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志[1]2004年在《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对契丹史研究中存有争议尚未定论的五个重大问题再次进行了详细论证。第一篇是“契丹族源地非‘松漠之间’考辨”。关于契丹族的族源地，以往论着多以《魏书·契丹传》中所记“松漠之间”来求证，显然有误。本篇认为“松漠之间”实际所指的西拉沐沦河(潢河)与老哈河(土河)一带，应是库莫奚的具体活动范围，《魏书·契丹传》中所言契丹居“松漠之间”是库莫奚早期活动地域的误植。根据对契丹族早期活动地域“和龙之北数百里”及奇首可汗故壤实际地望的考察，确定朝阳(和龙)东北、下辽河流域东至丹东朝鲜半岛这一区域内为契丹族的早期活动地域，在西辽河、下辽河流域发现有契丹人早期活动的遗迹、遗物可以证明。第二篇是“奚族为辽之萧族论”。本篇根据萧姓家族开始出现的时间正与契丹人彻底征服奚族的时间相衔接的事实，通过契丹人对奚族、萧族赐姓、联姻、授官、同祖同源认同等一系列政治关系的对比考察，结合萧氏家族墓葬的出土地点与奚族活动地域以及奚族的遗迹、遗物与萧族墓葬的发现地点相互吻合的实际，进而说明奚族即是辽代的萧族。即通过同一时间、空间范围内奚萧两族渊源的承继、政治关系、地源关系相同的事实，将辽代奚族与萧族的关系予以澄清。第叁篇是“关于辽代木叶山的再考察”。本篇对契丹人祭天、祭祖的所在地木叶山具体地望进行考证，对学术界将木叶山定位于西拉沐沦河与老哈河交汇处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在两河交汇处建永州，另立木叶山建契丹始祖庙，是辽承天皇后文治武功的政治虚构，如按《辽史·地理志》永州条中的记载到两河交汇处去寻找木叶山的具体位置，类似于缘木求鱼，方向不对。而按《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契丹国志》的记载到辽太祖陵附近去寻找木叶山，这一出发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另外，在辽上京附近发现记载木叶山地望的墓志也为寻找木叶山提供了新的线索。根据木叶山的功能特点，本篇认定辽太祖陵陵区谷口正前方高大突兀的独立山峰“漫歧嘎山”即是辽代的木叶山，在“漫歧嘎山”东侧山脚下、山顶上发现有一系列与祭祀有关的大型建筑遗迹亦能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第四篇为“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金属网络功能与性质辨析”。本篇对学术界关于契丹人墓葬中发现的金属面具与金属网络功能与性质的各种观点进行了评述，同时对所有出土面具与网络的墓葬材料进行归纳总结，认为以金属面具、金属网络覆尸是契丹人早期固有的天葬习俗与汉人“停尸、守灵、重孝”的殡葬礼仪相结合的产物，金属面具与金属网络是契丹人在权殡、膺葬尸体时对尸体直接进行整合处理的一种消极措施，其功能主要是为了保存死者的尸体，目的是美化粉饰死者，它是契丹人祖灵崇拜思想意识的反映。第五篇是‘，.再论祖州石室”。本篇对位于辽祖州城内巨大石室的功能进行了考辨。利用考古学手段结合文献记载对目前学术界的几种观点进行深入的剖析，认为祖州石室不是牢狱，也不是西楼，更不是契丹人宗庙、神帐以及阿保机墓侧的明殿。根据近年来在辽代墓葬中多出土类似祖州石室形制的巨型石撑，再结合祖州石室的结构特点、位置特点以及契丹人膺葬、权殡的习惯，认为它是权殡耶律阿保机尸体的场所，即《辽史》所记的“鼓堡殿”。阿保机尸体入硷以后，祖州石室的功能演变为辽祖州城内奉祀阿保机的“太祖庙”。并根据祖州石室最初的功能来推定石室的具体建筑时间应是公元926年。
丛密林[2]2018年在《契丹骑兵研究》文中指出契丹以用武立国,靠弓马长驱中原腹地,骑兵为此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契丹人以畜牧射猎为业,生产生活有骑射,祭山祭祖有骑射,狩猎娱乐有骑射,军事战争有骑射,这无疑为骑兵所必备的技能提供了训练条件,而良马、弓矢、武器等装备则是构成骑兵的物质基础。骑兵与契丹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影响着契丹的军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因此,以契丹骑兵为视角,全面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秉承前辈先贤的治学理念,深入挖掘史料,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注重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对契丹骑兵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章,关于契丹骑兵的形成及其军事素养的提升途径问题研究。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形成早于中原地区,其形成是以“马的驯服”和“骑马游牧民族的出现”为标志和基础,而马具的技术革新促进了骑兵的发展演变,尤其是马镫、高桥马鞍和马铠的出现,促进了重甲骑兵的产生;契丹骑兵的组建受到鲜卑及鲜卑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兵影响较大,对他们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契丹人生存的地理环境是骑兵形成的天然因素;狩猎习俗是维系骑射技能及骑兵军事素养的基础保障;休闲活动是提升骑射技能和骑兵战斗力的有效手段。第二章,关于契丹骑兵的相关军事制度研究。契丹在立国前,狩猎生产与军事战斗合二为一,游猎生产所需的工具即是战场上的武备,全民皆兵皆骑兵,主要以部族军为主;到了遥辇氏后期出现少量步兵,建国后逐渐增多,但仍以骑兵为主。辽朝时期中央骑兵主要有皮室军和斡鲁朵军,地方骑兵主要有“辽内四族”军、南北王军和舍利军。此外还有头下军、糺军、拽剌军、克军等。第叁章,关于契丹骑兵武备相关问题的研究。契丹马是中国本土产生的草原马种,亦是蒙古马的先祖。契丹的马具在东胡、匈奴、鲜卑、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发展,并受到唐宋的影响,使马具更加精湛,开始向精美和繁复方向创新发展,契丹鞍更是获天下第一的美誉。契丹高度发展的鞍马具文化,亦充分体现出强盛的骑兵武力。弓的种类主要依照材质来划分,契丹的生存环境为骑兵角弓的制作提供了优质材料;箭镞有15种类型,按照其功能分为兵矢、杀矢和恒矢叁种;契丹骑兵的武器装备除了弓矢,还有骨朵、铁槊及长短兵器等;契丹骑兵的铠甲主要沿袭了唐末五代和宋的样式,并随着冶铁铸铁技术的发展而日趋成熟,随着契丹王朝的壮大而走向精良,以致契丹的武器装备是契丹人最钟爱的战略物资和礼品。第四章,关于契丹骑兵战时分工及战略思想等系列问题的研究。按照骑兵作战中执行任务的类型,将契丹骑兵分为战骑、拦子马、打草谷骑和驿骑四种。契丹骑兵利于在平原上作战,主要依靠奇袭、闪击、追击、救援、迂回、包围、退却和劫粮道等方式取胜。契丹的战马、弓、弓袋、箭袋(又称胡禄或矢箙)及人马甲胄受气候影响较大,甚至会影响战争的结局。契丹骑兵之所以能发挥出作用,离不开军事将领的指挥才能和英明决策,主要体现在骑兵对外作战的战略、战术上。第五章,关于契丹骑兵的历史地位及影响问题的研究。契丹人的地理环境、游猎习俗、军事制度、精良的武备和战时思想赋予了契丹骑兵强大的战斗力,并以此征服统一北方草原诸族,进而南进中原灭后唐、后晋,夺取幽云十六州,长驱华北平原,直抵黄河流域,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至此,成为与北宋对等的国家,在当时东北亚地区地位最高,常以“主子”的姿态处理争端。从而真正凝聚成了以“游牧——农耕”为主导的“二元”正统王朝,这也正是驰骋的骑兵给契丹人带来了这种开阔的“天下”格局。与此同时,驰骋的骑兵也促进了欧亚草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孙国军, 杨福瑞[3]2018年在《传承与发展:契丹学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文中研究表明契丹学研究肇始于清朝前中期,学者对《辽史》的疏漏错讹多所诟病。历经百余年发展,学界从未停止对契丹学研究的反思与总结,不断推进契丹学走向更高的研究阶段。20世纪前期的契丹学研究,继承乾嘉学派的传统,以批判史学为主要特点。20世纪后半叶,在传承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以新理论、新方法为指导思想,通过阶段性综述、批判性述评等研究手段,不断丰富发展契丹史学的内涵,呈现出新时期契丹史学的学术特点。
李德山[4]2006年在《六至九世纪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史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所研究的课题是一个既传统又具有开拓性、创新意义的课题。说它传统是因为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长久以来人们不曾中断的热门课题;说它具有开拓性,是一个创新性的课题,是因为选取隋、唐时期326年的历史进行断代研究,给予其全面系统的学术总结,是学者们尚少涉足的领域,需要作者进行一些创造性的工作。除了在选题上实现了立意创新之外,本论文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亦有自己的特点。在研究视角上,紧紧围绕东北边疆民族与隋、唐中央王朝的关系展开讨论,在这条主线的引导下,力争把双方关系发展的轨迹清晰地描述出来。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东北边疆民族与隋、唐中央王朝所发生的种种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总结与概括。揭示了双方关系发展的本质特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史,特别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史研究,自然而然地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通过本篇论文的研究,希望能够对我国学术界及有关部门解决和探讨古今相关问题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参考。因为历史是现实的借镜,研读历史,会使今人“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检讨过去,策励将来。”本篇论文共有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论述了本课题的研究意义、课题研究的现状,以及撰写本课题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第二部分为高句丽与隋唐中央王朝的关系。重点探讨了隋、唐两朝的高句丽政策,隋、唐两朝征讨高句丽的原因,以及高句丽灭亡后东北地区的形势变化。第叁部分为渤海与唐中央王朝的关系。重点探讨了靺鞨族的发展演变、渤海王国有争议问题的考证,以及渤海王国与唐朝全方位友好关系的建立并发展。第四章为契丹与隋唐中央王朝的关系。探讨了契丹与隋、唐中央王朝臣属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隋、唐两朝的契丹政策。第五章为奚、室韦、乌罗浑诸族与隋唐中央王朝的关系。奚族之外,室韦、霫、耽罗、乌罗浑、流鬼等族都是力量比较弱小的边疆民族,对它们与隋、唐中央王朝的关系进行论述,借此可以全面审视隋、唐两代的边疆民族政策。
宋德金[5]1982年在《近叁十年辽金史若干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辽金是以我国北方民族契丹、女真为主建立的两个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辽金时期各族人民对开发北方、加强北方同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 为了便于大家了解辽金史研究现状,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对建国以来国内辽金史研究,作如下概述。
马贞[6]2014年在《论契丹金属面具》文中研究表明辽代,是由草原马背民族----契丹族建立的一个帝国,虽然存在时间仅二百多年,但是它所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却是多姿多彩的。契丹金属面具,作为世界面具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多方面反映和透射了辽代契丹族的民俗文化和发展历史。它不仅融合了宗教的特性在里面,而且也融合了西域异族的风土民情,加之本民族固有的丧葬习俗和祖灵崇拜意识的影响,最终形成契丹族独有的又相对比较盛行的奇特葬俗。本文着重探讨契丹金属面具的分类、金属面具的出现与各种宗教的关系、以及其独特的现象等方面的内容。当然文章也对契丹族的发展简史和其独特的丧葬习俗作为辅助内容加以一定的阐述和说明。
孙伟祥[7]2018年在《辽朝后族研究综述》文中提出辽朝后族属于辽史相关研究热点问题,研究成果丰富。按照内容主要集中在后族渊源、后族族帐构成、后族历史地位与作用评价等叁大方面。在对该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资料日趋丰富,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不断创新与开阔。但是,目前仍存在研究内容过于集中、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尚存在较大分歧等问题。
邱冬梅[8]2017年在《辽代契丹萨满教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辽代契丹萨满教的性质、形态内容、特征及功能进行研究。在原始宗教的理论基础上,梳理国内外学界对萨满教性质、形态内容、特征、功能的研究成果,对辽代契丹萨满教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考察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萨满教传统信仰情况,分析《辽史》中与萨满教有关的内容,并对其进行形态内容上的划分,总结出辽代契丹萨满教的形态内容和特征,及其与其他草原民族的萨满教信仰传统之间的关系,分析出辽代契丹萨满教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以及对辽代契丹人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共分为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正文分为五章。按照行文顺序对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论点概述如下。第一部分,绪论。梳理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总结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阐述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思路,论文创新点及难点。第二部分,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萨满教性质的界定。首先,梳理国内外对萨满教性质的界定,对辽代契丹萨满教的性质进行界定。辽代契丹萨满教具有原始宗教性质。其次,梳理国内外对萨满教形态、特征和功能的界定。萨满教基本形态内容有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两种,辽代建国后的契丹萨满教形态内容是建国前契丹萨满教形态内容的承继和体现,形态内容中的崇拜对象因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而发生一定变异。第二章,辽以前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萨满教信仰的传统形态内容与功能。对古代匈奴、乌桓、突厥族萨满教信仰的传统形态内容及功能进行考察,各民族萨满教信仰的传统形态内容和功能有同有异,原因与各民族间的交错复杂关系、社会经济方式、所处社会形态及与中原汉族的关系等因素有关。第叁章,辽代契丹萨满教的形态内容及特征。认为契丹萨满教的传统形态内容是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基本形态。首先从天地崇拜、日月崇拜、山崇拜和动物崇拜四个方面分析阐述了契丹萨满教自然崇拜的主要形态内容及特征。其次从拜祖陵、祖庙和拜金像、赤娘子像、八子像两方面,论述了契丹萨满教祖先崇拜形态内容及特征。认为辽代契丹萨满-巫师在契丹社会地位较高,起到人神沟通的中介作用,主持契丹萨满教的祭祀仪式,参与契丹人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活动。第四章,辽代契丹萨满教的功能。辽代契丹萨满教是契丹人史前社会萨满教传统在辽代社会的遗存,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形态部分在辽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有承继和体现,对辽代契丹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重要影响。其中较为典型的方面是辽代政治理论观念中具有“君权神授、天赋王权”观及“替天行道”思想。第五章,辽代契丹萨满教变迁衰落的原因分析。契丹人萨满教,从始至终伴随着契丹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而演绎着内在形态内容上的变异和外在宗教形式上的兴衰,萨满教在辽代的衰落成为历史必然,其原因,一是由于辽代契丹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变迁导致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化。二是萨满教与中央集权政治的冲突,不利于巩固契丹皇权统治。叁是由于他族文化及佛教观念等对辽代契丹萨满教带来的冲击所致。契丹萨满教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一直随着辽代契丹人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而进行。第叁部分,结语。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辽代契丹萨满教的性质、形态内容、特征及功能。基本形态内容随着辽代社会经济生活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异,与其他北方草原民族传统萨满教相比,具有契丹人特色。
刘浦江[9]2009年在《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文中提出关于契丹开国年代,在北朝文献系统和中土文献系统中存在诸多不同记载:既有《辽史》的开平元年説,又有《契丹国志》的神册元年説,还有早至9世纪末,晚至五代梁、唐之际的种种説法,甚至有认为耶律阿保机始终未曾采用中国皇帝名号者。虽然今天辽史学界的认识已经基本趋于统一,普遍认为辽太祖称帝建国应在神册元年,但对于这一结论的来龙去脉却从来无人予以深究。本文从史源学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以期厘清契丹开国史的基本线索。
孙伟祥[10]2015年在《后族与辽朝政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辽朝后族范围较为稳定，其性质与中原王朝后族稍显不同，属指向性清晰且范围明确称谓，是契丹族内部以皇后为代表的通过长期固定与皇族耶律氏通婚的家族，以有无皇后出现为其重要标志。正因如此，辽朝后族伴随于有辽一朝，并于辽朝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本篇论文分为六章，其中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辽朝后族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难点与创新点，从而为文章全面开展奠定基础。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辽朝后族历史渊源与发展演变。契丹族自大贺氏与遥辇氏时代便有“后族”产生。辽朝立国之后，随着述律平被册封为辽朝第一位皇后，其家族及其所在弥里亦形成最初之后族。辽朝后族范围经过几次变迁，最终形成拔里、乙室已、国舅别部叁部分，其政治势力经历了凸显、兴盛、衰落叁个时期。第二章为辽朝皇后及其家族。首先对于辽朝皇后进行论述，辽朝二十二位皇后中，除甄氏为汉族外，其余均出身辽朝后族。按照其所在家族可分为玄祖简献皇后、德祖宣简皇后家族，太祖淳钦皇后、圣宗钦哀皇后、兴宗仁懿皇后、道宗宣懿皇后、道宗惠妃家族、顺宗贞顺皇后家族，太宗靖安皇后家族，义宗柔贞皇后家族，景宗睿智皇后、圣宗仁德皇后、兴宗废后家族、天祚帝皇后五个家族。第叁章为辽朝后族政治特权。主要概括为固定通婚权、世选为高官资格、拥有特定食邑、掌握直属私兵。第四章为辽朝皇族与后族政治关系。主要通过两个阶段的代表性政治事件进行分析。第一阶段从几次皇位继承事件中分析，第二阶段则从后族内部争斗及与皇族政治博弈角度分析。第五章为辽朝后族政治出现原因及历史意义。其原因主要有叁点，为内亚游牧民族联合执政传统、辽朝立国前后特殊时代背景产物、辽朝后族成员自身推动结果。其作用则结合嬗变过程于每个阶段分为积极与消极两部分。
参考文献：
[1]. 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D]. 陈永志. 内蒙古大学. 2004
[2]. 契丹骑兵研究[D]. 丛密林.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3]. 传承与发展:契丹学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J]. 孙国军, 杨福瑞.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 六至九世纪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史研究[D]. 李德山.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5]. 近叁十年辽金史若干问题研究[J]. 宋德金. 民族研究. 1982
[6]. 论契丹金属面具[D]. 马贞. 内蒙古大学. 2014
[7]. 辽朝后族研究综述[J]. 孙伟祥.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8
[8]. 辽代契丹萨满教研究[D]. 邱冬梅. 吉林大学. 2017
[9]. 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J]. 刘浦江. 中华文史论丛. 2009
[10]. 后族与辽朝政治研究[D]. 孙伟祥. 吉林大学. 2015