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高僧与中国书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唐论文,高僧论文,中国论文,书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法既是中国特色的艺术，又是中国文化的标本。从中国文化史的长河看，书法在隋唐文化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书法与诗歌一样，是隋唐时期最繁荣、最成熟的文化艺术。宋代文豪欧阳修“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①隋唐书坛，名家辈出，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李邕、张旭、孪阳冰、颜真卿、柳公权，各领风骚，彪炳千秋。与此同时，还有一批佛教高僧长期活跃在隋唐书坛，他们留心翰墨，习书成风，见重当时，延誉后世。关于隋唐佛教高僧书法，一些学者虽有零星论述，但多聚焦于智永和怀素，惜乎尚无专文全面阐述隋唐高僧书法家群体。本文欲就隋唐高僧的书法成就、社会影响以及产生高僧书法家的原因加以探讨，或当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隋唐书法文化。
一、隋唐时期的高僧书法家
隋唐时期，佛教大行其道，“寺塔遍于九州，僧尼溢于三辅”。②在数以万千计的隋唐佛教僧侣中，涌现出了许多德行超凡、才华出众的高僧，他们有的谙识梵文，有的通晓儒学，有的精于术数，有的擅长诗文，有的娴熟琴棋，有的善绘彩画，有的工于书法，各自从不同方面为隋唐文化的繁荣昌盛做出了积极贡献。隋唐书法文化瑰丽多彩，光辉灿烂，其中就与佛教高僧的苦心孤诣不可分割。
隋唐佛教僧侣中，许多高僧以书法闻名于世。隋彭城崇圣寺释靖嵩性喜文藻，“子史篆隶，模楷于今(唐)”。③隋赵郡障洪山释智舜博通坟素，“工书善说”。④隋东都慧日寺释智果率素轻清，慈物在性，颇爱文笔，“俗以其书，势逼右军”。⑤盛名之下，晋王杨广召令智果写书。隋汲郡人释敬脱，威仪修整，志节坚正，时人号为“僧杰”。隋炀帝敕赐其面阔三尺的大竹扇，还赐予他松抱高屧(木板拖鞋)。敬脱不仅是缁林“僧杰”，而且还是位书法家。他“善声韵，兼通字体。苍雅林统，识其科踪”。敬脱平日手不辍卷，专师广瞻。他年幼出家游方时，“常施荷担，母置一头，经书及笔又置一头”。敬脱的毛笔“粗管如臂，可长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向他求字的人，得到的通常是整张纸只有一个字，然而，“风力遒逸，睹之不厌，皆施诸壁上，来往观省”。⑥史载，隋东都门额，率皆敬脱所题，“随一赋笔，更不修饰”。⑦隋西京日严寺释智矩性情矜庄，容貌帅气，雅为众表，“又善草隶，偏爱文章。每值名宾，辄属兴缀采，铺词横锦，勇思霏霜，而仪轨宪司，未沿流俗”。⑧智矩门人慧感和慧赜，亲承嘉诲，亦以书法见长。沙门慧赜神思锋逸，洽闻博达。慧赜特明古迹，偏晓书画，京华士子屡陈真伪，皆资其口实，定其人世。慧赜不仅是书画鉴定家，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书法家，他的“草隶笔功，名流台府。每有官供胜集，必召而处其中，公卿执纸，请书填赴。赜随纸赋笔，飞骤如风。藻蔚雄态，绮华当世。故在所流著，耽玩极多，悬诸屏障，或铭座右”。⑨
唐成都府释昙域“篆文雄健，重集许慎《说文》，见行于蜀”。⑩唐五台山华严寺释志远“至于缄札题尺，颇闲辞翰虫篆之美”。(11)所谓“虫篆”，也称“鸟篆”，又叫“虫书”、“鸟虫书”，是篆书手写体的一种诨称，之所以称为鸟、虫，不过是说它的弹性笔划又像鸟、又像虫而已。(12)释志远篆书的古雅之美，由此可以想见。唐玄宗喜作八分书(隶体)，(13)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时人习书八分，趋之若鹜。其中，书家李潮和僧人灵该的八分书最为著名，“潮一字值百金”，释灵该“手和笔调，固亦可采”，(14)著称于时。除了篆书和八分书之外，唐代高僧还有擅长章草者。长安定水寺释明睿“善章草，常以金刚般若为业”。(15)明睿所书“章草”，不同于新隶体(真书的快写体)，而是汉隶的快写体。
隋唐高僧或善章草，或善篆书，或善八分书，不过，总体上以擅长“草隶”(即新隶体，也就是真书的快写体)者居多。唐南武州沙门释智周“笃爱虫篆，尤工草隶，傍观图史，大善篇什”。(16)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铨“颇怀篇什，尤能草隶。随笔所被，用为模楷。故经题寺额，咸推仰之”。(17)唐蜀郡成都人释玄续“达外书，工草隶，时吐篇什，继美前修”，“尝为宝园寺制碑铭”。(18)唐吴郡破山寺释常达“专讲《南山律钞》，后求《涅槃》圆音、《法华》止观，复通《阴符》、《老》、《庄》百家之书，其余分时之学，尽二王之笔迹”。(19)又有唐代高僧释行敦“作行书仪刑羲之笔法……以书名于世。尝录傅玄乐府，字画遒媚，富于绳墨，视王氏其犹得其门者”。(20)释齐己“留心翰墨，传播四方，笔迹洒落，得行字法，望之知其非寻常释子所书也”。(21)释贯休“作字尤奇崛，至草书益胜”，他喜书《千字文》，其本广泛流传于世，“虽不可以比迹智永，要自不凡”。(22)释景云“尤喜草法，初学张颠，久之精熟，有意外之妙。观其所书《将箴》，左右盘蹴，若浓云之兴，迅雷之发，使见者惊骇”。(23)唐代还有献上人和修上人亦工草书。孟郊《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诗云：“狂僧不为酒，狂笔自通天。将书云霞片，直至清明巅。手中飞黑电，象外泻玄泉。万物随指顾，三光为回旋。聚书云沾霨，洗砚山晴鲜。忽怒画蛇虺，喷然生风烟。江人愿停笔，惊浪恐倾船。”(24)唐人史邕有诗描述修上人之书法：“真踪草圣今古有，修公学得谁及否。古人今人一手书，师今书成在两手。书时须饮一斗酒，醉后扫成龙虎吼。风雨惊兮魍魉走，山岳动兮龙蛇斗。千尺松枝如蠹朽，欲折不折挂岩口。张旭骨，怀素筋，筋骨一时传斯人。斯人传得妙通神，攘臂纵横草复真，一身疑是两人身。”(25)
隋唐高僧挥毫泼墨，浪峰叠起，震撼朝野，出类拔萃的书法僧因而步入宫廷，成为朝中侍书。唐湖州开元寺僧高闲擅长真草，其书“龙蛇惊粉署，花雨对金轮”。(26)张祜《高闲上人》诗云：“……道心黄叶老，诗思碧云秋。卷轴朝廷饯，书函内库收……日初屏初揭，风声笔未休。长波溢海岸，大点出嵩丘。不绝羲之法，难穷智永流。殷勤一笺在，留著看银钩。”(27)唐宣宗重兴佛法，高闲被召入宫廷，成为御前草圣，遂赐紫衣，仍预临洗忏戒坛，号十望大德。唐代著名史学家吴兢的裔孙僧辩光长于草隶，他向书法家陆希声苦祈草法，陆氏授其五指拨镫法，“光书体当见酋(遒)健，转腕回笔，非常所知”。(28)辩光之书，“崩云落日千万状，随手变化生空虚。海北天南几回别，每见书踪转奇绝”。(29)辩光以擅长书法而入内供奉，唐昭宗诏对御榻前书，赐予他紫方袍，罗隐《送辩光大师》诗云：“圣主赐衣怜绝艺，侍臣摛藻许高踪。”(30)无独有偶，唐代洛阳人释亚栖也以书法得幸于唐昭宗。亚栖“经律之余，喜作字，得张颠笔意”，其书“若飞鸟出林，惊蛇入草”。(31)唐昭宗光化年间，亚栖在殿庭写草书，两赐紫袍，荣耀一时，他自称“通神笔法得玄门，亲入长安谒至尊。莫怪出来多意气，草书曾悦圣明君”。(32)
隋唐高僧书法家中，名声最大的是隋僧智永和唐僧怀素。
智永，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俗姓王，名法极，乃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积年学书，他“师远祖逸少，历记专精，摄齐升堂，真、草唯命，夷途良辔，大海安波。微尚有道(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气调下于欧、虞，精熟过于羊(欣)、薄(绍之)”。(33)他“学书以羲之为师法，笔力纵横，真、草兼备”，时人求其书者，缣素笺纸，堆案盈几，“又户外之屦常满，宾客造请，门阀穿穴，以铁固其限”，人们号曰“铁门限”。(34)宋代书法大家苏东坡称赞说：“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35)智永书法气度不凡，冠绝一时，他的传世作品有《千字文》唐摹本(伯3567)，乃贞观十五年(641)蒋善进临本。
怀素，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字藏真，旧说俗姓钱，是大历十才子钱起的外甥。怀素自幼出家，“经禅之暇，颇好书翰”，(36)勤奋学书，以至退笔埋成“笔冢”。他为学草书而“书漆盘三面俱穴”，以芭蕉叶代纸，名其所居曰“绿天庵”，他“日日涧边寻伏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翦芭蕉写佛经”。(37)怀素之书“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38)他早年就以草书驰名江岭，“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幛书题遍”。(39)他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酒酣兴发，遇见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时人谓之“醉僧”。怀素“自言得草圣三昧”，(40)时人又称他为“狂僧”。唐人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云：“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41)唐人窦冀以诗记述了怀素挥洒草书的宏大场面：“狂僧挥翰狂且逸，独任天机摧格律。龙虎惭因点画生，雷霆却避锋铓疾。鱼笺绢素岂不贵，只嫌局促儿童戏。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襟气。长幼集，贤豪至，枕糟藉麴犹半醉。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此生绝艺人莫测，假此常为护持力。连城之璧不可量，五百年知草圣当。”(42)流传至今的怀素草书作品有《苦荀帖》、《论书帖》、《食鱼帖》、《自叙帖》、《大草千字文》、《小草千字文》、《东陵圣母帖》、《藏真帖》、《律公帖》。
智永和怀素是隋唐僧人书法家的杰出代表，名噪一时，争衡千古。隋唐高僧靖嵩、敬脱、智矩、慧赜、玄续、灵该、景云、辩光、亚栖、高闲、齐己、贯休等人的书法光彩夺目，他们在当时都是独步天下的著名书法家。此外，还有高僧怀仁、文楚、梦龟、可朋、无作、遗则、怀浚等人亦以书法际会风云，纵横一时。隋唐高僧书法家大有群星灿烂之势，在姹紫嫣红的隋唐书坛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二、隋唐高僧书法家的成因
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早在西晋就有高僧善书者。史载，西晋敦煌高僧于道邃学业高明，内外赅览，善方药，“美书札”。(43)东晋高僧善书者，见诸史籍的有康法识和安慧则。东晋高僧康法识不仅有义学之功，而且以草隶知名。时人康昕自谓笔道超过康法识，“识共昕各作右军草，傍人窃以为货，莫之能别”。(44)东晋洛阳大市寺释安慧则卓越异人，而工正书，他手自细书黄缣，写《大品经》1部，合为1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45)共十余本。两晋以降，南北朝时期，历代高僧中也有善书者。刘宋京师建康龙光寺释慧生善众经，兼工草隶；(46)宋熙寺释昙瑶善《净名》、《十住》及《庄》、《老》，又工草隶，为宋建平宣简王刘宏所重。(47)南齐建康乌寺释昙迁，姓支，本月支人，笃好玄儒，游心佛义，“又工正书，常布施题经。”(48)萧梁高僧中，善书者尤多。梁大僧正南涧寺沙门释慧超“善用俳谐，尢能草隶”。(49)梁京师建康建元寺释法护“年始十三而善于草隶”；(50)龙光寺释僧乔“美风姿，善草隶”；(51)冶城寺释僧若“诵《法华》，工草隶”。(52)萧梁高僧善书者多，与梁武帝佞佛以及梁代佛教文化兴盛有密切关系，南北朝其他各代也都只有一、两位善书者，宋、齐如是，陈、周亦然。陈都建康宣武寺释洪偃“善草隶，见称时俗，纤过芝叶，媚极银钩”。(53)北周终南山释静蔼甫为书生，博志经史，“言必藻缋珠连，书亦草行相贯，高为世重，罕不华之”。(54)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中虽然不乏善书者，但是，与隋唐时期比较，相差悬远。隋唐高僧擅长书法者为数众多，可谓空前绝后。隋唐高僧书法成就突出，影响广泛，涌现出像智永、怀素、高闲、贯休、辩光、亚栖等一批声名如雷贯耳、功业简册俱载的书法家，空谷足音，前所未有。隋唐时期何以造就了许多僧人书法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55)这与隋唐时期的社会文化风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爱尚书法、好书成风的文化环境，客观上为隋唐僧人书法家的成长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隋唐时期，帝王垂范作则，天下景从，举国上下，好书成风。杨隋二帝爱尚书法，颇好收藏书画。(56)隋文帝杨坚平陈，命令大臣裴矩等人搜求法书名画，共得800余卷。隋炀帝在洛阳观文殿后营建“妙楷台”和“宝迹台”，专门收藏法书名画。由隋入唐，唐代帝王不遗余力购求法书。唐太宗积极收购法书，贞观六年(632)正月八日，他命令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共得1510卷。(57)唐太宗对王羲之书迹的搜罗，殆尽遗逸。女皇武则天以时人王方庆(王羲之后代)家多书籍，于是访求右军遗迹，王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58)王方庆献书后，武则天在武成殿向群臣展示，并命令中书舍人崔融撰《宝章集》，以叙其事。唐代帝王不仅热衷书法收藏，而且擅长操笔作书。唐太宗工行、草，其书“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59)唐高宗“虽潦倒怕妇，笔法亦极清劲”。(60)武则天求得王方庆家藏其祖父等28人书迹后，“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书骎骎能有丈夫之气”。(61)她的传世书作《升仙太子碑》，久负盛名。唐玄宗“临轩之余，留心翰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作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62)唐代宗“霄旰之暇，留心翰墨，于行书益工”。(63)“大抵唐以文皇喜字书之学，故后世子孙尚得遗法”，(64)“故诸宗承太宗之学，皆以翰墨流传，至宣宗复以行书称，盖其典刑犹在也”。(65)
隋唐帝王对书法的钟情，进一步折射到了隋唐文化制度层面。其一，唐代官学教育中专设“书学”。书学直属国子监，有书学博士2人，从九品下；助教1人。(66)书学招收学生30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67)书学学生“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68)《石经》三体书限3年业成，《说文》限2年，《字林》限1年。另外，弘文馆有楷书手30人，史馆有楷书手35人，集贤殿书院有书直、写御书100人，拓书6人，(69)秘书省置楷书手80人。(70)“盖唐人书学，自太宗建弘文馆为教养之地，一时习尚为盛；至后之学者，随其所学，而各有成就。”(71)其二，唐代科举考试中特设“书科”。唐代科举考试，常贡之科有明经和进士，有明法、明书、明算。“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72)其三，唐代官吏铨选中特试“书、判”。唐代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其中，“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73)唐代吏部选试，“观其书”，应试者必须“楷法遒美”，这就促使读书人平日必须加强书法修养，从而推动了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
隋唐帝王对书法的高标垂范，唐代官学教育、科举考试、官吏铨选中对书法的制度化要求，不仅使书法成为隋唐社会生活中最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且在全社会形成了盛况空前的书法文化热潮。“唐三百年，凡缙绅之士，无不知书，下至布衣、皂隶，有一能书，便不可掩。”(74)作为时代的弄潮儿，隋唐高僧书法家正是在当时书法文化大潮中渐渐成长起来的。
其次，佛教的兴盛，士大夫和书法家盘桓佛教寺院，撰文纪颂，立石志事，题署书丹，为隋唐高僧临书习字、研习书法提供了良好的必要条件。隋唐时期，佛教风靡朝野，“黎庶信苦空之说，衣冠敬方便之门”。(75)隋唐士大夫往往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结交僧人，频游寺院。士大夫盘桓佛寺，兴之所至，吟咏之作，随意题写，常常书于寺院殿堂楼阁的墙壁。史载，贞元七年(791)七月，唐德宗幸章敬寺，赋诗九韵，皇太子与群臣毕和，随即题之寺壁。(76)隋唐士大夫在佛教寺院殿堂墙壁题字作书，是十分寻常的事。唐人徐夤《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因成四韵》诗云：“雁塔搀空映九衢，每看华宇每踟蹰。题名尽是台衡迹，满壁堪为宰辅图。”(77)
隋唐书法名流为佛教寺院题署书丹，不可胜计。初唐书法家薛稷曾游新安郡，为新安寺题书寺额。(78)盛唐狂草书法家张旭在洛阳天官寺挥毫草书于寺壁。(79)大中初年，天台山国清寺衙悬敕额，书法大家柳公权为其书题。(80)人称“杨疯子”的唐末大书法家杨凝式“喜作字，尤工颠草”，他在洛阳时多游佛寺，“院僧有少师未留题咏之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见其壁上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似若发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书其壁尽方罢，略无倦怠之色”。(81)他“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82)隋唐古寺名刹，多有名人书迹。就以唐长安千福寺来说，寺额为上官昭容所书，东塔院有高力士题额，西塔院有唐玄宗题额，中三门外有僧怀仁的《集王书圣教序》和颜真卿书《多宝塔感应碑》，颜书碑阴是吴通微书《楚金禅师碑》。(83)隋唐书法大家为佛寺和法师树碑书丹者，不胜枚举。欧阳询《化度寺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薛稷《信行禅师碑》、孙藏器《慧坚禅师碑》、史惟则《大智禅师碑》和《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碑》、徐浩《大证禅师碑》和《不空和尚碑》、柳公权《玄秘塔碑》、李邕《麓山寺碑》、《法华寺碑》和《灵岩寺碑》，皆是其中的上乘之作，至今传习不辍。
隋唐士大夫名流和书家大手笔，多在佛教寺院留下他们的得意之书，其中还不乏珍品之作。佛教寺院荟萃、珍藏的书家大作，无疑为爱好书法的隋唐高僧临书习字、提高书艺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隋唐高僧书法家成长的温床。
再次，佛教的盛行，引起全社会对佛教经本的大量需求，佛教经典的抄写，风气日炽，抄写佛经促进了僧人书法艺术的不断提高，这是隋唐高僧书法家层出不穷的又一重要原因。佛教宣扬，“修福田莫若立塔写经”。(84)《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曰：“若有受持读诵，正忆念，修习书写是《法华经》者，当知斯人则见释迦牟尼佛，如从佛口闻此经典。”《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关于写经卷即是做功德的说教则更为具体：“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或复有人以深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速能除灭五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极微尘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军、夜叉、罗刹、若鸠般荼、若毗舍阇、若部多等，饮血啖肉诸恶鬼神，皆悉远离。……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已能读，读已能诵，诵已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由此可知，对佛教信仰者来说，抄写佛经是他们消灾祈福的重要而“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北朝隋唐时期，就有专业抄经手抄写佛经，称为经生。佛教高僧抄经，自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隋唐佛教各宗的创始人，就是写经僧的典范。净土宗始祖释善导写《弥陀经》数万卷，(85)华严宗四祖释澄观“缮写经典，不可殚述”。(86)隋唐高僧写经者，比比皆是。唐朔方灵武龙兴寺释增忍画卢舍那阁35尺，门1丈6尺，刺血写经总计283卷。(87)唐京师崇圣寺释文纲“刺血书经，向六百卷”。(88)唐汴州安业寺释神照“造像数百铺，写经数千卷，任缘便给，不为藏蓄”。(89)唐湖州大云寺释子瑀“前后写经三藏，凡一万六千卷”。(90)
隋“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91)佛教在唐代达到极盛，唐代民间佛经卷帙浩大，与隋朝相比，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流通在隋唐社会的无法计数的大量佛经，在印刷术尚未兴起的隋唐时代，全部依靠手工抄写。隋唐写经者，除了官府经生和民间经生，各地僧人也是当时写经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上对佛经的迫切需要，加之写经本是僧人分内的事，于是，写经僧累月穷年地抄写佛经，久而久之，书法技艺不断进步，渐入佳境。璋上人、僧昙林等隋唐高僧就是在长期写经实践中成为书法家的。岑参《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院南有曲池深竹》诗云：“璋公不出院，群木闭深居。誓写一切经，欲向万卷余。挥毫散林鹊，研墨惊池鱼。音翻四句偈，字译五天书。”(92)僧昙林“有金书经目曰《金刚上味陀罗尼》，累数千字，始终一律，不失行次，便于疾读；但恨拘窘法度，无飘然自得之态。然其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岂其意与笔正特见严谨，亦可嘉矣”。昙林“作小楷，下笔有力，一点画不妄作。然修整自持，正类经生之品格高者”。(93)《宣和书谱》记载，宋宣和朝御府就收藏有昙林《金刚经》墨迹一通。
由上可见，隋唐高僧书法家名人辈出，一方面与隋唐书法文化大潮休戚相关，另一方面又与隋唐佛教大发展密不可分。佛教的兴盛，使得隋唐士大夫和书法家不可避免地与佛教有些瓜葛，佛教寺院里不仅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而且留下了他们的书迹。士大夫和书法家在佛教寺院的得意之笔，为隋唐高僧学习书法提供了难得的范本。而佛教的发展，隋唐社会对佛经的大量需求，写经生和写经僧应运而生，人才济济。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写经僧的书法技艺不断提高，积久功深，隋唐高僧书法家就脱颖而出了。
三、隋唐高僧书法家的成就及其影响
隋唐高僧书法家各有成就，雄峙一时。概观隋唐高僧书法家，他们的最大成就是草书。隋唐高僧书法家，率皆以草书知名于世，耐人寻味。宋人《宣和书谱》说：“唐兴，士夫习尚字学，此外惟释子多喜之，而释子者又往往喜作草字，其故何耶？以智永、怀素前为之倡，名盖辈流，耸动当世，则后生晚学，瞠若光尘者，不啻膻蚁之慕。”(94)隋唐高僧书法家嗜好草书，固然与智永和怀素的轰动效应有关，同时还与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的盛行有绝大关系。禅宗认为，众生有性，自心是佛，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因此，禅宗宣扬，僧人不必长期坐禅诵经，不必拘泥于清规戒律。受禅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书法创作中，全凭己意挥洒的草书最适合顺畅地表达内心，刻划自我，草书最能抒发僧人无所羁束的胸怀。(95)加之在唐人心目中，“篆书朴，隶书俗，草圣贵在无羁束”。(96)因此，只有草书“独任天机摧格律”，(97)成为僧人书法家情有独钟的书体。“中得心源，外师造化。”(98)隋唐高僧书法家“皆不以外物撄拂其心，遂能造妙”，(99)在草书创作上取得了非凡成就。号为“草圣”者，除了怀素，不一而足。释贯休“善小笔，得六法。长于水墨，形似之状可观”，“休能草圣”，(100)由于他俗姓姜，好事者传号其书曰“姜体”。僧怀浚爱草书，或经、或释、或老，至于歌诗、鄙琐之言，靡不集其笔端，人称“秭归郡草圣”。(101)僧辩光潜心草字，名重一时，辩光墨迹，笔势遒健，“虽未足以与智永、怀素方驾，然亦自是一家法”。(102)唐代诗人李白有诗称赞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103)唐末进士裴说则把怀素与李白和杜甫相提并论，他说：“杜甫李白与怀素，文星酒星草书星。”(104)《书小史》称，僧辩光的草书“飘逸有张旭之妙”，僧贯休的草书“南士皆比之怀素”。隋唐高僧书法家不仅社会声望很高，而且其作品市场价值不菲。辩光“一字千金值”，(105)贯休“书似张颠值万金”。(106)时光流转，文物沦丧。令人遗憾的是，隋唐高僧书法家的墨宝于今十不存一。然而，这并不能抹杀隋唐高僧书法家应有的历史地位。
气象万千的隋唐高僧书法影响了当时无数人的书法创作，至今仍以其神韵散发着迷人的墨香。隋僧智永刻意学书于王羲之，颇得其妙，“议者谓其章草入妙，隶书入能，于是一字之出可直五万，其为当时所慕如此”。(107)智永乃手书《千字文》800本，分送浙东各寺，供人们临习。时人僧述、僧特、智果并师智永，闻名于世。“果隶、行、草入能”，“尝谓永师云：‘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108)“智永、智果，禅林笔精。天机浅而恐泥，志业高而克成。或拘凝重，萧索家声；或利凡通，周章擅名。犹能作缁门之领袖，为当代之准绳，并如君子励躬于有道，高人保志而居贞。”(109)唐代书法崇尚“二王”，因此，唐人习书智永，方兴未艾。唐代高僧文楚喜作草书，学智永法，颠沛造次，不忘于怀。久而久之，他摆脱了旧习，有自得之趣。文楚所书《千字文》，“落笔轻清，无一点俗气，飘飘若飞云之映素，一见使人泠然有物外之兴”。(110)唐代书法家林藻“作行书，其婉约丰妍处，得智永笔法为多”。(111)就连一代书法宗师虞世南也“受于永禅师，皆有体法”。(112)由隋入唐的初唐四大书家之一虞世南，其书法笔致圆融遒丽，品格高妙，结构疏朗，外柔内刚，论者以为如裙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不可犯之色。唐太宗誓言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可见其书法的影响力。虞世南正是以智永为师，“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113)虞世南妙得智永笔法，其书风脱胎于永师。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称：“顷年观《庙堂碑》摹本，窃怪虞永兴名浮于实，及见旧刻，乃知永兴得智永笔法为多。”(114)智永的书法引领了时代潮流，僧人辩光、高闲、怀仁等人的书法也被人奉为圭臬。唐代书僧辩光“出法弟子从瓌、温州僧正智琮，皆得墨诀。”(115)书僧无作“善草隶，笔迹酋(遒)健，人多摹写成法”。(116)杭州径山院释鉴宗誓礼书僧高闲为师，“闲公亦示其笔法，渐得凤毛焉”。(117)高闲的另一弟子鉴宗，敕署无上大师，亦得闲之笔法。“(高)闲常好将霅川白纻书真草之踪，与人为学法焉”。(118)唐长安弘福寺僧人怀仁积年临习王羲之书，其“点画富于法度，非初学者所能到”，此后，“模仿羲之之书，必自怀仁始”。(119)清代学者叶昌炽说：“集字始于怀仁，唐以前未闻也。集右军书者多矣，惟《圣教序》钩心斗角，天衣无缝，大雅以下，瞠乎其弗及也。”(120)怀仁历时20年，根据王羲之墨迹摹写《集王书圣教序》，并上石镌刻立碑，此碑成为时人学习王书的最佳范本，且为后学所宗。唐代书法家李邕、高正臣、苏灵芝、张从申、吴通玄和吴通微兄弟等人的书法则深受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的影响。更不消说，怀素草书以其独特魅力掀起了唐代狂草艺术的飓风。隋唐高僧书法家影响了其时无数人的书法创作，时至今日，僧智永、怀仁、怀素等人的书作，传习不衰，四海流芳，魅力永恒。
隋唐高僧书法毫无“方外气”，反而光芒四射，影响久远，这源于他们对书法艺术的不断追求，精益求精。艺无止境，隋唐高僧书法家不闭壁自守，不故步自封，他们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又特别注重向书法名家学习。唐代草书供奉僧辩光早年向书家陆希声求教，陆希声教授了他双钩写法，从此书艺突飞猛进。牛头宗六祖慧忠弟子、唐天台山佛窟岩释遗则“始从张怀瓘学草书，独尽笔妙”。(121)释景云“怀识超悟，尤善草书，初师张颠，久之精熟，有意外之妙”。(122)释皎然与颜真卿过往从密，颜氏《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对皎然推崇备至。皎然与李阳冰也有交往，其诗《同颜使君真卿岘山送李法曹阳冰西上献书时会有诏征赴京》是证。唐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素善翰墨，乡曲所推，山路岩崖，勒诸经偈，皆其笔也”。法诚翘心奉行《法华》三昧，他竭其精志，书写受持。弘文馆学士张静，“时号笔工，罕有加胜”。法诚邀请张静来到山舍写经，可是，很长时间，他才写几十个字。法诚知道张静写经还想要钱，于是，写两张纸，给他五百文。从此，张静竭力为法诚写经。法诚每日烧香供养张静所写的经文，“在其案前，点画之间，心缘目睹，略无遗漏，故其克心钻注”。(123)一代草书巨匠僧怀素，年纪轻轻即已成名成家，“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于是，他“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124)先后师从邬同而间接得到张旭草书笔法。他于回乡途中在洛阳偶遇颜真卿，又从颜真卿学习“屋漏痕”笔法。怀素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从未止步，他在《论书帖》中说：“为其山不高，地亦无灵；为其泉不深，水亦不清；为其书不精，亦无令名。”像怀素一样，正是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成就了隋唐高僧书法家。
唐代书法家李邕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125)唐代书法家张怀瓘也说：“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奇材，书亦如是。”(126)隋唐高僧书法家的艺术魅力还在于不落窠臼，求新求变。“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神清骨竦意真率，醉来为我挥健笔。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127)怀素“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纚半无墨”。(128)书僧辩光之书法“但日新，又日新”。(129)书僧梦龟“作颠草，奇怪百出，虽未可以语惊蛇飞鸟之迅，而笔力遒劲，亦自是一门之学”。(130)僧可朋《观梦龟草书》诗云：“兴来乱抹亦成字，只恐张颠颠不如。”(131)梦龟向张旭学书，他别出心裁，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书僧亚栖倡言：“凡书通即变。……若执法不变，纵能入木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132)变则通，通则久，历久弥新，经久愈醇，方显隋唐高僧书法的独特魅力。
赵朴初先生曾经强调指出：“一提起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杀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杀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133)历史上，佛教徒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文化诸多方面都与佛教关系至密，书法也不例外，隋唐高僧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就当应有一席之地。
①(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六《唐安公美政颂》，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②(唐)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上，《大正藏》第50卷，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影印本，第200页。
③(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隋彭城崇圣道场释靖嵩传》，《大正藏》第50卷，第502页。
④(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七《隋赵郡障洪山释智舜传》，《大正藏》第50卷，第569页。
⑤(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三○《隋东都慧日道场释智果传》，《大正藏》第50卷，第704页。
⑥(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二《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敬脱传》，《大正藏》第50卷，第519页。
⑦(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二《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敬脱传》，《大正藏》第50卷，第519页。
⑧(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一《隋西京日严道场释智矩传》，《大正藏》第50卷，第509页。
⑨(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唐京师清禅寺沙门释慧赜传》，《大正藏》第50卷，第441页。
⑩(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梁成都府东禅院贯休传附昙域传》，《大正藏》第50卷，第750页。
(11)(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七《唐五台山华严寺志远传》，《大正藏》第50卷，第140页。
(12)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3)“八分书”是指笔划轻便的隶书，“八分者，即是八成的古体或雅体，也可以说‘准古体’或‘准雅体’”。参见启功：《古代字体论稿》，第28-29页。
(14)(宋)佚名：《宣和书谱》卷一九《释灵该传》，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
(15)(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五《唐京师定水寺释明睿传》，《大正藏》第50卷，第665页。
(16)(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九《唐南武州沙门释智周传》，《大正藏》第50卷，第580页。
(17)(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八《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铨传》，《大正藏》第50卷，第689页。
(18)(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三《唐蜀都宝园寺释玄续传》，《大正藏》第50卷，第531页。
(19)(唐)道宣：《宋高僧传》卷一六《唐吴郡破山寺常达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3页。
(20)《宣和书谱》卷一一《释行敦传》，第206页。
(21)《宣和书谱》卷一一《释齐己传》，第207页。
(22)《宣和书谱》卷一九《释贯休》，第349页。
(23)《宣和书谱》卷一九《释景云》，第348页。
(24)孟郊：《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七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249页。
(25)史邕：《修公上人草书歌》，(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53-654页。
(26)陈陶：《题赠高闲上人》，(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七四六，第8483页。
(27)张祜：《高闲上人》，(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一一，第5831页。
(28)(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后唐明州国宁寺辩光传》，《大正藏》第50卷，第753页。
(29)吴融：《赠广利大师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八七，第7900页。
(30)罗隐：《送辩光大师》，(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六三，第7600页。
(31)《宣和书谱》卷一九《释亚栖》，第344页。
(32)亚栖：《对御书后一绝》，(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八五○，第9623页。
(33)(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八《张怀瓘书断(中)》，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284页。
(34)《宣和书谱》卷一七《释智永》，第319-320页。
(3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06页。
(36)怀素：《自叙帖》，陆心源编撰：《唐文拾遗》卷四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931页。
(37)戴叔伦：《赠鹤林上人》，(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七四，第3104页。
(38)《宣和书谱》卷一九《释怀素》，第342页。
(39)李白：《草书歌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六七，第1729页。
(40)(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得草圣三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41)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六一，第2904页。
(42)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四，第2134页。
(43)(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四《晋敦煌于道邃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9页。
(44)(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四《晋剡东仰山竺法潜传附康法识传》，第157页。
(45)(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晋洛阳大市寺安慧则传》，第372页。
(46)(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七《宋京师龙光寺竺道生传》，第257页。
(4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七《宋吴兴小山释法瑶传附昙瑶传》，第299页。
(48)(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三《齐乌衣寺释昙迁传》，第501页。
(49)(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六《梁大僧正南涧寺沙门释慧超传》，《大正藏》第50卷，第468页。
(50)(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五《梁扬都建元寺沙门法护传》，《大正藏》第50卷，第460页。
(51)(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六《梁扬都龙光寺释僧乔传》，《大正藏》第50卷，第473页。
(52)(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八《梁京师冶城寺释智秀传附僧若传》，第299页。
(53)(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陈扬都宣武寺释洪偃传》，《大正藏》第50卷，第476页。
(54)(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三《周终南山避世峰释静蔼传》，《大正藏》第50卷，第626页。
(55)刘勰著，杨明照等校注：《文心雕龙》卷九《时序》，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2页。
(56)(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第114页。
(57)(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唐朝叙书录》，第163页。
(58)《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99页。
(59)《宣和书谱》卷一《唐太宗》，第4页。
(60)(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3页
(61)《宣和书谱》卷一《武则天》，第6页。
(62)《宣和书谱》卷一《唐明皇》，第7页。
(63)《宣和书谱》卷一《唐代宗》，第13页。
(64)《宣和书谱》卷一《唐德宗》，第14页。
(65)《宣和书谱》卷一《唐宣宗》，第16页。
(66)《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67页。
(67)《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第1160页。
(68)(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62页。
(69)《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第1852页。
(70)(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秘书省》，第298页。
(71)《宣和书谱》卷一○《林藻》，第197页。
(72)《新唐书》四四《选举志上》，第1162页。
(73)《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第1171页。
(74)《宣和书谱》卷一八《章孝规》，第339页。
(75)(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条流僧尼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91页。
(76)《旧唐书》卷一三《唐德宗下》，第372页。
(77)徐夤：《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因成四韵》，(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七○九，第8159页。
(78)(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神品下·薛稷》，何志明、潘运告编著：《唐五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79)(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神品上·吴道玄》，何志明、潘运告编著：《唐五代画论》，第84页。
(80)(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唐天台山国清寺清观传》，《大正藏》第50卷，第527页。
(81)(宋)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上海进步书局1911年“古刻丛钞”石印本，第3页。
(82)《宣和书谱》卷一九《杨凝式》，第355页。
(83)(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58页。
(84)《佛说决罪福经建辉题记愿文》，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836页。
(85)(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七《唐终南山豹林谷沙门释会通传》，《大正藏》第50卷，第684页。
(86)(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五《唐代州五台山清凉寺澄观传》，《大正藏》第50卷，第107页。
(87)(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六《唐朔方灵武龙兴寺增忍传》，《大正藏》第50卷，第668页。
(88)(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四《唐京师崇圣寺释文纲》，《大正藏》第50卷，第332页。
(89)(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三《唐汴州安业寺释神照传》，《大正藏》第50卷，第529页。
(90)(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六《唐湖州大云寺子瑀传》，《大正藏》第50卷，第666页。
(90)《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9页。
(92)岑参：《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院南有曲池深竹》，(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九八，第2040页。
(93)《宣和书谱》卷五《释昙林》，第103页。
(94)《宣和书谱》卷一九《释梦龟》，第351页。
(95)王元军：《唐人书法与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61页。
(96)吴融：《赠辩光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八七，第7899页。
(97)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四，第2134页。
(98)(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张璪》，第198页。
(99)《宣和书谱》卷一九《释辩光》，第347页。
(100)(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梁成都府东禅院贯休传》，《大正藏》第50卷，第749页。
(101)(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九八《怀浚》，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56页。
(102)《宣和书谱》卷一九《释辩光》，第347页。
(103)李白：《草书歌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六七，第1729页。
(104)裴说：《题怀素台》，(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七二○，第8260页。
(105)吴融：《赠辩光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八七，第7899页。
(106)张格：《寄禅月大师》，(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七六○，第8630页。
(107)《宣和书谱》卷一○《林藻》，第197页。
(108)(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九《张怀瓘书断下》，第301页。
(109)(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五《述书赋下》，第195页。
(110)《宣和书谱》卷一九《释文楚》，第352页。
(111)《宣和书谱》卷一○《林藻》，第197页。
(112)(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唐李嗣真书品后》，第101页。
(113)《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第2565页。
(114)(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第755页。
(115)(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后唐明州国宁寺辩光传》，《大正藏》第50卷，第753页。
(116)(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梁四明山无作传》，《大正藏》第50卷，第748页。
(117)(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二《唐洛京广爱寺从谏传附鉴宗传》，《大正藏》第50卷，第279页。
(118)(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唐天台山禅林寺广修传附高闲传》，《大正藏》第50卷，第742页。
(119)《宣和书谱》卷一一《释怀仁》，第205页。
(120)叶昌炽：《语石》，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121)(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天台山佛窟岩遗则传》，《大正藏》第50卷，第228页。
(122)《宣和书谱》卷一九《释景云》，第348页。
(123)(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八《唐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传》，《大正藏》第50卷，第689页。
(124)怀素：《自叙帖》，陆心源编撰：《唐文拾遗》卷四九，第10931页。
(125)刘熙载：《艺概·书概》，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第703页。
(126)张怀瓘：《评书药石论》，(宋)陈恩：《书苑菁华》卷一二，第478页。
(127)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七三，第3070页。
(128)许瑶：《题怀素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四，第2136页。
(129)吴融：《赠广利大师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八七，第7900页。
(130)《宣和书谱》卷一九《释梦龟》，第351页。
(131)释可朋：《观梦龟草书》，(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七，第665页。
(132)亚栖：《论书》，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第297-298页。
(133)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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