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态度、语言能力及其相关性个案研究
纪学玲
内容摘要： 本文以一名母语为韩语，英语为主导语言(Dominant Language)，目前在上海上学，曾于香港这个以英语及粤语为主的语言环境中成长并生活17年，英语水平高却自认不谙粤语的香港韩裔学生为研究对象。与他进行深度访谈，对他的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以问答方式对其粤语能力进行测试，分析并探讨他对英语、汉语、韩语、粤语的语言态度与他这四种语言能力的相关性。通过研究发现，他对四种语言态度与他此四种语言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而其语言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受到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随环境、时间而变更，并反映在其语言习得成效及语言水平上。
关键词： 语言态度 语言能力 相关性 正相关 个案研究
一.引言
语言态度指一个人对某种语言的价值评价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倾向，属于语言的社会心理学范畴。一个人对语言的态度和价值评价的好坏，往往会在其对待母语及其他语言时，表现出相应的心理反应和行为倾向，而语言态度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影响语言态度的主要是这三方面的因素：一、该语言的社会地位；二、该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必要性；三、该语言的感情倾向。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语言态度和学习动机之间的区分并不是很明确。加德纳和兰伯特（1972）认为态度影响学习动机，同时学习动机也会反过来对态度产生作用，态度及动机与学习成绩和语言水平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并把“动机”定义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总体目标或方向，而“态度”是学习者努力实现目标而表现出来的执着。他们针对态度和动机影响做了大规模的研究，从根本上把“动机”区别为融合性（integrative）和工具性(instrumental)倾向。前者指学习者为得到团体的认同而学习；后者指学习者因功利性目标如通过考试、扩展就业机会等而学习。加德纳和兰伯特还探讨了他们认为与第二语言学习相关的三类态度：一、对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和人群的态度；二、对所学习的语言的态度；三、对语言和语言学习的总体态度。李柏令（2013）也提到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态度主要通过动机来对二语学习过程进行制约。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深度访谈与研究对象的自评、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情况调查问卷、粤语能力测试，以一名母语为韩语，英语为其主导语言(Dominant Language)，于香港这样一个以英语及粤语为主要语言的语言环境中生活17年，英语水平高却自认不谙粤语，目前在上海就读本科及学习汉语的香港韩裔学生为对象，分析并探讨他对英语、汉语、韩语、粤语的语言态度，以及他这四种语言的水平与能力，试图找出语言态度与语言能力的相关性。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1.1 基本资料：赵X德（简称赵），男，22岁，拥有香港永久居留证的韩裔，4个月大随家人从韩国移居香港，17岁高中毕业后到美国加州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修读经济，后因汉语能力不足失去实习机会，而到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学习汉语，一年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修读商务，目前为本科三年级学生。赵母语为韩语，在香港生活17年，其主导语言（Dominant Language）为英语，在家与父母以韩语交谈，其他时间皆以英语与人沟通，并以英语思考。8岁开始习汉语，离开香港前，汉语水平为HSK三级，在上海学习汉语一年后，考获HSK五级证书，虽然在香港成长，他却认为自己不谙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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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语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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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社会背景：赵4个月大移居香港，后在香港生活至17岁。香港是个国际化的多语（multilingualism）环境，能有现今的经济成就与国际地位，作为西方与中国桥梁，语言能力是香港居民谋生的其中一个基本条件。香港被英国殖民长达150年，受到英国的影响非常大，英语的痕迹在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更是随处可见。邹嘉彦在《“三言”“两语”说香港》中提到“形成香港今天语言环境的过程中,有诸多复杂的因素,造成了`三言’`两语’[1]的现象与问题。香港的语言环境便是以英语、粤语、普通话这三种口语，以及英文及中文这两种语言系统为主。粤语一直是香港除了英语以外的官方语言，在立法、执法和行政方面英粤两语兼用，在教育方面，粤语则是唯一从小学到大专都通用的教学语言，也是港民首选的内部沟通语言。在香港这个国际都市，顶层语言（supreme language）是英语，而粤语是高层语言(local high language)（游汝杰、邹嘉彦，2016）。1997年香港回归后，“两文三语”[2]的语言政策使得普通话的运用日渐受到重视。
表1：香港社会语言使用情况（取自《社会语言学教程》）
表1列出了英语、粤语和普通话（汉语）在香港的使用情况。表中每一个场合使用的语言有的是指主要使用这种语言。从表1来看，在日常生活中，粤语在香港的使用频率最高且几乎无处不在。英语主要应用于官方、工作和文化活动等比较正式的场合，在中上阶层渗入程度较深。由于粤语和英语同时都作为香港学校的教学用语，香港居民一般也能以这两种语言做基本沟通。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政府全面推广普通话，普通话的使用情况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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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我们知道，在港生活阶段的赵视学习汉语为额外负担。由于汉语课后的辅导课，赵一直以敷衍消极的态度对待汉语，并且认为汉语实用性不强，可有可无。从8岁开始学习汉语直至17岁期间，由于态度不积极，虽然学习了9年汉语，赵只达到HSK3级的初级水平。后来留学美国，因汉语能力不足而失去实习机会，令他发现了汉语的价值。汉语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使赵对汉语的态度也变得积极。加德纳和兰伯特（1972）的经典理论把“动机”定义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总体目标或方向，而“态度”是学习者努力实现目标而表现出来的执着。为了达到在短期内提升汉语水平这个目标，赵申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汉语一年。上海交通大学的语言环境及教学环境使他对汉语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同时因看到了上海的发展潜能，功利性动机让他决定留在上海修读本科。赵积极学习汉语主要是看中了汉语未来的发展潜能，并认为懂得汉语跟英语一样便于与不同地方的人沟通，对自身发展有很大的帮助。语言态度的转变也反映在他的语言习得与语言水平上，使其汉语能力在一年间从HSK3级提升至HSK5级水平，根据观察，赵目前能够以汉语流利地与他人交流，接收及传达信息。
(二)研究方法
通过对赵的英语、韩语、汉语及粤语的语言态度及语言能力的研究与分析，我们发现他的语言能力跟语言态度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赵对该语言的态度越积极，相应的语言能力就越强。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赵对语言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间、空间及功利性因素而改变，而该改变的结果也会反映在他的语言习得成效及语言能力上。
1.2.2 家庭及教育背景：通过深度访谈，我们知道赵出生中上阶层家庭，韩语是赵家母语，孩子们每周被安排上6小时的韩语辅导课。其父是一名从事房地产及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人，深谙英语的重要性，把孩子们送入以英语为教学用语的国际学校就读。赵四岁入读幼儿园，从幼儿园、小学、初中至高中都在香港英制国际学校上学。无论是幼儿园Baptist Kindergarden、小学与初中Kow Long Junior School，还是高中King George V International School，皆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师生间也都以英语沟通或交流，学校严禁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包括粤语或国际学生自己的母语。赵只与父母及韩国亲友以韩语沟通，日常生活包括与姐姐交流皆用英语，第二语言英语成为他的主导语言。另外，基于生意人对世界风向的敏感度，赵父较早看出汉语的重要性，故额外为孩子安排汉语课，赵8岁开始被安排汉语辅导课，小学至初中每周2小时，高中增至每周4小时。赵在港阶段把学习汉语视为负担，离开香港前虽已学习汉语9年，却只有HSK三级基础水平。到美国留学期间，面试实习项目时发现自己因汉语能力不足落选，而转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学习汉语，于一年后考获了HSK五级证书，后转学至上海交通大学修读本科。对于港人惯用的粤语，赵家人很长的一段时间认为该语言没有用处而选择了忽视，甚至排斥的态度，因此赵家人虽然长时间在香港生活，却都不谙粤语。赵在自我陈述中表示，英语在他的学习上、日常生活中，甚至文化娱乐活动中扮演着主导语言的角色。到了上海以后，日常用语改以汉语为主，然而跟朋友，尤其是与其他留学生交流的时候，还是会使用英语。
赵在访谈中表示，在香港生活时期的他认为粤语是粗鲁的、不文明的、无用的，学习多种语言对许多孩子来说是学习负担，赵也认为当时的他完全没有学习粤语的动机，尽管粤语在香港地位独特，在香港拥有社会内在沟通功能，殖民地时期，甚至有一些来自英国的公务员需学会粤语才能在某些工作上留任。赵与家人长居香港九龙，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间有不少接触粤语的机会，然而在赵的消极与排斥态度下，在粤语环境几乎无处不在的香港生活了17年的他却选择忽视粤语，甚至不愿意尝试了解粤语，他在对粤语水平的自我评价中表示大约只能听懂10%的粤语，能说1%的粤语单词。我们对赵进行了粤语问答测试，测试结果显示赵实际的粤语水平比自己的评价稍高，但处于极弱水平。在141道问题中，他在被引导及进行猜测的情况下仅能听懂36道问题，另8道题则只听懂半道问题或问题中某些单词。此外，他只能简单地以单词回答其中21道问题。他在“问候介绍”、“请求帮忙”、“答谢道歉”、“交通出行”这4个日常生活相关的场景中的语言能力稍好，在需要进一步的沟通的场景如“习惯爱好”、“婚姻家庭”、“衣着外貌”则无法应付。我们在前面提到了赵家人对待语言的态度是实用性的，也是功利主义的。赵在访谈中表示近年长期在香港工作父亲和姐姐让他明白了粤语的重要性，使他开始对粤语的态度有所转变。
3.粤语能力测试。我们根据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编的《20天学会粤语（交际篇）》中20个生活场景，拟出共141道粤语问题，对个案进行问答测试，采用能否听懂及能否回答的方式，测试其粤语水平。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1.深度访谈与自我评价。我们对赵进行深度访谈，通过他的基本状况、家庭背景、社会背景及教育背景，了解他的语言环境，访谈内容包括他对英语、韩语、韩语、粤语这四种语言的态度、评价及使用情况。另外也让他对本身的韩语、英语、汉语及粤语水平及能力进行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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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为前英国殖民地，100多年来一直以英语为官方语言。英语同时也是国际间经济和文化交往的首位语言，可以在语言上适应英语环境的人，一般有更多上进的机会。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对一个移居香港的韩国籍家庭及一直以实用性态度对待语言的赵家人来说，选择了做为顶层语言的英语为他们的主导语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赵从幼儿园开始就被父母送进以英语作为唯一教学语言的英制国际学校就读，他的学习与大部分日常生活时间都是以英语为主导的，为了更好的学习及与除了家人以外的人沟通，赵肯定要掌握好英语，而英语在国际及生活中环境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得他对英语的评价极高。赵对待英语的积极态度，直接影响了他的英语能力，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英语虽然是他的第二语言，但他能够完全无障碍地以英语与人交流沟通，他认为英语是他掌握得最好的语言，也认为英语最易学，他表示他在思考时潜意识使用的也是英语。
韩语在香港虽然并没有实际用途，但作为一个韩国人，赵对待自己的母语—韩语，是唯一以感情因素而不是功利性因素作为衡量指标的。出于对母语的感情，尽管只是与父母的沟通用语，赵还是积极学习韩语，尽管韩语并不是他思考时使用的语言，但是他的韩语水平是母语者水平，能够完全无障碍的以韩语进行书写及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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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言态度、动机及语言使用情况问卷调查。我们针对个案对英语、韩语、汉语及粤语的语言态度、学习动机及语言使用情况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含3道有关基本资料、9道有关语言使用情况、13道有关语言态度及学习动机的问题。
四.结论
本文探讨了语言态度与语言能力之间的相关性。我们通过深度访谈、研究对象的自我评价、问卷调查及粤语能力测试，对赵的英、韩、汉、粤四种语言的语言态度及语言能力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赵的语言态度与其语言能力的相关性明显。赵对这四种语言态度的积极程度能从他这几种语言的语言能力及习得成效上反映出来。除了自己的母语—韩语，赵对其他语言的态度是属于实用性倾向的，而其语言态度与其各语言的能力间存有显著的正相关。他对此四种语言的评价顺序是英语、韩语、汉语、粤语，与他对这四种语言的语言态度排序是一致的。英语虽是其二语，但其英语能力强；韩语属母语者水平；汉语水平随着语言态度的改变从初级水平一跃提升至中级水平；粤语能力则十分弱。
通过研究，我们看到赵对待英语、韩语、汉语和粤语的态度，与他这掌握这几种语言的能力成正比。从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个案的语言态度，是影响其语言习得及语言能力的重要因素。语言态度并不是静态的，一旦形成就永不改变的，相反的，它们会受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因着环境而变化，随着时间而改变。而此一态度也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学习语言的程度和速度，以及其语言能力的高低。赵在香港生活阶段对待汉语态度不积极，以致学习汉语9年，只有初级水平。后来因为发现汉语可以为他扩展就业机会，对待汉语的态度变得积极，汉语水平在一年间提升至中级水平，目前虽未考获高级水平证书，但据观察，其汉语能力接近高级水平。此外，他对粤语的态度与评价也因功利性原因从排斥看低逐渐转为接受认同。可见，赵对语言的态度是动态，不是一成不变的。
由于个案研究法的局限性，本文只是初步的研究，而所研究的对象及内容只是一个事例。如何对本研究的结果做出更为合理及深入的解释，则有赖于今后的研究，通过其他途径来检验。
注 释
[1]三言两语：‘三言’指口语层面有英语、地方方言(粤方言)和官话（普通话）；‘两语’即两种语言系统：英文及中文。”
[2]两文三语：香港政府在香港主权移交（1997年）后实行“两文三语”的语言政策：中文、英文书写，粤语、英语和普通话口语。香港政府也在学校推行两文三语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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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Gardner R.C&Lambert W.E.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M].Rawley Mass Newbury House，1972.
（作者介绍： 纪学玲，马来西亚人，原名：KEE HAP LENG，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研究专业：汉语国际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