议论化主要体现在他的古体诗方面，其绝句数量较少，与其后的诗人相比，议论化特征亦不够典型。比较典型的如：“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画眉鸟》）
王安石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学大家，同时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这种政治家的身份，使他的诗歌创作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他在绝句创作方面的成就，大大超过了欧阳修，著称于世的“半山体”，即指他晚年隐于钟山所创作的以抒情写景为特色的绝句。其数量颇多的咏古怀古绝句，往往更是借题发挥，大发议论，或翻前人旧案，或发惊人新见，以寄托其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如：“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随君王卷土来？”（《乌江亭》）这首诗无疑是在翻杜牧《乌江》的旧说。再如：“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瓮区区老此身。”（《赐也》）都是这种特点的典型表现。王安石不仅在咏史题材中议论横出，即便在一般写景咏物等题材或诗评中，也往往以议论之笔出之。如：“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再如《北陂杏花》、《题张司业诗》等也反映了这一特点。
经过欧阳修、王安石等前辈诗人的努力创作，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到了苏轼手里，更加发扬光大，最终被确定为宋诗的时代风格特征。赵翼《瓯北诗话》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辞，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不仅具有儒家积极入仕的政治热情，并且具有广博的学识与超人的才干。作为宋诗的主要标志的散文化议论化，无论诗歌的题材还是表现手法，在苏诗中都更为广阔和多样化，更为纯熟。苏轼通过自己大量创作为宋诗树立了散文化议论化的最高典范。后人所以能够对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的时代特征予以肯定和赞赏，与苏轼的杰出创作是分不开的。在他数量众多的绝句中，这类特征的成功之作不胜枚举。如咏史之作《郿坞》、《王莽》、《骊山》等等。
苏轼的《题西林壁》历来被奉为苏诗议论化的典范之作，但由此也正可看出宋人与唐人在面对相同题材进行创作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审视角度和思维方式：
近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庐山是著名的风景胜地，古代不少诗人登上庐山都曾留下写景佳作。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更是传颂千古。但博雅多才的东坡公面对庐山美景却不能为庐山留下正面传神写照，前二句既非写景纪行，亦非抒情言志，显得不伦不类，是因为诗人感到“眼前有景道不得，李白题诗在上头？”其实作者诗集中不乏写景名篇。在这里诗人登上庐山压根儿未被它的美景所吸引，而是首先从理性的角度审视它，借庐山之形势传递出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当局者昧，旁观者清。”这种对待外部客观世界时时处处首先从理性角度加以观察审视，概括出其中所涵蕴的哲性理趣，从而改变传统的形象思维方式为理性思维方式，正是苏轼为宋人开拓出的一条不同于唐人的诗歌创作道路。他的大量杰出创作也为宋人树立了新的创作模式，宋人沿此途径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大获成功，终于使宋诗成为唐诗之外足以与唐诗相抗衡的另一系统。
与王安石相比，苏轼议论化绝句题材更广泛，语言更精彩，手法也更为纯熟，从而成为其绝句的一大特色。在诸如写景、纪行、咏物、送别等题材中，皆有以议论化为特色的佳作。如：“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睛后雨》）还有如《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慈湖峡阻风》、《观静观堂效韦苏州》等。
苏轼之后，由于词这种新的文学形式的完全成熟，并进入创作的繁荣时期，诗人们的创作兴趣也渐次由诗转向了词，所以诗的创作相对转入低潮。其次，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笼罩诗坛，将诗歌创作引向了一条狭窄的小道，诗人们不仅在故书堆里与写作技巧上争奇斗胜，而且在创作题材上也局限在一般的细事琐物上面，因此，诗歌很难表现出阔大雄奇的意境。直到南渡以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出现于诗坛，诗歌的创作才又重新出现一个高潮时期。
四
南渡诗人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与北宋大不相同，他们无法从半壁江山沦入敌手的巨大民族哀痛中解脱出来，强虏的不断威胁与入侵更使得他们义愤填膺，因此，抗金救国收复失地成为南宋诗人们创作的主旋律。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这种已经完全成熟的手法，尤其适合表现这种激昂高亢的主旋律，绝句中的议论化更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陆、范、杨的绝句中，将议论同现实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绝句中大胆议论当前重大的政治问题，使绝句成为诗人手中的匕首、投枪，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集团，甚至皇帝本人，这是以前的绝句创作中没有出现过的。如：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陆游《夜读范至能〈揽辔录〉……》）
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陆游《追感往事》）
平地孤城寇若林，两公尤解障妖祲。大梁襟带洪河险，谁遣神州陆地沉？（范成大《双庙》）
刘、岳、张、韩宣国威，赵、张二相筑皇基。长淮咫尺分南北，泪湿春衫欲怨谁？（杨万里《初入淮河六绝句》）
以绝句讥切时政，指斥权要，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即属此类，但与陆、范、杨相比，虽都是以议论入诗，而刘诗是从虚处入手，借重比兴，陆游等则从实处着笔，直用赋法。唐人主情致，宋人尚意理，于绝句的表现手法方面尤为明显。而陆游等诗的激切质直，言尽意明，无疑也增强了绝句议论化的战斗性，与唐人绝句相比，显得别具一格，是不能用唐人绝句的标准妄加非议的。
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人于绝句的议论化已经运用纯熟，因此，在其他题材的绝句中，议论化的诗例屡见不鲜：如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冬庭读书示子聿》，范成大《秋日二绝》，杨万里《跋徐恭仲省干近诗》、《读〈严子陵传〉》等。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作为诗歌创作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法，绝句的议论化在盛唐已露端倪，只是盛唐诗人多借助于其他手法取代议论，所以盛唐绝句中的议论化并不明显。中晚唐诗人开始将议论化手法从正面切入绝句的创作之中，有意追求议论化手法在绝句的抒情达意方面的特殊效果，但它并没有成为中晚唐时期绝句风格的主流。绝句中的议论化特色由附庸蔚为大观，成为一个时代的主体风格，是到宋才完成的。宋人为了避免蹈袭唐人，努力创建不同于唐人的而属于自己的时代风格，不仅有意追求，并不断完善绝句中的议论化手法，进一步扩大它的表现范围，终于，议论化成为宋代绝句以及其他诗体的最典型的风格特征。它的成功，是宋人富于创造性的显著标志。
收稿日期：1996—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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