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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02)02-0052-04
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究竟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中国应当选择怎样的资本策略？这是关系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不同的，在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而在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作用则更明显，因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不能照搬现有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策略，而仍应将物质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一、资本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在现代西方经济发展的理论中，早期的资本概念单纯指物质资本，20世纪60年代后资本的内涵扩展，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谓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如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人力资本则是指在对一般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科研投资后形成的具有不同质的技能、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的劳动力，它不同于一般劳动力。其内涵包括对简单劳动力进行的教育、培训投资和科技研发投资。科技研发投资之所以归于人力资本投资范畴，在于科技研发的主体是受过良好教育或培训的人，这些人可以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人力资本的量的多少主要以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及科研开发投资的数量来测定，人力资本的质的区别可通过教育质量的高低、人力资本的科研创新能力及科技成果价值实现的大小来测算。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两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工业化时期，物质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这一时期，社会消费结构以生存和基本发展需要的物质产品为主，知识产品消费的比例较小，相应地，在产业结构上，整个国民经济以物质生产产业为基础，服务业的知识密集度较低。向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工业部门的持续扩张，制造业的迅速增长，客观上要求物质资本急剧膨胀，因此在这一阶段，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反，在知识经济时代，消费结构升级，物质消费的比重大大降低，知识产品、精神和服务消费比重大大上升，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服务业比重大、知识密集度大，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事业、信息服务与咨询业、教育培训业等专门知识性的产业更发达，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第一支柱产业。适应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时期，人力资本投资额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将越来越大，人力资本的作用将上升为首位，物质资本的作用则相对减弱。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的更替也是由于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的缘故。在工业经济时代，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机制是：知识首先转化为技术设备或生产工艺设计、产品设计等，后者再以有形资产的形态转化为资本品进入生产过程。即知识主要是附着于某种物质载体进入生产过程中，提高物质产业生产效率，抵消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因而在这一时期，对物质资本的需求远大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相当大的比重。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不仅仅以提高物质产业生产效率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知识的生产、服务和传播本身就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以前附着于物质手段的形式发挥作用为主，转向了以直接附着于人的知识发挥作用为主。这个时期，人力资本的投资将大大增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跃居首位。
表1 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来源与发达国家的比较（1982～1995年）
国家或地区物质资本
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
中国香港
66
0
33
新加坡 63
0
38
韩国
67 0
33
中国台湾
75 0
25
法国
33 63
3
前西德
36
66
-2
日本
48 42
9
英国
35 55
10
美国 23
42
34
资料来源：沈利生、朱运法著；《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分析》。本表中，人力资本存量包涵教育、卫生投资及简单劳动的抚养费用。
在发达国家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在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和地区有所区别，因为它们各自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因而高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已由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的贡献转为物质资本的贡献。而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则是通过本国人力资本的量的积累及质的提高来实现的，所以属于人力资本的贡献。“四小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2-1995年间，“四小龙”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大大超过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这是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见表1）。表1的测算数据显示，“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不是依赖本身的技术创新，但这并不否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为“四小龙”的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通过本国人力资本的技术创新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来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发达国家是不同的，高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于“四小龙”而言，已转化为物质资本的贡献。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四小龙”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超过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率。
由此可见，在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二、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资本策略选择
从宏观上来看，目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因而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本策略应是：一方面适度增加教育、科研开发投资，并利用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来扩大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遵循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仍将物质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科学选择资本策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首先，适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扩大人力资本存量，协调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比例，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由于我国人力资本投资长期过少，目前人力资本供不应求，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因而目前我国应适当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应着重从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研制、开发两方面予以考虑。
(1)要增加教育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就是劳动力受教育的过程，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层次越高，人力资本的存量就越大，而随着人力资本的量的积累将发生质的飞跃，人力资本质的提高是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的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对教育的投资要结合本国产业结构的现实及变换的要求来确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资占GNP的比重1985年为3.6%，而发达国家一般在5%左右，韩国在1980年就达到3.7%,1985年为4.5%,[1]可见我国的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因此增加教育投资势在必行。但教育经费的合理利用又是提高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关键所在。针对目前我国文盲人数偏多，比例偏高，中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及变换不一致，高等教育发展缓慢且不合国情等问题，我国的教育发展战略应是：进一步发展基础教育，重点发展中等教育，逐步地、温和地、有选择地发展高等教育，切忌照搬发达国家当今的资本战略，盲目发展高等教育。此外，教育的发展进程应当与产业结构的变换相适应，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各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产业结构的变换升级过程。人才的培养应与产业结构相适应，才能加快产业结构的变换率，推动经济的持久增长。顺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要，当前，我国应在普及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职业性中等教育，增加高中学生的比重，同时，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学校所学的旧技能会迅速贬值，因而，还必须加强职业培训，以利于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这正是“四小龙”成功的秘决所在。当然，由于以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因此目前我国还要适当发展高等教育。但高等教育的投资应注意专业分布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避免学非所用，导致资源浪费。
(2)要适度增加R&D的投资，这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内容。这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引进基础上，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R&D的投资过少，影响了人力资本的质的提高，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据统计，多年来，发达国家R&D占GNP的比例一般都在2-3%之间。美国为2.8%，最近美国科技政策蓝皮书又确定要将这一比重增加到3.0%；日本为3.1%；新兴工业化国家为1.6%；而我国1989年以来，一直徘徊于0.7%左右，1993年又降至0.62%,1994年为0.5%左右。[2]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有很大差距，因此我国应逐步加大对R&D的投资，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变换的需要。在适当增加该项投资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注重经费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以适应产业结构的现实需要及动态发展。
其次，在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顾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猛增人力资本投资，锐减物质资本积累，否则，最终必然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工业化进程。
(1)技术进步要以物质资本的积累为先决条件，没有一定量的物质资本的积累是不可能有人力资本的量的急剧膨胀和质的持续提高的。斯密认为，生产技术得以进步，必须先有充分的物质资本积累。[3]据计算，美国在1929-1969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中，有一半以上来源于物质资本的贡献，但在物质资本存量增大的基础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加强，1948-1953年和1964-1969年较高增长率中，物质资本的贡献仅为1个百分点的四分之一左右。[4]表1的数据表明，“四小龙”的赶超式发展也是以物质资本为基础的。
(2)对于当今试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中国而言，物质资本的积累与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大、与高新技术的发展并不矛盾，这已为“四小龙”的成功实践所证实。对发达国家而言，属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在中国转为物质资本投资领域。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是通过本国人力资本的量的积累及质的提高来实现的，它们创造的是世界上没有的先进技术。中国则主要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达到技术进步的目的，技术设备的引进实际上是物质资本投资的范畴，而且，中国在应用、吸收引进技术的过程中，还可通过知识的“外溢效应”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达到间接投资人力资本之目的。
(3)现阶段过多、过快地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将造成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我国产业结构不相称，导致效率损失。以教育为例，如果高等教育发展过快，人力资本教育层面的投资结构不合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将会出现结构性失业，人力资本外流将不可避免。而人力资本的外流将使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进一步膨胀，资本规模递增效益更为明显，这不但会吸引发达国家已输出的资本回流，而且将吸引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从而引起国际资本倒流，中国吸引外资将更加困难，物质资本短缺现象将更为严重，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收益率也无法在本国实现。为此，中国可以引进与本国产业发展相关的外国人力资本，这样既可节约资金，又可利用知识外溢效应，间接增加我国人力资本的存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外国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的高收入示范效应还将带动本国人力资本民间投资的增长，从而增大我国自身人力资本的存量，最终达到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流入并有效防止人力资本外流的目的。
三、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资本策略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各地区及地区内部各省区的资本策略应当有所区别。
首先，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不同，因而资本动力策略应有所区别。以人均GDP法来评价，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经济发展差距是很大的，按1998年的统计数据计算，东部地区人均GDP为9522元、中部为5252元、西部为4031元，西部人均GDP不及东部地区的1/2，其中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在1998年达到28253元，而最低的贵州只有2342元，相差10余倍，还不及上海1978年的水平（2498元），最高与最低之差达20余年。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由此决定各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的变换率不同，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有区别。
根据中国三大地带人均GDP的数据，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目前东部地区已跨入中等收入阶段，其中上海已开始跨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门槛，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仍处于低收入阶段，只有黑龙江和新疆开始进入或接近中下等收入阶段。从工业化进程来看，1998年我国工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14.9%，其中，东部地区为19.6%，中部为13.4%，西部地区为9.0%；全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3%，其中，东部地区为42.2%，中部地区为39.6%，西部地区为34.0%。如果再考虑到人均GDP指标，可以初步判定，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已开始进入钱纳里所划分的工业化中期的期中阶段。其中，沿海地区已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部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而西部地区至今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三大地带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必然优于中、西部地区。以1998年为例，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15.55%，中部为22.98%，西部24.59%，全国平均水平为21.04%，东部地区除广西、海南外，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上海最低，只占2.1%，中、西部地区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中西部地区是全国主要的农业经济区域。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方向，1998年，东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4.88%，中部为44.86%，西部为39.59%，全国平均水平为43.11%，东部地区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有5个省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除云南和甘肃外，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基础比较薄弱，但总的说来，中、西部地区这一比例呈上升趋势。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39.58%，中部为32.18%，西部为35.84%，全国平均水平为35.87%，东部地区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这一比重高达56.6%，大大高于第一、二产业所占的比重，上海、天津分别占47.8%,45.1%，接近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不仅比重小，而且内部结构层次低下，东部地区与此相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仅较大，且内部结构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由此可见，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质远优于中、西部地区，与产业结构相适应，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的作用应日益增强，部分省区如北京、上海的人力资本的作用应当超过物质资本的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物质资本的作用在较长的时间内仍居首位，但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应适度增加，以顺应产业结构动态发展的需要。东部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增加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并逐步增加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投资，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而中、西部在一段时期内，应充分发挥物质资本引进国外及东部地区先进技术、设备的作用，同时，普及基础教育，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增强职业培训，实现跨越式发展。
其次，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内部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1998年，上海是东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达到28253元，而广西仅4076元；中部地区最高的是黑龙江，为7544元，最低的是江西，仅4484元；西部地区最高的是新疆为6229元，最低的是贵州2342元。由此可见，东、中、西部内部各省区经济发展差距也是很大的，因此同一地带内部各省区的资本动力策略也应有所区别。
此外，现阶段由于各产业及产业内部的状况不同，资本策略同样应当有所差别。高新技术产业和优势产业，如信息产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大量增加，而第一、二产业及部分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增加的同时，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不仅不会提高生产效率，反而会导致效率损失。
收稿日期：2001-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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